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庐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载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几乎所有良心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满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〇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道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成动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来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庐山会议和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继续加大收购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来（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已面临断粮的危险。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不上，那岂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己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涂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连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和“皇位”。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加强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采取一切强迫命令的方式，向已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来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虚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部份干部的不满和抵制。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虚鸟有的事情头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己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满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来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满，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