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2011年时值辛亥百年，恰逢《四千年农夫》英文原版书出版百周年纪念。 自中国倡导“洋务运动”以来，这百年间食洋不化之辈甚多，而认真反思现代化历程中变迁成本的中国人甚少。由我的两位博士生翻译的《四千年农夫》的中文译本在此时出版，可谓是罕见的空谷清音！ 在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开发的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使得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萌生了探究东亚国家农耕方式的想法。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在这次旅行中，金教授发现了东亚农业模式与美国的区别、两者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东亚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达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由于这种人口与资源配比的不平衡，导致2/3的中国人生存资源极度缺乏！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干旱地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作物生长。 在资源匮乏、总体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若没有农民的辛劳和智慧，任凭什么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法让中国养活占世界20%的庞大人口。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来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愿意以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进行工作的原因。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所吸纳，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它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所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紧张关系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之时，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引起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深入分析“蓄水池”作用，我们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东亚三国才可能衍化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 金　教授当年未必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西方殖民者通过掠夺带来空前宽松的土地资源，也促使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缺乏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日本作为金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化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该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了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方向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得到恢复，并因融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了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而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的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并促进了农村近百年的可持续发展。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政府才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垄断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长期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金　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最高。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将之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一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　金　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土壤，又能利用土地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废物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若当年的西方国家及时采纳　金　教授的建议——学习东方农业生产和城市规划中对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原则——则可能避免密集分布在老欧洲和北美沿海岸线的因水体富营养化作用导致的死海区域的形成。 作为美国着名的土壤学家，金教授从未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不曾有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但是他对东亚三国小农的赞美却是由衷的：“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同理，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毕业回国的　晏阳初　博士虽然初期给中国农民下了“贫、愚、弱、私”的偏颇判断，但随后他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改造了自我，提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与乡村自治运动。 这两位均属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小农，却得出了类似的认识，也使今人得以在先贤的认知基础之上去伪存真，拼凑出更加全面的小农脸谱。只有理解了小农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农业和多功能村社，才具备理解中国历史和预见未来发展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至今仍被世人不完全理解的中国小农。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18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5 19:34:49 温铁军：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 标签： 百年激进 ●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摘要：改出激进的观点立论于两个阶段性变化：一是经济上已经从百年资本短缺走向三大资本全面过剩；于是中国的“单一制”政府试图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从“亲资本”转为“亲民生”。二是政治上从世界最大“小资国家”得以使交易费用内部化的“大众民主”转变为中资崛起争取利益的“精英民主”；但后者即使得到默许，也势必致乱于小资仍占绝对比重的社会结构；何况精英群体坚持百年激进而模仿之西方体制业已陷于过高负债的政治危机。 中国执政党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意见，体现出新世纪以来政策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百年激进”。 中国人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自1840s至1940s有百年屈辱；由于“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而不论何朝何代何党何派都力图参照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模式发展“跟进型”工业化。据此，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秉持的激进思想体系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客观上和中国快速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形成之后的大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是吻合的；是故，历代政府政策体系之内涵性地具有亲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类似的；据此形成共识，应是文化崛起、和谐社会之思想基础。尽管无需依据外来之意识形态化理论做是非判断，但对本国资本化的不同阶段经验过程及相关制度演变之不同，仍有做比对分析之必要。 之所以说近年来的战略调整是告别百年激进，在于几个重要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 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所作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为派生物的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1998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1999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据此，我们近年来进一步提出讨论的经济上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判断是，不仅上世末我们就已经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则是金融资本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物产业并走向金融相对过剩的十年。 也许是在新世纪这第一个十年感受了进入资本过剩阶段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痛苦和海外困局之后，才很快就有了与时俱进、统筹协调的国家创新战略。 我在新世纪以来的有关讨论中多次提出：中国在经济基础方面遭遇的是三大资本同步过剩——从上世纪末的产业资本过剩进入到新世纪初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剩。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实物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商店还是工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而只要实物经济领域没有投资机会，就一定会导致金融资本异化于实物经济追求投机领域流动性获利。 但在中国，国家垄断下的金融资本虽然过剩，也仍有另外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之后的政府也得不断增发货币扩张信用；因为，而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够缩小债务压力。因此，以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自二战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资本极度稀缺。因此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比较激进，而且实质性地具有政策体系的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例外——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直到1999年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试图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次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我们就还得有至少二三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改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亲资本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的政策更缓和些。 任何物质发生演变客观上都有范畴之间相关性，中国产业资本扩张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当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政府凭借权利垄断货币发行权派生的货币信用的无限扩张，这又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的扩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金融化、资产泡沫化。而当发达国家因国家竞争而普遍促进实物产业外移加速自身经济泡沫化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西方的泡沫化的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领域中的资本化利益。这就是1994年GATT转变为WTO的实质：把以往只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纳入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遂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结构变化的逐渐完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也就被主导国家当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个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阶段性演变影响到中国，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思想界也会认为这就是跟进型发展的新方向。如果不带任何派系观点来看，中国人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和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和尽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1971年是个历史性的重要年份。 一方面当西方的主导国家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残存的黄金本位，开始自发进入货币无限扩张，促使这个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演变成金融化，最后演变成全球资本化，其实也就是西方主流金融体系的全球资本化。 另一方面，就在1971年，中国也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大转向——从1950年代战争需求形成军重工业，到1960年代初开始的、地缘环境紧张条件下的经济方针仍然主要是发展战备经济，实行军重工业经济在空间布局的调整，这样以军工为重点的经济是不创造可供社会消费的商品和收益的，并不满足民生对经济的需求。就出现了60年代的经济困难。而从经济结构调整角度来说，启动的年份恰是1971年毛泽东问政四位老帅，请他们对国际形势做评估；给出的结论恰是未来20年不会打大仗。于是我国1971年开始，试图将军重打头的工业转向民生。最初要通过调整与西方的外交关系，配合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来改造中国偏军重的工业结构——朝向民生。 所以，中国的经济制度调整也起步于70年代初期。我们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要引进外资来改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时候，都会相对激进地按照外资适应的制度要求来改造本国制度；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当然会有严重代价，主要表现为1974年财政赤字超过100亿，以及第三次上山下乡。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7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虽然很重，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约束性困难会是如此深远，于是乎有了1976年毛泽东临终委任的政治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八二方案”——几乎成倍地继续引进82亿美元西方设备！越是大规模引进越造成严重财政赤字，遂有1980年累计赤字超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发生了经济危机及相应的改革…… 鉴于，中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时期是典型的“资本即国家”，所以才是典型的强政府经济。西方当代是已经从殖民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主义——资本与政府合一，发展为产业资本崛起之后的两个主体分开，其间是必然是有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 1950年代的一五计划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中国人做，二五由于苏联人停止投资没有出台，三五本来打算调整结构却赶上战备、导致计委撤销，四五和五五赶上文革10年…… 可见，中国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从1980年代后才有条件实行的，亦即五五以后。所以，中国以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其实主要是激进地亲资本政策惹的祸，而非计划经济之祸。 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分散的作坊手工业经过漫长的作坊时代进入工场手工业，才发生了对设备和动力的要求才需要有K，但这个K却是主要通过殖民扩张得来的，而非中国人这种一点点的内向型资本积累。中国过去的资本原始积累虽然还是马克思所说L与K的关系，但创造了L代替K的模型。我们是在资本为零甚至是对外严重负债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高度集体化及其伴生的制度建设，才得以把成规模劳动力集中起来近乎无偿地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替代了稀缺成度为零的资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且还主要用农产品偿还外债。 所以从大的阶段来判断，中国在前100年虽然激进，但那主要是为了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完成的是从资本积累到产业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以人为本是改变过去以资为本的发展前提，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则是战略性转型，表明经过了长时间的跌宕起伏，我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向过去一样激进地亲资本了。此后，转向了亲环境、亲民生的政策体系。 二，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 很多人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其实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若搬用西方理论，算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典型的小资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那时候，客观上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我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国内战争或者叫做国家独立战争，是用几千年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为目标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了所谓“国民动员”，才得以进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其中很多国家的社会还处在游牧或采集文明的族群、或者传统的农耕部落阶段，与现代政治国家是完全不同质的。 总之，没有发动大多数农民加入土地革命，就等于没有完成国民动员，就无条件实行现代政治意义的国家建设，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可见，参与世界现代化政治体系的竞争是有历史条件的，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可以说，当年我们在土地革命为主的国家动员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这个小有产者群体在整个社会变革中间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中国199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打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进城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保……，当然不是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的那种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此外，1994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0年高增长的很长时期内虽然对1-2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剥夺，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的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所以才有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农民地权私有化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2003年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按照人口变动再分地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产业工人后备军。于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转变为突然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 这个涉及农村财产关系的制度演变在以往的农村基本制度基础上多跨出了半步，便具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势所必然地演变成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作用。遂使经典理论百年难以“落地”的难题陡然得到解决…… 以前，因为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可见，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中，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执政党若想维持集中体制，就得维持广大农民作为小有产者的地位，不能过于激进地打掉农民借助于村社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财产基础。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今年年初社科院作出的结论：中国出现了3亿多中产阶级人群，是为中资。 中资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资利益差异显着，遂在政治主张上试图与官方垄断的大资分权——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中资参与分权的精英民主。这种作为阶级的政治诉求不仅与以往小资群体的大众民主势成水火，而且与大资谈判如同与虎谋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之客观需求。 过去执政党推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曾经面对与小农经济和小资交易费用过高的制度成本、而有效地利用小资产阶级认同的大众民主，内部化地分化、弱化了社会矛盾。而产业资本扩张到过剩阶段执政党调和大资、中资利益矛盾已然困难；如果再努力代表当代崛起的中资利益、满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则如何将精英民主与小资产阶级所习惯的大众民主相结合，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结合好，社会就稳定；结合不好，甚至激进地按照西方的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虑政治改革，可能就会使得以往得以内部化解决的矛盾转化成外部性最大化，也就要出很大的乱子。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第一，新生成的工人阶级迅速成为自觉的独立阶级，而民间资本却比民国年间还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径依赖般地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执政党如何调适这个经典理论意义的对抗性矛盾，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不同于官方垄断大资的、新崛起的中资阶级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产阶级矛盾内部化处理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如何调和？这种政治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照搬过来的客观条件。 必须警醒过去百年激进遗留的政治想象。客观地看西方从197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其实质是政权信用危机。而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政府债务攀升到占全球政府债务70%以上，债务危机引发政府破产和政治动乱（如最近希腊、法国、英国的罢工等），则是政治危机——发达国家政治体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导致过分负债。 亦即：今天西方政府维持“体制优势”的过度债务危机实际上既是政治体制危机，也是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危机。因此，这套危机迭起的政治体系不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人过去虽然百年激进，但近30年可以说是“天佑中华”——我们刚要按照这套东西搞，发明这套东西的地方危机就爆发：我们1980年代中期刚要市场化改制，1988年通货膨胀爆发迫使我们停下；而苏东激进地搞了全面改制就垮了。1990年代中期我们刚要学日本韩国的大财团制搞“联合舰队”，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财阀体系垮台，我们又收住了。新世纪我们刚完成金融商业化改制要像美国学习金融化加入全球资本化，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不得不打住了……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政策的特点，就是告别激进。 附言： 最近我的研究成果是讨论建国以来工业化进程中的4次外资外债和8次经济危机，及其如何向三农转嫁。结论是：只要能向三农转嫁代价的就在城里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就在城里硬着陆，就砸出来了体制改革…… 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23.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温铁军：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 温铁军：老石祭 温铁军：重庆的三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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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24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2 13:14:09 沈从文：性与政治 ● 沈从文 弗洛伊德谈心理分析，把人类活动的基因都归纳到一个“性”字上去，以为一切愿望与动力都和“性”相会通、相联结。庄子的“道在尿溺”，倒好像被科学所证实了。据翻译过他作品的夏斧心老友说，这位大师用的字眼儿，意义实相当宽泛，虽不离于性欲，也不拘执男子明显色欲意识和短兵相接行为。有时竟和中国老圣人说的性含义相差不多，也即是“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性，已近于抒情的阐明（这种抒情的阐明最有问题处，当为佛氏对于梦的解释作的种种象征联想）。然而“一切与性有关”的前提，却供给了我们一点便利，即由性出发，试检讨到人之所以为人时，对于那个圆颅方踵，具有特殊智慧、充沛热情、无比精力，然而到处理自己问题时，处处又似乎照例显得永远矛盾而且相当狼狈的生物，生理年龄与活动倾向所受自然限制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有会予心的微笑。我们或可敷衍他的意见，对“人是政治动物”加以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于知识阶级的意识形态，借用弗氏的观点来加以检讨，会有些新的发现。发现人虽是政治动物，这样动物因年龄不同，实在类属各异。有些具飞腾意味，有些必奔跃而前，有些只匍匐行动，又有些定于一，不饮不食，不鸣不动，不死不生。这种属不同的动物，取予反应又好像可以归纳成几个公式，若吾人承认这个简单公式中所包含的真理，为这种动物的进步计，会觉得还应当也可能建立一套新的观念，作种种新的设计，我意思当然指政治设计。 在目下一般情形中，对于“读书人”我们似乎容易保留那么一种共同印象：即十六岁到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恋爱”态度（现代政治虽充满宗教味，一面是作成增加敬信的种种铺张，有杂耍游艺，一面又如同是个大饭团。但和宗教不同处，即宗教信仰年纪越老，剩余情绪越容易吸收，现代政治可并不能兴奋多数老年人）。三十以后到四十五岁的壮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成家”态度。四十五岁以后中年、老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攀亲家”态度。虽不可免有例外，一般趋势在生理年龄上所形成的两性求偶观，和那个政治倾向，竟有个奇异的一致性或平衡现象。 年青人对于恋爱的觉醒，有些近于自然，有些出于人为的启发和刺激，却一律充满浓厚浪漫抒情色调。且因为剩余生命，照习惯多消耗到普通文学小说阅读上，更增加他们这方面的自然倾向，对方越新越容易激发其爱慕心。他有的是生命热忱，倘若社会正常，本可以分散使用到各方面上，但历史使命和一时风气，却共同集中了这种充沛热忱到男女情分取予上。正由于隔膜，且从而扩大了他的热忱成为牺牲的渴望。又由于风俗习惯上对于性的特别禁忌，以及有经验家长保守顽固见解的压迫，更增加他一种好奇心，以及突过制约的冲动。于是他追求、寻觅，为争取热忱证实而与年长“理性”取一相反方向，或焦头烂额，或胜利成功，他不在意，总之，出于生命的必然，他向前了。 至于三十岁以上的人呢？他的年龄已到“成家”的年龄。就普通人言，他生命属于身心两方面都已成熟，先一时由于热情所带来的兴奋，由于隔绝所形成的幻念和遐思，到此已稍稍稳定。要成家对手，将不仅是能热情挹注的摩登女郎，因为他已从各方面知道了这种女子的长处和短处。手指甲涂得红红紫紫、一举手一投足都见出那个“新”，可是引人过于注目处，也会使同伴感到压迫。这些人若有“准绅士”打算，照例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上时，会有点担心。“这种时髦伴侣是否宜于共同过日子，在共同生活中，他又还不失去男子原来的身份、原来的生活习惯与生活计划？”倘若他还有抽象的家长或具体的职业，会更增加同居以后的考虑。他到时会发现她脚上那双高跟皮鞋，未必宜于在中国几个大都市以外不平街道上散步，和老式家屋中上下楼梯，或高门槛迈出迈进。此外身上穿的、头上网的、手腕上带的，又未必宜于中国南北各地不同的气候。还有挂在肩上那只大皮箧，难道真比镂花抱兜还适用？袖子衣脚忽长忽短，难道真有什么美学根据？即有说明，岂不还可嗅出点海上绸缎商和成衣匠的宣传空气？总之，他到了职业或事业年龄，求偶成家的愿望不会和廿岁以内的少年方式相同，是很明显的。他也许更肯定要追求“摩登”，至少在社交上也活动些。居多倒是承认摩登的好处，间或与之卖弄卖弄风情，却不会太和它相近，冒险娶入家中的究竟是少数。这种人若比较顽固或保守，且必觉得摩登的短处，如对于文化传统的忽视轻视，以及优美风俗习惯之否认，为不可忍受。而且时髦处常常是表面的，真正西方所课于共同生活的种种美德、责任与宽容、求知而爱美，全无领会。这么一个壮年人的成家理想和事实，对手当然不是摩登女郎！若社会容许他自己选择，“门当户对”的旧观念会在他崭新头脑中起作用，他的目标将是所谓“闺秀”。三十年来社会分解，代表名门世家的闺秀已越来越少，代替而起足当这个阶级的将是两种女性：一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尤以教会大学毕业的重社交礼貌），二是新兴的达官富商子女。凑巧是兼全两种身份的女性，近于理想女性，这女子是个寡妇，有财有貌有地位，且无其他亲族阻碍，就更容易结合。若寡妇名声不大好，虽可爱，倒不一定去爱。他也许还稍微势利些（这是这种人的性格一部分），要成家时名门闺秀无可望，身边又恰好是两个女子：一个是有热情，无家私，性情身份又还不大十分明白确定的女性；一个是家长名誉虽不大好，子弟已不少在腐化堕落，可是大家庭，亲族多盘据要津，有势有力，当前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还可靠，个人相貌也还过得去的女子。结果一经选择，就必然会让基于常识的功利主义抬头，寻媒作证做了那有势力人家的女婿。说起这种有势力人家，大家明白，不仅经常派得各人到处在找寻女婿，还需要更多的赘婿，虽说对赘婿历来缺少尊敬，却乐意增加赘婿的数量，形成一个综合家庭的。 至于五十岁以上的人呢？他已到营菟裘娱老，为子孙作计攀亲家的年纪了。一个人到了这份年纪时，虽常常或偶然会有童心再现，照现代心理学所提及的由于衰老的补偿心理，欢喜和一个十五六岁风流浪俏的女孩子恋爱，事并不出奇。倘若这恋爱不受其他限制，而有助于他的社交活动，以及其他权势发展，他必比二十岁青年还爱得热情缠绵，表示得细腻而深致。但这依然是少数。尤其是他倘若是个有事业，且曾经于他所致力半生的事业上有过特别贡献，生命发展得极正常的老年人，他将在选择上证实一种正常的取舍。因为这取舍，也证实了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说得大有道理。在恋爱问题上，或取个最开明的态度，不禁止儿女自由，自己可不会和儿子同样在床头壁上贴个女明星或棒球选手相片，认为得意有趣的！他有些地方比中年人或更明白摩登的弱点，但自然也就更容易疏忽了摩登的好处。至于攀亲家的情绪抬头，实重在有条件的稳当可靠，也会选豪族巨户，也会选寒素清门，二者似异而实同，同重在传统品德之理解和尊重。也不免有点私心，由于他老了，休息感觉已在生命中发生意义，这种休息感或营菟裘兴趣，都将影响到攀亲家的作计，一切实近于常态而非变态。他有更多机会和中年寡妇结婚，由于相互的吸引，或由于寡妇将来那笔遗产。寡妇的社会地位如果相当尊贵，寡妇的社会身份又清洁无疵，不仅得到年长的欢心，还可赢得年青的爱敬，甚至于追求，老绅士因此与之结合，情形更极自然。即或因种种理由不能正式同居，出于友谊和信托，也必然会随事随处支持寡妇的行为愿望，骂骂家长的专断而无能，认为合情合理。 年青人青春期的觉醒，不问是天然者或人为的，总之，既已觉醒，他便需要恋爱，或为爱人至上主义者，或对于这个动人名词充满激情。他也世故，也纯洁，有一点必需明白，即这点情绪是与生俱来很真切的。指腹为婚的事他受不了，会否认。媒婆窜啜也不成功，他已不大相信职业的媒婆。这原因不一定对女方不满，有时倒是怕同学嘲笑。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恋爱成功后，发现对方不如理想那么完整的事也常有，因此离婚分手时有所闻。亦有在恋爱失败后灰心颓废堕落，不再像个人的。又有一起始就滑头滑脑，只梦想靠岳家升官发财，去作坐码头的一类人家女婿的。 至于壮年人的成家梦，既居多只要个像样主妇共同过日子，得到对象后，当然可望把“家庭”弄得还有条理。自然也有结合以后方发现改造对方无可望，自己这么又不成，感到十分痛苦的。更有人可以不恋爱，不结婚，把求偶热忱和成家愿望一同寄托到学术事业上，倒反而觉得还清静省事的。亦有壮年想出头，急于求功却不甚讲求手段，乐意由婚姻入手，本人还长得白净漂亮，有些小技能，和洋人社交说英语十分自然，玩桥牌、吃鸡尾酒样样在行，间或还批评批评管理家庭措施的不合，竟见温和而诚恳，被有力者看中，于是忽然成为变相赘婿的。他目的既在远处将来，当前又慢慢的可参加这个特别家庭会议，所以即在作赘婿地位上，凡事必表现得异常循谨可爱，而终于成为极得力的赘婿。也有久而久之，对于自己身份地位感到苦闷，熟透了这个家庭的腐败，明白这么混下去混不出什么意义，良心既不安，因而常露怨望的。于是一面怨望，一面说不定还有个把女朋友，这女朋友可能是个寡妇，可能是摩登，总之，和这个家外人相当亲密。可是他还是不会轻易离婚，那位岳丈大人也照例不轻易提出解约驱逐命令。到重要关头必需表示态度时，他还会忽然用柔懦忏悔口气说：“我已上门了多年，还有什么办法……” 老年人似有个生命益少矛盾益多现象。有攀亲家情绪无从证实，去作新奇恋爱，周旋于摩登间交换恭维，错综日子倒过得很兴奋的。有和寡妇结了婚，得到短期安定的。有宣称行将披发入山，事实上倒只坐在书斋中忍受痛苦，等待政府改组的。 社会虽是有机的，时时在生长变化中，也有些不大能变的东西存在，即人性。人虽是一种极其活动、十分复杂的生物，又似乎可以归纳成为若干组，很少会有新种、新机能发现。人之不同不在个体品质的歧异，居多还在通过岁月，或受自然鼓励，或受自然限制，所作成的差别为显明。年青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壮年人却不免对于英美式民主政治感到倾心，人到老年呢，他的热情已得到了平衡，经验和知识却十分完备，社会有秩序，那些经验和知识用在任何一种合理政治上都极有意义，社会失去秩序，多数对现实政治恐都是取个无可奈何态度，情绪既游离无所归，知识经验也难得好好运用，只在糟蹋中等待完毕。二十年来许多许多这种有用的人都完事了，剩下的却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照例永远在支配领导这个国家，用的方式却完全如一个小买卖经纪人或羊屠户经营生意的方式…… 到此为止，我们的帆似乎扯得太饱满，驶离海岸越来越远，得回头了。我谈到的好像是已触着了个“现时”问题，因为摩登女郎和顽固家长、寡妇、绅士、赘婿，和其他种种人物，无不俨然呼之欲出，而又随时随处可以碰头，你和我完全有份！倘若又有什么人，因为我文章中不常用某种介词，即看不懂本意，以为被影射讥讽，来作长篇大论抗议或集团检讨，我想还是盼望他节约精力好些。一切说明只不过是一种抒情的比喻，对某种共通现象的比喻，可无兴趣对某某个人行为活动特作速写。因为事实存在已二三十年，大家都所谓“熟透了”也。但从这个即景抒情小文中，似乎也可以看出些些道理，即佛氏学说一部分的证实，政治动物的问题研究离不了性。或者说，当前读书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政治”所抱见解和倾向，除了其他复杂成分，还有个自然因素、自然限制得明白，得承认。凡经营统一他人头脑的，争民主自由的，准备社会重造的，一切有效措施或抽象设计，对于这个“有生不一”现象如果多理解一些，多注意一些，使各得其所，各有所归，这个民族明日悲剧会减少些，进步的理想会容易实现些，而一切发展也会合理些。若过于疏忽了它，或一切依旧，只从一个习惯的“现实主义”应付下去，打下去，争夺下去，开会下去，改组下去，我们的悲剧将延长，将扩大，直到政府改组第十回时，国家依然不会有何转机的。 年来常听人提及黄色刊物影响到年青人性早熟问题，相当严重。却不大有人注意到普及国内中学、大学那个吃政治饭的经营，如只侧重于简化头脑，作成“拥护这个打倒那个”即已足，人工造成的政治早熟现象影响到国家将来，更如何严重！二千年前一个思想家即告诉我们说“道在尿溺”，目下我们却需要有人从这句话上产生一种思想体系，重造政治，重造国家！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5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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