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 编者按： 5月19日晚，北斗网在北京万圣书园举办主题为“他们台湾这些年”线下读友交流活动，会上邀请到四位台湾籍大学生，与我站读友畅谈宝岛台湾的方方面面。今天发表的是此次交流会的录音整理稿的第二篇。 他们台湾这些年（二）：儒家思想与道统问题 演讲/ 蔡宗霖（中国政法大学） 整理/ 蒋藤意（北京交通大学） 主持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台生会学术部的负责人蔡宗霖同学。（掌声）其实，应该说是蔡宗霖老师，他比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们都要年长许多。（众笑，鼓掌） 蔡宗霖：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一次参加北斗网的的聚会。按照主持人订下的规矩，我先做自我介绍。 我1976年出生在台湾台北市，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台湾的辅仁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系，念书。2001年毕业，两年退伍然后进入台湾的知名企业，就是做统一方便面和统一冰红茶的那家（众笑）。做到了27、28岁，就不再做了。 因为我15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值得我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来投入的。我到二十七八岁，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问过台湾的好多检察官和律师朋友，他们建议我到北京来求学。所以我才到北京来。 我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一年级，从学士学位一年级开始从头念起，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所以一定不要拿自己开玩笑。我必须要蹲马步，练基本功。所以我从本科一年级从头念起。 这位拿着相机红色衣服的朋友，是我非常敬爱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的共同好友（全场大笑）。那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叫滕彪，我和他私交非常要好，然后包括万圣书店的刘苏李先生，还有贺卫方先生。我的硕士指导教授是法学院院长龙卫球先生。然后我是07年开始跟随龙卫球先生攻读直博，专攻德国商法典。这些年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海外上市、企业并购、融资、风险基金、投资银行，但是那些只是谋生的技能。 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定居了八年，从2003年开始。我常常回忆我在辅仁大学求学的时候，我们的系训，出自史记，太史公的自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那么正好前两天薄然打电话给我，希望今天我来跟大家聚会。刚刚好人大的这位同学，说不想把气氛搞得太学术。但是我从小，大概三四岁开始，就喜欢念书，除了念书，我大概也不会什么其他的。 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讨论，刚刚我有个法大的师弟想从法学和大家讨论“法统“的问题，那么我来和大家聊聊所谓“道统”的问题。 要讨论中国，要讨论文化，要讨论传统，这些是我们本身要做的定义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深思的必要。是因为我们都这么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从自己哪里来，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台湾的文化又是什么，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考察，我觉得那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当然，我们辅大的老师是非常骄傲的。我们传授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中国的传统哲学，大概在先秦诸子的时候，已经大致定下。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的。之后不管是汉晋，或者是唐宋、元明，乃至于清朝、民国，甚至现在，大概都脱不了先秦诸子，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之上再发展。如果我们能够追溯，讲先秦诸子和汉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诸子百家是个很大的命题，事实上我们要和国人说清楚。我可能还是想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从孔子时然后如何慢慢演变到现在的角度来讲。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可能讲这个题目甚至要延长时间。 我每次看待这过去八年，事实上，我到北京有一种知根知底的感觉。我很少回台湾。我想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可能在座的诸位都没有我那样的成长经验。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朋友，台湾的百姓，大概都是这么长大的： 我们启蒙是书上看到的古代的书籍。那个时候开始教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上幼儿园小班，每天得背一首唐诗或者宋词。不管是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还是唐诗宋词，一天要背一首。父母亲回家的时候要求会抽背，如果不背就大棒子伺候。确实如此。甚至我们每天都要临帖写毛笔字。小学我们的国文课文，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得学习清朝时期的文言文。初中的时候，在台湾叫国中，大概就得学唐宋时期的文言文。这是国中， 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初中大概是95%。高中是99%。我记得我高中作文没有一篇白话文的东西。全都是大概魏晋时候的东西。那么我后来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我们读的基本上就是先秦诸子。那么当然有一个注释的问题。先秦是个很特别的时代。我甚至会这么认为中国五千年来，只有一次学术方面的。这是先秦诸子。在那之后，当然我觉得始作俑者是董仲舒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来谈董仲舒先生的问题。我们先从孔子开始。孔子，他创造了儒家这个学说和体系。当然在同时，有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子百家，九流十家。但是孔子从理论或政治方向上，他的学术体系是统治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达数千年之久。直到我认为的1850，西方国家的法治民主这些概念甲午战争后进入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这些争论。一直到1850年之前大概儒家文化是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里、心里。孔子之后有两位重要的儒家先贤：孟子和荀子。 事实上学术上有这样的说法，荀子事实上是有点像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西方的性恶论导致的法制或者法家的这种概念的升起。 在今天上午开始之前，我和在座几位朋友闲聊。事实上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在孟子里也不是没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一直到汉朝，秦朝。事实上，秦朝它不在乎儒家或者是儒术它用的是执行人。事实上的理论框架或者是政治哲学或者是政治概念基础都是用韩非子。到汉朝的时候是黄老之治。再接下来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我一直不认为，中国这数千年来，事实上，外儒内法。儒家只是外表，躯壳永远是法家。甚至杂以阴阳家。儒学或者儒家又陷入衰微，所以有了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主张用文学的方式或者深入世事人心的方式来重启儒风。 我很同意在宋朝的时候朱熹和陆象山，他们开启了这个理学，事实上，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变革。到明朝的时候，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我认为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在接下来，可能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清朝最大的表征是考据学。然后如果讲实用之学的话，就是王阳明先生的心学被曾国藩、左宗棠运用，他们把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的概念，用来重建汉族的中心地位。 我不太喜欢谈一百年以内的事情。因为我认为，都容易流于主观。那么清朝的考据学之后，有所谓的新儒家。那么我认为新儒家的代表，“可能”是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甚至是傅斯年先生。这些前辈先人我都是非常尊重。 那么当然我不否认，到现代、现当代，可能在座很多位朋友，有所谓的经济问题，或者是人们总是难以摆脱的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的问题。但我觉得真知识、真学问可能还是值得考虑，还是值得阅读的。 台湾从1949年，蒋介石带着三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当时的所谓的学问家、大儒，带到台湾去。事实上，蒋介石他本人，根据他自身的说法。把这个道带到台湾，进行薪火传承。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说的那种，从小到大的一种成长的经验。那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我过去这八年，尤其是从07年开始，其他城市我只是出差，可能没有长居。但是北京这地方，除了万圣书园，我常常在这里看书，会有一种没有人在读书的感觉。我觉得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北京这城市，起码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或者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气氛我个人觉得略显浮躁。略显浮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就像我刚刚私底下和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过的，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什么事情可能在追求了一定的物质欲望之后更值得我们考虑？ 我一直非常喜欢陈寅恪先生在替王国维先生做墓志铭写的那番话：先生之学问，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篇章，或有时而不章。然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原文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编者注） 这个可能是我与在座诸位共勉的事情。如果待会儿有什么问题，望大家有空交流。谢谢！ （掌声） 主持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蔡宗霖： 法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学都可以。 提问1 ： 有一种说法被很多人都认为是。所谓台湾是中华文学的正统，关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待？ 蔡宗霖：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场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争执。毕竟，中国的概念或者是国家的概念，光理清这两个概念，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怎么去鉴定它的范围跟它的框架，本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么不能否认，中国大陆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而现在在很多好的大学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也在时时刻刻在讨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文明，所谓的正统是什么，非正统是什么。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此之前都有很多前提需要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是以儒家为代表，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只能说从表面上的现象讲，就是说我虽然不愿意在公开这么说，但我认为，从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和资料，这确实是事实。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和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文风确实中断。 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敬重的社科院的老师谢怀栻先生，他是跟梅贻琦先生在大陆取得法官的资格。他代表中国政府在二战后去台湾签下协议，把台湾收归中国的领土。49年，他留在中国大陆。我的一位老师来大陆参加博士生的口试答辩，谢怀栻老先生跟他这么说：你在德国跟随拉伦茨先生学《法学方法论》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青海。我在青海干什么？我在青海堆了三十年的石瓦房。我要读书啊，我连26个字母的书都找不到。三十年——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他在青海只有一本书陪着她，就是《毛语录》。他在青海读一本《毛语录》读了三十年。他在25岁以前就会七门语言，而且是精通，能达到翻译的程度。他很希望他的德文、日文能够再精进，写一些教材，立一些法律，但是事实上，从1950年到1980年，他一直在青海堆石头。后来当然改革开放，他又回到了社科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三十年对中国传统和道统的一种，摧毁。我个人在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如果诸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陈寅恪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生平，大凡皆如此。世事难料。或许2000年以后，中国道统的重新发扬和复兴有赖于在座诸位。 提问2 ： 不好意思，我会觉得说，你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道德断层。因此台湾就是更正统，你的意思是这样么？因为台湾保留了。 蔡宗霖： 我不同意你的结论，有曲解我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因为从未中断，事实上从学术成果来看，学者的成果传于后世永远是他的著作和他的言行。那么事实上，从牟宗三先生，中国的新儒家和传统国学，我的观察是1990年之后也没有发展。那么在1990年之前，他们做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背景也都是在中国大陆所受的学术积累。事实上在1990年之后台湾很严重的文化现象，可能是在座诸位不太明白的。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文化的可能性。例如说我念的是辅仁大学，我们的专长是诸子百家，大概和台湾师范大学是一个体系。但是台大法学院，SORRY是台大文学院，台大中文系。台大文学院就不讲这些小学中学诸子百家先秦两汉历代说文解字的这些东西。台大文学院，当时专长独步华人文学界和台湾文坛，就是白先勇。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学，白话文学。当然他有学术上的专长，他做出成批的，我们必须遵照。但是你说闽南文学，或者福建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那你说台湾文学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那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提问3 ： 那你说在中国大陆，大中华。在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蔡：一个是反右，一个是文革）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只有中华才发生的历史。 蔡宗霖： 我不喜欢用必然性来诠释历史。我认为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企图用科学来归类或者是演绎史学这种东西，我认为没那么简单。 提问3 ： 因为从长远的历史上，中国在迫害知识分子这方面，以及文化上的浩劫，这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性的。而走到今天来看，中国大陆，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因为它把这些都发挥的不能再极致了。 蔡宗霖： 如果你要说对文化的摧残，或者说是对文人的一种宫刑，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我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们认为，OK文革已经过去了。假若你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去推动未来，那我觉得从你的结论可以得出，中国必须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浩劫。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下这个结论。焚书坑儒，文革或者是清朝的文字狱，我觉得这和历史的必然性无关。可能不好意思，我觉得如果从法学的角度上看，我觉得这是法治，也就是专制的政府与自由开放主权的思想的冲同。事实上这一阵子，我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在这边这么说，我可能要做一些立法工作。我过去这两三年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有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网路自由，一个法律框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困难。我觉得在没有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前，讨论这类的问题，都容易流于空泛。我推荐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部对这方面论述比较详尽，也比较有逻辑，我比较同意的是小约翰米尔的论自由。事实上大部分讨论的都是言论自由。再来大概是美国的大法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事实上不管焚书坑儒，文字狱，还是浩劫，和我刚刚说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喊口号是容易的，讲一些简单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参与尽力的工作，去参与规范的工作。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刚说的法官举得例子，大家口口声声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观众在电影院忽然站起来大声谎称这个电影院着火了，然后导致观众大量逃出，相互践踏，并且造成多人死伤，那么这个站起来大声谎称电影院着火的言论自由我们是不是应当予以保障呢？ 任何自由，我认为都不能没有界限，否则就容易流于民粹主义。而我认为，暴民政治和专制政治是同等邪恶的。从苏格拉底之死，我就深有体会。（鼓掌） 蔡宗霖： 这位穿红色条纹衣服的朋友，你想和我讨论。 提问4 ：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精神，比较乐于思考，尤其是对于国家社会，你有一种担当的责任。我觉得你选择了法律，作为你一生的事业，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所以我这一方面比较有些好奇，我很想知道你如何选择了法律这个道路？ 蔡宗霖： 我刚刚有说过，我15岁的时候就一直思考过这个事情。我不见得比在座各位，我个人比较幸运的是，我从15岁开始挣钱，从17，8岁开始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赚钱就是为了花。够用以后，为了赚钱花那么多，应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更有趣的事是什么，我想了足足十二年，从15岁想到27岁。我就想到法律相关的工作，不仅仅是个赚钱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公平，正义，宪政，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定义。我觉得如果我能了解这些词的定义，并能通过我的日常行动去实行它，去付出实行，这或许是件快乐的事。但是，不瞒您说。过去这八年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痛苦的。 提问5 ： 你一直在强调道统这个问题，那么道统与你刚刚所说的墨家、法家、道家这些，有什么联系性吗？ 蔡宗霖： 我觉得还是有的。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的道统，传统文化的继承，如果我们从孔子一直看到，现在来看的话，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孔子的学说，论语或者春秋，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它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它事实上很难说是一种定论。 我认为在不仅是墨家，法家，道家。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我认为诸子百家，先秦诸子，都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血液里的道统的一部分。只能说每个人身上某种倾向更多一点。但是完全提出其中一种做代表，我就不能完全统一。刚刚我说的都是两个字，或多或少先秦诸子都有些。 提问4 ： 你今天提到民主法治那些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你也提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这些词，那么我就老生常谈，问一下你认为中国现代应当对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持怎样的态度？ 蔡宗霖： 上一次我参加这样的沙龙大概是在……当然我的师门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读书会，我就不跟诸位讨论这么专业的法律问题。上一次，清华的一个法律生，请我评他的要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那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就和参加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就讨论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从两千年开始中国大陆，台湾已经开始这个问题了。中国大陆，又开始了大辩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西方传统文化给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探求争议，探求争议之后才有那样的能力。包括各式各样的论坛。不好意思诸位，我不上网。我上网我只收发电子邮件看日常工作安排。我日常读书的比较多。原因是03、04年，我稍微上网看了一下，网上比较不理性，没有深思的文字太多。我阅读的话甚至可能浪费时间。我可能不怎么上网。不能否认，不管再怎么封锁，网路的言论自由是个很特别的现象。如果不是只考虑生计的朋友，在思考的朋友，不管是网络还是沙龙还是各式各样的聚会。那你说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态度是这么认为的，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古典哲学，近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是一样的，答案是类似的，结论也是相同的。你硬去区分到底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东方的那些事西方的，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解决的问题是差不多，结论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鉴别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先有我们个人这样的能力，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答案，在东方的古典哲学，在西方的近代哲学都能找到一样的答案。这是我的观点。（鼓掌） 主持人：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私下讨论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下两位嘉宾。 蔡宗霖： 我们去洗手间继续讨论。（笑，掌声） （编者注：本篇为第二部分，未完待续） （采编：薄然 责编：陈轩）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 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 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王虎兄在《 熊猫彩照不能 》一文中如是说。 的确，在“体制绑架文化，文化反哺体制”的现状下，新华字典中那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看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娱乐至死加1984，就像顾姗姗所说的，除了坐等天上掉下个李登辉，体制内出个戈尔巴乔夫，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自己也悲观地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是等不到GFW被推倒那一天的。 我同悲观的朋友们一样，都不认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如同宿命论一样，并非什么真理。所以，我不认为 这片土地最终一定能迎接自由的曙光，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或许会像恐怖片中的贞子一样，从电视机里爬到现实中来。 但我认同秦晖老师的观点：历史是无法预言的。在结果到来之前，所有的乐观估计与悲观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薛定谔的猫，在测量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我之所以依然抱有希望，只是因为，预言是会自我实现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时，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努力，于是中国可能就真的失去改变的动力了，而诅咒的预言也就一语成谶。 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就像当人们认为通胀即将来临的时候，通胀就会被制造出来。而要减缓通胀的脚步，就必须重建人们的信心。所以，我想劝告那些持 悲观态度的朋友们，结果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你每一次鼓吹“支那无解”，每一次成功地让又一个公民心灰意冷的时候，你们就又让这片土地往深渊中迈了一 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你们，在诅咒这片土地——虽然，我100%相信你们的动机不是那样的。 你们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无解论”，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就像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的欧洲人民，可能在梦里都无法想象文艺复兴的光辉吧；就像《柏林墙》的作者弗雷 德里克·泰勒，小时候也觉得这堵墙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可能会一直矗立在那里。是的，我也无法证明，GFW最终一定会被推倒，你也无法证明一定不会。只要不是 100%的必死无疑，希望就一直存在。   现实的黑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社会的演进历程，可能就像这条逻辑斯蒂曲线，我们正处在红点所在的位置。在现在看来，社会演进的速度太 慢，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每当有改良派提出“日拱一卒”的时候，悲观党们便投来鄙夷的目光，似乎他们手握真理“改良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但在我看来，你 努力去改良，便推动着社会往右发展；你要是悲观放弃，社会只能往左倒退。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这不是乐观者的过度自信，只是我们认为，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并不能成功，我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将中国推入深渊。我不会诅咒自己的祖国。 最后，引用崔卫平老师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采编：安镜轩；责编：黄理罡）    

作者：本刊记者田 磊 日期：2011-06-03 一个小贩杀死了一个城管，被法院判处极刑，却被公众给予了极大同情和声援，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10多年里，这样的故事不断地涌现着新版本，最近的一例是沈阳的夏俊峰案。 律师滕彪接手夏俊峰的案子时，已经到了二审阶段，一审结果是死刑，立即执行。二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在网络上，公众几乎一边倒地全盘相信了辩护律师所举出的那些有利于夏俊峰的证据。人们难以相信，在城管的那间办公室里，夏俊峰没有遭到殴打，是主动行凶者，民意审判与法庭审判呈现完全割裂的情形。 巧合的是，就在夏俊峰案判决结果引起舆论风暴的同时，5月3日，在离沈阳不远的另外一个城市辽阳又发生了一起城管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命案，这一次是城管打死了被执法者。 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一直到那些刚刚迈入城市化门槛的小县城，城管执法中的暴力事件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是什么让这个旨在维护城市秩序的城管体制变成了一场城管与小贩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又是什么让这种街头暴力事件一再发生，却从未引起改革者的高度重视？个体的死亡和群体的愤怒，可以撼动这套已经问题丛生的城管制度吗？ “强势”的城管 在准备最后的辩护词时，滕彪上网查了查类似的案子，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从2000年至今，城管和小贩之间发生的命案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城管打死小贩，有详细记录的至少有18起，都是城管打死了小贩。 “从来也没有一个城管被判过死刑的。”滕彪说，城管把公民打残打死却受不到相应的刑罚制裁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制裁，这也是城管和商贩共知共享的“社会事实”。比如，那个因为被拍摄野蛮执法而将拍摄者围殴致死的湖北天门魏文华案，四名犯罪城管最高被判刑6年。 滕彪的辩护词在网上广泛流传后，其设立的城管与小贩在司法遭遇中的强烈对比，引起了无数网友共鸣。 在过去的10年中，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城管”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社会贡献着街头暴力犯罪，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害人者。在面对这些事涉公权人员的犯罪时，司法表现每每要面对民意拷问，最终判决结果所体现的司法正义也几乎总是与民众的正义观相左。虽然，人们应当首先尊重司法判决，但这样的剧烈反差绝非是正常的。 2002年，城管制度在全国各地铺开时，曾经被学者们给予过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场巨变，是对管罚合一的行政执法体制一次“切割式”颠覆，但短短10年时间，这种集中式执法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拥有300多项执法权的城管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约束的暴力事件制造者，几乎将公权力之恶集于一身，而且频频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街头展现。 “现在每次出去执法，都是在毁自己的形象。”赵阳是南京市的一名城管队员，他的感受是，最近两年城管与小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持刀相向的场面隔三岔五地遇到。 对于这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城管队员来说，没有有效的执法手段是最让他们头疼的事，“城管只有暂扣物品的权力，但是，对于摊贩来说，他们以此为生，劝说很难奏效，也不会允许城管暂扣物品，常常就会发生抢夺和肢体冲突。”赵阳说，到这个时候，暴力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虽然它是非法的，很多城管也都会说，文明就不能执法，执法就不能文明。 “最要命的是，他们在执法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滕彪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们剥夺的是最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遭到以命相搏的反抗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对于一线城管来说，这么多的执法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市政府的热线天天转来市民投诉，反映某处摊贩占道经营，去查处要被很多人骂；不去，投诉的市民说我们不作为，这就是中国国情，矛盾总往下转移。”赵阳说，要想解决城管问题，首先要在如何对待流动摊贩的问题上全社会取得共识。 但这个共识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相继举办了奥运、世博、亚运这些大型的城市盛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城市的光鲜亮丽，也对中国人尤其是地方政治精英，完成了关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自我教育，对“秩序美学”的追逐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们心中。 这种理念的实现则是依赖各种各样的创建、评比活动，当下评比活动层出不穷。“到了我们这一层，就落实到严格的考核制度，发现一处摊点扣除若干奖金，这还让人如何善待小贩呢？有点善待不起了。”赵阳说，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会去路边摊买东西，只不过不在上班时间和自己的辖区、认识的摊贩手中买。 在很大程度上，城管执行的不是取得广泛共识的公共法律，而是领导意志，是精英阶层对理想城市的设定，但中国正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的农民进城，足以对这种理想的城市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对于那些底层谋生者而言，他们不会关心城市规则、法律规则，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逻辑来考量问题，也因此，虽然很多城市也在设立各种各样的市场引导流动摊贩，但很多时候都陷入一种鸡同鸭讲的境地，当工商、税务、卫生等等一系列象征着城市文明的概念进入摊贩们的世界时，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复杂。规则解决不了问题，打击则只会带来更多暴力，这也注定了城管与小贩只能在暴力中继续存在。 　 　“弱势”的城管 也有为城管“喊冤”的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就是其中一个，就在夏俊峰案被公众热议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中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虽然，沈阳并不认为是在为城管喊冤，“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只是用事实说话”。但当这份报告经媒体披露后，却被更多人解读为是为城管说话，因为它对城管的批评和揭露不够。 在这份报告中，沈阳和他的团队除了指出城管的暴力一面，也呈现了其弱势的一面：作息不规律，突发任务多，常常加班，而待遇极差；职业歧视更是让这个群体在很多场合都抬不起头，2008年，就有新闻报道，武汉一个10岁小孩强强因为爸爸是城管，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变得自卑内向；而且，小贩也有彪悍的时候，有组织有帮派的大饼摊、夜宵摊、烧烤摊在各地存在，他们的行为不亚于“黑社会”，城管受伤也是家常便饭，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无人过问。 “通过我们的研究，至少可以说，真实的城管形象比网络上十恶不赦的形象要好一些。”沈阳说，事实上，真实的城管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坏。城管形象的恶化有自身不当行为的原因，也有大众印象刻板和媒体放大的因素。 赵阳算得上是一个非主流城管，他在2009年曾经勇敢地曝光过城管打人秘笈，到现在也一直在自己的微博上，持续不断地揭露城管的种种“家丑”，但这位系统内的另类丝毫也无助于改变什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阳正在值夜班，南京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投诉小贩占道经营，坐车出去撵了一下，又冷又饿，顺道买了两个面包。 回到办公室，赵阳把这些话发在了微博上，随即就有网友回帖：出去撵一下，轻佻的几个字，小贩的心却在滴血。这让赵阳郁闷了半天，“其实，我只是想说，这么大雨，小贩还摆摊，而且，居然还有人投诉。”当我们聊起夏俊峰案时，赵阳说：“我常常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被小贩杀了，媒体和法院会怎么看我？” 在沈阳教授看来，城管的形象想要改善基本很难，尤其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城管恶劣的形象一定会持续恶化下去，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这样的困境应当引起执政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城管是公权力在街头最直接的代表者，其形象不可遏止地恶化，关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部门的形象问题。 城管发展壮大的10年，也正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的10年，大量社会解决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冲突与矛盾加剧，在这其中，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是民众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城管的暴力行为引发社会关注的背后，正是大众对于公权滥用导致侵犯个人权利这个更大问题的愤慨。 　 　城管之争 事实上，在人类城市化的历史上，大城市的发展早期大都经历过秩序与混乱的博弈，精英与底层的战斗，而且多是以暴力和强权实现了城市秩序的建构，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路径显然无法再被容忍。个体的反抗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蓬勃生长，而粗暴的执法行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习以为常，麻木的暴力最可怕，它的泛滥，终有一天，将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将城市街头的暴力演变成社会的动荡。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现实中的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城管可能是个失败的制度设计，它为了维护苛刻的城市秩序，而践踏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它为了维护一个城市的面子，维护城市的小秩序，却伤害着更大的社会秩序。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街头暴力酿成的惨案基本还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不过，每次都让民意和司法进行对决，绝对是一件危险的游戏，而且，随着社会结构调整越来越深入，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的偶发性街头暴力事件能否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解决，也是个未知数。 也因此，到了今天，城管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城市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应当考虑的社会改革问题。当了多年城管，历经过各种各样的内部改革，赵阳对城管内部的革新看得相当清楚：“城管是地方政府用得最顺手的工具，他们才不会去改呢，由于城管制度是按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而产生，改变城管制度，就涉及众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体制职能变更，所以难度很大，捍城管易，撼城管难！” 更加现实的问题在于，城管是各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并没有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不像其他系统的革新，一两件恶性事件，往往就能推动整个系统的调整，从而缓和矛盾。 最近的5年间，呼吁废除城管的声音一直都很强烈，沈阳也认为，从大方向而言，城管应该被废除，但是实现起来太难。事实上，虽然饱受抨击，但城管的改革问题从来也没有提上过任何一级政府的日程。 对弱势群体生存底线的戕害、众人围观的街头暴力，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些都是发生社会动荡天然的温床。如果仅仅寄望于地方政府对城管的约束和在舆论强势面前城管的自我收敛，而不从执政高度来考量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城管和它所持续制造的街头暴力事件，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