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核心提示：他是一名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医生，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被子弹击中死去的年轻学生们。多年之后，在SARS病情被掩盖的时候，他选择以实名公布真情并奇迹般得赢得了这场公共卫生的”宣传战”，他是蒋彦永，一位诚实的医生。但是因为良心的召唤，他和他的家人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电子版图书封面】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献给一直铭记历史的中国人 以下是本章节选： 他只是一个上年纪的医生，但他使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局面。即使政府已在控制SARS疫情，蒋还是感到有些内疚。隐瞒萨斯病情不是他第一次需要决定是否向党的权威低头，面对错误行为保持沉默。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面临过类似的选择。他相信他当时的做法是可以见人的。他宁愿接受退休，也没有赞同政府的镇压。多年来，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偶尔，他私下告诉朋友1989年6月3日夜间他在急诊室看到的情形，但他从未公开发表自己对政府的批评。他同情那些被枪杀者的家属，但他知道公开讲出来会令他自己丢掉工作，甚至丢掉他的养老金和住所，并肯定会令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像其他数百万被大屠杀激怒的人和对中国此后所走道路感到失望的人一样，蒋选择了在沉默中生活。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决定在他心头越来越沉重。 他对此是否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能否做得更多？由于现在公众称赞他的正直，并把他誉为揭露政府隐瞒非典的”诚实的医生”，他心中那份羞耻感和悔恨比以往更强了。正如他在萨斯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势说出真话，能迫使党承认其罪行并改变历史，那么他为何要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上保持这么长久的沉默呢？这些年来，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协，太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呢？当这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医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思考的就是这些难题。对它们他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然后，在党庆祝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公众忘记他之时，蒋彦永暗下决心，决定再次发言。他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他决心利用它们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 蒋坐下来开始写作，记录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夜晚，并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党的新领导人。被压抑的记忆和情绪如洪水一般涌来，他写的一点都不费劲。”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 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 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 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 …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蒋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蒋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呼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现在，他把信的草稿给他们看了，并要求允许把他们也写进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激发起他的行动。他觉得好像他既是为自己在写，也是为他们在写。他所写到的一个同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官员唐佩弦，在屠杀之后的清洗中丢掉了职务。当时党的官员对他施压，让他支持镇压。唐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年参加了共产党支持的对国民党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推翻了他们的共产党，怎么能够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蒋的另一位熟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一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上发言反对屠杀。没有其他政协委员有勇气站出来支持他——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国内最聪明的人才。蒋写到，他们的沉默令吴很失望。在吴的晚年，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吴去世前不久，他告诉蒋，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蒋写到。”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还写到了他一位病人的妻子，历史学家丁子霖。她17岁的儿子在大屠杀中死亡。她是”天安门母亲”的领头人，这是一群家长，也有其他人，他们争取记录下在镇压中伤亡的人员姓名和他们的故事。蒋最近看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有关该团体的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蒋写到。”——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蒋写到，每年”天安门母亲”都呼吁全国人大采取补救措施，但每年都被置之不理。 党担心承认大屠杀会造成”不稳定”，但他认为，这种对稳定的迷恋只会激起更大的怨恨和不满。每到春天，随着大屠杀纪念日的临近，党就会变得紧张，并动员起来防止任何纪念受害者的企图。它要人们忘记天安门事件，继续前进。它先是把大屠杀说成是”政治风波”，然后又说成只是一个”事件”，并希望事情的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每过去一年，他们的愤怒和失望都会进一步增加，而党的焦虑也随之攀升。蒋敦促新的领导人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他们应该承认党派遣军队进入广场，并责令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错误的。要解决大屠杀死者亲人们的痛苦，要承认示威者并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诚实的爱国者。简单地说，蒋要求他们结束谎言。他认为，只有在党纠正错误之后，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之源。 蒋给朋友们看信的草稿并进行最后的修改时，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离他揭露隐瞒萨斯疫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全国人大又在准备召开。再过几个月就是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了。从蒋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机非常好。”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写道。”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蒋把信复印了80份，并列出了全国高级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的领导人。他把大部分信都通过当地邮局以快递邮件发出。剩下的他请几位有关系的朋友亲手递交。最后，他给了他医院里的上级几份副印件，要求他们通过官方渠道上报。然后，他回家等待反应。 医院的院长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恒在两天后来到了蒋家。他们是有着长期军旅生涯，对党忠诚的官员。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依靠听从党的命令赢得晋升。朱是个自大的人，当时六十出头，眼睛很细，嘴唇苍白。他首先开口。所有公民都有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他告诉蒋。但党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场早已确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与这一立场”保持一致” 。”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认识，”他说，”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不对的。”郭则更不客气。”你这样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宣布。蒋与这两人争辩一阵，当他们警告他不要把他的信交给媒体时，他答应不会那样做。他提醒他们，他通过适当的途径散发了他的信。并表示，他既不会接触记者，也不会把信在互联网上公开。这是一个容易作出的承诺。蒋的信发给了如此多的人，他知道别人把内容透露出去，只会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天之后，果然发生了…… 点击这里向”译者”捐赠USD0.99即可 下载阅读全章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 本章试读章节 （epub版） 点击这里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 本章试读章节 （mobi版）  另外，为防止盗版，本书的第十一章 《看不见的正义——陈光诚》已经下架，曾经购买下载的读者仍可阅读，其他欲购买本章的读者请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纸质书后购买实体书。我们不再推出这一章的电子版。本章内容在下一章推出后也将下架。 本文版权属于 © 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陈如添《中国为什么不敢打仗？》2012-05-03 原本山川《孔仨妈微博危害社会和谐造谣惑众》2011-11-23 原本山川《方舟子孔仨妈司马南有高官庇护，老百姓有私刑伺候！》2011-11-23 大雪冷饮《王朔：这个国家在课本上宣传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是假的》2012-04-29 大雪冷饮《[转]腐败让中国长治久安》2012-04-13 大雪冷饮《[转]塑造一名英雄，冤死一位小民》2012-03-06...

该书也蒙骗了江泽民。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认真阅读了该书，在考察山西时说，山西出了一本书《第三隻眼看中国》，作者是德国人，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场听了江的谈话，随即给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打电话，询问这本书。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赶紧回应：「我们正在追查这本书的出版内情。」他还以为又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坏书。没想到，胡富国说：「什么追查？这是一本好书。赶紧拿几本过来。」不久，中国大陆媒体纷纷转载或发表书评推介文章，不少学者认定，《第三只眼看中国》说出了中国内部强硬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江泽民还向中央警卫局推荐这本书，干部每人一本；中国战略管理学会、中央政策研究室举办此书研讨会；有人更传出「这本书是邓小平政治遗嘱」。 当时，亚洲周刊想联系到这位叫洛伊宁格尔的德国作者，多番从北京、上海学界和外交界，从山西的这家出版社，也从德国中国问题学界一再追寻，渐渐发现这位德国的「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似乎只是一个「影子」。令人怀疑的是，书中形容一九五七年中国发动反右运动，原本是毛泽东希望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向中共提批评，这就像旧时代的财主同意小老婆打他嘴巴，但不可以真的打以及越打越狠，但女方不懂适可而止，终于惹怒了男主人。作者说，这就是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公平地说，这一描述非常生动有趣，但完全不具备欧洲的人文情怀和思维特质。 为了解开谜团，亚洲周刊最终与在北京的王山联繫上了。他在回答中，仍说自己是译者，却拿不出德文原著；说自己也只和他通过信，却拿不出对方通信地址；承认自己透过代理人联系，却不愿透露代理人是谁。最终真相大白，《第三隻眼睛看中国》是本伪书，而「译者」就是作者。今天，这只「聪明」﹑看中国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主办：京衡律师集团 　　主持：陈有西 　　时间：2012年4月28日夜7时到11时 　　西安凯宾斯基酒店 　　演讲嘉宾：下半场： 　　童之伟、斯伟江、宋振江、朱明勇 　　陈光武、徐 建、王荣利、贺卫方 　　 陈有西： 　　我们刚才集中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和司法保护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了整个法律调控，律师在帮助民营企业的活动当中，刑事辩护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思考。现在我们开始下半场的讨论。先请童之伟教授给我们演讲。 　　 童之伟：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对重庆过去几年事态发展、尤其是打黑运动的认识的过程。其实我个人主要是做宪法基础理论和比较宪法，换一句话说主要从事宪政制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关注打黑这个课题，动力来自一个认识前提。过去说生存是第一人权，或者是首要人权，其实我很不认同这个看法。把生存当首要人权，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根本就没有生存权这个概念。所有基本权利都应该获得有效、平衡的保障，人权保障无分主次，但人权保障可以有阶段性重点，确定重点的原则应是什么最缺就强调什么。按这标准，中国公民今天要争取保障的首要人权应该是人身自由。 　　我关注今天中国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状况，不能不把注意力投放到刑事司法领域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应该有效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但实际上，由于不严格按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精神行使职权，我国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也就是公检法三方或其中的一方，尤其是公安部门，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过程中，有时其自身又成了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突出行为主体。所以，我近年来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刑事司法领域，希望消除刑事案件办理主体自身非法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问题。 　　对重庆的打黑，在起初阶段我是正面理解的，从情感方面也是支持的，后来从文强案开始，我就明显感到开始出大问题了。重庆办文强案，一开始就搞民粹化操作，显然是要利用民间仇官情绪杀大官立威。严格依法办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搞运动杀人立威实际上就是利用司法搞权术，突出地方最高当权者个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为了杀文强，操作手法与对待李庄案多都一样。什么鱼塘埋钱2000万！有这事吗？我敢肯定这是抹黑性宣传，现在应该查，这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搞出来的。文强强奸罪有过硬证据吗？我怀疑没有。实际上从已经透露的材料看，显然是专案组找到当事女方后，以劳教相胁迫，动员她控告的。文强有罪，但罪不至死，我当时就这么看，而重庆当权者却显然不顾一切执意要杀文强。 　　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死刑复核：用法治原则给生命留下最后希望》一文，还给三个相关最高国家机关领导人寄送了2万来字文章，请求他们监督重庆有关国家机关和官员严格依法办事。老实说，我没指望起太多的作用，但是作为宪法学者，你发现宪法法律被违反，该讲的话就得讲，说话是法律学者的职业义务，法律学者该讲的话不讲就是失职。所以，这个文章我当时都放到网上去了，标题叫做《让宪法的阳光照亮刑事法适用之路——就文强死刑复核等问题向有关最高国家机关恭陈宪法意见》。 　　从一般意义上批评唱红打黑，我也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就题目是《重庆欲消除“误解”首当反思“唱红”》，2011年5月放在网上，从网上来看这个文章反响相当热烈。差不多在那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放在网上，题目是《重庆欲消除“误解”亦须反思“黑打”》。至于我那个《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原始稿是2011年夏天在香港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当时有一个在全国人大一个委员会兼职的著名人士在场，我当时跟他讲，我们法学人分两拨，一拨是在朝的，我们这些人是在野的，在朝的法学家要利用你的职权为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在野的人没有职权，但是有权利，要用嘴和笔发声，用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这样，在朝和在野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我们国家就有希望。 　　我刚说的那个打黑研究报告，是我从香港回来要写的，我觉得法学家有义务把重庆瞎搞的情况向上边说一说。所以，去年夏天我用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写了55000字左右的研究报告。我过去多次去重庆，写这个报告的过程中我没到重庆去，但我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从重庆出来或回来的人，包括一些律师。我对重庆的研究是宪法层面的，不是研究个案，公开报道的材料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学者是有学科分工的，就像办刑事案子侦查与审判有分工一样，审判人员完全可以不去案发现场做调查。我们做宪法学研究这个职业，我们只收集公开披露的材料，分析评论已有的材料就够了，根本不用去深挖个案。有人说到风险，我知道很大风险，但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说话办事，对问题做学理的和宪法、法律的判断。如果这也有风险，我们只好冒这个风险，不可能被担扰吓得不说话。如果被我们法学家评论或批评到的人办事没有底线，突破宪法、法律瞎搞，那是他们的事。如果他们没底线，那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不了结果。我当时就是本着这样一种想法，写了那么一份报告并寄送给了上边一些担负领导责任的人。我寄给他们的东西一般他们都会看，而且一定能够收到，这点我很清楚。我评说重庆黑打事态的报告，不关我自己任何私利，我提交上去也不附任何个人要求，对这种研究报告，上边的人看几眼，何乐而不为呢。当时我也在准备发表，但一直发表不出来，有的期刊答应发表后来又反悔。去年10月22日，我把报告全文发表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给大会提交了电子版本，也有会议论文集，当时重庆来开会的会员有好几个人有这个版本，我估计重庆的信息系统当时就拿到了我的报告。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我就把这个放到网上了，社会各界和海外对它作出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最近碰到一些社科界朋友，大家似乎对这个报告有一定兴趣，我借此机会把来龙去脉向大家报告一下。 　　重庆唱红、黑打和经济方面的政绩工程，暴露出不少体制弊端，有太多教训，条件成熟是应该系统地反思。我就说这几句。 　　 陈有西： 　　对重庆这次的“打黑”行为，把具体的案例个案问题，提升到理论层次，对打黑的基础理论问题和一些数据进行系统整理，在法学界童之伟教授应该是第一人。对重庆“唱红”的思考，法律学术界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贺卫方。童教授一直进行着宪法宏观层面的研究，有系统的思考。去年北京一个非常小范围高端的座谈会，邀请他去了。中央政法委对司法改革和全国一些宪政建设问题的探讨，他也有参与，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看他的文章，特别是那份重庆打黑研究报告。下面有请斯伟江。 　　 斯伟江： 　　梳理一下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来源，我们整个来源就是苏联体制，苏联体制的来源，检察官强势制度，沙皇时代就有了，有检察官号称是沙王的眼睛，所以它的检察官改为叫国家的眼睛。这套制度，我们是完全引进过来的。 　　中国宪法是怎么制订的？中国宪法是斯大林三次要求，斯大林要挟刘少奇转达毛泽东，说你要争取工农意见，防止别人攻击你这个政府不是选出来的。因为当时政协的共同纲领，不是代表制定的。所以，毛泽东只能搞《五四宪法》。整个当初的设计，就是苏联的设计，有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包括现在你去看我们整个制度，还是苏联体。所以检察官强势。检察官不查案子时，是公安强势。这套制度的源头，就是从那里来的。 　　国民党那套东西，北洋政府的时候，提出建立司法部，到北洋的时候，孙中山自己改变的。孙中山原本是推行自由民主多党制的人，后来，他发现书生意气不顶用，所以他就变了一党制，所以国民党要入党要向孙中山宣誓，所以这种作派留下的果实，就是蒋介石，我们党跟蒋介石斗的时候是要喊自由民主，往往你跟敌人对打或者斗争的时候，你会跟敌人学习经验。 　　我们邓小平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在法国呆了4年，但是从法国到俄国的时候，列宁实行的就是新经济政策，就是我们的多种经济并存，所以小平对经济这块是放松的，所以国家才有这么多律师坐在这里，否则律师也和公务员一样，不自由。律师为什么能够有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律师财产和收入是独立的，这一点跟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源头。 　　再往下走，重庆唱红打黑，只是我们中国某个阶段极左势力的花开的两朵，还有一朵就开在政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5年的所作所为完全跟重庆是一模一样的。大调解，和谐司法，能动司法，马锡五审判方式等等。肖扬时代，提倡司法中立，职业化，副院长黄松有写文章提倡宪法司法化，要走美国的普通法模式。黄松有什么下场？无期徒刑。黄松有的下台其实是清算肖扬路线。肖扬时代2002年实行统一司考，是统一我们法律人的入门标准，是积极的事情，但是王首席上台的第一年，就推出了小思考，但是小司考是什么呢？就是送证书给已经在司法机关内部的人。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陈有西： 　　现在我们国家一些机构，是自己代表法律在违法。 　　 斯伟江： 　　到目前为止，我现在主要精力在研究国家怎么转型，拉美怎么转型，南美怎么转型，台湾的转型跟我们没法比，维权律师谁敢说一呼百应，像我们这种大国，是不可能轻易转型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我的一个采访，其实那篇文章的主题就所谓的改革的时机不到，不到危机时刻，很难凝聚改革力量。 　　今天我们谈私营企业家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的东西，说白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公权力没有限制，没有限制的问题就是公权力要钱和女人，搞女人要什么，要钱，最终都要落实到钱，钱到哪里拿，国有企业银行也是官，拿不到，所以最后就落到私营企业，老百姓那里拿，这就是根子。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马克思就是坐在图书馆里的一个愤青，幻想公有制的先进。宣传到现在，好像变成只有公有制是正当的。但是几千年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中国，私有制是天经地义，自古以来就有的。只不过这些年来我们搞大跃进，这就是拿国家社会当实验的结果。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剥削谁？美国说奥巴马就业不行就要无法连任，创造就业机会难道就是剥削？你现在找工作那么难，为什么愿意找人去剥削。可见这个理论有不当之处。 　　我们经常有人说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国家对你们那么好。这个理论不能这么讲，好像你富起来就是国家赋予你的一样。你获得的权利，自古以来就是自己的权利，天赋人权，理论上无需要感恩国家，国家要感恩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企业家的原罪基本上是制度造成，房地产领域你不去行贿你能拿到地，xx说xx不行贿，xx自己不行贿，但是跟行贿人合作搞土地，这个变相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最后私有财产保护，企业家只能支持民主法制，因为只有民主法制比健全的国家才不会搞清算。阿根廷军政府，对付异见分子，全部是飞机去飞机回，从飞机往大海里一扔，连尸骨都找不到。阿根廷民主化以后，军政府首脑就判无期徒刑。东德就追究了枪杀翻越柏林墙的两个士兵，另外几个人判了几年徒刑。但是，没有人清算企业家。所以只有民主法制这条路才能保证企业家，而如果不走民主法制，照样要搞，普京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他上任后清算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等私营企业家。 　　不到危机时刻，我们国家是很难搞政治改革的，如前所说，无法凝聚改革力量，达成党内共识，但是，大势上看，你不搞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转型好，确实需要大家集中智慧、集中勇气，要有耐心，大家共同为这个国家，贡献一些力量，谢谢。 　　 童之伟： 　　国民党跟共产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孙中山理论上还有军政、训政、宪政的发展规划，他《建国大纲》设定的最终目标是宪政。没有这样的理论，国民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共产党在理论上是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还有国家和法律，就一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理论下，所以我们党的民主化转型和改革将比国民党的民主转型困难很多倍。 　　 陈有西： 　　理论体系指导行动，现在我们实际上是理论探讨都没有做到。改革的基本设计和方向是模糊不清的。下面，有请来自河北邯郸的宋振江大律师谈谈。 　　 宋振江： 　　我来自河北邯郸，是第二届《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的承办方。上次的承办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原定是由河北省律协与民主与法制社主办，也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省律协退出，险些放弃。最后由我们浩博律师所作为承办单位。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担当，一个殊荣。所以今天能特别理解段律师，也特别感谢段律师。 　　民营经济发展与司法保护，我看到这个题目的第一反应是民营经济和律师是天然的同盟者：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我们律师是非公权力，都来自民间，都是“非公”派。可我的当事人看到这个题目却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寄希望于司法保护，更不寄希望于律师，为什么？第一，他说现在都按潜规则办事，谁按法律办事。第二，法院听谁的——听党委的。所以说我们跟上层搞好关系，按潜规则办事，交“保护费”就完了。我说这是非法的。当然现实中这非法的保护比司法保护有效。这些话发人深省，现在的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做强，必然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都要考虑，一些人寻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治上的保护，比如说有些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戴个“红帽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到这一步，还有一部分人会寻求黑社会的保护，甚至一些人自己就成了黑社会，他自己做大。如果民营企业有正当的、平等的司法保护，他就不用再进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些腐败活动，他也不需要黑社会，所以我们讨论其司法保护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