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香港在許多方面的確是越來越像大陸了，比如說今日不少人在網上月旦時事的時候，都喜歡一上來就先祭出個「利申」。 所謂「利申」，自是「利益申報」的簡稱，在大部份情況底下，「利申」並非真的要申明什麼利益瓜葛，而是想先把自己的立場說清楚。例如「首先要講明，我是人力粉絲」，或者「我絕對支持拉布」，或者還要再衍述一番，把這個立場講得透徹一些。然後才能細細說明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觀點。 這可真像大陸，而且還是三十年前的大陸。回看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的出版物，特別是翻譯書，前言也總少不了這類「利申」：「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的觀點難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偏狹，具有唯心主義的傾向。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主義的歷史觀點，批判地分析其中的盲點與不足……。如此才能較好地發展我們自身的美學研究，參與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經過一輪廢話，好不容易，我們才總算看到了一本古希臘藝術史入門書的正文。 「利申」的唯一作用就是「表態」，表達自己對某種政治立場或某套意識型態的忠誠。把話先說在前頭，以免人家誤會，一下子火遮眼，將我打成「反黨份子」（或者「港奸」、「賣港賊」）。問題是為什麼大家要害怕自己給人誤會呢？好端端地說理，怎麼會惹來「反共」或者「賣港」的嫌疑？那大概是因為許多讀者並不真的期待說理，他們只想得到共鳴，也就是想要看到更多人和自己的立場一致，見解一致。他們不願學到什麼自己還不曉得的事情與觀點；他們唯一願聽的聲音，就是自己言語的回聲。 好玩的是，「利申」的存在恰恰點明了一項事實，那便是儘管立場一致，同一個立場之上也還能樹立數不清的區別。我先表態效忠，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話有點複雜，甚至和同一派人的主流看法稍有差異；我可不想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就給我扣上一項簡單的帽子。而說理，豈不就是為了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更形細緻，豈不就是為了令我們的思考更加複雜？那是任何現存立場都包涵不了的細緻與複雜。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我讀老友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這麼看下來，真是不能不感慨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十來歲的年輕人，正好是我非常尊敬的藝術家，楊秀卓老師的高徒。景輝雖然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一般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同時對種種社會政治議題異常投入，彷彿讓我看見了少年時代的自己。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他也常常過來活動，便多了不少和他一起討論問題。 那個時候，我們其中一個共識就是不滿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 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在當年的香港主流社會看來，理性似乎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也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而是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在社會運動上是個積極行動派的景輝，當然更加討厭這類和稀泥式的言談。沒多久，他就在他自己肯認的價值引導之下走上了街頭，靜坐、苦行，乃至於絶食，終於成為香港「八十後」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年我們迴避「理性」二字，猶如迴避咀咒；不料如今我卻讀到了一個反過來勸大家要理性一點的陳景輝：「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我們曾經最怕聽人教訓大家「理性」。怎麼現在卻輪到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站出來呼籲理性了呢？ 這裡牽涉到的時代精神之更易，真是快速得叫人難以應對。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許多港人卻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我想他一定知道這點，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能讓他成大名當教主的；但我也曉得，他並不在乎。 （本文是梁文道為陳景輝新書《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