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

这件事是这样，台湾法院的法官审理案件时，在一审和二审都是公开分案，所谓公开分案就是采用计算机乱码分案，没有办法要把某案交给某个特定的法官审理，计算机乱码分案之后，哪个案子在哪位法官手上审理，则对外公开，完全透明。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公平，因为法官有其背景，也会有个人好恶，甚至还会有政党倾向，计算机分案后对外界公开，比较没话说。 但台湾的最高法院，一直是采取「保密分案」的方式，已经实施了六十二年，「保密分案」其实也是用计算机分案，但处理计算机分案的法官只知道某个编号的案件分给了某甲法官，却不知道案件的内容；负责编号的人员虽然知道案件内容，却无法知道这个编号的案件分派给了谁。据说当年采取这样的分案方式，是鉴于第三审通常就会定谳，为了避免被告向法官关说行贿，甚至威胁到法官的安全，或媒体的好恶批判，让法官受到压力，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因此采取「保密分案」方式，对外也不公开哪一位法官在审理哪个案件，希望给法官最大的独立审判空间。 但马英九总统最近发表谈话，认为最高法院不应该继续维持「保密分案」的方式，分案的方式应该要透明化，曾引起最高法院法官的反弹，前几天卸任的最高法院院长杨仁寿更猛烈炮轰马英九，说他侵犯审判权，干涉审判独立，这个风波在台湾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 ●据说，这位炮轰马英九的最高法院院长，在交接典礼致词时，用词非常强烈，不但炮轰马英九，连带强烈批判了台湾的司法院院长和继任的最高法院院长，主要的论点有哪些？ 这位卸任的最高法院院长杨仁寿显然非常生气，而且有备而来，据说，他花了一整个晚上，拟了一篇致词稿，标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交接典礼当天就语气高昂地念出来。他批评马英九听了年轻法官的怂恿，竟把手伸进有关审判独立的「保密分案」当中。他指责马英九把「保密分案」曲解成「公开审判」的反面词，甚至把它污名化，曲解为「秘密分案」，还亲自指示继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必须改变做法，他认为，以总统的高度做出这样侵犯审判权的指示，非常不值。 这位卸任院长也批判了在现场担任监交的司法院院长赖浩敏，说最高法院为了确保审判独立的「保密分案」，司法院长依法不但不能碰触，更应该挺身捍卫；他也强烈炮轰继任的最高法院院长杨鼎章已经「被摸头」了，令人「失望透顶」，还提醒他「只为做官却迷失自己，将来历史会有公断」，当时场面非常尴尬。由于当时最高法院全体法官都起立鼓掌，甚至称赞杨仁寿是「正义之声」，可以想见，马英九想要推动的司法改革，未来在最高法院可能还会面临很多阻力。 ●最高法院院长卸任时，这么严厉地批评马英九总统，马英九有没有什么响应？台湾的舆论怎样看待这件事？ 马英九总统透过幒统府发言人响应说，「公开分案」的诉求不仅是基层法官的意见，更是律师及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呼声，一、二审法院早就已经采取「公开分案」的作法，实施起来并没有困难，并且普遍受到法律界的欢迎。 马英九还说，终审法院的「保密分案」制度行之有年，当然有它阶段性的功能，实质操作面也不等于最高法院就因此胡乱分案。但是他强调，「透明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涵，如果能推动终审法院「公开分案」等透明化的改革，将可以增加人民对司法改革的信心。 至于台湾的舆论，则大致倾向支持马英九和「改革最高法院行动联盟」的意见。台湾舆论界多半认为这位卸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指控，如同政客的选举语言，毫无事实根据，栽赃抹黑，可以说自毁英名；也有媒体评论认为，既然是最高法院首长，论事说理，就不能像小孩子生气斗嘴一样，气胜于里；媒体也质疑他，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保密分案」的措施，才能审判独立？ 总而言之，这个风波未来还会继续受到瞩目，但司法院已经和刚接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开过会，并取得共识，将会修改「保密分案」制度。未来，台湾最高法院的法官会不会抵制这项新措施或者反弹，值得后续观察。

这件事其实很有趣，台湾从1992年实施总统直选以来，总统前往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就明订在宪法里，但到现在20年了，却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主要的症结就是卡在「立委能不能针对总统的报告提出质询」，以及「总统是否需要像行政院长一样，对立委的质询逐一答复」。部分民进党立委认为，总统既然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当然应该接受立委的质询并答复，国民党则反对。亲民党则提出折衷方案，建议比照当年的国民大会，由立法委员提出「建言」，并由总统「综合答复」。这个折衷方案未来在朝野协商时是否会通过，目前还不得而知。 ●为什么民进党的部分立委，主张立委可以就总统的「国情报告」提出质询，总统也应该逐一答复，而国民党却反对呢？ 这就更妙了。当年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曾经想要前往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当时朝野也提出了同样的争辩，就是「立委能不能质询？」以及「总统是否需要逐一答复？」，但当时朝野的立场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国民党主张，陈水扁既然要来报告，就必须接受质询并答复，否则「国情报告」毫无意义；民进党则保护陈水扁，反对立委向总统提出质询，认为这样做等于毁了台湾的宪政体制。几年过后，现在是国民党执政，轮到国民党保护马英九，反对立委可以质询总统。换句话说，台湾的政党政治其实还不是那么成熟，对于宪政规范，朝野政党没有一致的准则，只是就自己政党的利益加以选择、诠释，这也是总统直选二十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主要原因。 ●如果台湾的民选总统，长期不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接受质询，会不会导致民意无法监督？影响到民主政治无法落实？ 不会的！因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总统派任行政院长组成内阁，行政院长才是台湾最高行政首长，对民意机关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开议期间，行政院长都必须前往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所有内阁阁员也都必须接受立委的质询，所以在台湾，政府接受民意监督是毫无问题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也很稳固。至于总统，在宪法的地位是国家元首，宪法的规定是「立法院于每年集会时，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也就是说，向立法院提出「国情报告」并不是总统的宪法义务，行政院长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并备质询才是宪法义务。总统的国情报告，层次比较高，主要是针对「国家安全大政方针」，立委听取报告之后，如果有不明了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但总统是否回答，必须尊重总统的决定。总的来说，宪法和法律赋予总统「国家元首」的崇高的地位，设计上不让总统和立委激烈辩论，甚至受到冷嘲热讽或羞辱，这也是总统「国情报告」和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不同的地方。 ●从台湾目前的政治情势看来，马英九会不会成为第一位前往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民选总统呢？ 很有可能，但有一个关键，就是立法院朝野党团必须协商同意，不做「一对一」的质询，否则国民党肯定不会同意；而且违背宪法的精神，总统府也不会接受。如果台湾朝野能经由协商达成共识，邀请马英九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实施，这将是台湾的民选总统第一次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将使每四年一次的台湾总统选举更具有意义，也让全球华人大开眼界。但重要的是，台湾的立委也必须提高问政层次，真正就「国家大政方针」在国会殿堂上和总统互动，而不是仗着言论免责权，极尽羞辱嘲讽之能事。这样，台湾民选总统到立法院作「国情报告」才具有意义，也才能彰显台湾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元月31日）上午9点，浙江杭州著名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在杭州中级法院第十审判庭开庭，经过两个多小时控辩，至上午11点半左右法院休庭，主审法官表示将对一些证据进一步核实后，将择日公开宣判。 出席今天开庭旁听的只允许朱虞夫的妻子蒋女士与孩子两人，参加今天代理辩护的律师是北京李柏光与李敦勇律师。杭州多名民主党成员与维权人士被当地警方要么带离家中，要么软禁家中不许出门。 据律师说，今天上午的庭审辩护还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控方仍然以朱虞夫的一些言论而指控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律师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朱虞夫作了无罪辩护，朱虞夫自己也进行了自辩，最后主审法官表示要对其中一些证据重新核实，并进行合议后，将择日作出公开宣判。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1953年2月13日出生，自青少年起憎恶专制独裁的弊端，探寻民主政治道路。 1978年底为杭州民主墙发起人之一，写作张贴了许多宣扬民主人权的文章；1979年组建并被选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负责人，参与领导杭州民主墙运动；1983年被有关当局传唤、抄家。 1987年调入杭州市江干区房管局，任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1989年，声援学运再次被传唤、抄家，并株连4户亲属（母亲、岳家、妹夫、妻舅）同时被抄家。被关押27天后，撤职并下放管传达室。 1998年6月，积极投入民主党的筹备工作。6月25日浙江筹委会成立后，于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被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计算机、打印机等物；被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1月8日被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被杭州公安部门以“颠覆罪”判刑七年。 2007年7月10日，朱虞夫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所谓“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2011年3月5日朱虞夫因在网络发表简短的《是时候了》诗歌，被杭州国保认定支持茉莉花运动而抓走，4月11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杭州检察院曾经一度因证据不足而撤诉，但最后，浙江当局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重新起诉，直到今日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