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周恩来事实上也曾经当过中共的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他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却屡战屡败，最后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如此等等。但笔者以为，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可以用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既可以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可以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问题。一、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择虽然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外衣，但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周恩来乃至整个党的其实恰恰是他们所反对和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在中共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传入中国，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列宁主义教旨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共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孙中山在逆境中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此后他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因此在许多地方颇为相似。因此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中共起步时以陈独秀为领袖，那时的党不仅与后来毛泽东的党不同，而且与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缔造的早期中共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无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共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偏激，但他对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保留态度。他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相当不协调。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言之，苏联人只要求中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一个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之领袖人物，而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共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共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削弱中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共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共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共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使中共也使后来的中国之历史行程基本定局。那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毛这次讲了实话，正是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红军绝地逢生，为中共的存活创造了绝妙的转机。然而，毛泽东的成功无疑与他的个人特质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共党内是无出其右的。此前不少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毛泽东却不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尽管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的这种能力不仅在中共党内无与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难以望其项背。毛泽东的成功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毛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像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像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往往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复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而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共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共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共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像，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与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式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把梁山好汉的谈吐诠释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它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却并未深入到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由于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没能像毛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二、从“五四党”到“山党”：中共的文化心理嬗变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在书本里，而是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共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坐标历史标志的只有二个人物，一是陈独秀，一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共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共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共党人那么奋不顾身、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它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戍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就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却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分析，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共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也未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是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而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毛泽东入主中共之后，把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的毛式“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信奉的主义和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共同追求的时尚。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和专横，对人们造成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等。这些故事近乎病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的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全然不同的演义型“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整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江山和美人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与以住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毛泽东将弥漫在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他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之一，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真正隐藏在党这个空泛的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毛泽东的另一个法宝“武装斗争”，可以说源自演义小说的暴力崇拜，换成毛式话语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的话语词典里就是“统一战线”。毛的这个法宝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毛泽东所继承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既不是法家，当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的狡黠在于，他其实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听的是《水浒传》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而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志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秉承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时，一律斥之为封建主义，却没有注意到那其中书生和流氓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固然已近末日，但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面的破坏性效应。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感官、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要把中共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没有毛泽东的同志们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个人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因此，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毛泽东的长处就在于，他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三、毛泽东的文化转向：从曾国藩到洪秀全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毛个人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早年的毛泽东曾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他曾经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毛泽东也曾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与其父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给斯诺所讲的他幼时与父亲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家庭里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中国传统式的父亲往往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国人很少能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他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中国知识分子。“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毛泽东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讲一口湘潭土腔的长沙师范毕业生毛泽东究竟在说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倒的确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毛泽东后来回家乡看到了农民运动，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知识分子的挑战。毛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两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毛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成功，但他本能地作了这样的选择。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且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假如当年没有北伐战争背景下的湖南农民运动，整个中国政治和文化或许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则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现在的官定教科书称为“军阀割据”的年代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再度返回专制时代的可能性就此消失，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专制情结被荡然涤除，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构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因为孙中山难舍君临天下的情结。这样的历史转折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始作俑者。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当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孙中山非但未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推进民主政治，反而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准备发动“二次革命”，那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也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既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袁伟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6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他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文人都穿起了军装。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断然自尽，因为他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先共和、后共产”。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与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也并非不明白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会不了解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毛泽东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却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四、承继“五四”的光环和暴力革命的正义化假如没有蒋介石发动的那场“四·一二”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共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即便是凭着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蒋介石改以曾国藩为师，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他后来反苏清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在1940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一个历史文化上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像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共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蒋介石既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也不懂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共，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仅仅是剥夺了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毛泽东十分蔑视蒋介石这样的对手。不管自己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文化支撑。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与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但中国人被哄得晕头转向，就连西方人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10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当时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却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他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其野心却是实在的。戊戍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与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构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革命所影响。苏联的十月革命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先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至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共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给中共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老舍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竟然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共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在毛泽东坐定了江山、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到了1980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曰，党内改革派。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中国80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在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作为例外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恪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如果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总是期待被拯救。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是所有曾经为毛泽东专制作伥的人们；至于所有被毛泽东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话语构成的毛泽东现象的历史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