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书案

王琳:追问渭南书案:体制内你仍有选择

在被渭南警方拘留39天之后,谢朝平回到了他北京的家。但这并不是谢朝平的自由。在法律上,谢朝平仍是一宗“非法经营案”的嫌疑人,只不过,警方对他的强制措施由“拘留”改成了“取保候审”。促使警方为谢办理取保的关键,在于警方报捕谢朝平未被批准。渭南临渭区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就媒体披露的新闻事实来分析,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侦查及拘留,同样证据不足。且不说作为“火花”杂志增刊的《大迁徙》并不是“非法出版物”,就算《大迁徙》非法出版了,查处这一行为的也是新闻出版机构;就算《大迁徙》也“非法经营”了,主体也是出版方,而不是作者。 问题就在:警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且明显证据不足的“非法经营”个案,强行立案并展开“跨省抓捕”?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违法时,渭南警方全无招架之功,而只能长时间沉默。沉默的背后,是否有难言之隐尚不得而知。也许可以合理怀疑:渭南警方违背法律常识对一位作者展开跨省追捕,乃是奉命所为。至于何人所命,还有待媒体的调查或有关方面的主动公开了。 事实上,警方奉上命而为,行违法之举,虽能一时讨好幕后人物,但从多起“因言获罪”的善后来观察,最早被幕后之手抛弃的,也往往是冲在一线的警察。而在世俗的仕途黯淡之外,作为执行人更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折磨。 当然,网上也不乏为唯权不唯法者辩护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在强大的、现实的权力威胁面前,要保持良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能为执法违法者脱责。同样身陷“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之弊中的渭南临渭区检察院,就用“依法不批捕”为当地警方上了一课。这恰恰说明,即便在体制之中,执法者也是有选择的。 不妨看看东德一桩刑案: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而被指控。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对于执法者而言,也同样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超越法治和伦理的底线。用伤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投名状”,来保住自己的官帽,注定要付出精神上的成本。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为某幕后人士背书,欺凌弱小、侵害私权,其代价已非一套基层警察的制服所能承担。 期待所有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往后遇到“以权压法”时,能像渭南检方那样,秉持良知、有所选择。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执法者及司法者在作出依法办案这一选择时,少一些顾虑,多一些保障。 就在一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一规定虽非治本之策,但也让基层检察院在对抗地方不当干扰时,可以从容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也就是“报上级检察院审批”。此举适逢其时,值得鼓掌。 其实体制之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是有选择的。对体制之弊,决策者们同样也有选择空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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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案契机京知识界聚会 新闻出版自由希望在民间(组图)

一场以欢迎渭南书案作家谢朝平脱险归来为由头的知识界民间聚会,上周末在北京举行,与会者疾呼言论表达、出版自由,要求废除新闻出版管制、展开新闻立法。同场,曾因言获罪23年的老记者铁流捐出100万元作为新闻基金,资助因言获罪的作家和记者。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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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坐牢记(组图)

有一天谢朝平回到牢房,一个17岁的抢劫嫌犯悄悄跟他说:谢叔你又没吃饭吧,今天我们一人发俩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你快吃吧。馒头接过来,已经凉得发硬。谢朝平咬了一口,泪如雨下。 谢朝平夫妇。     以一个四川人的韧劲和幽默感,55岁的谢朝平在看守所里与各色人等周旋了30天。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给自己写好了判词。   “审讯室,外面坐着警察,里面坐着我。我背后是一道门,我要把门关上,谁也进不来。我接过逮捕证和笔,从椅子上站起来后退一步,他就抓不住我。我蹲下来趴椅子上,在逮捕证上飞快写一段话……”   谢朝平脑子里一遍遍演练这个场景,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怕到时遗忘,他把要写在逮捕证上的话,记在一张纸条上。   关押快一个月时,他想,逮捕证应该快下来了。9月17日,进看守所第30天。早饭一过,果然通知提审,谢朝平把纸条捏进手里。进审讯室一看,不是警察,是检察官。他意识到这不是发逮捕证,赶紧把纸条塞到屁股后面口袋里。   纸条上是密密麻麻的一行小字:“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制造文字狱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中国真正的民主法治万岁。”   检察官问完两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就让他回去。谢朝平有点不大高兴,他搞不懂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告诉牢头,今天腰疼,不想参加上午的劳动。然后躺到床上开始睡午觉。睡到迷迷糊糊,猛然听见门外一声大喊:   “谢朝平,出来!”    “你55岁那年,命中有一劫”   十几年前,谢朝平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说:你55岁那年,命中有一劫。夫妻俩讨论后得出结论:应该是害一场大病。   那时的谢朝平还是达州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他哪里想到这会是一场牢狱之灾。十几年后,彼时的检察官将在家乡四百公里外的渭南,接受同行的审讯。身陷囹圄的谢朝平认为这是命中注定,不肯花钱买好的吃,“我就应该遵照上天的意思把牢饭吃好。”   谢朝平属羊,1955年出生,四川平昌人。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幺。上世纪70年代,农家少年谢朝平从平昌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中学教历史,后上调平昌文教局。经人介绍,1986年,谢朝平与达州钢铁厂工人李琼相识。谢朝平对李琼说,其实我认得你,咱俩小学同学,还做过同桌呢。李琼嘴巴张得老大。谢朝平补充道,因为小学就你一个女同桌。第二年,俩人结婚。   又过了两年,谢朝平调任达县监察局,不久又调任达县检察院,任职于政研室,负责该院外宣工作。谢朝平将外宣搞得风生水起,由此被达州市检察院看中,随即上调。   在2005年退休前,检察官谢朝平是颇受媒体欢迎的投稿者。谢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爱好是看书写作。国内法制类期刊是他的主投对象。谢的素材,多是他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案件。年景好时,一年的稿费可达七八万元。2002年,谢朝平将多年来见诸各报的45篇贪腐案件稿,合成《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一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盗版书商看中此书,大量盗印。   2005年,四川省公检法系统超编严重,遂出台政策鼓励员工提前办理内退,内退其间工资待遇不变。这一年谢朝平刚满五十,符合内退条件,“不退就有点犯傻。”他很快写了退休申请。通过朋友引荐,这年10月,天命之年的谢朝平成为《方圆法治》杂志的一名普通记者,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在杂志社,谢朝平是个得力的调查记者。领导看中他的检察系统工作经历,常派他做一些“难搞的题”。2006年,谢朝平前往渭南采访三门峡移民遗留问题,写成文章《655次举报》。渭南方面进京公关,报道在临印前被“拿下”。   被撤稿后,谢朝平决定写一部三门峡移民史。之后三年,他利用长假,6次自费到渭南采访,最终写成反映三门峡移民款被挪用的报告文学《大迁徙》。    “那些当官的真该进去体验下”   一位狱友跟谢朝平打趣道:没进过监狱的男人不是个完美的男人。谢朝平想想这话,也有点道理。被抓进来之前,他手头正写一部小说,里面有个记者被关进监狱的情节。当时构思框架的时候,谢朝平还没想好这个怎么写,“现在可以了。”谢朝平说。   刚进渭南看守所,谢朝平留了几十年的二分发型被剃了个光,一次次全身被脱得一丝不挂。这里是摧毁尊严的地方。有次谢朝平偶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光着脑袋、穿着囚服,就再不想看第二眼。他想,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一身检察官穿戴的照片,还摆在家里书桌上呀。   谢朝平知道,这些都只是为了摧毁他的心理防线。剃光头的时候,一位参加过抓捕行动的警官看着谢朝平,颇有点得意。谢朝平对他说,你知道佛教对头发怎么称呼的吗?头发是烦恼丝,他们把我的烦恼剃掉了。有次审讯结束,警官们上前噼里啪啦给谢朝平拍照,“我知道这是侮辱性拍照,这让我想起了关塔那摩监狱。”   刚进牢房,谢朝平没少挨欺负。牢房里有个盗窃犯,狱友称其为“时迁”。“时迁”爱早起,凌晨三点便下地溜达。谢朝平靠近过道,“时迁”路过便踢他一脚。谢朝平是醒着的,没有吭声。“时迁”溜达完回来,又来一脚。谢朝平忍无可忍暴跳起来:他妈的干什么,小心老子揍你。正准备动手,牢头发话:老谢,老谢,冷静!冷静!   如同今天年轻人迷恋星座,谢朝平深信生肖相生相克理论。他后来得知“时迁”属狗,恍然大悟:难怪你老欺负我,羊不和狗搭群的。老谢也会问审讯警官的生肖,一位属虎的警官在他看来,目光格外凶狠。   谢朝平爱打呼噜。鼾声一起,值班的便跑来摇醒他。他睡不好,白天还得练功和干活。练功是盘腿坐和“兵马俑”。前者像和尚打坐,后者似蹲又似跪,形似兵马俑。“一直到最后这个功都没练好。”谢朝平说。   新人进来,先得擦10次地。谢朝平向记者示范擦地的动作。“像太监一样撅着90度的腰,抹布在两只手上绷直,这样来回在地上擦。”干到第四次的时候,谢朝平感觉“腰突然像断了一样”,满头冒虚汗,浑身衣服湿透。牢头在旁边催促:快,快,你装什么死!谢朝平哀求:我跪在地上擦好不好?实在动不了。牢头摇摇头:快擦,把动作做好!   到9月后,谢朝平明显感觉管教干部的态度好转了不少,他猜测可能是“事情闹大了”。有位姓陈的管教找谢聊天,问他感觉如何。他答应帮谢朝平跟牢头打声招呼,果然以后就没再让他擦地。   李琼后来看见谢朝平,说“起码瘦了十斤”。“我原来有脂肪肝,这段时间估计脂肪肝治好了。”谢朝平自嘲,“那些当官的真该进去体验下。”   老同事对谢朝平的评价多为“敬业”和“不爱交际”。在看守所,谢朝平却一改往日作风主动出击,争取跟牢房里的每个人沟通。他为狱友们写诉状和辩护词;在众人撺掇下,他还收了一个年轻的狱友做干儿子。   谢朝平来渭南前曾在北京朝阳看守所里呆了几天。那里的牢头是个黑龙江籍的毒贩。谢朝平患有低血糖,进朝阳看守所的那天发作了。“你不知道那种痛苦,心里非常难受发慌,发抖,头晕。”毒贩见谢朝平浑身颤抖脸色苍白,便说:老谢,你别怕,我们不打你。谢朝平惨然一笑:我不是怕你打,我是饿的。   到渭南后,审讯经常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晚上7点钟。此时牢房已过晚饭点,谢朝平回去后吃不上饭,低血糖再次发作,全身冒汗,手脚筛糠般颤抖。有一天谢朝平回到牢房,一个17岁的抢劫嫌犯悄悄跟他说:谢叔你又没吃饭吧,今天我们一人发俩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你快吃吧。   馒头接过来,已经凉得发硬。谢朝平咬了一口,泪如雨下。    “你们是灵魂失去了自由”   9月12日,谢朝平被带到审讯室,七个人搬上皮椅一字排开坐在他面前,以示与台下的木椅有别。谢朝平认为这是故意制造的一种人格歧视。他感到,渭南公安局要跟他进行“最后的决战”。   谢朝平提出请审讯人出示身份证明。一位领导模样的警官笑道,还要证件?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谢朝平说,这是你们应该履行的程序,随后发表了他的“人格论”:虽然我们的身份不同,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早晚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   “那些人微微一愣,态度变了一下。”凭着一个写作者的感受力,谢朝平捕捉到审讯室里气氛的变化。 [ 导读 ]有一天谢朝平回到牢房,一个17岁的抢劫嫌犯悄悄跟他说:谢叔你又没吃饭吧,今天我们一人发俩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你快吃吧。馒头接过来,已经凉得发硬。谢朝平咬了一口,泪如雨下。     1995年,河南三门峡大坝。因为反映这次修坝所遗留的移民问题,谢朝平才碰上了牢狱之灾。摄影_李江树   主问说,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告诉你,我们这几个都是我们临渭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的成员,今天下午奉领导指示来审问你,你说吧。   但盛大空前的阵容配合稍显生疏,时常三四人同时发问。谢朝平在台下发笑:你们干什么呢,我不知道该回答哪一个。   一位年轻的警官站起来,厉声道:你来教育我是吧?老实一点!   我说你要学一点规矩,谢朝平说,你的主问在问话的时候,请闭上你的嘴。“那个家伙脸一下涨得绯红,再也不说话了。”谢朝平颇为得意。他曾经是四川达州检察院的检察官,那时候他坐台上,审过人,知道规矩。   不要那么凶狠地看着我,没有必要。谢朝平对台上另一位怒目的年轻人不无讥讽,我用这种眼神去盯别人的时候,你裤子还穿不稳当呢。   “决战”一无所获,一如此前对谢朝平的所有审讯。   我觉得你们也很可怜,我可怜我身体失去了自由,你们是灵魂失去了自由。我早晚能出来,但他们控制了你们的灵魂和你们头上的乌纱帽,你们就得乖乖听他们的。谢朝平对一位渭南公安局的副局长说。   在看守所不太良好的睡眠里,谢朝平做过几次美梦。梦中,他有一身好武功,独自面对一帮警察。他拳打脚踢,对手们纷纷中招,如雨后烂泥般颓然四散。    “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   谢朝平为这本书花费了三年。李琼说,我理解他。这本书出不来的话,他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   当初《大迁徙》找过很多出版社,最后都因为“内容敏感”被婉拒。其中有一个出版编辑的话让谢朝平没齿难忘。“广东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她真是个巫婆!这个女人嘴太毒了!”谢朝平激动地说,“她说:别人知道不敢说的事情,你把它写出来了你就是文学英雄。但是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是她2009年说的,现在还在我邮箱里。竟然一年后就成真了。”   谢朝平最终找到了山西《火花》杂志社。杂志社同意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大迁徙》,印务费用则由谢朝平自掏腰包。   6月26日,书送到渭南。次日,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为由,将其全部没收。与此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还派出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队员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增刊。   此后,渭南市新闻出版部门和公安部门去山西,要求对书籍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出版部门最终发现此次增刊的不合程序之处。按照规定,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须逐级上报审批,但《火花》编辑部没有这么做。   对这一点谢朝平并非没有考虑。此前他给律师和新闻出版部门打了一圈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根据案情和法规,《大迁徙》即使属于“非法印刷物”,法律也不能追究作者的责任。“渭南警察找不到我的什么‘麻烦’。”8月之后,渭南的“专案组”已经在北京展开调查,很多人劝谢朝平出去躲一躲。但谢朝平一边以“作者无罪”自我安慰,一边撰写《渭南封杀〈大迁徙〉前后》,记录每日动态。日记写到被抓前两日,结尾是“天天都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   8月19日下午,谢朝平在北京家中被渭南七名警察带走。拘传的理由是“涉嫌非法售书”。    “我爱人来了是吧?”   曾经谢朝平认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大迁徙》。但现在他不这么看。这一场不亚于生离死别的劫难,净化了亲人的情感。   谢朝平被渭南警方带走后,李琼抱着丈夫临走换下来的T恤,坐在床上哭了一夜。她忘不了谢朝平临走前在电梯里眼巴巴望着她的那个眼神。到现在,她还是不敢进那个曾经押走丈夫的电梯。   谢朝平双手被铐住,在空中吃力地比画着向妻子告别。“让我难受的就是电梯关上那一瞬间,她话都还没说完。”谢朝平回忆起那个夜晚时泪流满面,“我就看着她站在门口,特别无助。”   8月21号,北京暴雨。谢朝平被关在北京朝阳看守所,望着墙壁发呆。他想,李琼会不会就在外面等着我。外面暴雨里,李琼围着看守所转悠,从12点到3点,一直用四川话喊:老谢,老谢——看守劝她:你这样喊,他是听不到的啊。李琼心里说,老谢啊,你要是有点心灵感应你就晓得我在外头啊……   李琼担心着老谢。她怕老谢在里面没衣服穿,她怕老谢急性子在牢里把脑子急坏了,出来成了一废人;她更怕老谢在牢里会被人害死。   看守有次拿来包裹,谢朝平看到字迹,一把从看守手里抢过来。我爱人来了是吧?他带着哭腔问。看守说,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她的签字啊,她的签字我非常熟悉的。”每天晚上,谢朝平都要拿写着妻子签名的袋子枕着脑袋睡觉。这样让他觉得安慰。   还有一次,李琼带着女儿跟律师一起来渭南。谢朝平哀求看守:能不能让她们过来让我看一眼,我绝不说话,我保证做到。结果当然被拒绝,谢朝平强忍着眼泪走回牢房,他满脸泪水,又不好哭出声来,只好咬紧牙关,一个人对着墙根默默流泪。牢头便问,老谢怎么回事啊,谢朝平转过身指着墙,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感谢你们成全了我”   9月17日中午,谢朝平睡得昏昏沉沉,听见有人喊,赶紧穿鞋子下来。这次应该是发逮捕证了,谢朝平想。看守说,把衣服拿上。   我一会就回来拿衣服干嘛?   放你啦,释放你啦。   什么?什么?   看守重复了一遍:释放你啦。   狱友们一下围过来,大家都替谢朝平高兴。谢朝平也想过这个结果,但“幸福”还是来得猝不及防。他一高兴,就把800块钱的饭卡给了“干儿子”:孩子你听话,今后别再帮别人打架。干爹没什么送给你,这卡你拿去吃饭吧,在里面把身子养好。你吃的时候,也给他们吃一点。   谢朝平交代完一番,忙不迭地往外跑。“老谢,回来回来!”犯人们给他拿来私藏的刀片,让他蹲到厕所边上把胡子剃干净。一个月没打理,谢朝平的络腮胡长得跟鸡窝似的。让你长,长出一个谢克思来!他想,又自顾自笑起来。   “他不知道我去接他。”李琼在外面左顾右盼等了半天,看到丈夫第一眼就想:瘦了。她招呼了一声:老谢!谢朝平像小孩一样抱住她呜呜哭起来,“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哭过,我们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在外面拥抱过。”李琼安抚他:别难受,老谢,我们就回家了啊。俩人抱头嚎啕了几分钟。   9月17日,渭南召开新闻通气会,临渭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并允许谢朝平取保候审。检方发言人在通气会上说,“犯罪嫌疑人谢朝平也对自己的非法经营行为有了深刻认识,并表示真诚悔意。”   四天前,渭南检察方提审过谢朝平。“和尚不亲帽儿亲,同行总是亲切了好多。他们至少不用凶狠的目光瞪我,给我倒水问我抽不抽烟。我眼圈红了,他们会给我递纸巾。”   谢朝平承认在印刷过程中有瑕疵。“如果你要追究我什么责任,我承担这个责任。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瑕疵是错不当罪,罪不当罚,罚不当刑罚,我说得很明确,最多就是个过错而已。”这就是谢朝平“真诚悔意”的缘由。   渭南公安局一名副局长送谢朝平夫妇到机场。谢朝平对他说,你们不是想封杀我的书吗?现在至少有七家出版社准备出了,门户网站找我律师要连载,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渭南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全国也有更多人知道了。感谢你们成全了我。   “我觉得,这30天,我是以一个老检察官的身份跟一些奉命行事的警察进行业务竞赛;我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在跟一小部分贪官进行抗争。看笔录的时候听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那家伙不枉是文人,你看他那个样子、语气,真有点像余秋雨。我心里骂:靠,老子像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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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书案拷问执法者理性与良知

                       追问渭南书案:体制内你仍有选择                                    王 琳     在被渭南警方拘留39天之后,谢朝平回到了他北京的家。但这并不是谢朝平的自由。在法律上,谢朝平仍是一宗“非法经营案”的嫌疑人,只不过,警方对他的强制措施由“拘留”改成了“取保候审”。促使警方为谢办理取保的关键,在于警方报捕谢朝平未被批准。渭南临渭区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就媒体披露的新闻事实来分析,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侦查及拘留,同样证据不足。且不说作为“火花”杂志增刊的《大迁徙》并不是“非法出版物”,就算《大迁徙》非法出版了,查处这一行为的也是新闻出版机构;就算《大迁徙》也“非法经营”了,主体也是出版方,而不是作者。   问题就在:警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且明显证据不足的“非法经营”个案,强行立案并展开“跨省抓捕”?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违法时,渭南警方全无招架之功,而只能长时间沉默。沉默的背后,是否有难言之隐尚不得而知。也许可以合理怀疑:渭南警方违背法律常识对一位作者展开跨省追捕,乃是奉命所为。至于何人所命,还有待媒体的调查或有关方面的主动公开了。   事实上,警方奉上命而为,行违法之举,虽能一时讨好幕后人物,但从多起“因言获罪”的善后来观察,最早被幕后之手抛弃的,也往往是冲在一线的警察。而在世俗的仕途黯淡之外,作为执行人更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折磨。   当然,网上也不乏为唯权不唯法者辩护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在强大的、现实的权力威胁面前,要保持良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能为执法违法者脱责。同样身陷“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之弊中的渭南临渭区检察院,就用“依法不批捕”为当地警方上了一课。这恰恰说明,即便在体制之中,执法者也是有选择的。   不妨看看东德一桩刑案: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而被指控。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对于执法者而言,也同样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超越法治和伦理的底线。用伤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投名状”,来保住自己的官帽,注定要付出精神上的成本。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为某幕后人士背书,欺凌弱小、侵害私权,其代价已非一套基层警察的制服所能承担。   期待所有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往后遇到“以权压法”时,能像渭南检方那样,秉持良知、有所选择。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执法者及司法者在作出依法办案这一选择时,少一些顾虑,多一些保障。   就在一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一规定虽非治本之策,但也让基层检察院在对抗地方不当干扰时,可以从容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也就是“报上级检察院审批”。此举适逢其时,值得鼓掌。   其实体制之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是有选择的。对体制之弊,决策者们同样也有选择空间。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9/24/content_161507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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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朝平:渭南,我梦魇的30个日子

“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办错了我不怕!” 8月19日,燥热。北京的空气异常沉闷。我身着T恤短裤在电脑前整理资料。下午5时,敲门声响起,操着京腔的人说他们是搞人口普查的。妻子李琼打开门,七八个大汉立即蜂拥而入,问清我的身份后,一领头的厉声道:“把他铐起来!”一身穿白T恤和黑T恤的人扑过来,使劲朝后拧我的手。左手一阵剧痛,虚汗直冒,我奋力挣扎着。拧伤我左手的“白T恤”只好朝前铐住我的双手。我提高声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渭南口音说:“警察!”“警察抓人也应先出示你们的证件啊!”   “白T恤”递上警官证。我这才知道,此人是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的王鹏。   在王鹏出示警官证的同时,他的同事刘延欣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领头的”也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陈旭,来协助他们执行任务。”   “这里是八宝山派出所的辖区,朝阳区的警察怎么跑来协助?” 在政法部门呆了十多年,我知道,跨区办案需要当地派出所的配合。我怀疑他们是违规操作,利用关系办人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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