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从北京到四川、再到重庆，正在上演一场充满刀光剑影的政治大戏。无论对身临其境的中国民众来说，还是对隔岸观火的海外评论人而言，由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引爆的权力争斗显得非常戏剧化，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问题的复杂化由下面几个因素纠结而成： 相关内容 新闻人物：王立军 中国：王立军赴美领馆属“孤立事件” 中国：王立军在美领事馆滞留一天 更多相关的故事 时间：该事件发生在新年后、18大权力交接班之前，尤其是在习近平2月14号访美前一周。...

2011年年初，中国当局采取镇压手段，防止内地出现如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2011年年底，民众对腐败的地方政府与非法征用土地，忍无可忍，发起连场草根起义。 茉莉花革命镇压 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 提醒了 中国人民他们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历史；而 穆巴拉克在埃及垮台 ，当然就惊动了中国的独裁政权 。 真正的威胁尚未乍现 ，中国共产党就 先下手为强 ，展开一连段的镇压行动。自2011年2月以来，当局针对 网上舆论领袖和维权人士 ，拘捕了以百计的异见者，当中包括活跃于博客的 刘荻 、著名的艺术家 艾未未 、四川作家 冉云飞 、上海律师 李天天 、四川法律工作者 李双德 和活跃于北京的 王荔蕻 。 Christian Bale，图片来自微博 尽管内地气氛一直紧张，网上活跃份子仍不断声援被捕的政治犯。 “释放陈光诚行动” 已持续了好几个月，最新的发展是 美国色演蝙蝠侠的演员Christian Bale试图探访陈光诚 ，却遭到便衣保安的阻挡。 基层冲突 这一年以来，社会矛盾在基层一触即发。首先是发生于年初的 钱云会之死的公民调查 ：钱云会为浙江省寨桥村村长，他反对乐清县的强制征地，涉嫌被谋杀。虽然官方调查指其死纯粹是意外，但因县政府在征地发展项目有很多利益，不少网民仍然认定钱云会事件是一宗谋杀。 农村土地被掠夺，城市则受房地产泡沫所威胁。大多数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应推出相应政策为楼市降温，对 共产党种种不切实际政治宣传，即如北京市政府指廉租房租金补贴政策已可帮助北京的低收入家庭 ，民众深感愤怒。 地方市政府，不但没有帮助穷人，反而要清除 “低端人口” 。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义正，使那些所谓“不受欢迎的人”对富者及 政府官员充满怨恨 。 药家鑫杀人案 里，网民的反应充分反映了他们的不满。 另一边厢，随着社会变得不稳定及经济日见低迷， 富人 和 老板 接续出逃、 公务员相继自杀 。 在如此不公义的社会里，儿童是最脆弱的一群。在农村地区， 5千8百万儿童 因父母去城市寻找工作而被留在乡下，许多因而成为了 拐带 的目标，更令人齿寒的是，中国的儿童强奸犯，竟然受 “嫖幼法” 所保护。 食品安全的问题未解决 。2011年里，毒奶事件层出不穷。内地人过境抢购奶粉导致了 香港奶粉短缺 。日本面临震后核辐射危机之时，中国人的 即时的反应是抢购海盐 。然而就负影响而言，日本核辐射可能比不上国内 西瓜 和 香醋 中的化学添加剂。 过度开发与起义 上千人挡住快速道路的入口，这张照片在微博上广传。 许多基层冲突其实是过度发展的结果。 三峡大坝建设对国家的环境影响 尚待评估。 今年八月， 大连因PX化工厂泄漏化学品 而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当地政府被迫接受居民提出的搬迁要求。2011年完结之时，广东省 乌坎村 和 海门镇 分别发动了成功的起义，抗议那些透过强收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项目。 中国模式 中国当局一方面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感到自豪，特别制作了一些电影，如 《建党伟业》 ，去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 另一方面，为了处理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及解决其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中共试图探索镇压以外的 治理模式 。譬如说，一些学者就主张 恢复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 。 中共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或引入政治改革。它宁可推行 洗脑教育 和 政治宣传 、依靠 维稳机器 去和保持社会及政治秩序，拒绝理性的政治改变。维权的行动被视为 癫狂 、地方选举中， 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被受打压 、微博客平台受到 官方宣传机器抨击 、活跃人士的日常生活遭受全面监控。 自8月副总理李克强的访港，中国模式似乎也进入了香港。这是香港历史中 首次有公民因身穿政治T恤而被拘捕 。 地缘政治 所费不菲的太空登陆竞赛 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这个国家正在崛起。不过在国际政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被地缘政治 围困 ，他们认为 湄公河的屠杀 和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策略 ，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警号：中国的外交位置正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这种 假想敌游戏 永远解决不了社会内部矛盾。尽管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另一次 革命依旧遥远、不切实际 ，在这 辛亥革命的100周年 ，民主和自由绝对成为了普遍民众的希望。 译者： 欧辉(香港独立媒体 )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五柳村编者的话：得到 刘衡2003年写出、今年3月修改的《人民日报的右派们》后，在网上搜索还找不到这篇文章，于是赶快发出（2007-04-02 19:36:48）。但后来五柳村建立的这个站点被永久注销了。幸在网上别处还有收存。找到青山明月于2007-07-26 15:18:53 发出的文本，即转录于下：（2007-04-02 发出的本文，后来也消失了；2012-01-27 17:06:32在网易博客发出，随即被那里设置为隐藏，大家看不到。今日再发在此，希望这回不会被屏蔽。–五柳村编者，2012年2月7日。） 　　刘 衡女士今年８５岁，超过了毛泽东活着的年龄，也许這是她不幸一生中最大安慰。她是人民日报的名記者，写了不少好文章，至今烩炙人口。几十年来她壮志不减， 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当电脑进入中国后，她以74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81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其不折不挠精神使人敬佩，特此向朋友们推荐刘衡老大姐写当年人 民日报反右詳情的文章《“人民日报” 的右派们》。這篇文章是她离休后的1999年草写，今年3月修改而成。 　　《人民日报》的右派们 　　中 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央的驯服工具。中央正确时，党报也正确，中央犯错误时，党报也跟着犯错误。在知识分子中轰 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运动里，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 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11％。《人民日报》 划了32个，其中编辑部门有24人。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包括文化较低的干事在内，共460人，右派分子占5％以上。据说这个比例在新闻界是比较低的， 像《新湖南报社》当时不过140多人，被划成右派的有54人，竟高达38.5％。21年后，除了极个别的外，全国右派分子99.944%得到改正，只有 0.066%称为摘帽右派，据说不足三千人。這三千个没有“改正”的右派，绝大部分死于非命，少数是原单位坚持不改。《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分子全部一 风吹，但很凄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1、概况1958年1月6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是《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 ，正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里面说：”《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从6月下旬开始……5个 月中……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13人。”实际上，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告一段落。经过深挖细揭，到1958年3月底， 又挖出11人。到5月，又补课挖出8人。总计从1957年6月到1958年5月， 一年功夫，《人民日报》先后挖出右派分子共32人。计有： 　　记 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党员、1999年病故)、记者林钢(党员、反右后离婚)、刘衡(女、党员、反右后离婚) 、吕建中(党员、反右后离婚、1995年病故)、高粮(党员、2006年10月21日病故)、陈国安、钦达木尼(蒙族、党员)、季音(党员)、习平(女、 党员、改正后病故)、刘群（党员）。 　　国际部：副总编辑黄操良(党员、反右中自杀)、东方部主任蒋元椿(党员、1996年病故)、西方部副主任胡骑(党员、反右后离婚、改正后病故)、编辑胡平(文革中自杀)、李右、裴达(党员)、孙乃、方达。 　　文艺部：编辑杨建中(即蓝翎、党员、2005年2月8日病故)、沈同衡（2002年病故）。 　　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党员、文革中自杀)。 　　文教部：编辑赵克惠。 　　图片组：组长苍石(党员)、张光华。 　　图书室：管理员林安乾(团员、文革中自杀)。 　　行政科：科员赵恒良（团员、一直未婚，改正后住精神病医院）。 　　财务室：朱克潜(改正后病故)。 　　印刷厂：劳资科科员杨春长(党员、2004年12月21日病故)、统计员张恩铭。 　　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蒋如芝(女、党员、1991年病故)、教师张保义。 　　幼儿园：教师田兰坡(女、团员、2006年病故)。 　　另外，印刷厂工人郭卷生也有“右派”言论，因领导指示不在工人中划右派，就把他划成坏分子，开除工职、开除团籍，回家乡劳改。 　　前一阶段揭发的13人中，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只有蒋元椿、林钢、刘衡、杨建中、苍石、沈同衡、胡平等7人。据说有社会影响的人才有上报的资格。 　　2、”罪行” 　　国际部的右派分子有8名，占全报社第二位。因为鸣放初期，在黄操良领导下，国际部出了一张墙报《呼风唤雨》。好些人响应党的号召，在上面写了一些意见、诗文。开头这些泼辣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赞。一反右派，就变成抹不去、赖不掉的罪证了。例如： 　　老 党员蒋元椿根据大家对胡乔木的意见， (如：乔木同志说报纸横排不能用竖标题，赶紧把已经发排的竖标题拆掉;以后他又说，横排可以弄，就赶紧弄个竖标题;国际部登别的国家”毕业就是失业”， 乔木说，我们国家升学就业也紧张，不能登;英国房荒，国际部主任陈浚跟着也说， 不能登，因为我们国家住房也紧张……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等等。)写了《圣旨口》，讽刺胡乔木是圣旨口，说一不二。他说：”只要某个领导人的嘴一动，大家就洗 耳恭听，急忙记在笔记本上，回来照办无误。不管这位领导人的意见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灵活处理，反正来一个死搬活套。据说，这叫做` 组织性纪律性`。”胡乔木是中央派来领导报社的， 就认为蒋元椿批评胡乔木就是反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在《人民日报》首批揭发出的13名右派分子中，蒋的职位最高，因此，在1月6日发表的消息 中，标题标出他的大名，文中也点名批判他：”这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改进《人民日报》 的工作，恶意诽谤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是`圣旨口`，是`紧箍咒`。他们认为，党中央规定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具体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就是`圣旨口 `;而编辑部在自己的活动中，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接受并贯彻党中央对编辑部工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凭`圣旨口`办事， 就是用`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脑筋。右派分子蒋元椿竟狂妄地主张圣旨口`要`封口`，要把领导上的意见顶回去。” 　　胡平与蒋元椿有类似 言论，他在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上说： “资产阶级报纸讲究用事实说话， 分明是一篇评论，但它很巧妙地写成`客观地报道事实`的样子。而我们只知道笨手笨脚地发议论， 不注意用事实来说服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采取发表意见，和读者商量的口气。而我们常常用一种教训人的口气。外面不把我们当成舆论机关，而当成布告牌， 登不登视为政治待遇。””报社有一些领导同志，头上戴着个金箍儿的。他们一听到权威方面说几个字，马上头发热，手足无措。” 　　当时有一个 公式： 对某个党员领导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总支书记肖风”义正词严”地说： “党不是抽象的，没有一个空洞的共产党。右派分子不可能去反对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共产党， 他都是要通过反对某个具体的党员、具体的党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来取消党的领导! “这样，凡是给个别领导人提意见的都有当右派的危险;”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成了大大小小领导人的护身法宝，是掩盖自己为非作歹、压制批评的整人利剑。 　　但 也有个别例外的：国际部副主任高集写过长篇发言，谈到《人民日报》成了布告牌，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乔木同志说什么，就听什么。上边说的好些例子就是高集提供的。他说：”乔木同志小事管多了，就可能放松了大事。””我们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现在变成`从乔木同志来，到工作中去`。”结果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其中有何奥妙？原来他写了发言稿不久， 去参加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会上，乔木对他说：”你的意见很好，是善意地提出意见。”当时肖风正在旁边， 听见了这些话，不但不划高集是右派，还让他参加反右派报道。看来人们说乔木是”圣旨口”，是说对了。 　　非党员孙乃：1957年春， 报社组织了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党总支召开五天”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孙乃发言，讲了”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群众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写了在用人方面的几点建议，如： 　　1.知。过去报社在”知人”方面只限于知道一些死的东西(如出身、历史)，而活的东西 (如性格、特长)平时不去了解，运动来了才去了解。这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疑心，弄 得不好反而加深隔阂。希望今后”楼上楼下、墙里墙外”互相接近……最好是既没有楼， 也没有墙。 　　2. 信。发挥人的积极性，”不仅仅是依靠面包”，还要精神支持。报社有些作法挫伤人的自尊心， 到处留下政治待遇的痕迹，滥用”因人而异”的原则，有时形成对人不对事，结果是非不明， 赏罚不公。一阵风来了，错戴帽子也许是”难免”的，但”难免”以后怎样？就没有下文。那种根据主观定出的题目硬做文章的作法， 不但不能让人心服，反而造成新的思想问题。 　　3. 用。要在知和信的基础上用人，被用者虽紧张但愉快。在报社，有些人被冷藏起来，有些用非所长， 有些虽用但不给予应有的信任。这不但对不起人，而且浪费国家最宝贵 的财产，也是一种犯罪。 　　4.定。用得其当了，就要定下来，不要朝令夕改，朝三(三楼)暮四(四楼)。这样，干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有确定的目标可奔。 　　孙 乃还写了一首小诗：”蓓蕾枝头鸟啾啾，裤脚管下月双钩。好景催人游春去，却又是，放还收。几翻风雨撼同舟， 帽子底下度春秋。块垒未销鸣声噎，是非事，语还休。”诗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 被整风小组要去，发表在《呼风唤雨》墙报上。副总编黄操良高兴地对孙说：”这下好了，我们的墙报有了副刊!”一反右派，说孙乃在诗中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 就被划成右派分子。孙乃当时并没有戴任何帽子， 他的诗句”帽子底下度春秋”，竟然变成了他对自己的预言，他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虽然在六十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但仍然戴了个”摘帽右派”的帽子。 　　李右原名李佑民，1948年上大学时改名李右。反右派运动中，他积极给组织提了许多意见，结果无限上纲，被划成右派分子。例如，他说： 　　”现在社会上错误言论多了，发表出来，使矛盾表面化。这让党和群众摸摸底，没有什么不好。”批判为：”拥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算不算收？不能算收，当然可以对它反驳。但是今天的社论(指 《这是为什么？》)和新闻作得不够。帽子扣得不少，而分析作得极少，这样就不能说服人。” 批判为：”反对党发起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 搞革命和搞建设都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之能成功主要归功于牺牲了的烈士们。无论在死人里、活人里，党员都是少数。但一讲到功，就归于党;而党员 犯了错误，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归咎于个人…….只居功不居过，就会产生一系列不良风气。首先就容易把党塑造成有百是而无一非的神道。另外，还会 使人把`党籍`和`德`混同起来。以为入了党，就像打了防疫针一样，德就高了。”批判为：”污蔑党居功不居过。” 　　”以前革命的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有的甚至流血牺牲了。现在反过来了，好些党员享受在前，吃苦在后;升得快，留洋优先，生活福利自有人特殊照 顾…….然而革命这个东西一不能输出，二不能遗传，三不像某些性病那样可以过渡。可是现在就有夫贵妻荣的现象，弄得有些小学生互相比爸爸。”批判为：”污 蔑党有特权。” 　　以后，强逼李右到农场劳改，发配他到河南。他感到他的名字改得太不吉利，把”右”改成”佑”，成了李佑。 　　1938 年入党的黄操良是1955年从新华社调进《人民日报》的，他是1957年5月6日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另外6人是： 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陈浚、肖风。)6月，整风转为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变成反右领导小组。1958年4月上旬，报社的反右派运动即将结束。走廊里突 然贴出了几张大字报， 说黄是隐藏最深、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大右派，要挖出来示众。黄在11日服安眠药自杀。走廊里又贴出大字报，声讨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 余辜等等。 　　记者部的人数比国际部少得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国际部还多2人，共10人。占报社第一位。这是与记者部领导人员的品质、水平等等分不开的。 　　记 者部主任陈浚曾经向我夸耀： “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的后台是 我。””你们都瞧不起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原来他是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对记者部进行遥控，很少与我们直接冲突。 　　副 主任汪琦（刘白羽的妻子）在鸣放期间曾到上海各报社取经，回来后向大家作报告，极力称赞《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她说：《解放日报》说，市 委对他们干涉太多，使他们报纸没有生命。她还写了《新民晚报为什么那样受欢迎？ 》(登在1957年5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 第139期)。文中说：”…….合营后，《新民晚报》的方针一直没有确定。党、团员拼命要把《新民晚报》 办得同上海其他日报一样，结果，越办越糟。不到一年，眼看国家的21万元都快赔光了。最惨的时候，《新民晚报》的销数只有1万多份。””《新民晚报》过去 对于老报人这一部分力量，是没有很好运用的。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党、团员都去搞运动了，无暇过问报纸，这时， 才把《新民晚报》交给他们去办。”文中表扬了《新民晚报》的记者们点子多、动作快。称赞了该报负责人赵超构的三句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 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她说大家对”软些”有争论，但毛主席(毛主席3月份曾到上海点火_____笔者注) 给赵超构带去一个口信，说：”我觉得《新民晚报》不是黄色报纸，现在的内容还不够软，还可以再软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作者张涛之是这样写 的：”3月10日，毛主席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会上， 毛主席说，《新民晚报》办得不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第523页——笔者注) 　　本来这些言论并没有错误。据文革期间，汪琦在五七干校交代：一反右派，她就敏感到自己的话和报上批判的右派 言论一样，害怕弄到自己头上，说她反对党 的领导、歌颂资产阶级报纸、老报人等等， 赶紧利用副主任和支部副书记的职权，先下手为强。她领着大家批这个，斗那个，转移大家对她的注意。”缺德无才”，这是大家对她的评语。 　　支 部书记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没有去过解放区，她对去过解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顶头上司汪琦唯命是从， 以为跟着她走，就是跟着党走。即使走错了，她也不必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呢？鸣放初期，傅冬和林钢都在首都记者组。他们在闲谈中，曾就政治、时事和文艺问 题坦率交换过意见， 观点完全一致，傅冬比林钢说的还多。一反右派，有些看法成了”问题”，傅冬立刻揭发林钢， 说这些意见都是林钢说的。弄得林钢有口难辩。当时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把一些旧戏解禁了。筱翠花的《马思远》 是其中之一。在这以前，5月里， 林钢写了一篇报道《筱翠花说”我要唱戏”》。不几天，这戏上演了。林钢又写了报道《筱翠花重演《马思远》》：”…….晚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 夏衍及著名演员叶盛兰、杜近芳、新凤霞等曾到后台去看筱翠花，祝贺他的演出。”6月，一反右派，这部受到领导和大家欢迎的戏又变成坏戏了。林钢首当其冲， 被傅冬抛出。运动中，一个整人成了左派，一个挨整成了右派。《人民日报》 1958年1月6日发表的那篇消息批判说：”右派分子林钢还恶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歪曲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力鼓吹筱翠花演出坏戏《马思远》。” 　　鸣 放时，我正在内蒙古记者站，鸣放刚刚开始，突然反右派了。从报上揭发的材料看，只是片言只语、 断章取义，没有说服力。我很奇怪怎么人们一对肃反 有意见，就说他是右派分子？我很担心这样匆匆忙忙地划右派，又要搞错许多人。就在党的小组会上提出我的担心。小组的林沫、钦达木尼和我有同感，就让我这个 党的小组长向支部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 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立 刻，引起支部怀疑。林沫赶快表示转变，并把我的汇报告诉记者部。汪琦如获至宝，把我叫回北京。这当间， 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 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 亲。我父亲来信说，报上讲的许多不是事实。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 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我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 不要”无中生有”，也不 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谁知汪琦对着白纸黑字硬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划我是右派分子。傅冬还对我 说：”某某单位只要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光这一条就要被划成右派，你不光有这一条，还有肃反这一条，能不划吗？”由此可见，《人民日报》 的反右派报道推动 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运动也受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影响。大家就是这样你比我、我比你地扩大着战果，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在鸣放期间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 批评大汉族主义，林沫的署名在前面。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刘 时平也是记者部的副主任， 肃反时斗过他。鸣放时，刘的妻子蒋如芝说，大刘不是反革命， 把他斗错了等等。一反右派，就说蒋如芝攻击肃反，划她是右派。接着，说刘是蒋如芝的幕后操纵人：”如果不是幕后操纵人，蒋如芝怎么知道把大刘斗错了？”于 是，刘时平成了没有说话的右派。”你没有说话， 骨子里也是反党的!”汪琦、傅冬等这些革命的”左派”竟能看到人的骨子里，根据人骨子里的东西定罪! 　　吕 建中在鸣放中对编委会的成员提了一些意见。如： “胡绩伟把中央某负责人的意见说得有声有色，但谈了之后就不作具体研究，错了没人负责。””在编委会里，有这样的人(王揖)，看起来道貌岸然，似乎很有原 则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脑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编委会缺乏原则性， 对许多事情是非不明，不了了之，这就掩盖了这种人的无能，发展了自由主义。””肖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应该整一整。””现在提出不少意见，领导要 边整边改，如果这次整风结束后仍不了了之，我建议邓拓辞去现任职，健全编委会。”结果说吕建中攻击了编委会许多成员没有脑子，是非不明，”他要改组编委 会，邓拓辞职。”吕建中对记者部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如：”陈浚乱指挥记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很厉害。在稿费问题上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真理报》 的经验。””谁不了解汪琦在记者部的情况？应该对她来个称职与否的审查。”结果这些符合实际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系列的攻击。吕建中当时在记者部当编辑，他根 据记者部领导的指示，给各记者站打电话，让他们发回鸣放稿件。一反右派，被说成是他”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国安是因为同意办同人报而被划成右派的。鸣放期间，毛主席说： “我看每省办两个报，一个党外办，一个党内办，唱对台戏。”毛主席自己说可以，一些人跟着鹦鹉学舌，却被划成右派。于是，汪琦把陈国安抓住了。 　　摄影记者高粮原是记者部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跟着汪琦、傅冬等在部里挖出几名右派分子， 成绩卓著。他万万没有想到，1958年反右派补课，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而来，三天功夫，定他为漏网右派。他的主要罪状是他牵扯进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左叶事件中。请看他自己的叙述： 　　”1957 年4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了部长助理左叶同电影摄影师韩德福吵架事件，在国宾面前造成不 良影响。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接待办公室放进的记者多了些，陪同参观的人也多。地方狭窄，造成了拥挤。负责维持秩序与负责新闻报道和电影新闻摄制人员都很着 急。大家满身大汗，拥挤中也防碍了贵宾的参观速度。当时开路的左叶碰到韩德福时，说：`别挤啦，再挤我让你们滚出去`!韩说：`我是来执行拍摄任务的，拍 不成谁负责`？左叶有些急噪，在拥挤中怕出乱子，就讲：`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当场就吵起来…… 　　”事隔不久，《中国青年 报》发表了洪克写的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跟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诗与漫画《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把矛头指向左 叶…….事情闹大了，中宣部为此召开了对证会。左叶、韩德福、洪克都到会了。左叶做了些检查，但基本上是 各说各的理。最后主持会的人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目睹了此事件的经过……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呐……” 　　(摘自高粮著《历史的脚印》第170–171页) 　　据 我所知，4月正是鸣放初期， 新闻界都想发表反对三风的稿件。正好碰见左叶的事，以为抓住了官僚主义的典型， 因此一窝蜂地大做文章。《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小品文，我们报社的袁水拍据此写诗：《官僚主义者滚开!》还配上漫画(载5月10日)，造成轰动。实际上，这 是人们工作上的冲突，与官僚主义、地位高低等等并不沾边。左叶气得哭了，不承认骂过”滚出去”， 说他讲的是：”你的工作重要，难道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并不是和记者比地位高低等等。一些读者也给本报来信， 说我们小题大做，人为地扩大矛盾，不公正，没有抓对典型：”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猎取好镜头，在接待贵宾的场合，让在场的国家负责干部让路来猎取镜 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文章提出要求尊重记者，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记者尊重别人。””不能只许新闻记者在金銮殿跑马，不许部长助理在大街骑驴。” 　　不久，中央宣传部召开对证会，人们说没听见左叶骂”滚出去”，唯独高粮说听见他骂了。实际上，大家都在气头上，骂与不骂关系不大。可是以后反右派，人们又要抓右派典型，于是，左叶事件又一窝蜂地被说成是”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高粮提供了进攻的炮弹。 　　在 左叶事件中遭殃的不仅仅是高粮一个人。例如：《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与摄影师》 小品文，后来被划成右派分子，含冤而死。著名记者彭子冈根据这事写了一篇关于尊重新闻记者的文章，上面说：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这也变成她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状。写诗的袁水拍没有被划，可能因为 他是通天人物，到毛主席家里吃过饭，不知被谁保护下来了。原来，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久，以中宣部 文艺处处长江青(化名李进)为首，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了20多天。团员有袁水拍、钟惦榧。当时袁水拍是《人民日报》 文艺部主任。他回来后，谈到江青如何如何好，钟惦榧老跟她作对，不听指挥，江青如何如何讨厌他等等。还说，他们回来时，毛主席亲自去迎接。他被江青邀请到 家中，和毛主席共进晚餐： “一大桌子菜，都是由江青给毛主席夹菜， 毛主席只顾吃，离不开辣椒…….”这次调查，是江青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通过这次调查，袁水拍和江青互有好感，有了来往，文化大革命中，袁水拍倒向了”四 人帮”，就不奇怪了。 　　社会上不少右派分子在反右派初期，是反右积极分子。谁知射出的箭虽然射中了别人 ，又折回来射中了自己。他们对别人穷凶极恶，无限上纲，搞乱了大家的思想。结果，人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弄得国家大乱，也为以后更乱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好多右派分子在初期为了自保，跟着领导去打人棍子、抓人辫子。从别人的罹难中得到自己的安全 感， 甚至是快感。谁知好景不长，不知道自己碰到了哪根神经，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徒唤苍天：奈何!奈何!当然，还有更多的右派分子是虔诚地相信党报上所说的一 切，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号角既响，能不冲吗？”结果打人的棍棒落到自己头上，”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既然党 要我当右派，我就听党的话，当吧。” 　　在记者部， 与高粮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季音、习平夫妇，他们都在上海记者站。季音是1955年全国第一次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1957年，他跟着党组织” 人云亦云”地搞反右派报道，如批判大学者沈志远、老报人陆诒等，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见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被划为右派 分子的材料。刘是季音的老战友，而材料中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 季音向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刘不应被划为右派。季音哪里知道， 柯庆施正是反右派以后提拔上来的，他是有名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有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随毛主席要跟随到盲从的程度。”他怎么会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仗义执言呢？以后季音又在记者站谈起此事， 结果被告到记者部，汪琦、田流、顾雷等抓住这个增大反右成绩的机会， 把季音划成右派。在当时红色恐怖下，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 就是：只要领导说某人是右派，别人不能说反面话。否则就是”包庇右派”、”和右派站在一边”， 自己也就成了右派。在运动中，真正包庇亲友的人是极少的。大家对不熟悉的人能够跟着起哄、斗争、搞批判报道。可是，对熟悉、了解的人常常能发现其中许多不 确实之处，就说点公道话，自己以为是为党、为同志负责，结果成了包庇亲友的罪人。季音是其中的一例。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季音有类似之 处。在反右初期，我虽然对这场运动奇怪、困惑，但我仍然紧紧跟着党走，搞反右派报导。我听说包头市商业局副局长苗春 森是右派分子，这人我从未听说过，也没见过。对别人揭发的材料都信以为真，赶紧编写一篇《黑心贤士–苗春森》的通讯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湖北日报说我 父亲是右派，但报上登的好些材料不是事实。我虽然没像季音那样去说公道话，但我让父亲自己去说。 　　习平在1955年曾对一位好朋友谈过” 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直到1958年底，进行反右补课。那位好朋友把习平揭发了， 习平也难逃厄运。在批判大会上，汪琦穿着高级呢子大衣，戴着漂亮的仿俄式毛头巾，揭发习平，说习平在上海，做了件很漂亮的旗袍，不好意思穿着上街，经常在 家对着穿衣镜自我欣赏。这也成了习平的一大罪状。难道汪琦自己穿高级洋服，就是无产阶级; 习平穿民族服装，反倒成了资产阶级？由这样的人才领导反右运动，记者部右派分子的数量能不全社第一吗？ 　　文艺部的编辑杨建中(即蓝翎)根据 一个名叫小兰的姑娘被迫害死亡的事实，写了一篇杂文《沉思》，交给文艺部领导运动的刘甲。刘甲把蓝翎自己删改的地 方全部复原，竭力夸张，予以穷追猛打。杂文原来的标题是《面对着血迹的沉思》 。《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特地指出：”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斑 斑`、漆黑一团。” 　　文艺部的沈同衡画了一副漫画， 批评官僚主义。画中的一位人事领导干部戴着乌纱帽，就说他丑化党的人事制度，成了沈同衡当右派的罪状之一。 　　图 片组组长苍石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的完全是与事实不合的材料。例如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是”大锯条”、”圣旨口”等等。实际上，漫画《大锯条》是张光 华画的(张因此被划成右派)，”圣旨口”是蒋元椿说的。再如说他离间报社与外界的关系，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实际上是：外边对《人民日报》登照片 少，有意见。苍石作过解释，大意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有时因重要文章非登不可， 只好把照片割爱了。但当时某些领导搜寻右派邀功请赏热昏了头，硬要东拼西凑，胡乱上纲上线。甚至把他早在1952年已经解决的问题作为罪状扯了进来。即： 解放初期，苍石在《苏南日报》工作时，曾介绍他的堂兄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堂兄的反革命政治面目， 立刻向组织报告并协助公安部门使他归案。事后，苍石主动进行了自我检查。组织上为了教育他，给了他”党内劝告”处分。 　　财务室的朱克潜在7 月中旬给领导写了两封信， 对他的工资待遇、降级处分等等提出意见，说：”根据我本身各方面的条件和周围同志比较一下，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是：谁靠近领导，提升得就快， 党内提升得更快。否则，你再努力，再有成绩，也不容易被人发觉和承认。我曾经抵挡二个或以上的人拼命工作， 结果是对我无情的斗争、残酷的打击，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希望领导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希望这信保密，只给处以上的干部看。因他在信中点了几个人的 名， 说他们工作不如他、但工资比他多。他一点也没想到，当时领导正苦于抓不到右派，而他正找上门来。于是，领导把他的信公开发表。立刻引起公愤，人们万箭齐 发，说他攻击领导、攻击共产党，是右派分子无疑。加上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虽然以前早就交代，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行政科赵恒良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行政部门两个领导是两个山头，被领导打成右派。 　　印 刷厂的杨春长12岁在印刷厂当学徒， 在日本《新民报》、《华北新报》、国民党《华北日报》 当排字工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日报》接收了《华北日报》，杨春长被留用，从工人、车间副主任、主任、统计、技术科科员到劳资科科员。1957年，他响应 号召，帮助党整风，写了两篇稿子，说了心里话：认为工人工资提得慢，干部工资提得快。工厂书记刘钊把自己卖布的小舅子提拔到工厂当干部， 他认为报社有裙带风等等。一反右派，就说杨春长挑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污蔑报社领导等等，划成右派分子。 　　印刷厂统计员张恩铭写了《出版社 为什么要企业化？》，有四千字，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引起几万字的批判， 如《”企业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批判他挑拨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关系，说他攻击报社的工作制度、人事制度等等。结果这位与杨春长同为留用人员的张恩铭也被 划成右派分子。 　　职工业余学校的副校长蒋如芝在鸣放中对领导提了一些意见， 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领导， 不应由领导来领导整风。”就说她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理由是：”一个人砍伤了另一个人的手指头， 你能说我只是伤害了你的手指头，并没有伤害你本人吗？”蒋如芝还说，她丈夫刘时平在肃反时挨斗是倒霉， 到现在还不向他道歉。肃反时领导曾派人到他家搜查，她妈妈说：”解放前国民党曾来家搜查，想不到解放后共产党也来。”她同意妈妈的话，就说她：”这不是说 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吗？这不是反对肃反运动吗？” 　　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张保义在鸣放会上说：在这样一个社会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十分不容易 的，不是整别人，就是挨别人的整。我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 也不是反革命，但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不愉快，不幸福，思想不自由，选择职业不自由，说话就更不能随便了。结果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说他咒骂新社会，与右派诗人艾青一个腔调。因艾青说过：”党内有一批整人的人，有一批人挨整”。 　　幼儿园的教师田兰坡是一个23岁的青年。 她17岁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积极分子。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 提意见：”我老家在蓟县，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 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病，时时都在说。可是，在那个时候，田兰坡一说，就把她划成右派。开头，她想不通：”我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呢？”经过人们狂轰乱 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 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都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 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名言：”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现在派上了新用场。 　　从 以上种种”罪行”看来， 我的难友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们一样，他们既没有对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批评或异议，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民主不要 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要平等不要特权。他们只是反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特权， 反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要求更多的民主等等。相反的，那些整人的人，好多正像鲁迅1936年8月6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那样：” 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 利益，而只顾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当然，即使是在那邪气上升、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人民日 报》也不是到处血迹斑斑、漆黑一团。有一些部门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们不随大溜，不去和别的部门攀比。当记者部、国际部纷纷打出这个、那个右派的时候， 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不在”矮子里头拔将军”。宁肯打右派的成绩是个零，也不怕被人说成”反右不力”、是右倾等等。萧航、马沛文领导的国内政治部没有划一个 右派分子。 部内章世鸿为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顾执中辩护，还说过两句讽刺话：”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林韦同志(李银河的父 亲、王小波的岳父) 领导的农村部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部内陈泊微、林晰、江夏等三位同志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林晰还说： “徐兑同志工作也是按圣旨口办事。上面怎么说，她就怎么说。上面说蔬菜问题不宜讨论，她也照办。”却都被大家保护过关， 仅仅作了几次检查了事。农村部唯一的右派是副主任刘晓唏，他是在高级党校进修时被划的。他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象化，神秘化”，他主张“要 破除迷信，不要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如果他不去党校，留在 农村部，在那种环境里，不会被划成右派的。真是：人的命运前途无法预测，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 像林韦这样的好党员终于没有逃脱厄运。他在1959年到安徽采访，给总编辑吴冷西写信， 说安徽饿死了人等等。反右倾时，吴冷西揭发：”有些右倾言论，如说大办钢铁1070万吨是好高骛远， 要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才搞这么多的，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又说，政治挂帅是吹牛皮，人民公社是独立王国，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违反客观发展规 律，供给制出懒汉等等”。10月19日，他作反右倾整风报告：”反右倾的斗争，比预料的要严重、激烈得多，它是前年的反右派斗争的继续，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漏网分子，有些是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他说， 报社一千人左右，可分成5种：”1.在大风浪中，立场坚定，毫不动摇。2.有些糊涂观点， 在个别问题上说过怪话，但不是对大跃进、公社化有意见。3.对大跃进、公社化确有些意见，在短时间里有过动摇，发表过右倾言论经过学习，又坚定下来。这两 种人不失为是有缺点的好同志。4. 比较系统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表系统的右倾言论，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报社的反映。5.

核心提示：在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前苏联学者，现在执教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经济学教授总结了七点教训。他认为：要预测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比政治容易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涵盖了从完全的民主到原始独裁的各色光谱。  原文： 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 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 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 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 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 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 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 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相关阅读： 【译者时评】 苏联解体廿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