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李永忠 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 李永忠   董瑛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 “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M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5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 美国实力的未来：以主导权和衰落视角观之 　　摘要：美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未来几十年也不太可能出现“后美国”世界。但美国未来更高明的做法应该是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有机整合，以响应全球信息化时代新形势下的要求，同时发挥其强大的同盟和关系网的作用。 　　 21 世纪之初，世界权力资源的分配很不均衡。以美国为例，人口总数不足全球总人口的 5 ％，但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承担全球近一半的军费开支且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资源。美国现在仍拥有这一切，但是美国实力的未来现在却备受争议。很多分析家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解读为美国衰落的开始。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曾断言，到 2025 年，“美国仍然会很强大，但对全球的支配能力将大为减弱。”   　　实力是指实现国家期望目标的能力，而提供这种力量的源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6 世纪的西班牙靠的是殖民地和黄金， 17 世纪的荷兰靠的是贸易和金融， 18 世纪的法国靠的是庞大的人口和军队， 19 世纪的英国靠的是其工业革命先导地位及其拥有制海权的海军。我们这个世纪则主要表现在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要想更好了解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学会少走弯路。   　　首先，人们必须摆脱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国家衰亡好似器官之衰老。国家与人体不同，没人能预测出哪个国家能够存活多长时间。古罗马在权力到达巅峰后的三百多年里仍然统治着世界，即便到了后来，也没有哪个国家起而代之。与当下流行的这种中国、印度或巴西将在未来几十年超越美国的推断相比，对美国威胁更大的很可能来自现代的异族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个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世界里，权力的扩散可能比权力的转移更危险。传统理论认为实力最强的国家莫过于掌握一只最庞大的军队；但在信息时代，提供最具新闻价值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有时也可能胜出。   　　当今权力的分配方式类似于一种错综复杂的三维立体式的国际象棋博弈。在棋盘顶层，军事力量明显倾向于单极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这种优势不会改变。而在中层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以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还有其他正在成长的新兴国家为代表，出现了多极化的局面。底层博弈涉及的超国家间关系，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负责电子汇款、转账的银行家，贩卖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电子信息安全的黑客，以及像传染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底层的权力分配非常分散，看不出单极或多极，更谈不上谁掌握霸权。   　　在洲际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亚洲开始重返世界政治舞台。 1750 年，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及经济总量。但是到了 1900 年，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亚洲经济全球占有量迅速跌至五分之一。到 2050 年，整个亚洲应该可以重新夺取之前拥有过的“半壁江山”。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可能会引发地区不安定，但这种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历史会告诉我们国家政策会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的。 　　霸权衰落？   　　当下有一种理论非常“时髦”，他们把美国的国力与 100 多年前的英国做比较，然后得出“美国将步英国后尘、霸权衰落”的结论。一些美国人对这种“美国衰落论”反映强烈，但美国永远一枝独秀的想法，既违背常理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衰落”这个词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绝对衰退，即（自身的）衰败。另外一种是相对衰退，即他国力量的增长以及对资源更加有效的利用造成本国的一种相对退步的现象。 　　用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来类比美国是有误导的嫌疑。英国当时拥有绝对制海权，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大帝国。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军队规模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中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也仅名列第三。随着当时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不是自己的财富，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说起上面谈到的“美利坚帝国”在行动方面要比英国自由的多。与当时遭受迅速崛起的德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压力的英国不同，美国得益于天然的大洋屏障（太平洋和大西洋），美国的两个邻国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容易陷入“大国衰落宿命论”的怪圈之中。美利坚的国父们非常担心成为第二个罗马共和国。 150 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说“如果每一个美国人，一直秉持着这种信念，相信美国永远可能会穷困，永远可能停滞不前，永远内忧外患，那美国就会照他们所预想的发展下去。”上个世纪的后 50 年中，许多大事件让美国的“衰落宿命论”再次抬头，这些事件包括： 1957 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经济调整政策以及石油危机，里根时代淘汰“铁锈工业”和预算赤字高企。而接下来的十年后，美国人认为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的民意测验显示，很多美国人又开始相信美国的衰退将不期而至。 　　一些权威学者哀叹华盛顿政府在处理阿富汗或伊朗问题上无能，他们常引证美国“辉煌”的过去来粉饰他们的论断。美国的实力是不如从前，但那时的美国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般强大。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核武器，经济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霸主。但美国还是对“丢掉”中国无可奈何，没能把共产党赶出东欧，没能解决朝鲜战争的死局，没能阻止北越的“陷落”，也没能捍动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以所占资源来衡量的国家实力很少与以实现期望结果划等号。“衰落宿命论”怪圈的出现说明，比起权力资源的变化，人们的担心更多的停留在心理层面上。但不幸的是，这种在国内外流行的错误信念，很容易导致政策制定上出现危险的错误。 　　中国崛起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很多人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的有力竞争者。一些人甚至将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类比上世纪初新崛起的德国对老牌工业强国英国的挑战。最近甚至有一本来自马丁·雅克的新书出版，题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末日和新世界秩序的诞生》。高盛公司也指出到 2027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然而中国要想取得同美国相同的实力资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困难没有解决。即使真如高盛所言， 2030 年左右，中国总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美国，两国经济总量在规模上旗鼓相当，但经济结构不会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仍将面对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国很快将开始面临计划生育滞后效应所带来的人口问题。人均收入才是衡量一国经济的精确标尺。假设 2030 年后中国继续保持 6 ％的 GDP 增速，而美国以 2 ％的速度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上来看，中国光想赶上美国就得至少到这个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这种可观的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长很有可能使中国在整体经济总量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但这绝不能真的与美国经济同日而语。 　　进一步讲，这种线性比较并不准确。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放缓。中国这种专制性政治体制在驾驭国家权力方面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样的政府是否能在更远的将来继续保持下去，这对于中国领导人以及外界都将是个谜。与建立在民主宪法体制上的印度不同，中国在解决政治参与问题（或者说是民主权利）上至今没有找到出路，人均收入增加后，自然人们要追求一些民主权利。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出一套模式来管理日益庞大的中层阶级，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以及民族矛盾，人们将拭目以待。 　　有些人判定，中国将首先挑战美国夺回东亚控制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即使这一论断属实（其实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代的想法），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一目标有待考证。再者，中国领导人必须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感受，因为现在中国积极开拓外部市场和寻求资源。军事动作过大有可能会使邻国结盟对抗中国，这无疑会大大减弱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无疑会受到印度和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牵制，这就让美国在竞争中抢得先机。美日同盟以及美印关系的改善都在表明：中国想把美国的势力从东亚赶出去绝非易事。从这种力量的格局上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跟中国打交道的同时应该鼓励中国更多的负起责任。当然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也要提防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内部衰败？ 　　有人认为美国的“帝国战线过长”让自己深受其害。但到目前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用于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美国仍有可能衰落，但绝对会不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帝国战线过长，而是来自国内斗争本身。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一些分析家注意到当前美国政治的这种“乖僻”，预计美国将来会由于国内意识形态争斗、政治体制崩溃以及经济停滞不前而失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种趋势和目前这种沮丧情绪一样模糊不清。 　　尽管美国有很多社会问题 — 很多问题其实一直都有，但连续来看，没有继续恶化。有些问题像犯罪率、离婚率高以及青少年怀孕甚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关于诸如同性婚姻以及堕胎合法类的问题，国内各方仍然争论不休。但民意测验显示人们的容忍度总体上有了提升。市民社会活跃，人们礼拜率也高达到 42 ％。过去一些围绕移民、奴隶制、进化论、禁欲、麦卡锡主义以及民权上的纷争比现在严重的多。一个比较严重的担忧来自美国可能对内控制移民数量的举措。按照现在的移民水平，美国是少数几个能够控制人口总数下降趋势并维持人口总数的发达国家之一。但一点很可能会因为对仇外心理或对恐怖主义的过激反应采取闭关政策而有所改变。 1910 年，在美居住的外籍人口总数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约 14.7 ％，为 20 世纪中外籍移民之最。现在，在国外出生的人已占美国总人口的 11.7 ％。但是，在 2009 年， 50 ％的美国人支持控制外国移民数量，这在 2008 年时支持该政策的仅有 39 ％。经济不景气让这个问题日益恶化。 　　虽然过快的移民增长率会导致社会问题，但从长远上来看，移民将增强美国实力。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人口国。 50 年后，排名可能仍是第三（继印度和中国之后）。不但与经济实力有关，考虑到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负担问题，移民能够帮助缓和这种政策性结果的激烈程度。另外， H-1B 签证发放的数量与美国记录在案的专利数量关系密切。 1998 年，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工程师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和印度。 2005 年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四家新开办的技术类企业中就有一家有移民参与了公司的创业。 　　同样重要的是，外国移民还能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受美国移民跻身上层社会所吸引，人们都想到美国来。美国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很多人把他们自己当成了美国人。许多成功的美国人看起来就像外国人。对于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移民不但不会造成任何坏处，反而会帮助加强这两种实力。当李光耀（新加坡国父）断定中国必不能超过美国成为 21 世纪的主宰时，他援引的根据是美国有一种能力能吸引全球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到美国并把他们快速融入到那种多元创新的文化中去。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可以从国内发掘人才，但相较于从全世界吸引人才的美国，中国的“华夏中心”文化使其创新度略显不足。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糟糕表现让人不禁要喝“倒彩”。但请记住宏观经济预测是最靠不住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据（宏观经济预测）报告说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美国经济步伐趋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4 年前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会在 2 ％左右。这比之前几十年的平均水平要低，但与过去十年中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分析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日薄西山”，德国和日本将很快取而代之。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锋芒。然而，现在，即便金融危机加上随之而来的萧条，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仍然把美国列为全球第四大最有竞争力国家，紧随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后。（中国仅排在第 27 位）。美国经济在很多新兴领域仍然优势明显，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以及纳米技术等。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想通过美国在信息技术生产和使用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来证明美国经济的生命力，但其实信息技术并不是美国生产力的唯一源泉。美国在农业创新方面同样表现出众，如果美国继续实行全球开放化政策，必然能够继续催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家推断美国的生产力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会以 1.5 ％ –2.25 ％的速度继续增长。 　　从用于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来看，美国仍然是各国中的佼佼者。 2007 年，美国共用于研究方面的投资高达 3690 亿美元，比亚洲国家总和（ 3380 亿美元）以及欧盟（ 2630 亿美元）还要多。这些投资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7 ％，接近中国总投资的两倍（但是比日本和韩国的 3 ％要稍微少一点）。光 2007 一年，美国投资方共申请注册专利达 80000 项，比世界其他国家申请专利的总和还要多。尽管很多报告指出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企业税费过高，人力资本上涨以及海外专利不断增多，美国风险投资企业仍然为国内创业团队注入了 70 ％的资金。 2009 年一份由全球企业家精神观察组织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创业的国家。原因主要包括：良好的商业氛围、最成熟的风险投资产业、大学与公司间紧密的合作以及开明的移民政策。 　　对于美国经济前景其他的担忧大都集中在当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当前这种水平表明美国欠国外债主的钱越来越多），政府国债数量也在一直增长。用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说“帝国就是这么衰落的，从债务的激增开始。”除了针对政府国债近期进行的银行救助计划以及凯恩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日益增加的医疗和社保投入，再加上借贷成本，所有的这些将消耗国家未来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资金。但有些分析家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并不会像希腊那么脆弱。 　　国家预算办公室推算，到 2023 年，美国政府国债将与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持平。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当债务水平超过 GDP90 ％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担忧。但《经济学家》今年六月份刊载文章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两大优势可以让它相对平静应对国家债务 — 它是世界储蓄货币所有国和最大流动资产美国长期国债发行国。与金融危机中对美元信心不足、担心贬值正相反，美元不降反升，债券收益下滑。与能解决影响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债务危机相比，这种短暂的对美元的信任危机算不上是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债务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显示，从长远上来看，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得随之上调 0.03 个百分点。高利率意味着民间投资减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如果政策执行的好，这种利率升高的情况会改善；如果执行的不好，那么就很可能恶化。持续增长的债务可能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但是一定会带来长期的风险。 　　信息时代取得经济成果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具备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美国与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相比，投入相当与他们的两倍，投入总额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 2009 年全球十大名校中，美国大学占据了其中 6 席。 2010 年上海交通大学列出的全球二十大名校中， 17 所美国大学选入其中。中国大学无一在列。美国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各大同行评审的刊物上发表最多科学论文的国家，比中国同期刊发的文章数量多两倍，比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成就不但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对其软实力也有很大提升。 　　美国教育方面总是做到最好 — 无论是大学还是初高中的中等教育，要么就符合全球标准，要么自身就是全球标准。但是，美国教育也有表现差的地方 — 太多的小学和中学，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教育水平十分落后。这样的话，劳动力素质就不可能跟的上信息驱动型经济的日益严格的要求。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现在的学生不如以前，但美国的教育上的优势正在慢慢消失，因为其他国家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色。如果想满足信息化基础经济的各种标准要求，美国 K-12 的教育系统是非常有必要加以改进的。（未完待续） 作者：约瑟夫·奈 译者： 杨林（译），陈毅斌（校），原载 : 中国改革

二．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 我上面列了几个方面的例子，一个孔子学院的例子，一个朝鲜的例子，还有就是一个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在外交当中出现的情况，我们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外交、文化外交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投入了很多，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回报。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这就是我要向大家讲的第二个部分：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第二，是畸形的经济结构；第三，是民族人权问题；第四，是政治改革的滞后；第五，是我们稳定第一的执政思维，共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可能没有概括到全部，只是我认为我们内政因素当中几个最重要的对我们外交的制约因素，拿出来分大家做一个共同的探讨。 1．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必须要指出的是，比如说在前面提到的朝核问题当中，我们最高决策层的战略素质确实还有待加强。我记得昨天金正日死了以后，我们本地有个媒体，叫《长株潭报》，他的编辑发给我一个采访提纲。他问我，朝鲜还有没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我说其他地方都没有，唯一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金正日的战略素质比较好。为什么说他战略素质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代以来，作为这么一个又小又穷又弱的一个国家，其外交表现可圈可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金正日，我也不喜欢，还有人不喜欢朝鲜。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这20年的朝核危机当中，这个小国在外交当中有着出色地表现。他在利用各个国家之间、大国之间这个错综复杂利益矛盾方面，在自己的一些战略执行的效率、效果方面，包括战略实际情况的把握方面，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这其中离不开金正日过人的战略素质。他的这种战略素质，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看得准。什么是看得准呢？就是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我们知道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对主要矛盾的把握。那么，金正日就看得很准。我们之前提到美国，金正日就知道美国不想跟他缔结和约，所以，他跟美国说得很好：我可以放弃核武器，我也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你跟我来签订和约，你跟我关系正常化。这个要求多么的合情合理，对不对？这个朝战结束都这么多年了，50多年了，现在来实现关系正常化难道不合理，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金正日知道美国不愿意这么做，他就拿这个将美国人的军。这是看得准，把这个朝美之间的矛盾看得准。另外，包括在中朝之间，他也看得准，他抓住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朝鲜垮台，不愿意我政权垮台。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你停止石油供应，我还是不改变政策，你最终中国还是会恢复石油供应的。为什么？因为我垮台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朝鲜不怕，赤脚的不怕穿鞋子，首先服软的还是中国。所以，他（金正日）在这种战略博弈当中，第一个特点就是眼光很准，看得非常准，看到了主要矛盾。 第二个，根据我的概括就是下手狠。什么叫做下手狠？大家别看朝鲜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朝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第二次朝核危机可以说是他自己主动挑起来的。第一次朝核危机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卫星一看，朝鲜在搞核武器，所以要核查，闹起了朝核危机。那么，第二次朝核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呢？是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上台的时候出现的。在朝核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就跟克林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对朝政策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当时朝核问题也沉默了好几年，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矛盾。但是，小布什一上台，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邪恶轴心”。是哪三个国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北朝鲜，还有就是伊朗。小布什提“邪恶轴心”不是闹着玩的。他说，这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要一个一个来收拾。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9·11”事件发生了，小布什打“9·11”这张牌打了阿富汗后，但刀锋一转就朝向了伊拉克。所以，小布什政府对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三心二意的。后来奥巴马也批评他说没有真正反恐，这个批评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小布什念念不忘的还是伊拉克，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2003年就开始实施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只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还有北朝鲜。这个伊拉克战争表明，小布什是说话算话的，先从伊拉克开刀。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朝鲜感到了一种危机，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访问平壤的时候，朝鲜就主动对他说，我现在在搞一个铀浓缩计划。朝鲜自己还说，我有权开发核武器以及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他是主动曝出来的。美国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一回去，再将这个消息披露以后，第二次朝核危机就出现了。所以，朝鲜当时意识到，在不利的处境之下干脆先发制人。他知道在美国想打伊拉克但还没打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对三个国家同时下手，所以先发制人。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站在后面，美国就是捏软柿子也不会捏到朝鲜身上来，美国首先要打的是伊拉克。在这个时机主动把这个问题爆出来，其实对朝鲜有利。这是第二个，下手狠。 第三，转变快。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形式瞬息万变，立场也需要适度地变化，不然就适应不了新的形势的需要。朝鲜就表现出很好的战略心理素质，比如在六方会谈的态度问题上，首先是朝鲜自己宣布不搞六方会谈的，甚至说狠话决不重回六方会谈。但现在他又愿意重回六方会谈，包括金正日死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在俄罗斯的时候，还多次说过他愿意重回六方会谈。为什么愿意重回？原来为什么愿意退出？归根到底的原因都是对朝鲜是不是有利。原来之所以要退出，因为他想搞核试爆了，他觉得经过几轮谈判，该拿到的援助都拿到了，该拿到的粮食也都拿到了，六方会谈没用了，我就去搞核试爆。搞了核试爆以后，美国人说要制裁，小布什政府后期还搞了一个战略核扩散的一个倡议，实际上就是派军队阻遏朝鲜一切有可能向外扩散核武器、向外扩散军备的一个措施。所以，朝鲜感到非常喘不过气来，经济上也受到波及。这个时候，他需要通过六方会谈来缓解形势，来获得一定的援助。所以，他就提出可以重返六方会谈，立场转变很快。作为一个战略家来讲，这是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坦白地讲，在这些方面，我们领导人跟金正日同志相比还是有所欠缺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有制度的、民族主义的原因。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领导人绝对不会轻易地转变立场，要或者不要，打或是不打，有国内舆论的牵制。但金正日确实可以天马行空，反正朝鲜人民都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而中国有制度上的约束。但中朝两领导人在个人战略素质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金正日从小就站在他父亲后面，研磨政经大事，所以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担心金正恩掌握不了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缺少金正日那种历练的阶段。金正日60年代大学毕业，70年代开始走上政坛，一直到90年代正式掌握大权，这其中20多年一直在历练，而且在很大程度实际掌握了政权。那么，金正恩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历练？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他能不能掌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先不提了。我们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工程师出身，技术思维主导，当然技术思维很重要，但是也要有超越技术思维之外的战略思维，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缺失的。 2．畸形的经济结构 第二个内政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为什么这么说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就拿美国国债这个例子来讲，我们买了一万多亿美国国债，我们也曾经跟美国领导人说过，要确保投资的安全，确保相应的收益。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从来就没有有效的手段去要求美国做出一种特定的承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依赖。我们先不说政治上的，就看经济上的依赖。第一，在市场上。后面有一些数据，2011年我国出口额度总共是15779.3亿美元，其中向美出口2383亿美元，份额相当的大。关键的是，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是最大的。我们出口2300多亿美元，仅进口1000亿多一点，每年我们能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赚到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还有一点，美国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体系当中，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力。比如，前面提到的IMF。美国在IMF当中占据了17％左右的投票权，可以否决一切重要事项，我们中国目前要迫切增加在IMF的投票权，这就离不开美国的同意。所以，我们对美国有高度的依赖，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依赖美国的市场，依赖美国的资本。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对外部的过分依赖，对外部贸易的过分依赖，目前依存度应该是超过了6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个是消费，第二是投资，第三个就是出口。这三者之间应该有个比较恰当的平衡关系，美国是消费太多，我们是消费太少，都不太正常。 除了严重依赖出口外，我们的经济还严重依赖政府的投资，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我个人认为，我们实际上离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比如去欧盟，去其他国家，我们在交涉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对方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布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坦白地讲，要我来判断的话，我认为中国也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基本的方面，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至少是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那么，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做到。就拿我们这个4万亿来讲，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出台了一个投资计划，就是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完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它投向的部门基本上也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庞大的资源配置里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政府，还不是市场。这是第一个方面，我就从市场要素配置来讲，不是市场经济。第二个是市场经济还需要公平。市场经济是不同经济主体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模式。但是，大家在学校还没有深切感受，以后进了社会就会深切的感受：国企跟民企之间的差距。这倒不是说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地位上的差距。在银行贷款的投放上，我们银行不愿以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什么？因为它觉得这些企业靠不住，而大企业有那么多资产在那里。然后是我们很多实际的政策，政府部门更多地向大企业倾斜，比如说像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垄断了石油的供应。一般来讲，国有企业应该占据的是那种非竞争性行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都由国有企业所掌握。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山西煤矿的整顿、整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温州人在山西购买了很多煤窑，后来政府说要整合，实际上就是由国有煤矿来收购民营煤矿。民营企业不放都不行，当然要给钱，但给的远不是市场价。对民营企业来讲，这实际上是对他们权益的一种侵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竞争环境，垄断太厉害。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了纠纷，能够要求法院秉公处理相关经济的纠纷。但是，我们目前做不到，特别严重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很多法院裁决执行不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从发展的比重来讲，对投资、贸易有过大的依赖。而且，正好是这种对外贸的依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就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外贸的时候，创造了越来越多顺差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么多外汇储备大家看起来可能会很方便，但我们领导人有时候看了也会很头痛。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国外把商品卖出去了，由于在国际上多使用美元标价，收回来的是美元。但是，美元不能在国内用，就得卖给银行，这些节存下来的钱就体现为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一多的话，对中国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为什么呢？它是一笔资产，资产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问题。这么大的一笔资产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保值增值渠道，甚至贬值的话，就会很令人心疼，很令人焦急。中国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万多亿美元怎么办？有的人说，是不是可以拿到国内给每人分得几千美元？这个是做不到的。特别是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又不可能直接发美元，你要去消费只能花人民币。把这么多美元转化为人民币投入到市场的话，大家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外汇储备可以随便拿回来用。实际上是拿不回来的，但是你又得必须使它保值增值，怎么办？现在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还真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有人说买欧元啊！现在欧债危机，欧元更加靠不住。买日元吧！日元做了弱势货币好多年。买资产吧，你买什么什么就会涨价，别人把你当冤大头来宰。所以发现，这么多国债，除了买美国国债，还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买，至少是相对保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畸形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这么大的对外贸的依赖，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着我们内部的消费，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3．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的道德软肋 第三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的道德软肋。我们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有一道例行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不批评回国内就没法交代。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确确实实也有一些问题摆在那里让人去批评。当然，我们也有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每年出台中国的人权报告，各国的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也搞一个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美国。但是，客观地看，我们批判美国没有美国批判我们那么有效。为什么？这里面涉及一些权利的保障问题，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比如我这里列举的几个方面，如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问题。前段时间搞了基层人大选举，在座的有去投过票吗？（一些同学说：没有！）投过票请举手。（几个人举了手看见无人响应又放下）没关系，你很自豪地行使了民主权利。还有吗？非常人，对不对？坦白地讲，我也没投过，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个选区的候选人是谁？在什么时候投票？我一概不知道。今年有一些新情况，有那么一些独立候选人。我这里列了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老师，作为独立候选人来竞选。因为当地选区的选举官员不提名，还阻止他获得选民的提名，他就以这种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去游说大家（向大家展未这个候选人展未竞选T恤的照片）。像他这样的例子在今年出现得很多，但最终无一例外的全部落选，而且这个落选的过程还不能用公平两个字来衡量。这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问题。 大家注意，在政治权利里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至关重要的权利，为什么？这是保障利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比如，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打个电话给政府官员，第一个可能是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第二个即使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也是秘书接了。即使他本人接了，也很可能不会处理你的诉求。如果官员们都能积极处理老百姓的诉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了，更不会一定要闹到北京去上访了！官员们为什么不处理你的诉求？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选出来的，他没必要对你负责。那么，在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美国有国会议员。美国人对整个美国的国会的运作评价是很低的，但是对他所在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的评价谢谢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国会议员一旦接到他选民的投诉，他非常高兴。为什么非常高兴？他就觉得我又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他可以替选民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他就可以作为政绩去宣扬，为下一次当选加分。所以，这不是美国议员有多么的高尚，而是这种制度使然，他需要去争取选票。所以说，选举与被选举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落实老百姓利益的重要杠杆。但是，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现在没有得到落实。 那么，还有就是平等的问题，比如城乡的分割，自由迁徙的缺失。当然，现在城乡分割问题在淡化，但是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原来的分割在法律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歧视，比如在选举问题上，原来我们宪法就规定，8个农民投的票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投的票，后来又改到4个，现在是平等的，法律上做到了平等。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平等，就是城乡间资源投入的不平等。比如在城市里面拿的社保相对较高，虽然现在有些农村也开始搞了这种保障，但是标准非常的低。我的老家是长沙望城区，原来叫做望城县，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可以拿50块钱。5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现在还没有当家，不知道柴米贵，50块钱买不了一桶油。所以这就是资源投入的不平等，还包括公共建设，如在城市内能够享受道路交通等各方面的公共建设，这是在农村没办法享受到的。 第三就是这种言论、出版、学术自由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结社自由，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刑讯和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是使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乌坎事件”。具体来说，就是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村庄，叫乌坎村，属于汕尾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陆丰市境内。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实际上在中国也很常见的一个土地买卖过程当中的纠纷。就是村级的土地被村干部卖出去了，但是村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保障，所以就去交涉、去游行，后来警察抓了几个人，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薛锦波，后来死亡了。警察说他是心脏病突发，但是，村民包括他的家属看到他的遗体后，认为是被拷打、刑讯致死的。最终，事态闹得非常紧张，这些村民集合起来，把这些村干部全部赶跑，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警察在外围包围，而内部可以说完全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这其中问题的关键，根源是土地买卖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生命权的保障，对刑讯滥用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在民主人权方面，哪怕用现在通用的标准来比，我们确实有比较大的缺失。当然，这种缺失有一些观念上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强调经济社会权利，而西方更多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权利都是我们世界人权宪章，包括1948年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后来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一个经济社会公约，一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共同承认的。无论是经济社会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当前，我们至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方面做得还不太够，所以就成为我们在对外交往当中，特别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特别大的一个软肋。那么，西方就更多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制约我们。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现实中用了很多的外交资源在海外去制止这种批评，去反击这种批评。比如，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也有一个中国人，叫做刘xiaobo，他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我们中国由此断绝了跟挪威的经济往来。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对颁奖给刘，这个奖是在挪威颁发的，而且挪威还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中国人就为了这个问题跟挪威断绝了经济往来。除此之外，还有在很多类似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做，这对中国外交来讲是个很大资源的制约和浪费。 4．政治改革滞后妨碍外交施展 第四个方面，政治改革的滞后妨碍了外交的施展。这个实际上是跟刚才讲的是有联系的。民主程度的发展，跟政治改革进程是有相关联的。为什么说政治改革滞后妨碍了外交的发展？前面提到了金正日的例子。金正日的成功，源于他抓住了中国领导人心理上的一个弱点，就是怕朝鲜崩溃。那么，中国为什么怕朝鲜崩溃？就是我们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那么，我们为什么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这里有两个方面原因。一部分原因就是朝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空间。对中国来说，美国军队驻扎在朝鲜半岛南段和驻扎在鸭绿江江边上意义是不同的。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这个考虑是对的。另一个就是我们担心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这是出于我们意识形态的考虑，因为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丧失对国内社会主义合法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不愿意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崩溃，当然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战略缓冲区。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如果能迈出相应步伐的话，至少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担心就会不存在，我们可能就仅仅担心作为一个国家的朝鲜的崩溃，而不会担心作为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大家注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因为现在金家把朝鲜搞得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崩溃。如果我们坚持对朝鲜负责而不是对金正日负责，我们就不会被金正日牵着鼻子走，至少我们的外交空间可能就会得到更大的拓展。 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例子。美国人为什么担心我们的孔子学院，其中刚才讲有误解的原因，但从他那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孔子学院不是非政府组织，它确实是教育部下面举办的一个向外面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政府机构。美国人对本国政府干预教育都很担心，更何况是来自于外国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更何况这个政府又是美国特别不感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因素可以说制约中国，特别是与西方打交道非常沉重的包袱。政治改革滞后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我这里还要提一点背景性的因素，就是在中西关系当中，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我们非常强调的原则，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反过来，西方从来就没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相反，西方现在一直在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他们情有可原。这是因为，站在西方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打意识形态的牌对他们有利。我们在60、70年代，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是比较好的，也喜欢打意识形态牌。当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以后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包括刚刚死去不久的卡扎菲，他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的国号里面也有一个社会主义，他也搞了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在当时有那个优势，我们还提出要搞世界革命，把红宝书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但我们现在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可是，美国人有优势，他们仍然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所以，意识形态实际上本身就是国际斗争当中一个很自然的组成部分。国际上不但有力量的斗争，还包括观念的斗争、制度的斗争。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占据一个比较劣势的位置。 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包括前面讲的经济结构的畸形，市场经济的不够完善，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很大的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民营企业为什么得不到政策上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他还没有发言权，无论是在最高决策层也好，还是在各级政府当中也好，他都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现在讲官商勾结，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商人到底真正起了一个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有很大疑问号的事情。在最高的决策权里面，包括中央委员会，商人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事件，大家可能知道，传说我们湖南最大的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的老总梁稳根可能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就是商人能够被提高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国最高决策机构，这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情况。虽然国有企业老总中也有很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但他是一个官员，而不是真正做企业。所以，归根到底来讲，跟老百姓比、跟小商小贩比、跟我们普通老师比，商人是一个强势集团。但是，跟最高决策层比，跟共产党的干部来比，他还是一个弱势阶级。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否分配利益的工具，你在这个体制里面有多少发言权，这个体制就会反过来给你多少利益。所以，要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地平衡，真正要使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真正要使前面所说的人权得到更大的保障，就是必须要把各个阶层，包括商人、工人、农民的利益能够在这个体制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需要推进政治改革的推进。所以，对政治改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要太意识形态地去看。有人认为，好像政治改革就是改掉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利益分配关系的再调整。比如说，现在农民没有农会，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会，实际上把这种相应的体制建立起来，把相应的渠道建立起来，使他们的这种利益能够有一个发生的空间，有一个维护的渠道和工具，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5．稳定第一促成保守外交 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内部执政思维方面的问题延伸对外交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党有一个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国内的思维，其实这种思维也渗透在国际层面，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外交风格比较保守，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维稳。所谓国际维稳，就是包括朝鲜、利比亚在内的很多国家，我们不希望他们倒掉。有一个牌就多米诺骨牌，一倒就不得了。在利比亚，我们其实是不太希望卡扎菲的利比亚倒掉的，但最终还是倒掉了。叙利亚我们也不希望他倒掉，至少在目前为止还没倒掉。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刚前面讲过的，我们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来维系自己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这是本质上的保守。 第二个就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外交风格上比较典型的如南海问题。你说我们让步吗，我们也没让步，我们一直坚持，从来没有说哪块地方我们不要了，我们领导人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是，我们强硬吗？确实也没有强硬，没有说要武力来解决。我们在南海问题上，就整体的政策风格来讲，我这里用几个词总结一下，不能争、不能弃、只能拖，这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风格。邓小平说了，他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加有智慧，看样子我们现在领导人也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有智慧（大家笑）。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还在这里。那么，是不是只能这样呢？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哪怕是从国际战略、国际博弈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去争一下的。包括在南海这么复杂的问题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为的空间。我曾提到过一个措施，比如制止单方面开采石油，这个就是中国可以用来打击越南、打击菲律宾一个很好的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南海现在有很多石油，但是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发，而开发最多的国家就是越南。现在包括石油在内的海洋产值，占了越南GDP的1/3。从国计民生来讲，已经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这种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为，中国是有理由狠狠地敲越南一下的。为什么？因为2002年的时候，中国跟东盟峰会有个行为宣言叫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其中里面就规定有关各方不得从事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这种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没有明确说包括不能开采石油，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去解释。而且，开发石油确实使这个地区局势复杂化了。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使用这个工具。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领导人特别担心，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强硬了，引发事态的升级，然后会使事态变得不可预测，我们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如果去争，确实会变得不可预测，国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解决、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国际战略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现在的执政风格是不愿意冒风险，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也是如此。 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冒风险，为什么一定要稳定第一？我这里面涉及一对概念，亨廷顿曾经提出的一对概念，就是政绩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大家知道，政府的生存必须要有合法性，就是我们老百姓真正认可，他才能真正统治下去，真正的靠枪杆子来维持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来的？亨廷顿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绩合法性，就是说这个领导人他能够向老百姓这么说，我当领导就能做到很好，让你们生活水平改善，让经济发展，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福利，使你们生活得幸福。这是政绩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程序合法性。就是说，我尽管做得不好，但是对不起，我是你们选出来的，不管怎么样，我先干完四年再说。这两者合法性的来源导致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当然，不是说强调程序合法性就不重视政绩，他也重视征政绩。比如说美国总统，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为了连任，他会想办法要把他的政绩做到位，包括大家看到的台湾的选举，领导人搞辩论，马英九总是在强调他的政绩，申请了世大运，然后又做了什么实事。蔡英文则老是批评马“363”的承诺跳票，就是经济增长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台湾也重视政绩。但是，对作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来讲，他至少在他几年的任期内他有合法性，你不能够把他推翻，除非你通过罢免程序来做，他至少可以稳稳当当的做完这几年。政绩合法性则往往适用于没有这种民主程序的国家，这些领导人他没有固定的任期的限制，他没法或不愿意通过程序合法性来取得政权，就只能通过政绩。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强调一定要经济保八的原因，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8％。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需要这么多增长才能提供必需的就业，归根到底还是政绩考虑。如果没有这个政绩的依赖的话，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合法性就会丧失，至少就会削弱。 所以，程序合法性的缺失、对政绩合法性过度依赖，是使我们执政风格趋向保守的一个原因。政府在取得这些政绩的过程中，总是过度地担心，如果我做错了的话，如果我失去这些政绩我会怎么办？在外交问题上就会担心，如果做得好就罢了，如果挑起了争端应付不好怎么办？例如对越南，如果你再开采石油我就动用武力，战争可能就会打起来。当然，中国打越南没问题，但如果美国干涉进来，战争进程就变得不可预料。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领导人承担不起这种风险，因为他的合法性都来自于他的政绩。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程序合法性的支撑，则愿意冒这风险。由于过度依赖政绩合法性，所以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推行比较保守外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所概括的，内政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这也是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感受。我总的感觉是，对中国外交来说，以中国这么大的块头，以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只要内部发展好，在国际上无论环境怎么复杂，无论美国怎样处心积虑的想搞垮我们，其实都不怕。从外部来讲，别的国家没办法去制服中国。真正可能打垮中国的、真正阻碍我们中国崛起的，还是来自于内部的问题。而且，这些内部的问题不但是对内政有影响，包括对我们外交的施展，也从各方面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制约和束缚。所以，哪怕仅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讲，要有更大的发展，也必须来逐步的推进和解决相关的内政问题，我们的外交可能才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作者：李开盛，网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