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

【 原文 首发于《华商评论》，原标题《启动特别调查：或是追问真相的宪法路径》，为《华商报》记者杨鹏对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专访。本文原定发表于7月30日的《华商报》评论版上，因河蟹禁令，夭折。】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7.23动车事故后，针对此前救灾中存在种种问题，舆论普遍怀疑由铁道部主导的事故调查可能具有的公正性，希望有更高层面的独立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而有学者更公开呼吁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由此，继孙志刚案中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之后，宪法尤其是规定了“特别调查程序”的第71条再次被激活而成为公共话题。追问事实真相的宪法视角，可能是彻查高铁事故的视角之一。 本报为此专访了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 特别调查程序：万事俱备，只待启动 华商报 :宪法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国外宪法对重大事件的争议，一般是怎样规定的？ 张千帆 :在代议制国家，官员任命要经过议会。而我们国家关键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人大，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由人大出面监督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当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未必特别规定这一权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议会或人大自然具有的权利，即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我国也是通过宪法赋予人大这个权力。 华商报 :那么宪法71条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什么？ 张千帆 :一些重大的调查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启动独立调查，这是各国都通行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有渎职行为，或者本身就侵犯了公民权利，很难保证调查能超越自身利益。比如温州高铁事故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超越一些部门利益的彻底调查。 华商报 :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动车追尾这一重大事故，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吗？为什么？ 张千帆 :我觉得这次动车追尾事件，完全符合启动宪法第71条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的条件。不过在我国，实际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调查组，尽管某些地方人大曾经使用过这个调查权，但不是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华商报 :是的，在地方层面上，湖南永州、辽宁兴城市都有曾有“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种人大监督方式。 张千帆 :虽然全国人大尚无启动的先例，但我觉得，对于高铁追尾这样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铁道部现在显得非常强硬，不愿意披露某些关键信息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介入调查，不仅合适而且必须。 华商报 :怎么确定哪些事情适于这个调查程序呢？ 张千帆 :当然，宪法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规定，对哪些公共事件的调查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对此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在中国，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性决定。 比如说，如果规定条件是“严重影响了重大的公共利益”，那这就是个非常宽泛的条件，如果作为一种法定条件的话，必然需要区分和界定如何“重大”、如何“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操作，就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虽然规定有特别调查这个程序，但如果民主程序不是非常完善，最后很可能也会让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华商报 :现实层面上，启动这一程序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张千帆 :技术困难可能在于，人大在这方面的程序不是非常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详细规定究竟由哪个机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往往可能没有说法，不了了之。启动事件调查程序，本身可能是政治性决定，但也要有个明确的具体程序。比如，收到了公民提请之后，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要考虑进行调查，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 华商报 :此前全国人大尚未开启过特别调查程序，这次前景可以期待吗？ 张千帆 :我个人比较悲观。近几年的事件都表明，全国人大一般不会采取主动行动，更可能会把公民的意见和问题反映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作出某种回应，孙志刚事件就是这样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公民提请全国人大要求做出某种行动，最终由国务院或者某个部门来回应。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已不可考 从宪法到宪政：宪法要进入现实生活 华商报 :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学界认为，中国宪法并未完全司法化。能否回顾一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命运？ 张千帆 :当然，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就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1年有个齐玉苓案，山东籍学生齐玉苓报考中专，但最后被别人冒名就读，争议很大闹到了最高法，最高法后来专门做出批复，认定“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此案被贴上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标签，此后学者们也在讨论宪法司法化。 其实，这一案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不仅“后无来者”，没有跟进的案例，而且2008年最高法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所以，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商报 :你曾说过在，在中国从宪法到宪政有政府和民间推进两条道路。 张千帆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当然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局限。 事实上，推动变革之路的原动力很少是少数开明官员，更多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唐福珍、孙志刚事件推动力都来自于民间，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改革，给公民权利更多的保障。包括这次高铁追尾事故，相信来自于民间越来越多的呼声，也许能够一起推动铁道部的机构改革，这也是民间宪政的一个成果。 华商报 :您曾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宪法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 张千帆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悲剧。但当时也没有启动学者呼吁的违宪审查程序，国务院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从结果上说，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华商报 :当时违宪审查没有启动，但您后来曾说怀念孙志刚时代的勇气。那是不是说，自2003年以后宪法的司法化或者“落地”并没有什么进展？ 张千帆 :也是有一些进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死刑复核、拆迁条例的修改，都是一些进展，但都不是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 华商报 :随着网络兴起，您怎样评价民间在宪法权利方面的参与和推动？ 张千帆 :如今很多普通人开始认识到人大的重要，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些都在促使宪法可能具备的活力。伴随着人大代表选举的规范，宪法的活力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 华商报 :除了71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此次事故死难者在宪法中能否找到其它维权的依据？ 张千帆 :公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检举揭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已经3年了，虽然没接“地气”，但此次高铁追尾事故中也有人坚持申请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对于保障有效行使这些公民宪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实施效果不是很好、法院作用发挥得很有限的时候，这更需要民众对政府部门披露信息施加更大的压力。 华商报 :本次高铁追尾事故中，公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作为法学家，从专业的角度说，真正启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我们又该怎么做？ 张千帆 :我能看到这个趋势，公民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利用现代的一些媒体。这些，都会构成社会的进步。 已经做好，却不能出版的样刊… 相关 官员应如何对待媒体监督 谁夺走了温家宝言论自由权？ 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停滞了 百年资政院：中国人自己的国会 © 2011 – INXIAN敬献 – 5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在上海火车站外这名男子可能是响应网上号召的人 中国大陆和香港在7月30日晚均有小规模的集会悼念温州动车事故的遇害者。 在香港特区的港铁旺角东站外，数十人点蜡烛和组成“723”字样，是次集会由社民连和人民力量这两个组织发起。 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在上海火车站前广场的钟楼下，有大约40人在傍晚手持茉莉花集会。 报道指这个集会相信是响应今年早些时候发起茉莉花革命的网站的号召。 在这个名为“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网站上刊登了在7月30日下午以及晚上举行集会的呼吁。下午在各地市政府广场，晚上在火车站正门广场。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新华社在30日报道，据温州政府所称，10个遇害家庭接受了新的91.5万人民币的赔偿。 此前，7·23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将赔偿救助标准由50万元提高到91.5万元，但有家属对此赔偿额不满。 有网站引述死者家属透露，将用3-5天时间与铁道部谈判，如果谈判破裂，所有受害者家属会联合起来请律师团提出法律诉讼。 点击 页首

中宣部严令叫停温州动车报道 人们在祭奠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 路透社。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温州动车事故处理“公开透明”的宣示言犹在耳，事故后的第七天，中共中宣部连下三道禁令叫停了中国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与评论。昨晚（7月29日），中宣部的这一禁令在微博上被多位媒体从业者证实并被广泛传播。一家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 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禁令称，“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中宣部的禁令下达之后，中文微博一片哀声。有多家报社的编辑在微博上贴出了因禁令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记者在个人微薄上转播再也无法上版的新闻。 《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抱怨，原本有八个版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相关报道，晚间禁令到达后，不得不临时撤版换稿；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则有8个相关版面被迫临时换搞。《新京报》撤下了新京报 A15版《逝者》、A16版《目击：我们都是幸存者》等多个版面；浙江的《钱江晚报》撤下了两个版的《停下1分钟》；西安《华商报》撤下了3个版的评论周刊。 一名资深媒体人说，“向所有突然再次投入工作、无奈填版的夜班编辑们致敬。” 甚至官方新华社的稿件都被禁止。晚间，新华社紧急通知，此前向各报社订户播发的《（中国网事）期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网络热帖〈“7•23”动车事故的五点存疑〉的记者调查》稿，“暂缓使用”。 更有报社编辑呼吁报社老总鼓起勇气抵制禁令。媒体人阿丁呼吁，“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新京报》一名编辑解释被迫撤版的过程，“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 一名北京新闻从业者说，“为今晚的扼杀气愤却又无奈，不得不从。在中国，一切媒体都是党报，一切新闻人都是臭不要脸，一切遇难者都是我们自己。” 此前几天，中宣部曾要求各媒体报道正面报道此事，对关键信息以新华社为准，并曾下令各地方媒体召回前往温州采访的记者。 7月28日中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７•２３”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并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当时，温家宝要求，“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温家宝又说，“公开、透明非常重要，事故能否处理得好，其关键就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 中央电视台没有直播温家宝的现场记者会。 当天晚间，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的制片人王青雷因节目中批评了铁道部被停职；昨天开始，各大门户网站大量削减温州动车新闻条目，专题页面不见踪影。 一家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关键词 中国 – 社会

铁道部否认曾早早宣布停止救援引强烈质疑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7月28号，铁道部通过其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日，一些媒体报道说，在“7.23”事故救援中，曾有“铁路官员于24号宣布，车厢内已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但现场又搜救出生还者”，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据《南方都市报》29号的报道，铁道部称，事实上，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曾宣布过停止救援，正是现场抢险人员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地施救，才为后来救出那名小女孩伊伊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不过，经南都记者检索，并没有发现媒体曾报道“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内无生生命迹象’”，相关的报道均未曾提及“铁路官员”。一位24日凌晨即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介绍说，救援本来就是由消防、武警在负责，而一位消防部门高级官员确实在凌晨3点多表示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基本结束。 铁道部的这个通稿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媒体记者和网民的强烈质疑。首先，如果没有人说过停止救援的话，那么央视的相关报道又怎么解释呢？24号凌晨4点，据央视新闻频道的报道，从事故发生以来的8个小时里，总共进行了6次人员搜救，“到现在为止，整个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并且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员生命体征的状况”。到凌晨5点央视再次发出现场画面报道，确认“截至凌晨4点钟，整个人员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了”。6点47分，央视又一次连线，主持人两次换方式提问同一个问题：是否已经确定没有生命存在？记者回答“现在可以确定”———“在凌晨4点钟，这里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现象。在此之后，他们才开始决定要清理现场。” 7点30分，央视另一位记者报道：“从我从桥上下来那一刻开始，我就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车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央视的报道基本确认了24日凌晨4点后不再救援的事实，而网友“孤峰骆驼”从凌晨5点14分第一张照片到上午11点5分最后一张照片，用大量精确到分钟的照片记录了当天上午的现场情况。在这些照片里，记者也未能看到救援场面，看到的是7点45分，车头被丢入大坑；看到的是9点54分，竖在桥边的车厢轰然倒地；看到的是多台挖掘机把地面上的车厢翻到旁边…… 如果如铁道部所说，救援一刻未停，那么为什么在网友的图片全记录里、在央视和浙江卫视等视频报道里，都未能看到救援、搜救在继续进行呢？ 报道又说，铁道部的上述否认也引发了很多现场采访记者的质疑。南方电视台一位凌晨3点就到达现场的记者表示，4点后救援确实就结束了，虽然没听到铁道部的官员这么说，但现场已经没有人员在搜救。新快报记者说，“我也可作证，有采访有录音，凌晨三点半左右，救援的一名官员回答我救援进行到什么阶段时说：救援基本结束。” 南方都市报记者赵炎雄则回忆说，当天下午三四点钟进行桥上救援前，只有过一次搜救行动，就是在一位高级官员中午抵达前，所有人开始行动，官员离开后，大家又解散了。南方电视台的一段报道视频显示，24日上午10时左右，参与救援的武警支队指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员搜救这一块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需要人员救助的问题了，现在主要是清理现场。” 此外，铁道部称，正是前方指挥部要求一刻不停地救援，这样才救出了小伊伊，但遇难者家属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却表示，自己24号凌晨1点多就来到16号车厢附近，因为没有专业的救援工具，无法搜寻，而要求现场人员提供帮助，“他就是不动，坚持说这节车厢里的人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据《新民周刊》报道，24日凌晨3点多桥上武警已经停止了搜救，遇难者家属杨峰被告知用生命探测仪搜寻过，车厢里已没有生命迹象。武警尝试过切割16号车厢，但是没有成功。从24日凌晨4时开始，杨峰只能坐等大型设备抵达，一等就是11个小时，下午3时许，救援人员开始从第16节车厢寻找遗体，最后在5点多发现了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 另据央视24日凌晨报道，“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这里，听取了当地消防、武警官兵现场情况的描述，做了最新布置———就是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 据在场的其他记者证实，盛光祖确实做了这样的表态，当时有官员向其汇报工作，也是明确提出现场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现场记者表示，盛光祖凌晨3点多到现场，4点多离开，这时现场工作重心已经转变，救援车辆、人员开始大批离开，此后不久重型机械等开始进场。24日上午，铁道部宣布“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温州特警支队队长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表示收到指令要把车厢吊下去，他抗命坚持在原地搜救，最后在多具遗体被搬出后，发现了小伊伊———这时距离通车时限不到一个小时。最终，铁道部未能达到18时通车，而改变为19时恢复通车。     关键词 事故

中国总理温家宝试图平息不断升温的公众愤怒。他巡视了上周末动车碰撞事故现场，并誓言将“严肃追究”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这场动车追尾碰撞事故造成39人死亡，令人担忧中国高铁系统的安全。 铁道部门显然企图缩小责任面。一名铁道部门官员将责任推到北京一家小型研究所身上，称其设计的一套信号系统“存在严重缺陷”，而该研究所进而表示，它将“承担责任”。 这场碰撞事故的悲剧，有可能转变为一场针对政府的全面信任危机。对于中国急于建设高铁系统和对此次事故的处置（包括在正式调查尚未开始前就掩埋部分列车残骸），博客和平时顺从的官方媒体纷纷提出质疑。 政府部门已逆转最初的反应，挖出被掩埋的残骸，并在周四发起一项调查，并誓言使其“及时、公开和透明”。 因平易近人和在灾难后展现同情形象而广受爱戴的温家宝，在动车出轨现场忧郁地踱步，表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据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安路生介绍，调查组的初步调查发现，导致动车追尾碰撞的原因是，信号设备遭雷击发生故障后，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升级显示为绿灯。但他也表示，问题还存在于更深的层次。 “事故反映出的设备质量、人员素质、现场控制等问题，说明上海铁路局的安全基础还比较薄弱，”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安路生的话表示。 中国以创纪录速度建设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而中国铁路部门在不到5年前才开始运行动车。北京方面的抱负是让中国铁路行业的企业成为全球冠军企业，但这起事故预期将打击这些企业的出口前景。日本的高铁已运行近半个世纪，从未因列车事故发生一例人员死亡。 温州附近的这场事故发生几小时后，中国官员就表示，雷击导致供电故障，使一列动车在轨道上抛锚。尚不清楚官员们现在是认为雷击损坏了信号系统和动车两者，还是认为只损坏了前者。 铁路专家们表示，雷击导致这样的灾难性故障是极不寻常的，而且失效安全系统本应发挥作用、防止列车相距过近，更遑论碰撞了。 “信号技术并不复杂。如果整套安全系统成熟的话，单个元素不致酿成重大事故。这是需要反思的，”浙江大学铁路安全专家黄志毅（音）表示。 在建造高铁系统的过程中，中国从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和加拿大庞巴迪(Bombardier)等世界领先高铁企业引进了技术，然后——用中国官员的话来说——“消化吸收”了相关设计，并进行“再创新”。官方媒体表示，这场事故中可能出现故障的设备来自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