梁文道

在香格里拉酒店等了沒多久，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鏡的梁文道就出現在我們面前，看上去他比在電視上更加紳士、謙和。 打開一瓶呂東家族的CHATEAU LA LOUVIERE 2003年份酒，梁文道說，「這酒聞起來很新，保存得很好。2003年的木塞能保持得這樣很不錯。不過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都沒碰酒了……」近幾年梁文道潛心修佛，已經很少碰酒了。接受《葡萄酒評論》的採訪，讓他在開啟木塞那一刻，找回了對葡萄酒的那份感覺。 問 ：您以前喝什麼酒比較多？ 梁文道 ：我什麼酒都喝，年輕時非常愛喝酒，每天都會喝啤酒，最愛英式啤酒，後來喝很多的葡萄酒，再後來天天喝威士忌，那個時候年輕，也窮，以同樣的價錢買一瓶葡萄酒，一天就喝完了，但是威士忌可以喝得時間長一些。 問 ：您活躍在兩岸三地，香港人、台灣人、內地人在品葡萄酒的時候，態度有什麼不一樣？ 梁文道 ：我覺得台灣人跟香港人都已經不太把喝葡萄酒當成很特別的事，就是很日常的。當然他們會欣賞它，比如說大家會帶好酒來吃飯，或者到朋友家裡開瓶好酒，大家會稱讚，會仔細地品酒，可是不一定會特別強調品牌。我覺得對品牌的強調是這幾年內地喝葡萄酒的人。他們有特別鮮明的一個特徵：認牌子。我覺得是因為今天的內地人剛剛開始接受葡萄酒文化，擔心自己的品位不足，還沒有足夠的信心，還在一個學習的階段。就跟穿衣服一樣，今天中國有錢的人穿衣服，首先都是買大牌，絕對不會想到要買一些二三線的小工作坊做的東西，喝酒也是這樣。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全國的拉菲熱。 問 ：其實拉菲產量沒有那麼多。 梁文道 ：是。我甚至懷疑，今天全中國市面流通的拉菲數量，是拉菲創莊以來都沒有辦法生產的。我到南昌、浙江，隨便一個四星級酒店的中餐館，你坐下來叫一瓶拉菲，他們都有。而我去歐洲，很多餐廳，哪怕是地方上的知名餐廳，都不一定有。 問 ：內地人能夠懂葡萄酒，特別是有錢人能夠懂酒還需要一個過程。 梁文道 ：我覺得內地在喝酒文化上，比很多年前，已經進步很快了，10年前內地人喝酒在國際上是笑話，因為喜歡加冰加可樂，這種情況現在已經很少了。官員請我吃飯，我也發現他們也比以前有進步，第一，他們對葡萄酒的認識、欣賞的方式比以前進步了；第二，他們本身喝酒的行為也在進步。比如說十多年前，那些商人、官員跟你喝酒就是拚命地勸酒，拚命地干，都喝白的。甚至你跟他們說我們喝黃酒，他說，「小夥子喝什麼黃的？來白的！」但是現在因為喝葡萄酒的關係，出現一個很微妙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中國獨有的，就是酒倒得特別少。在很多正式宴會場合，他們只倒了葡萄酒杯的1/10至1/8的量，少到讓我覺得像是在喝白酒的程度。這是因為今天很多的官員或商人已經覺得煩了，過去老喝白的，回去又醉又吐，受不了了。於是他們覺得葡萄酒是很好的代替品，第一沒那麼烈，第二很順理成章地喝少一點，不干反而顯得是有文化的。 問 ：您怎麼看待中國人喝紅葡萄酒多於喝白葡萄酒？ 梁文道 ：今天一講葡萄酒，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紅酒，當然紅酒特別的複雜，很接近我們原來愛喝烈性白酒的這種口味。可是從配餐的角度講，大部分的中國菜，比較適合白葡萄酒，在餐桌上，餐和酒常常出現一個很強烈的口味衝突。今天主流的中餐太受到湖南菜和四川菜的影響，口味非常濃厚，非常油、非常辣，（在這種情況下）喝紅葡萄酒，其實是讓整個舌頭都處在一個半麻痺的狀態，喝再好的紅葡萄酒，都是浪費。 我覺得十年前的川菜跟今天不一樣。十年前我去成都吃麵，碗裡的油都還沒有這麼多。有時候我會問麵館老闆娘：「油放這麼多，最後你還不是倒掉？」但老闆娘不管，還是放越來越多的油。從口味上講，我覺得中國人更應該欣賞加州葡萄酒，因為加州酒是很壯很強的，或者法國羅訥河谷或部分勃艮第的酒。 問 ：那您怎麼看講美食美酒的文章的呢？ 梁文道 ：今天中國有許多雜誌講美食。中國向來是美食大國，但是我敢保證我們今天所出產的關於美食的文字，比幾千年前到一百年前加起來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我們這個年代對飲食越來越講究了。 問 ：全球也是如此吧？ 梁文道 ：對，你看《地獄廚房》、《古怪食物》這樣的節目是以前沒有的，為什麼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多人喜歡在家看人家做菜？不是要學人家大廚怎麼做，而是我們看著就很爽。所以出現一個名詞叫food porn，食物色情。比如我們看三級片、看色情電影，是一種慾望的替代，我去看色情電影的時候，並不可能真的像戲裡面的男主角那麼勇猛，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像戲裡面那麼淫蕩而性感的女主角，戲裡的情節也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當我看這樣的電影的時候，我能夠代入進去，發洩了一把，覺得好爽。同樣，看這些美食雜誌、美食節目也是如此。這是一個想像的替代，我們近百年來對飲食文化如此注重，已經達到了一個極致。 問 ：剛才您談到的是當今的飲食文化。那您怎麼看現在的葡萄酒文化？ 梁文道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一套葡萄酒釀造和飲用的文化，其實也是近幾百年來慢慢建立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100多年前法國正式確立了法定產區命名制度。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品酒的方法，甚至包括對產地非常細緻的辨別，對風土的注重等等，影響了全世界所有人，甚至包括中國人喝茶的方式。你知道現在福建有很多的喝茶比賽，怎麼個比法？給你一杯茶，你一喝，可以喝出這個茶是哪一年武夷山上哪片茶園裡種出來的茶葉，是哪個師傅炒的。以前的中國人喝茶，不會這麼喝，也不會去強調茶葉背後隱藏的東西。 問 ：這是品葡萄酒的方法。 梁文道 ：對，現在日本人喝清酒，也受到了西方人喝葡萄酒的影響。一個是講究配餐。以前，一瓶清酒佐餐可以從頭吃到尾，現在，先付和湯之後是生魚片，由純米大吟釀來配，為了不腥；到了後面的部分，碗物、燒物，就由純米本釀來配。以前日本人也不會這麼喝，這整套所謂該怎麼配餐，怎麼區別它的味道的產地和來源，都是受到喝葡萄酒的文化的影響。另一個是近幾年日本有個新職業，很像葡萄酒侍酒師，叫JIAN酒師，就是火字邊一個「間諜」的「間」。大家都知道日本清酒涼著喝才不會破壞它的香氣，但是日本人最近十多年來又回到流行喝熱酒，「吟釀造」級別的清酒當然不適合加熱，他們就去熱別的等級的酒，結果發現：其實那些便宜的酒並不是不好，而是過去喝的不對。那怎麼喝才對呢，必須熱，而且是最恰當的溫度。JIAN酒師就是專門負責每一款酒用什麼溫度去加溫，不破壞酒的結構，還能讓它的香氣揮發到最好。 問 ：您對日本料理也很有心得呀。 梁文道 ：對呀，我最近喜歡研究日本菜，它跟中國菜或者歐洲菜都不一樣。日本菜跟法國菜是兩個極端，法國菜注重醬汁，醬汁的作用是在於怎麼樣把食物一層一層的味道加進去，把它變得非常豐富、飽滿多元，越複雜越好，所以一道菜吃起來，強調要有好多種味道在裡面。日本菜的做法是抽象的。比如說生魚片，本來這魚都是一樣的魚，兩個廚師來切，為什麼說這個比那個好？他們會說，這個更能吃

在香格里拉酒店等了沒多久，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鏡的梁文道就出現在我們面前，看上去他比在電視上更加紳士、謙和。 打開一瓶呂東家族的CHATEAU LA LOUVIERE 2003年份酒，梁文道說，「這酒聞起來很新，保存得很好。2003年的木塞能保持得這樣很不錯。不過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都沒碰酒了……」近幾年梁文道潛心修佛，已經很少碰酒了。接受《葡萄酒評論》的採訪，讓他在開啟木塞那一刻，找回了對葡萄酒的那份感覺。 問 ：您以前喝什麼酒比較多？ 梁文道 ：我什麼酒都喝，年輕時非常愛喝酒，每天都會喝啤酒，最愛英式啤酒，後來喝很多的葡萄酒，再後來天天喝威士忌，那個時候年輕，也窮，以同樣的價錢買一瓶葡萄酒，一天就喝完了，但是威士忌可以喝得時間長一些。 問 ：您活躍在兩岸三地，香港人、台灣人、內地人在品葡萄酒的時候，態度有什麼不一樣？ 梁文道 ：我覺得台灣人跟香港人都已經不太把喝葡萄酒當成很特別的事，就是很日常的。當然他們會欣賞它，比如說大家會帶好酒來吃飯，或者到朋友家裡開瓶好酒，大家會稱讚，會仔細地品酒，可是不一定會特別強調品牌。我覺得對品牌的強調是這幾年內地喝葡萄酒的人。他們有特別鮮明的一個特徵：認牌子。我覺得是因為今天的內地人剛剛開始接受葡萄酒文化，擔心自己的品位不足，還沒有足夠的信心，還在一個學習的階段。就跟穿衣服一樣，今天中國有錢的人穿衣服，首先都是買大牌，絕對不會想到要買一些二三線的小工作坊做的東西，喝酒也是這樣。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全國的拉菲熱。 問 ：其實拉菲產量沒有那麼多。 梁文道 ：是。我甚至懷疑，今天全中國市面流通的拉菲數量，是拉菲創莊以來都沒有辦法生產的。我到南昌、浙江，隨便一個四星級酒店的中餐館，你坐下來叫一瓶拉菲，他們都有。而我去歐洲，很多餐廳，哪怕是地方上的知名餐廳，都不一定有。 問 ：內地人能夠懂葡萄酒，特別是有錢人能夠懂酒還需要一個過程。 梁文道 ：我覺得內地在喝酒文化上，比很多年前，已經進步很快了，10年前內地人喝酒在國際上是笑話，因為喜歡加冰加可樂，這種情況現在已經很少了。官員請我吃飯，我也發現他們也比以前有進步，第一，他們對葡萄酒的認識、欣賞的方式比以前進步了；第二，他們本身喝酒的行為也在進步。比如說十多年前，那些商人、官員跟你喝酒就是拚命地勸酒，拚命地干，都喝白的。甚至你跟他們說我們喝黃酒，他說，「小夥子喝什麼黃的？來白的！」但是現在因為喝葡萄酒的關係，出現一個很微妙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中國獨有的，就是酒倒得特別少。在很多正式宴會場合，他們只倒了葡萄酒杯的1/10至1/8的量，少到讓我覺得像是在喝白酒的程度。這是因為今天很多的官員或商人已經覺得煩了，過去老喝白的，回去又醉又吐，受不了了。於是他們覺得葡萄酒是很好的代替品，第一沒那麼烈，第二很順理成章地喝少一點，不干反而顯得是有文化的。 問 ：您怎麼看待中國人喝紅葡萄酒多於喝白葡萄酒？ 梁文道 ：今天一講葡萄酒，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紅酒，當然紅酒特別的複雜，很接近我們原來愛喝烈性白酒的這種口味。可是從配餐的角度講，大部分的中國菜，比較適合白葡萄酒，在餐桌上，餐和酒常常出現一個很強烈的口味衝突。今天主流的中餐太受到湖南菜和四川菜的影響，口味非常濃厚，非常油、非常辣，（在這種情況下）喝紅葡萄酒，其實是讓整個舌頭都處在一個半麻痺的狀態，喝再好的紅葡萄酒，都是浪費。 我覺得十年前的川菜跟今天不一樣。十年前我去成都吃麵，碗裡的油都還沒有這麼多。有時候我會問麵館老闆娘：「油放這麼多，最後你還不是倒掉？」但老闆娘不管，還是放越來越多的油。從口味上講，我覺得中國人更應該欣賞加州葡萄酒，因為加州酒是很壯很強的，或者法國羅訥河谷或部分勃艮第的酒。 問 ：那您怎麼看講美食美酒的文章的呢？ 梁文道 ：今天中國有許多雜誌講美食。中國向來是美食大國，但是我敢保證我們今天所出產的關於美食的文字，比幾千年前到一百年前加起來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我們這個年代對飲食越來越講究了。 問 ：全球也是如此吧？ 梁文道 ：對，你看《地獄廚房》、《古怪食物》這樣的節目是以前沒有的，為什麼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多人喜歡在家看人家做菜？不是要學人家大廚怎麼做，而是我們看著就很爽。所以出現一個名詞叫food porn，食物色情。比如我們看三級片、看色情電影，是一種慾望的替代，我去看色情電影的時候，並不可能真的像戲裡面的男主角那麼勇猛，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像戲裡面那麼淫蕩而性感的女主角，戲裡的情節也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當我看這樣的電影的時候，我能夠代入進去，發洩了一把，覺得好爽。同樣，看這些美食雜誌、美食節目也是如此。這是一個想像的替代，我們近百年來對飲食文化如此注重，已經達到了一個極致。 問 ：剛才您談到的是當今的飲食文化。那您怎麼看現在的葡萄酒文化？ 梁文道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一套葡萄酒釀造和飲用的文化，其實也是近幾百年來慢慢建立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100多年前法國正式確立了法定產區命名制度。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品酒的方法，甚至包括對產地非常細緻的辨別，對風土的注重等等，影響了全世界所有人，甚至包括中國人喝茶的方式。你知道現在福建有很多的喝茶比賽，怎麼個比法？給你一杯茶，你一喝，可以喝出這個茶是哪一年武夷山上哪片茶園裡種出來的茶葉，是哪個師傅炒的。以前的中國人喝茶，不會這麼喝，也不會去強調茶葉背後隱藏的東西。 問 ：這是品葡萄酒的方法。 梁文道 ：對，現在日本人喝清酒，也受到了西方人喝葡萄酒的影響。一個是講究配餐。以前，一瓶清酒佐餐可以從頭吃到尾，現在，先付和湯之後是生魚片，由純米大吟釀來配，為了不腥；到了後面的部分，碗物、燒物，就由純米本釀來配。以前日本人也不會這麼喝，這整套所謂該怎麼配餐，怎麼區別它的味道的產地和來源，都是受到喝葡萄酒的文化的影響。另一個是近幾年日本有個新職業，很像葡萄酒侍酒師，叫JIAN酒師，就是火字邊一個「間諜」的「間」。大家都知道日本清酒涼著喝才不會破壞它的香氣，但是日本人最近十多年來又回到流行喝熱酒，「吟釀造」級別的清酒當然不適合加熱，他們就去熱別的等級的酒，結果發現：其實那些便宜的酒並不是不好，而是過去喝的不對。那怎麼喝才對呢，必須熱，而且是最恰當的溫度。JIAN酒師就是專門負責每一款酒用什麼溫度去加溫，不破壞酒的結構，還能讓它的香氣揮發到最好。 問 ：您對日本料理也很有心得呀。 梁文道 ：對呀，我最近喜歡研究日本菜，它跟中國菜或者歐洲菜都不一樣。日本菜跟法國菜是兩個極端，法國菜注重醬汁，醬汁的作用是在於怎麼樣把食物一層一層的味道加進去，把它變得非常豐富、飽滿多元，越複雜越好，所以一道菜吃起來，強調要有好多種味道在裡面。日本菜的做法是抽象的。比如說生魚片，本來這魚都是一樣的魚，兩個廚師來切，為什麼說這個比那個好？他們會說，這個更能吃出魚味。因為下刀的方法不一樣，他們注重的是怎麼樣讓每一種食物最本質的味道凸顯出來。所以你吃好的日本料理，好像這東西很簡單沒怎麼做過，但其實廚師做了很多事，而廚師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把他心目中多餘的部分拿掉，不斷地拿掉、拿掉、拿掉，只剩下最核心的東西。 問 ：那您覺得中餐是怎樣的呢？ 梁文道 ：法餐是做加法，日本菜是做減法。中國菜我覺得是在中間，因為中國太大了，我們每一個菜系都不一樣，廣東菜、福建菜我覺得會比較接近日本菜，川菜就會比較接近法國菜，川菜講究所謂的百味百變，百味百隔，那種做法就是不斷地加、不斷地豐富它。 問 ：那酒呢？ 梁文道 ：酒也一樣，法國酒會通過橡木桶增加風味，日本酒強調讓酒味達到最清純的地步，更抽象出來。 問 ：近年來，葡萄酒評論家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您怎麼看待Hugh Johnson與Robert Parker這樣的人？ 梁文道 ：Hugh Johnson講究傳統和修養，尊重葡萄酒文化，是我比較欣賞的。Robert Parker影響了全球對葡萄酒的欣賞和製造，尤其是他的評分系統。這套評分系統出現以前，酒這個東西像文章一樣，文無第一的，你很難說什麼叫最高、最好，因為它太複雜了，每個人的主觀感受都不一樣。Robert Parker帶來的是一套典型的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什麼？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考試，什麼東西都可以打分，從0分到100分，這是一套很清晰簡明的系統，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但問題是它簡化了太多的東西。比如喝酒盲品，所謂盲品，是要遮掉所有酒的視覺信息，純粹用舌頭去感受一切，這也是美國人熱衷的，所以才會出現那場1976年很有名的事件，一群加州酒打敗了法國酒。因為對法國人來講，喝酒要盲品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酒這個東西是一整套複雜的文化。喝酒包括什麼？包括的不止是你舌頭的感覺，還有整個文化氛圍，包括你對這個品牌、這個酒莊歷史的瞭解，它是故事，你要欣賞這個故事，欣賞這款酒跟你吃的這道菜有什麼樣的地緣關係。 但是美國人不是，美國人有非常科學的頭腦，覺得什麼事情都是能夠考試的，什麼事情都是應該分開來看的，喝酒只是喝酒而已。盲品就等於把一款酒它身上所有的背景、歷史、故事、文化蘊含全部剝除掉，只剩下舌頭的感覺。然後用這個東西來測試飲酒者。所以以前的歐洲人不能接受，尤其法國人不能接受這樣的看法。假如今天我們也來盲品中國的白酒，誰曉得呢，說不定二鍋頭能夠贏茅台。 問 ：您做讀書欄目，美食美酒類的圖書一定也看過不少吧？ 梁文道 ：美食美酒類的書，我有600本左右的收藏，其中關於葡萄酒的有100本左右。可以給大家介紹一本書，《美味欺詐》，作者是英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比·威爾遜。威爾遜是個很有趣的人物，她是劍橋大學的一個教授，也是個美食家，寫了五、六年的美食評論。 威爾遜說道，葡萄酒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容易變質，我們知道古羅馬時期的人就喝葡萄酒，可是那個時候的葡萄酒本質上只是含有酒精的果汁而已，而在古羅馬人的心目中，他們認為最陳、最純的酒，居然就是今天大家覺得最新、最淺薄的博若萊新酒。書中詳細記述了為了讓葡萄酒可以保存時間更長，歷史上出現日曬、加海鹽、加鉛等工藝，後來我們也知道這造成了很多古羅馬人因為喝葡萄酒喝死了，不是酒精中毒，而是鉛中毒。這個狀況一直延續到十七、十八世紀仍然沒有改善。 1797年，英國當時有名的雜誌報導，有一種人叫做地下閒者，受僱每天把各種東西轉化成酒精飲品，他們通過不可思議的藥物和配方，製作出所謂來自法國丘陵和山谷上的最上等的精選葡萄酒，並且在倫敦街頭出售。他們還用黑莓仿造波爾多葡萄酒，用蘋果汁冒充香檳酒。你們看這個場面是不是很像我們今天的中國遇到的情況呢？ 於是，到了1889年，法國法令禁止用葡萄乾釀葡萄酒，1891年禁止酒類灰化（在酒精中摻入石灰跟石膏），1894年禁止售賣摻水或者用其他東西勾兌過的葡萄酒。1905年針對葡萄酒質量問題，法國政府頒佈了一條新法律，規定必須是用新鮮葡萄釀製的產品才可以成為葡萄酒。這只是一個開始，當時市面上仍然有許多帶有欺騙性的葡萄酒，用本地葡萄酒貼牌冒充產自波爾多地等著名產區，終於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後，慢慢就出現了今天喝法國葡萄酒的人所熟悉的AOC原產地命名制度，其正式推行已經是1935年了。 我這麼反覆地說這個歷史，為了想說明一個道理，就是你要怎麼樣禁止假葡萄酒的出現、壞葡萄酒的出現？最好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生產標準，讓所謂的精選葡萄酒，跟那些假酒、差酒的區別越隔越開，隔到一個地步，讓任何外行人幾乎都能喝得出來。 這就是當年法國走過的道路。而且這裡面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一般的消費者的品味有沒有提高。如果大家的舌頭都越來越靈的話，做假這個行業似乎就沒那麼容易生存了。

“ 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 四川大学有一本学生杂志很火，名叫《常识》。这本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的读物，热衷于讨论学校内各种“敏感”议题。 在豆瓣上，它这样介绍自己：试刊于2009年11月，创刊2010年1月13号，芳龄2岁差4个月。它是一本公益时事读书刊物；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香港学者梁文道，在其《常识》一书中曾写到：“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觉得常识稀缺的不只有梁文道等一干知识分子。2010年1月，四川大学的几名在校本科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常识》的公益时事刊物。刊头上，赫然印着“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本刊之旨，实为普及我大学生之自由思考，若觉可怪，实乃当今我大学之常识匮乏也”。《常识》创刊词《向常识致敬》里说：“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在已经出刊的6本杂志中，《常识》不光关注学校食堂米饭定价不定量、校内机动车辆违规行驶、校内暴力凶杀案、大学论文代理、大学生公民教育等校园问题，还专访了被舆论打成筛子的“范跑跑”、刊登了川大民间组织行思社关于“乐山尘肺病”事件的调查、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最新一期杂志，他们又将焦点对准了校内同性恋群体。 《常识》主编“埂上插秧”（笔名）介绍，这一期的订阅量已接近1000份。   常识稀缺，所以才有《常识》   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埂上插秧表示：“按理说，谈常识的刊物应该是最没有市场的。常识嘛，大家都知道，用不着靠阅读你们的刊物去获取。但事实却是，常识稀缺，以常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书作、杂志非常受欢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好的，希望人性都是善良的，希望公平正义真的是比太阳还有光辉，希望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切好的，善的，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它不是，我也宁愿去直面它，而不是拿表象欺骗自我。我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些，去追求与期待它的改变，即使力量可能微乎其微。常识的力量就在于，发现它，然后大声宣告出来，再然后是可能的改变。” 《常识》在创刊时便声明：“本刊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事实上，《常识》从校园入手，只做跟大学生相关的话题。例如川大校园内的暴力凶杀案、校园内同性恋群体等等。社会主流专业媒体做过的内容，他们不会跟风，偶尔会做一些“落地”处理。就像好多媒体已经报道过“高校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资格等利益而去买版面发论文”这样的事情。《常识》采访了本校几名这样做的学生，“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氛围宽松 但也要谨慎处理   在外人看来，《常识》做的一些内容有些都挺“敏感”。而主创团队却不这么认为。绝对的禁高压线他们不会触碰。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之“脱敏”。 即使这样“脱敏”处理，很多学校囿于体制的束缚，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这类刊物停掉。 川大是个例外。埂上插秧对记者说：“川大的氛围十分自由。就像校训说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今我们只被主管学工的老师约谈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是要我们停刊，或者撤稿之类的。而是让我们注意拿捏分寸。我知道的校园内还有其他4份跟《常识》类似的刊物，目前比较活跃的还有2家，停办的2家也都是因为内部原因，没有一家是迫于学校压力停刊的。” 埂上插秧还说，如果有一天《常识》真的感觉到校方施加的压力，那么可以预见，是更高层的权力在起作用。到那时，《常识》没有能力反抗。 因此《常识》对一些选题也是有顾虑的。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最近云南某学校曝出的女生陪酒可免水电费事件，《常识》想与之相对应地、做一个成都地区高校被包养女生的调查。但试了一下觉得水太深了，就没做。还有一次，《常识》做关于校园内网评员（俗称“五毛”）的调查，最后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事实基础的。” 《常识》觉得有风险的选题，会找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律师寻求处理建议。此外，也有一些老师、记者朋友帮《常识》“把关”。“壮烈牺牲并不好玩，活着干自己的事才有意思。” 这样一份校园刊物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一些老师免费给《常识》供稿，还有的老师给我们捐了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身边的同学捐来了大量的旧书。 事实为王，理性批判   《常识》版权页的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犬儒、歌功颂德类免投，欢迎理性批判，嬉笑怒骂。”而且每一期《常识》中，批判性的内容分量很重。 埂上插秧解释说：“我们批判性的内容是不少，但都是基于理性批判。每一期《常识》版权页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办刊之初，评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评论都是个人观点，可能主观色彩就比较浓。近几期，我们更强调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评论不断被弱化，访谈类、调查类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记者询问，现在的《常识》是否足够理性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追求理性。”       希望杂志独立   《常识》近期还宣传说，要给作者提供稿酬。“虽然这个想法尚在筹划之中，短期内不易实现，但是必须要做。因为稿酬是高质量稿件的保证。” 现在，《常识》的经费主要来自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捐助。他们大多以捐赠图书为主，《常识》的成员在学校内摆摊出售这些旧书，累计卖了1000多块钱。也有部分老师直接给《常识》捐现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近期《常识》也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印刷版的杂志。由于印刷数量较少，成本价很高，《常识》都是低于印刷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的。“近期我们正在考虑接纳一些赞助，作为经费以及稿酬。《常识》是公益时事刊物，我们不会靠它去赚钱。”梗上插秧说。“接纳赞助主要为了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内容才能独立。况且一直靠别人的捐助生存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   谈理想：也就骗骗自己   理想主义，是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常识》，再合适不过了。 埂上插秧给记者讲一个故事。一份名为《景深》的校园刊物，他们卖掉导师捐给他们充作经费的200余本藏书，东拼西凑弄足印刷费。一经印出，即拿到校内广场贩卖，寻求支持。一天下来，围观与购买者寥寥无几。一天毕
，他们主编，梗上插秧的朋友刺猬在博客上发文，慨叹自我的无力，才入大学不到一载的他，显然在内心受到挫折，他在文中回答路过杂志摊位一同学提出的问题——你们做这个，如此艰难，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份新闻理想，你信吗？ “我信他。但我非常不想再拿这个被我们这帮人弄得像精神鸦片一样的——‘理想’这东西来搪塞大家。拿他来骗骗自己还可以，拿去骗别人，咱不干这无良的事。” 可是，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万金油词语，一说出来，能让他们在任何绝境中瞬间如打了鸡血般重新信心满，容光焕发。 “我想不出。”梗上插秧再次强调。 即将走出校园的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带着理想啃面包”。“这个听起来像是玄幻，想要得到一些，总得丢掉一些，不能什么都想要，也要不了。面包除了可以塞肚子，照顾家人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蚕食我们的理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理想，生活的压力来了，还得要面包，这是尴尬，那就让他尴尬去吧，这些我们本来就无能为力，保持自己最基本的良心和底线就好。”   《常识》中的 “ 常识 ”   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当前，“左”与“右”最终会含混不清，因为本质上，它们都在同一个圆圈上方向相反地奔驰着，碰撞得头破血流却又殊途同归。 ——《哪里有理想，哪里就有思考》   我们害怕革命，害怕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们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 ——《嗨，乌托邦》   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却接踵而来，我们有什么资格以为自己是缅怀者？ ——《愿我阳光》       （杨华军，《云南信息报》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6204 ）

“ 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 四川大学有一本学生杂志很火，名叫《常识》。这本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的读物，热衷于讨论学校内各种“敏感”议题。 在豆瓣上，它这样介绍自己：试刊于2009年11月，创刊2010年1月13号，芳龄2岁差4个月。它是一本公益时事读书刊物；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香港学者梁文道，在其《常识》一书中曾写到：“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觉得常识稀缺的不只有梁文道等一干知识分子。2010年1月，四川大学的几名在校本科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常识》的公益时事刊物。刊头上，赫然印着“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本刊之旨，实为普及我大学生之自由思考，若觉可怪，实乃当今我大学之常识匮乏也”。《常识》创刊词《向常识致敬》里说：“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在已经出刊的6本杂志中，《常识》不光关注学校食堂米饭定价不定量、校内机动车辆违规行驶、校内暴力凶杀案、大学论文代理、大学生公民教育等校园问题，还专访了被舆论打成筛子的“范跑跑”、刊登了川大民间组织行思社关于“乐山尘肺病”事件的调查、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最新一期杂志，他们又将焦点对准了校内同性恋群体。 《常识》主编“埂上插秧”（笔名）介绍，这一期的订阅量已接近1000份。   常识稀缺，所以才有《常识》   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埂上插秧表示：“按理说，谈常识的刊物应该是最没有市场的。常识嘛，大家都知道，用不着靠阅读你们的刊物去获取。但事实却是，常识稀缺，以常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书作、杂志非常受欢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好的，希望人性都是善良的，希望公平正义真的是比太阳还有光辉，希望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切好的，善的，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它不是，我也宁愿去直面它，而不是拿表象欺骗自我。我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些，去追求与期待它的改变，即使力量可能微乎其微。常识的力量就在于，发现它，然后大声宣告出来，再然后是可能的改变。” 《常识》在创刊时便声明：“本刊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事实上，《常识》从校园入手，只做跟大学生相关的话题。例如川大校园内的暴力凶杀案、校园内同性恋群体等等。社会主流专业媒体做过的内容，他们不会跟风，偶尔会做一些“落地”处理。就像好多媒体已经报道过“高校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资格等利益而去买版面发论文”这样的事情。《常识》采访了本校几名这样做的学生，“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氛围宽松 但也要谨慎处理   在外人看来，《常识》做的一些内容有些都挺“敏感”。而主创团队却不这么认为。绝对的禁高压线他们不会触碰。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之“脱敏”。 即使这样“脱敏”处理，很多学校囿于体制的束缚，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这类刊物停掉。 川大是个例外。埂上插秧对记者说：“川大的氛围十分自由。就像校训说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今我们只被主管学工的老师约谈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是要我们停刊，或者撤稿之类的。而是让我们注意拿捏分寸。我知道的校园内还有其他4份跟《常识》类似的刊物，目前比较活跃的还有2家，停办的2家也都是因为内部原因，没有一家是迫于学校压力停刊的。” 埂上插秧还说，如果有一天《常识》真的感觉到校方施加的压力，那么可以预见，是更高层的权力在起作用。到那时，《常识》没有能力反抗。 因此《常识》对一些选题也是有顾虑的。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最近云南某学校曝出的女生陪酒可免水电费事件，《常识》想与之相对应地、做一个成都地区高校被包养女生的调查。但试了一下觉得水太深了，就没做。还有一次，《常识》做关于校园内网评员（俗称“五毛”）的调查，最后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事实基础的。” 《常识》觉得有风险的选题，会找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律师寻求处理建议。此外，也有一些老师、记者朋友帮《常识》“把关”。“壮烈牺牲并不好玩，活着干自己的事才有意思。” 这样一份校园刊物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一些老师免费给《常识》供稿，还有的老师给我们捐了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身边的同学捐来了大量的旧书。 事实为王，理性批判   《常识》版权页的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犬儒、歌功颂德类免投，欢迎理性批判，嬉笑怒骂。”而且每一期《常识》中，批判性的内容分量很重。 埂上插秧解释说：“我们批判性的内容是不少，但都是基于理性批判。每一期《常识》版权页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办刊之初，评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评论都是个人观点，可能主观色彩就比较浓。近几期，我们更强调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评论不断被弱化，访谈类、调查类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记者询问，现在的《常识》是否足够理性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追求理性。”       希望杂志独立   《常识》近期还宣传说，要给作者提供稿酬。“虽然这个想法尚在筹划之中，短期内不易实现，但是必须要做。因为稿酬是高质量稿件的保证。” 现在，《常识》的经费主要来自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捐助。他们大多以捐赠图书为主，《常识》的成员在学校内摆摊出售这些旧书，累计卖了1000多块钱。也有部分老师直接给《常识》捐现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近期《常识》也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印刷版的杂志。由于印刷数量较少，成本价很高，《常识》都是低于印刷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的。“近期我们正在考虑接纳一些赞助，作为经费以及稿酬。《常识》是公益时事刊物，我们不会靠它去赚钱。”梗上插秧说。“接纳赞助主要为了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内容才能独立。况且一直靠别人的捐助生存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   谈理想：也就骗骗自己   理想主义，是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常识》，再合适不过了。 埂上插秧给记者讲一个故事。一份名为《景深》的校园刊物，他们卖掉导师捐给他们充作经费的200余本藏书，东拼西凑弄足印刷费。一经印出，即拿到校内广场贩卖，寻求支持。一天下来，围观与购买者寥寥无几。一天毕，他们主编，梗上插秧的朋友刺猬在博客上发文，慨叹自我的无力，才入大学不到一载的他，显然在内心受到挫折，他在文中回答路过杂志摊位一同学提出的问题——你们做这个，如此艰难，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份新闻理想，你信吗？ “我信他。但我非常不想再拿这个被我们这帮人弄得像精神鸦片一样的——‘理想’这东西来搪塞大家。拿他来骗骗自己还可以，拿去骗别人，咱不干这无良的事。” 可是，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万金油词语，一说出来，能让他们在任何绝境中瞬间如打了鸡血般重新信心满，容光焕发。 “我想不出。”梗上插秧再次强调。 即将走出校园的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带着理想啃面包”。“这个听起来像是玄幻，想要得到一些，总得丢掉一些，不能什么都想要，也要不了。面包除了可以塞肚子，照顾家人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蚕食我们的理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理想，生活的压力来了，还得要面包，这是尴尬，那就让他尴尬去吧，这些我们本来就无能为力，保持自己最基本的良心和底线就好。”   《常识》中的 “ 常识 ”   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当前，“左”与“右”最终会含混不清，因为本质上，它们都在同一个圆圈上方向相反地奔驰着，碰撞得头破血流却又殊途同归。 ——《哪里有理想，哪里就有思考》   我们害怕革命，害怕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们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 ——《嗨，乌托邦》   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却接踵而来，我们有什么资格以为自己是缅怀者？ ——《愿我阳光》       （杨华军，《云南信息报》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6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