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文章将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同1989年的情况相比较，认为今天的中国又处在保守势力遏制改革潮流的十字路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今天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是会象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推动改革，还是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 文章评论说，中国即将进行的政权更替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没有邓小平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过程，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与希望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也很明显地被打上了折扣，上个月发生的王立军前往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的事件或许正是显示了北京政权在政治与文化政策上的萎缩，显示当局在改革开放领域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作者随后介绍了王立军事件的前后经过，指出成都事件令人回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遥远的过去，而这种倒退的感觉被整个事件的重重疑团以及薄熙来在海内外的形象之间的差距而越发加深。作者解释说，对海外观察家来说，薄熙来是一位现代的改革家，是一位打黑英雄，是一位为居民打造低价住房的亲民官员。而在中国国内的改革派的圈子中，薄熙来却又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王立军的协助下，薄熙来也曾经无情地镇压过法轮功成员，在全球十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成员控告他犯有反人类罪。 至于王立军，他在打黑活动中所使用的无情的暴力手段虽然为他的主人薄熙来赢得一定的声誉，但却引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警惕。 成都事件究竟是由于薄熙来与王立军两人之间的个人争斗？是由重庆反毛派势力策划的一起攻击事件？还是薄熙来在政治局的竞争对手幕后操作的结果？总之，无论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他之所以会发生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协调一致的整体，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已经难以维持。诚然，党内各大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刀光剑影自中共建党以来从未间断，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将国外驻华使节牵涉到党内争斗之中却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其中原因就在于此前义无反顾支持改革的思路已经引发党内质疑，党内党外不时传出批评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声音，真是由于党内派系争斗所引发的恐慌才会导致出人意外的成都事件的发生。 中共党内在应该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如何回应中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与财产保障的呼声？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如何刺激内需，提高生产质量与效率，如何减低资源浪费与官员贪污腐败等等，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北京政府的智库人员已经使北京高层领导明白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中南海却迟迟没有启动政治改革，依然期望以党内民主的法宝来勉强应付，薄熙来等人甚至不惜将毛泽东作为救星请出来。 在无所适从的背景下，北京政权将稳定的期望寄托在家庭以及帮派关系之上，而这些社会稳定的最小组成部分却往往只会使社会停滞不前，遏制政治意愿，限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加剧贫富差距，并且加强利益集团的势力与地位。 作者引述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郭玉华今年一月在财新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改革年代的生机活力，社会结构正在向家庭关系网络等系统倒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郭玉华认为中国老百姓最共同的感受就是失望的感受。在中国，打开就业大门的不是文凭和学识而是家庭关系。中国的社会生态体系正在每况愈下。 作者最后分析说，今天的中国同1989年时的中国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正如中国日报近日所指出的那样，同89年不同的是，今天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而是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外，同89年不同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就已经为改革埋下了种子。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会如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地推动新的改革，还是会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作者认为，答案可能要等到今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的时候才会初现端倪。  

核心提示：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 原文： Et si la démocratie perçait en Chine…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Jean-Marc VITTORI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人上周末投票选举了。在把上一届腐败的领导班子赶下台之后，他们推选出一位退休的商人作为新的领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到了投票选举的机会。因为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只有1.2万人、距北京150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乌坎村。不过，这个故事表明，独裁已不能再在中国为所欲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一点：这一切离民主还很远。中国虽然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但人民却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共产党的领导已被写入了宪法。司法也得听从党的命令。没有言论自由。一些人会神秘失踪。然而，一些新生的芽苗在共产党这块混凝土的压制下正破土而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坦率而言，中国出现向民主靠拢的迹象丝毫不会令经济学家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就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必然的联系。当一个社会变得极为复杂的时候，个人所做的不仅仅是模仿，而且他还必须能够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靠上层领导来决策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法国两位年轻的学者Fabrice Murtin和Romain Wacziarg在2011年出版的《民主的转型》（见文末译注）一书中，证实了熊彼特的这一推断：在对70个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后，他们认同了民主与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人均收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与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反过来这种关系却不成立。然而，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发展，而且人们也更有钱了——30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13倍。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的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民主项目协调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强调，中国的收入到明年很可能会超过1987-1988年时的韩国——而这正是韩国开始民主转型的时间。另一位研究员亨利·罗恩认为，中国到2025年将相当于马来西亚今天的水平或者阿根廷2007年的水平。 当然，富裕了并不一定导致自由。不过，经济增长预期的放缓将迫使中共开启民主游戏。世界银行在上周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幅之后，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将降至5%到6%。然而，正如拉里·戴蒙德所说，”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生活不能持续提高，共产党就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这方面的失败不仅可能使共产党丧失部分权力，而且可能引起突发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危机”。类似的情况人们在过去的东欧以及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已经看到过了。世界银行呼吁中国给个人更多的权力，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中国的5万名网络警察很难管得住人数高达5亿的网民：他们已经开始用暗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比如用”被和谐”来代表”被镇压”。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后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民主已经老化。这种民主最害怕的是全民公决这种全体民众表达意愿的形式，而且它也难于决策。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民主的经验教训。 译注：《民主的转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如果你有一个中国为主域名的邮件地址，则可以享受剑桥的”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免费下载，地址在 这里 。 相关阅读： 拉里·戴蒙德：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报道引述两人的谈话指出，当时至少有5次爆炸，而且距离他们都非常近，他们真的认为是被叙利亚方面直接当作攻击目标。 叙利亚部队2月22日对霍姆斯的巴巴艾默区发动攻击，布维耶和丹尼尔斯、以及星期天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摄影记者康洛伊受伤，但美国女记者玛丽卡彬和法国籍摄影师欧赫利克则在砲火中身亡。 原本受困霍姆斯无法撤离的布维耶和丹尼尔斯，是在法国政府和国际红十字会等各方努力交涉及协助下，于昨天安全返回法国。目前巴黎检察官已针对这起攻击，展开谋杀罪行调查。 另据受伤的英国摄影记者康洛今天在病床上接受採访时表示，叙利亚对这个反叛城市的轰炸，简直是，这是1场无论男女老幼地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在那裡「等死」。 法国总统萨克齐昨天在欧盟峰会结束时表示，为了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骇人听闻的”镇压，法国决定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  

中国的远程军事目标：与美国平起平坐 法国政治学院学者皮埃尔•哈斯奈尔认为，中俄印增加军费有各种原因，可能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再加上一个重新武装的巴西，然后把这种情形拿来与美国尤其欧洲大举减少军费的趋势比较，新型经济体扩军的整体大轮廓就凸显出来，形成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 哈斯奈尔认为，解释中国的情况比较简单。中国在攀升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也要成为军事大国，军力提升的步伐加快的同时伴随着相应的修辞。对中国而言，远程目标就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眼下的目标则是保证能够掌控周边海域。不过，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难以用准确的数字表达，但似乎仍然相对较少。 俄罗斯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格鲁吉亚战争暴露了俄罗斯武力十分蹩脚，该国因而从2008年以来启动军队现代化计划。普京最近宣布要增加双倍军费以及他使用的杀气腾腾和反西方的语言却有着双重的政治意义。面对大选临近和国内骤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普京要显示的是，自己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面前是一个强人，要起身保卫陷于危险的祖国，要恢复昔日苏维埃的“荣光”。这深刻地符合了普京持续显露的要迫使西方不能忽视自己的那种个性和野心，哪怕这种表现有害无益。这也同时显示了普京所谓与美国和欧洲进行战略合作的幻想性质。 印度的情形有点类似欧盟，它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其防卫和安全的效率却与这个国家潜在的能力不符。它与欧盟，甚至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受到任何人威胁，但印度在安全方面需要应对多重挑战。印度与中国关系暧昧，与巴基斯坦可以说处于对抗状态。同时，印度也希望成为全球性的强权而非区域强权。但是，印度缺少的更多的不是武备，而是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效率，以及如何减少贪腐。 大西洋两岸的军费开支几乎占全球一半 法国战略研究学院的佛洛朗指出：的确很容易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2000年以来的军费开支觉察出一种称霸的野心和挑衅的姿态。从2000到2010年，巴西军费开支增加50%，俄罗斯增加102%，印度增加60%，中国增加256%。的确，由于投入大量资金，使得他们各自的军事工业加速现代化，武备更新。这样一种情形使我们不容易自动认为国际关系将会呈现出和平的远景。但是，佛洛朗提醒说，全球国防工业的重心始终在美国和欧洲一边，在军费开支层面，大西洋两岸的军费开支几乎占了全球军费的三分之二。在军事工业领域，同样是跨大西洋两岸的这些国家拥有技术最尖端，引领军事领域潮流的企业。全球前十名军备供应商没有一个出自大西洋两岸以外的其它地区。 作者的结论是，从金砖国家的军事装备趋势来看，距离所说的军备竞赛还很遥远。他们扩充军备更多地体现了追赶先进军事技术以及建立地区性霸权的雄心。 中国的军事挑衅姿态与当局的不确定感相对应 在所有金砖国家中，最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军力提升的情况。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瓦莱雅•尼科特认为，中国表现出的挑衅姿态恰好与中国政府的不安全感相对应。她指出：最近简氏防务周刊公布的报告显示，预估中国的国防预算到2015年要增加两倍，达到2382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的军费增长达到18.75%。这其实是一种趋势的继续延伸。从1990 开始，中国每年军费开支的增加都是两位数，接近15%。 作者提醒人们，除了军费预算增长，在分析中国军力提升的长远目标时要注意到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交错，民用工业开发出来的高科技以及相当的人力资源也被用于发展和提升军力；第二个因素体现在中国当局的姿态上。当局在回答外界有关军事开支透明化以及如此提升军力是否合理的质询时选择了一种猛烈进攻的立场。如果说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为915亿美元，比海外公开的预估要低得多，但就此也把中国明确无误地推上了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位置。尽管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却远远领先于其它亚洲邻国，也包括日本在内。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并且越来越领先于欧洲的军事强国。因此，中国的军事努力是令人震惊的。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一军事努力伴随着的是军费开支的不透明，不仅仅是军费开支数字，更是那种被普遍视为挑衅性的战略姿态。 作者认为，从2000年代末页开始，中国的这一倾向越来越突出。中国宣布不会放弃核心利益，并且现在把这一概念扩大到了海域。北京以不断重申的声明、以越来越多的海上事故以及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挑战东亚的周边国家，同样它还向希望维持海上自由通道的强权挑战，比如美国。中国的这种新的骄傲，以及民族主义的诉求，更多的是与官方鼓吹的有关保护海上通道、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要扮演的强权角色的一套话语相伴相生。勾勒出北京的新野心的还有胡锦涛在2004年所做的一番演说，他在演说中要求人民解放军完成新的使命。正是这些因素对人民中国提升和开发军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作者认为，这种更富挑衅性和矛盾的姿态，其实与中国政府的不确定感相对应。对国内事务的不确定感，以至于中国的维稳经费今天超过了军费。面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从而对国际事务产生的不确定感。一边要应对重返亚洲的美国，一边要增加对付台湾的手段，北京选择了一种不对称战略。其目的就是一旦美国军事干预，使其为其干预付出巨大的成本。即使北京的这一目标从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具有幻想性质，但恰恰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进行了巨大的军费投资。 亚洲出现了一种补课性质的军备竞赛 作者认为，面对北京的这一变化，在亚洲出现了一种形式的军备竞赛，至少可以说是要弥补不足。首要的目标就是回应中国军力的强力提升。这正是越南的情况，同样也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中国因素”构成加大军事预算的最重要的理由。 对印度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面对中国，要使自身的核武力更具威慑力，同时还要保护自己在印度洋的领袖角色。如果说，整个新型经济体都在准备把一部分经济增长贡献到发展和提升军力上面，但是，在亚洲这个同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却存在着围绕着中国强力上升而产生的特别担心，这种担心对全球而言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因素。 亚洲武装自己 欧洲裁减军备 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让-皮埃尔•莫尔尼则认为金砖国家重新武装非常矛盾。他指出：亚洲在武装自己，欧洲却在裁减军备，从最近全球公布的军费开支就会得出清楚无误的结论。普京计划从2012至2020增加5900亿欧元的军费，简氏防务称中国从现在起到2015年军费要扩增两倍，印度继续把年度军费增长保持在10%。但在欧盟方面，2010年度军费开支仅为1800亿欧元，而2008年时是还有2000亿欧元。 哪么是不是就应该得出俄中印在开展军备竞赛，从而会威胁到一个逐渐裁军的欧洲呢？现实要复杂得多。具体而言，印度面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重威胁，中国则要弥补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缺失。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迅猛，并且持续增长，但在军事层面却落后于他真正想与其竞争的国家—美国。如果说中国已经开发出第五代战机的样机，但在未来许多年并不可能投入使用。中国军力的提升是现实的但并非是立即的。而俄罗斯显得非典型，普京正在竞选，他的竞选承诺能够兑现吗？从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来看，短期内是不可能兑现的，而且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现状也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式武器。作者最后指出，矛盾的是，金砖国家扩充军备从一方面来看像是一种威胁，但另一方面也许对欧盟军工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 金砖国家扩充军备是其经济分量加重的反射 不过，法国国家尖端技术学院研究人员勒诺•贝莱什则认为金砖国家扩充军备是这些国家经济分量日益吃重的反射。他认为，金砖国家扩充军备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其说这构成了军备竞赛的威胁，不如说更多地是他们自身经济分量加重、以及他们在全球角色日趋重要的反映。 他认为金砖国家的国防支出与其经济分量、人口和地理因素比起来相对而言仍然是微弱的。巴西的军费开支只有250亿欧元，低于人口比他少两倍的德国，俄罗斯444亿，只与英国不相上下，印度的军费差不多等同于法国的国防开支。 只有中国不同，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加了四倍。但是这也必须要把中国的军费增加放到其人口和经济分量的前景下考量。如果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金砖国家的军费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对中国更真实。2009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2℅，这个数字与1997的1.7%比较起来增长的微不足道。更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比，五角大楼2009年的军费开支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8℅。 因此，作者认为担心出现了新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有点夸张。作者指出，金砖国家的军费开支透露了战略地理的重心在向新兴经济体强权偏移。那么，金砖国家能否有能力担当起全球稳定的角色而非不稳定的源泉呢？至少从中期来看，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是，一旦金砖国家内部出现对抗和竞争，他们在军备上付出的努力就会最终导致走向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