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

2011年09月06日 15:38:14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上一篇：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