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

2008年中国发生导致30万儿童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近期又有染色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等有害食品曝光，引起民众恐慌。 记者：“从2008案中国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谋害了30多万儿童之外，目前一系列的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确实已经威胁到了每个人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张津郡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这种有毒食品的现象呢？” 张津郡：“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我曾经在一个世界最大的认证公司，就是瑞士通用公证行简称ＳＧＳ工作过。由于ＩＳＯ９０００是一个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很多企业出于宣传的需要想拿到这个证书。中国有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管机构本身中国名牌这些都有做假的，拿钱就可以卖到的。我相信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一切向钱看这样一种风气演化而产生的，人们只要为了挣钱什么都不管了。” 记者：“我注意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就目前的有毒食品为何屡禁不绝也刊登了它分析的几个原因，那么一个是销售企业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另外一方面它说是目前的监管部门权责不明，特别是惩处不严，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不健全。浦志强律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这个司法体制在食品监管这方面的作用呢？” 浦志强律师：“我个人感觉就是凡事都归结于制度不健全，实际上是一种懒汉哲学。在《本草纲目》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严格的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但是整个的诚信问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工商质量监管和食品药品监管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人员少，所有的事情很明显是和吴邦国唱反调，因为吴邦国以前说过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是基本建成了。除了五不搞的因素之外似乎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但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不行？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应当说是人心坏了。任何一个本地的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激发民怨或者是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再大的力量恐怕各种各样的监管部门都不能够完全依法办事。不光是食品、药品的问题，现在中国假货和各种各样的事情非常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已经成了攫取超额利润主要的手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一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蛇鼠一窝。通过查处跟造假制假的企业能够产生这种勾兑的机会。任何不计较它改革的社会来建立诚信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会愈演愈烈。 记者：“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就目前出现的这个染色馒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等这些事情公开表示了一个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中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张津郡先生，你怎么样看待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中国有毒食品问题涉及到道德层面？” 张津郡：“谈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它刚好是两个极端，也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中间的力量，就是官家和咱们说的民间草根，而官家它是很强大了，它控制了一切媒体、公检法、国家的这些所谓的卫生、质检、食品、药监这些管理机构，在这样一种两元的制度体系之下，说实在话就是这么一个专制的制度体系之下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官员是想让他的利益最大化，他要去寻租，这些黑心的商人们刚好可以满足监管官员的需求，那这些监管的机构和管理的机构完全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媒体又是在官家的控制之内，出于地方的利益或者是所谓稳定的利益出发，有些东西它也不能报。那老百姓不就是在蒙蔽当中嘛。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记者：“浦志强律师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目前所谓经济实力处是在世界第二，但是毕竟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安全环境，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目前专制性的社会体制的关系呢？” 浦志强律师：“刚才你提到的温家宝总理，当然温家宝说了那么多，当然要比不说要好。但是温家宝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建立道德形象是没有意义的。口惠而实不至。现在违法的成本太低了，仅仅加大打击力度或者处罚力度是不解决问题，因为吏治是腐败了的，是乱套了了的。你授予它更多的打击力度只会增加奸商的勾兑成本。在任何？？理性的层面来解决中国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都是南辕北辙的。假烟很多、假酒很多、假的粮食、所有的事情都有，假药、假医生那么怎么不讲？我们一个假的人民民主呢？我们到现在为止１３亿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最大的一个骗局，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仅仅靠裱糊，靠掩盖，靠说说好话，这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在北京的浦志强律师和在深圳的张津郡先生讨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李庄曾是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 重庆检察官星期五（4月22日）上午在法庭提出撤回对李庄的起诉。 重庆华龙网记者报道说，法庭星期五上午一开庭，公诉人就提出了撤诉的请求。 公诉人表示，辩护人在法庭举示的新证据与公诉方所举示的存在矛盾。 公诉人说，这导致公诉方认为李庄犯罪事实存在疑点，因此希望撤回起诉。 法官在退庭商议了近一个小时后批准了这一请求。 李庄因妨碍作证和伪造证据等罪名已经在去年年初被判刑1年半。 但重庆当局称，李庄被判刑后当地司法机关又接到多起举报，要求追究李庄在代理刑事案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才由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对李庄再度提起公诉。 但批评人士说这是重庆当局因李庄为被视为黑社会成员的人辩护而做出的报复。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此前接受BBC采访时批评重庆将李庄判刑是“政治性迫害行为”。 他同时说重庆对李庄的追加起诉是“选择性执法行为”。 点击 页首

刑辩律师李庄再受审引法律界质疑 记者: 莉雅 | 香港  2011年 4月 20日 重庆涉黑案辩护律师李庄因“妨害作证罪”被判入狱后因为另一起案件而再次在重庆受审，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司法当局对李庄的审判、定罪和判刑缺乏基本的程序公正，也给法律界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李庄“漏罪案”在重庆开庭审理* 备受关注的原涉黑案律师李庄的所谓“漏罪案”19号上午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到晚上9点多休庭，星期三继续审理。 在星期二庭审当天，法院允许媒体和有关人员旁听。据报导，有一些人在法院门前拉起“打倒黑心律师”和“李庄还钱”的横幅标语，但是他们在媒体以及来这里旁听案子的一些律师的追问下都匆忙走开。 原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2009年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高调进行的“打黑除恶”运动中为涉黑大案嫌疑人之一龚刚模进行刑事辩护，但是随即被当局以“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罪”逮捕。李庄一审时被判2年半的监禁，他提出上诉，坚称无罪。二审开庭时，李庄当庭认罪，但是当他听到二审将他改判入狱一年半后反口不认罪。 就在李庄今年6月即将刑满出狱之前，重庆当局再次追究他的“遗漏罪行”，以2008年7月他在上海为一宗挪用资金案件辩护时，引诱、教唆证人作假证，控告他犯有“妨害作证罪”。 有法律界人士推断，李庄在出狱后肯定会说出当时与当局交易的内幕，而中共18大的召开离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重庆当局不希望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杂音，因此对李庄穷追猛打。 中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莫少平不愿对这个案子做出政治性的揣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分析。他首先说明了重庆对这个新案子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说，虽然案发地在上海，但是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于李庄最初是在重庆被判的刑，在判刑后发现有漏的罪，最初对他进行审判的法院有权对他提起诉讼和进行审判。 *莫少平：李庄案审理程序缺乏公正性* 不过，莫少平律师认为，由于重庆司法当局对李庄最初案子的审理缺乏基本的程序公正，因此再由这个法院来审理这个案子仍然没有程序的公正性。 他说：“李庄他原来那个案子就是涉嫌重庆警方刑讯逼供，甚至构成刑讯逼供罪。那么最后反过头来，你要由重庆的警方去侦查作为辩护人李庄的所谓涉嫌的罪行，由重庆的检察机关提出诉讼，由重庆的法院进行审判。那么，这个我认为，就连基本的程序公正都不存在了。那么由此引伸到他现在这个漏罪，还是由重庆来提取起诉并进行审理，我认为它的逻辑结论在程序公正方面仍然是存疑的。” 这位在中国接手了许多人权大案的辩护律师说，对李庄的案子进行的审理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审判工作里很突出的一个弊病，这就是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 他说：“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就缺少控、辩、审三方的交叉询问，那么它无助于把事情了解清楚，特别是这些证人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单方取证的情况下，那么他是不是受到威胁，是不是受到胁迫，这都很难说。” 莫少平律师说，在李庄“漏罪案”的审理上，法院很有可能会采信公诉方在法庭上宣读的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并根据这些证词对李庄定罪。 *李庄案引起法律界对中国法治的担忧* 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并获得法国和捷克人权奖的莫少平律师表示，尽管一些人可能对李庄的人品或是道德操守有微词，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认为，当局对他的判刑给中国法律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破坏了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 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备，并不是看它有多少警察、有多少检察官和法官，而是看它的律师本身能不能起到它拥有的作用，或者说律师制度是否完备，律师能否在这个国家发挥应有的责任，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完备，或者是法治状况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 一直非常关注李庄案件的北京律师浦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其他一些律师都认为，李庄在上一次案件中不构成犯罪，对他的判刑是服务于重庆运动式打黑的政治性迫害行为，是中国律师业发展中的一个恶例。 南京大学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一位学者虽然以李庄案子以及美国之音的敏感性为由拒绝接受采访，但是表示他认同一些维权律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也支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观点。贺卫方上个星期发表了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表示在重庆这个城市里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他说，在这里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因此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他觉得公开的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他在公开信中说，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贺卫方教授发表了这封公开信之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发表了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对他进行驳斥，说他故意把重庆的打黑除恶歪曲成“文革”。他的这封信又引起了更多的论战，引发了一场有关重庆打黑的所谓“公开信之战”。 贺卫方星期三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李庄的案子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司法改革走了多远的一个标志。他说，这个案子使中国的司法改革倒退了30年。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2011年4月3日上午，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时至今日，其家人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其下落的法律文书。广州媒 体人彭晓芸近日发表文章《抗议者的想象力―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艾未未》，介绍“艾未未究竟是谁？谁会喜欢艾未未，谁在害怕艾未未？” 此篇文章的删节版在已在香港《明报》刊出。本台在此刊登文章完整版，以飨读者。 —法广编辑部 抗议者的想象力―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艾未未 广州媒体人  彭晓芸 2011年4月3日上午，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但新华社该英文消息很快被删除，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有关艾未未的部分也在官方网站中不见踪迹。看起来，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未有定性的问题。 但网络舆论已经沸腾，网民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与这位艺术家站在一起面对这场厄运的决心：像蝗虫一样让网络管理员删不完的帖子，像克隆一样衍生的艾未未头像遍布微博，这在过去极为罕见。 那么， 艾未未究竟是谁？谁会喜欢艾未未，谁在害怕艾未未？ 从告别革命说起 1989年，艾未未已经旅美8年，天安门的消息传到纽约后，他曾经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但在1993 年4月，获知父亲艾青患病，艾未未返回了北京。从此，这个不在场的「抗议者」来到了经历八九阴霾、水深火热的复杂的中国。 此刻，国内思想界开始沉潜，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知识分子谈起了「为学术而学术」，整个社会的思潮开始转向谋求个体发展和经济效益。 艾未未对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如果没有这种不满，他完全可以像其它艺术家那样风光：赚钱，成名，利用体制内最主流的盛大活动作为舞台——他一度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设计工 作，但最终他以此类宏大叙事的盛况遮蔽了当下真实的中国面貌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联系。 艾未未写博客，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论，由于犀利的批评和对公共事件高度的介入姿态，他的几个国内博客后来被关闭了。他开始上Twitter，截至被 带走时，艾未未的粉丝有七万多，这个数目比不上墙内意见领袖动辄上百万的规模，却是实打实的铁杆粉丝，都是翻山越岭来「爱未」。 艾未未每天在Twitter上花不少时间，回应粉丝的讨论，公布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进展情况，纽约客记者Evan Osnos问他这是否影响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艾未未告诉他：「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 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 （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在推特上最著名的写作，就是日复一日地在每一个汶川地震遇难儿童的生日那天，公布他们的姓名、年龄，有一度一些推友甚至觉得这些信息很干扰他 们，有的人宣称要取消follow「话唠」艾未未。但这些信息对于艾未未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通过艰难的独立调查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脑部 遇袭受伤，日常行踪遭遇严密监控等等麻烦。 艾未未越来越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呈现了艺术家如何介入社会的一种可能性。而他幽默、耿直、玩世不恭并且拒绝与体制配合的特质，则让他少了中国 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明哲保身的小聪明和迂腐气，他流利的英语，诙谐的形象，成为了媒体宠儿，只要有机会，中外媒体总是愿意让他成为封面人物，成为年度精 英。 边界与新鲜的抗争剧码 在艾未未吸引更多眼球和展示他富有号召力的社会能量的同时，一些体制内艺术家或学者并不赞同他，他们攻击他哗众取宠，认为他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得 如此迅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之下，加之对动乱的恐惧，人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具备国家强制力的全能政府能够带来一种民主国家难以 企及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很多人不习惯的是艾未未那种在国人看来桀骜不羁的高调，却少有人注意到艾未未缜密而富有分寸感的行动能力。艾未未不是书呆子型知识分子，即 便他不通晓社会运动理论中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阐释，却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政治直觉很好地把握了体制对公民集体行动的开放性程度和容忍度，正如他的 艺术家朋友陈丹青所言，「他想看看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如果深入追究，艾未未从未有一套系统的政治异见论述，而他的公开行动所涉范围，不过是诸如信息公开、记录真相之类的公民权利，可以说，艾未未一直践 行的，只是单议题社会运动的内容，并无进行对政权直接挑衅的政治抗争。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其所追求的，当是公民行动范畴，距离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还很远，甚 至可以说，艺术家的游戏姿态和插科打诨也昭示着艾未未无意发展成为一名职业政治活动家或革命者，否则，他今天的每一个嬉笑怒骂的小动作，都会成为所谓职业 政治活动家的瑕疵而遭人挑剔——而目前，他的粉丝们并不介意他爆点粗口，他们自称「草泥马」，这代表了一个想要表达公民之不服从意愿的群体。 在那些宣称告别革命、投身体制的国人看起来，艾未未是那么地难以理解，他的一系列有限抗争简直就是「革命」，这一回，不排除在决策者眼里，艾未未就 是妨碍「维稳」的潜在革命者。尽管艾未未一直嘲笑「茉莉花革命」，尽管艾未未从来不屑于匿名行动，他甚至还记录并公开与警察周旋的实况，在他看来，「公开 化是公民面对专制的利器，仅有的利器。」 在革命与犬儒之间，太多国人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包括官方的决策者在内，他们在「要么沉默，要么叛乱」的二元对立之间，只看见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这实在是对全球范围内已经高度制度化、常态化的社会运动所获得的正面评价的无知。 痛感于「八九风波」的悲剧收场，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的赵鼎新从昆虫学博士转而研究「八九北京学运」、社会运动与革命，他在社会运动理论 基础上，增进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辨析了社会运动、革命、叛乱、游说、改革等等概念，探讨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 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而靠绩效（经济发展）、道德表率、打江山等等合法性维持政权，总有内在的不稳定，在此基础上，赵鼎新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稳 定，在于能够多大程度将健康的社会运动制度化。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阶段，社会运动更容易受情感主导，从而发生类似骚乱、狂欢的集体行动，而在公民社会发 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说法，在民主国家中，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们借助于有效的社会运动手段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提出集体诉求，它借助群体的价值、团 结、规模以及承诺等持续的、公开的展示，向有权者持续地提出抗争要求，这一定义排斥了政变、内战、叛乱（起义）、夙仇以及抗争政治的其它形式。 严格来说，艾未未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只是介乎于一般的公民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他借助艺术的表现形式，表达了公民追求知情权和社会公正的权利，譬如 这样的作品，呈现了作为一种公民行动可能的抗争剧码：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图，不同颜色的书包组成几个巨大的中文字—— 「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这是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留给艾未未的一句话。 艾未未是擅于把艺术家的想象力运用到公民抗争领域的，他也深谙传播、资源、动员及政治机会等一系列行动要素，他进行有限度的集体活动的尝试，诸如作 品《童话》、《念》、《河蟹大会》等等，但这些行为和刺激官方神经的群体性事件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更多是一种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公民认同的建构而存在，是 任何现代社会都没有理由排斥的公民表达及社交自由。 但召集这一类集体行动的机会对艾未未来说并不多，多数时候，艾未未只是和他的助手们进行一些独立的调查。最近的一项调查，是关于那个引发了舆论震荡 的村长之死的案子——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而在此之前，则是艾未未工作室介入帮助上海大火的家属组织会议，向政府提出了「先问责任再要赔偿」的要求。这一 系列举动，只不过是公民的有限联动互助，连稳定组织都谈不上，更遑论结社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动作在已经高度陷入体制性拘谨和维稳恐慌的当局看来，也是极 其挑衅的行为，他们宁愿花钱买稳定，也不愿意看见公民互动起来，谋求程序正义。否则，难以解释艾未未何以成为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社评所论的「经常有惊人 之语和惊人之举，游走法律边缘，一再测试法律底线」了。 窒息公民社会的危险 假如时间允许倒退，在去年8月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国内官方媒体采访时，大力宣扬「建设公民社会」，曾称：「中国特色公 民社会的建设，深圳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公民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将社会组织民间化、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支持 扶植社会团体组织等。这本来是政府向民间社会让渡一部分权力的极好尝试，然而政治空气很快彻底转向，不仅深圳的公民社会建设扼杀于萌芽阶段，而且全国媒体 也被要求不得再有「公民社会」提法。这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决策，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当然就有公民，而不是臣民，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群，怎么会没有「公民社 会」呢？ 决策的非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不够完善、规则未能在官民之间普遍确立的必然代价。而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则直接成为测试国家社会治理当中是否把持政治伦理底线的指标。假如一个曾经呈现开放姿态的社会突然开始逆转为去民主化走向，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出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在鼓吹「中国模式」的人看起来，中国依然生机勃勃，经济仍然有望走高，但在更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看起来，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成立。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唯一的元素就是，那是中国人做的事情，就叫中国模式。而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驻会 学者裴敏欣，则坚称中国的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 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 的确，中国社会的阶层分裂已经越来越显著，近期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件隐含的议题便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再有互信。这将进一步恶化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冲 突，加上遏制公民理性力量，驱逐呼应温家宝政改主张的媒体评论员，对知识分子冉云飞、艺术家艾未未的这一轮动作，则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种胶着状态，潜在的 危险在于，历史的钟摆将再一次失去平衡，激进与暴力因素更容易浮出水面。 在《纽约客》那篇艾未未报道中，维权律师浦志强曾经这样评价艾未未：「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艾未未被带走后，浦志强对我说：「艾未未是当代中国的佐拉，直言不讳地表达反对的声音，他的勇气远远超越了鲁迅，因为当今中国没有了租借地没有治外 法权，可以供假冒伪劣的鲁迅们躲进小楼成一统。我们没有了佐拉，没人胆敢去说出他的反对，用章诒和先生的话说，他是一个英雄，在他的人格和勇气面前，我们 应该汗颜，我们深感羞愧。」 在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中，如果说从厦门PX事件的散步到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厂运动、广东南海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公民行动还是鲜明的利益驱动 型，那么，在艾未未身上，则开创了利他型的公民行动模式，恰如他的姐姐在艾「失踪」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他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 无疑，艾未未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理想主义者 。 关于理想主义者与威权统治，台湾社会运动研究专家何明修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威权统治者宁愿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子民，而不是有公 德心的公民。尽管威权主义会诉诸于某种响亮的道德宣称，但是很少统治者会认真地将道德与政治接合，因为这样容易封闭了被统治者追求他们琐碎私人利益的机 会，也拆解了威权政权维系的社会安全瓣。在过去台湾的威权体制下，特权、走后门、送红包、拉关系、包娼包赌、官官相护是被默许的现象，也成为普遍的社会运 作法则，但是要批评这些现象却会受到极大的制裁。换言之，威权统治者喜好犬儒主义，畏惧理想主义。」 是的，谁在畏惧理想主义？谁在培养因为「怕农村人难缠」就要行凶的臣民？ 官官相护的体制虽然在替统治者创造各种好处和便利，但同时也在制造巨大的麻烦甚至灾难，因为一个缺乏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社会，公民既是受害者，也 可以反过来成为威胁政权合法性的要挟者，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或拆迁事件，只要当事人把事件扩大化、政治化，即可成为要挟政府进行议价的筹码，这也是当前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维稳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损害公民的权益，也可以成为公民乃至地方政府要挟更高一级政府的法宝，花钱买稳定将成为一个无底 洞，总有超出政府承受极限的一天。 而像艾未未这样的社会精英致力的，不过是夯实民间社会的基础，为长远的社会稳定和民主转型奠定中坚力量，艾未未所呈现的公民精神和自觉担当，恰恰是 遏制社会撕裂的有力中和元素。悲哀的是，在当前的非理性决策机制中，他们看不见真正的敌人——法治缺失而潜规则横行即将损害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社会全体，以 及那些埋藏在社会地基里的怨恨和暴戾在蔓延，他们几乎延续了未经彻底反思的文革治理模式，只看见那些激昂文字的书生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