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

利比亚的天翻地覆，成为连日来中国微博论坛上的最热门议题。对此网民在嘲笑卡扎菲不识时务的同时，也衷心祝贺利比亚人民的解放，并借机对同样“执迷不悟”的中国大陆有关当局指桑骂槐，嘲笑外交部即便“见风使舵”，但总是“落后形势”等等；新华社和央视也成为了人们批评挖苦的对象：前者因为曾将的黎波里民众欢欣庆祝的场面描述为“发生全面骚乱”，而被指控为是在“睁眼说瞎话”；后者则是因为此前几天曾作出预测称，“反对派还不具备围城的能力”，还因其8月23日曾据路透社消息播出“卡扎菲被捕”的错误消息，而被反问是否伦理底线还不及微博，也同样成为了人们拍砖的对象。 “卡扎菲在中国也成了一些人表达情绪的‘影射靶子’，但这没什么，中国社会早就习惯了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这是新浪网在推介8月24日《环球时报》社评时配发的提要。对此，网民评说：胡锡进总编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微博关注名单看到了这些情绪，例如李承鹏所说的：“卡扎菲这事最娱乐的：总统卫队竟然是整编制地缴械投降，且表情舒缓，全无几个月前的宁为玉碎绝不瓦全……。因此，各国、各公司、各单位的老大们，一定要知道：当初马仔多坚决地爱你，后来就多坚决地卖你，这是独裁定律。” 此外，一张表现卡扎菲“中弹身亡”的新闻图片更是广为流传，当有人指出其实乃伪作并呼吁人们在转发时理应承担社会责任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明知是假，故意转发，也不为过。比如，你当政治事件对待，我只当娱乐事件来对待，我明知是假，我偏要转发，因为我快乐”。这便是当下的舆情现实。虽然《环球时报》坚持认为，卡扎菲丧失民心和西方大国的意志同样是发生此次“根本性”变局的原因，但更多民间意见领袖则宁愿将此视作“自由的胜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民意主宰的世界，尽管官媒习惯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但在民众了解真相后不断觉醒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追随民意。于是，中国几乎所有市场化媒体8月24日都将重点版面贡献给了反对派们的鸣枪庆祝。其中，直接将“卡扎菲时代终结”宣言搬上头版的有《东方早报》、《新京报》、《济南时报》、《每日商报》，和《山西晚报》；而《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和《半岛晨报》则关注着“搜捕卡扎菲”的进程；深圳《晶报》在反对派狂欢胜利手势下宣布“完了!卡扎菲”;《河南商报》头版画面则是将卡扎菲关在铁笼之中，宣布“强人末路”……。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以“利比亚突然面临后卡扎菲时代”来描述当前的事态，并引述外电对卡扎菲的命运作出了三种预测：或者“负隅顽抗，殊死拼杀”；或者“交权流放，聊度余生”；或者“举手投降，接受审判”。《东方早报》则对中方在利比亚的利益深表担忧，专题透露利比亚反对派已经开始“论功行赏”，“要求重新修订卡扎菲时期与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的企业签署的石油合同”。更多评论则聚焦利比亚的战后命运。腾讯专题今日话题以《卡扎菲倒台，利比亚会乱吗》为题，细数了两派的观点：悲观者认定“利比亚会再次发生内战或陷入分裂”；乐观派则认为“利比亚能够成为该地区民主的典范”。 几个月来，利比亚的局势确实瞬息万变。有人说，利比亚现在的局势很像2003年的伊拉克。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在联军占领伊拉克半年后被美军从洞穴里拖出来，后来被处以绞刑。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将以什么方式收场? 他可以自动放弃权力，或者被抓获，被打死，被送上国际法庭。世界领导人敦促卡扎菲主动放弃权力，避免更多流血冲突。 1969年靠政变上台的卡扎菲执政42年，推行泛阿拉伯革命,把手伸向阿拉伯和非洲各地,持极端反以色列立场，以输出革命为名义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1979年底,美国在驻利比亚使馆受到暴民冲击后撤走了外交人员并把利比亚列为恐怖主义赞助国,随后对利比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1981年,美国战机在地中海击落两架向美国飞机开火的利比亚战机。1980年代,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将除死在欧洲甚至到麦加朝圣的利比亚流亡反对派,并宣称,只要欧洲支持利比亚反对派,他就继续资助意大利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并亲自策划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因此，联合国在1990年代对利比亚实施了制裁。 制裁沉重打击了利比亚经济,卡扎菲从1990年代中开始渐渐缓和西方的关系，承认对泛美103航班被炸负责并表示愿意赔偿死难者, 还交出两名嫌疑人。同时,由于伊斯兰激进组织开始和他的政权为敌,几乎刺杀了他,卡扎菲在反恐问题上开始和西方情报机构合作。此后，联合国在2003年取消了有关制裁；同年12月,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分析家说,利比亚经济破败凋零,他受不了那种国际孤立了。还有说,美国推翻萨达姆把他吓坏了。从这以后,卡扎菲从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似乎又摇身变成了欧美国家的座上宾；不过,西方国家其实是捏着鼻子和他握手的，因为民间和媒体一直还是对他很反感。 卡扎菲让西方人憎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善待自己的人民。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 年石油收入达400多亿美元,人口只有6百万的利比亚,应该说轻轻松松地就可以靠着石油让人民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但是在美国人眼里卡扎菲没有利用这些财富造福人民。而政治上，卡扎菲实行独裁统治，一切由卡扎菲和他的家人说了算。虽然利比亚的人均收入大约1万2千美元，在非洲最高，但人民缺乏基本人权和自由。 且卡扎菲个性古怪，很多人甚至可能觉得他根本就神经不正常；他的公开讲话逻辑混乱, 语无伦次，让人敢以相信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记得2009年卡扎菲到联大开会，要求在纽约大都市里给他找个地方搭帐篷，媒体当奇闻天天报；后来纽约市当局以“违章建筑”为名禁止他搭帐篷，卡扎菲才作罢。卡扎菲这次参加联大还有一事让人难以忘却。他把15分钟的发言拖到90分钟，台下的各国政要听得个个昏昏欲睡，打哈欠的，爬倒在桌子上的，玩手机的，形成一幅世界奇景。 埃及的长期统治者穆巴拉克等人,美国媒体和民间人权组织虽常批他是专制者,可他毕竟长期亲美,也不反对以色列,美国觉得他虽然政治上不民主,但战略上还是起到维持地区稳定作用,所以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后,美国政府一开始不忍心抛弃穆巴拉克,但对卡扎菲可就一丝留恋也没有了,一旦利比亚民众揭杆而起,美国以及英法等国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世界上支持卡扎菲的，大概只有卡斯特罗、查维斯等几个独裁者了。 在利比亚反对派攻占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42年独裁统治即将结束之际，一直反对美国、北约空袭利比亚，向中国人宣传卡扎菲是如何受到人民欢迎的中国官方，态度突然发生了大翻转。8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阐述了政府的立场，即中国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希望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稳定；同时，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利比亚未来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专家评析认为，中国官方此举是其一贯“务实”政策的体现，毕竟其在利比亚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悉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高达180亿美元。 当利比亚人民受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影响，而反抗独裁政权时，中国官媒一方面反对西方介入，称是“干涉内政”；一方面则利用对国内媒体的垄断，暗中充当卡扎菲的支持者，散布谣言，以期误导国人。对于中国官媒的阴阳脸，利比亚人似乎心知肚明，一度打出了“卡扎菲是说谎者”的中文标语。利比亚人的中文标语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人和世界：中国官媒所说的关于利比亚和卡扎菲的一切，都是谎言！ 在攻入的黎波里之前，利比亚反对派就曾警告说，在利比亚新政府成立后，中国石油公司可能失去投资合同。据路透社报导，利比亚反对派的石油公司AGOCO发言人称，反对派与那些不太支持反对派事业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政治问题。这名官员暗示，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官方未支持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这些国家可能失去在利比亚的石油合同。 不支持推翻卡扎菲独裁政权，就是不支持利比亚人民的民主运动。中国官方和官媒，即便再说得天花乱坠，再180度大转弯，有过惨痛经历的利比亚人也只会心怀警惕之心待之。虽可能有妥协，但绝对不会存在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天然信任。 而中国的网民也纷纷表示：官方和官媒，是一条“变色龙”。资料显示，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止其它动物的侵害。契科夫在其小说《变色龙》中，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某一类人。 官方和官媒被民众誉为“变色龙”，当不为过。任何有着基本良知的个人和政府，谁会毫无原则地站在独裁者一边，反对美国、北约空袭利比亚，向国人宣传卡扎菲是如何受到人民欢迎？！从某个层面上讲，务实并没有错，但问题是，这种没有道德基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并以利益为优先考量的所谓“务实”政策，能取信于谁？！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更遑论其它国家的民众。难怪至今中国官方虽然撒银多多，却连一个真心朋友也没有。 其实，在中国外交部表态之前十几个小时，班加西人已对凤凰台前去采访的记者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对四个国家，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叙利亚有个很大的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我们，这是个在革命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支持利比亚的革命？我们要把卡扎菲装在瓶子里展示给大家看。”但班加西人民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官和民一直是有区别的，官总落后于民，因此官方，不能完全代表民间。从这次卡扎菲倒台的例子看，中国大陆民间有着强大的正义力量，且最终影响了官方和官媒的取向。 问题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官总落后于民？！ 首先，仅就卡扎菲的个例来看，在中国官方和官媒眼中，卡扎菲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且在鼓励民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与毛泽东的师承关系不言而喻。利比亚政权的性质，其来源也和毛泽东一样。利比亚全称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意为人民来决定政治。卡扎菲也不缺乏政治理想。革命胜利后，卡扎菲推出自己的政治理念；比如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了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于1976年至1979年陆续出版了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上面也有关于民主和民生的理想设计。卡扎菲心仪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心仪个人无须保留自己的权利，而应将其全部委托给国家，由国家代为行使。卡扎菲的政治主张正是这种“直接民主”，他在书中用环中套环的图来表示国家政权的结构，圆圈最中心（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大会”——这些把戏，中国官方和官媒不仅眼熟，而且心有仪也。中国大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与其类似。 但事实上，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多年来是一个剥夺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独裁政权。从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开始，在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中，卡扎菲拒绝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理由是这会扭曲人民的真实意志。1977年3月，卡扎菲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利比亚进入“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众时代”，取消各级政府，代之以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组织。每年，基层人民大会都会派出代表参加总人民代表大会，总人民代表大会会选出一个政府内阁，但内阁作出的决定可以随时被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接受或者更改。而这些，和毛泽东文革中的“大民主”同出一辙。长期受毛泽东思想教化的中国官方和官媒，怎能与之认同？！ 其次，在民生方面，在中国官方和官媒眼中，卡扎菲也有惺惺相惜的交汇点。实际上，人们发现，利比亚的财富分配状态与社会福利均比中国要好。有着近640万人口的利比亚，人均GDP高达11,852美元（2009年），也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普通人月收入折合人民币2000多元，但医疗与教育免费，基本食品补贴，政府为购房者提供无息贷款。与一般资源输出国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相对要小得多，当然比现阶段的中国更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大陆，卡扎菲不仅是“成绩斐然”，还达到了自己不能企及的高度，要反对他简直就是没有天良、无药可救。 但是，尽管利比亚凭借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上也交出傲人的成绩单，然而卡扎菲家族聚敛财富，在利比亚却是臭名昭著，目前该家族仅被英美等国冻结的财产就在500-600亿美元之间。利比亚迅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成绩，还有更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卡扎菲家族积累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他那美丽女儿的奢华婚礼，无一不刺激着利比亚人民的神经。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交织在一起，这个石油输出富国就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油桶”，一个火花就引发势如燎原的反对运动。 利比亚人民这次参加反卡扎菲行列的主体是利比亚的年轻人。与其邻国突尼斯、埃及一样，利比亚年轻人占的比例非常大，约75%的人口小于30岁。尽管石油和天然气给利比亚带来很高的收益，但近年来这个北非国家也面临着与突尼斯、埃及相同的问题，不能为增长过快的年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非官方统计，年轻人在利比亚的失业率为20%-25%。今年反对运动初起时，卡扎菲很不理解，认为“人民生活过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一英国记者曾用同样的问题采访利比亚青年：你们生活有保障，为什么还要反对卡扎菲？那青年干脆回答：“我们是有饭吃，但我们没工作，大学毕业照样没有。卡扎菲已经统治了40多年，我们受够了，我们要选自己喜欢的人。”——忽视人民日益苏醒的权利意识，以为人权就是生存权，只要让人民有面包吃就行了，是卡扎菲与中国官方和官媒的思维共同点。 第三，中国大陆的官总落后于民，主要还在于，有卡扎菲之类的独裁者存在，中国官方和官媒在国际社会，前面就有一道遮风挡雨的墙。这位现在被自己的人民彻底抛弃的前领导人，自称是西方不能忽视的“关键国际参与者”，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连串恐怖攻击背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卡扎菲曾派兵入侵中非国家乍得，力撑涉及多宗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88年泛美客机在英国洛克比上空爆炸，导致270人死亡的大悲剧。简言之，卡扎菲从“输出革命”、不断与阿拉伯世界发生矛盾冲突，再到与西方“对着干”，他差的不是勇气与敌人，缺的就是“朋友”。因此，他的政权被视为“流氓政权”。在卡扎菲的搅局业绩辉映下，中国官方和官媒如今在国际上表现还算不错，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不折腾”的比较参照座标，就是卡扎菲与身死名裂的萨达姆，他们都曾把世界折腾得不得安宁。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就“优秀得多”。 第四，中国大陆的官总落后于民，还在于对于权力的世袭罔替，有着类似的思维。卡扎菲为保住权力，严厉打压异己；利用军警、学生组成的“肃清委员会”严密监视人民，利用死忠支持者和被重金利诱的外籍佣兵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些“业绩”，中国官方和官媒也不落后，维稳办、国安、国保、五毛；中国还创下了超过军费有如天文数字般的“维稳开支”：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即维稳开支为5490亿人民币，同年国防开支为5334亿人民币；2011年预算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超过预算为6020亿的国防开支，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的预算加总还高。只要“外部势力”袖手旁观，中国官方就高枕无忧了。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套用中国官方经常说的一句话：“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卡扎菲在其统治的42年里面的大半时期倒行逆施，热衷于为本家族聚敛财富，而多少疼惜一下子民的话，那真是“帝国主义想反也反不了”的！ 为了表示自己也算识时务者，官媒新华社发了一篇评论《强人只剩虚弱背影，卡扎菲时代终结》。但是，却忘不了再次老调重弹“对西方而言，无论是笑脸还是刀剑，都是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工具”，“政权倒台造成的权力真空，往往会引发派别冲突，使社会持续动荡”，一副从利比亚国家利益出发代利比亚人民担忧的模样。其实，官方和官媒应该考虑的应该是：今后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如何适应人民的超乎其前的觉悟，加快政治改革，走好中国今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