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 高达5.4万亿元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到底有多高?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足1.6万元、城镇最高收入10%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4万元,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 统计上如此低的居民收入,怎样解释中国房市的火爆和房价的持续高涨?巨额的居民储蓄存款来自哪里?冲击房市、股市、流向境外的海量个人资金来自哪里?我曾在2007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国家统计局有关城镇居民收入,特别是关于高收入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需要大幅度修正。 2009年,我们做了城镇居民真实收入支出的第二次调查,并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这次调查,目的在于取得真实可信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推算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的关系,但不能用于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 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中,一个关键的参数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恩格尔系数是一个收入水平的指示器,其下降反映收入水平的上升。基于此,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方法,找出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真实关系,再利用这种关系来检验居民收入统计数据。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使结果更可靠,作者在大量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别使用了分组比较法和计量模型分析方法估算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 后一种方法控制了对恩格尔系数有影响的若干变量,包括城市规模、地区差异、居民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等,得到了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之间影响系数的可靠结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官方公布的城镇居民分组收入统计数据进行了重新推算。 推算结果发现,中国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统计收入略低于推算收入,但差异不太大。从中等收入组往上,统计收入与推算收入的差距逐级增大。差距最大的是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到4.4万元,而我们用模型分析法的推算结果是13.9万元,是官方统计收入的3.2倍。这与作者2007年调查报告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这些未能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的收入可以称为“隐性收入”。其产生原因并不是统计调查方法或计算的错误,而在于官方统计调查难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数据。“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全国平均的城镇居民收入比原有统计提高了1倍,达到人均3.2万元。 计算说明,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而20%的高收入家庭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80%以上。中国实际居民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官方统计。 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统计算则只有9倍。按城乡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10%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统计算只有23倍。 据作者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按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可视为“隐性收入”),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由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依据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我们把这个5.4万亿元的收入视为“灰色收入”。这个“灰色收入”,经由全国经济普查无法发现,但确是客观存在。 与作者2007年报告对2005年收入的估算相比,2008年中国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都扩大了近1倍(2005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4.8万亿元,其中按同样口径计算的“灰色收入”部分2.7万亿元)。而在同期,中国的名义GDP只增长了71.4%。“灰色收入”仍在以快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以上推算也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持。 根据2008年住户收入统计计算,居民储蓄总额(居民收入减去消费的部分)为3.5万亿元。但实际上,仅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加了4.5万亿元。加上居民非贷款购买商品房和自建房投资、居民自有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以及居民对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等金融产品的投资,居民储蓄总额估计在11万亿-11.5万亿元之间,比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3.5万亿元高出7.5万亿-8万亿元。 再加上居民消费支出的遗漏,国家统计局统计上遗漏的收入估计至少在9.5万亿-10万亿元之间。与作者计算的9.3万亿“隐性收入”的结果基本吻合。但不排除本报告仍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可能性。 由于中国的“隐性收入”数额巨大且分布高度集中,其主要部分(即经济普查无法发现的5.4万亿元)不能看作正常的统计遗漏,而是“灰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种收入。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由于存在巨额“灰色收入”,中国国民收入的实际分配格局和分配流程已发生改变。全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实际份额高于国家统计数,而该份额下降的速度则慢于统计数。但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因为,居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比国家统计数更低,下降更快(2008年居民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46.7%调整到42.3%),非劳动收入的份额则更高(2008年非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9.9%调整到24.4%)。 这导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分配更加不公。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估算,“灰色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可能在15%左右。这些增加的非劳动收入并不是正常的资本收益,而主要是来自不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时也包括非法收入,包括来自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及资产以及土地等资源收益的流失。 “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这说明,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和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对中国前途的严重挑战。这也说明,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方面已严重滞后。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励精图治,严惩腐败,更需要推进******。 在当前,要防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首先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阳光财政,确保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缓解社会冲突,保证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是《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的摘要,全文将刊于中信《比较》第48辑 严防“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望跻身发达国家,但也可能由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近4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清晰地显示:凡是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分配严重不公、非正常收入规模较大。 正因此,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持续研究就显得很重要。其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很快。2008年比2005年增长了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 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巨额“灰色收入”,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也就是说,中国或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 对上述测算结果,许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该研究调查的样本较少,以小样本做推断,能否得出准确的结论,理论上确实存在一些难题。但是,这个结论依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2006年,我们也曾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在不同口径下,我们估算得出,2005年非正常国民收入分配总额为3.8万亿-5.9万亿元。就其中间值而言,与王小鲁对2005年的测算数相当接近。 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最新测算,值得决策者高度重视。中国欲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确保切分蛋糕的正义性,严防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52904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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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中国天量空房是数量泡沫危机来临的讯号

   谢国忠:中国天量空房是数量泡沫危机来临的讯号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    【财新网】(专栏作家 谢国忠) 中国到底有多少闲置房?如今这可是个热门话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力部门报告,过去六个月,6450万城市住户的电表读数为零。据此推测,中国现有闲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另有媒体说,电力部门否认了这一数据。无论如何,首先要获取可靠的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两种泡沫   房产市场可以经历房价和数量两种泡沫。近代大多数房产泡沫都是房价泡沫。上世纪80年代,东京房价猛增,供应却没有相应上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房产市场也遭遇类似情况。房产市场易产生价格泡沫,因为一些独特因素限制了供给的反应速度。   首先,房产建设与政府管制息息相关,与其所在社区关系尤其密切。成熟社区中,通常规定新建楼房不得超过一定高度和密度。因此,这类社区实际上不可能迅速提高供给。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耗时较长。缺乏土地通常与基础设施稀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很费时间。房价高时,假使资金充足,人们也对基建持谨慎态度,不敢一哄而上,担心费时费力的基建结束后,房价已然回落。因此,即使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房产供应也可能无法对涨价作出反应。   房屋数量泡沫比价格泡沫少见,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出现房量泡沫时,供给增加,房价遭遇下行压力。此时仅需增加货币供应,就可稳定房价。房量泡沫有时为建设泡沫,但往往伴随建设周期一起结束。因为一旦供给抬头,房价将急剧回落。   目前,中国正在遭遇房价泡沫。通过研究分析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我们就可以判断,泡沫是否已经产生,程度如何。如果城市里每平方米房屋均价为居民平均月收入的5倍-10倍,房市规模相对家庭总量大得多,高房价就很可能是泡沫。成熟经济体的房价/收入比应在1倍左右。在发展迅速的经济体,比率可能为2倍。中国房产价值都集中在大城市,其房价水平无法通过理性因素来解释。   中国的房租也正在上涨,而如果真是遍地都是闲置房,两种现象无法互相解释。有人批评房产中介公司哄抬市场。除非市场待租赁房产都集中于一家之手,否则,难以积聚足够的市场力量形成垄断。中国房产中介产业非常分散,因此,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中国特色的泡沫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中国不存在供给不足。城市住房大多可分为单位旧房和私人住房。后者在过去十年突飞猛进,达6000万套。其中,约2000万套由开发商在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大约还能再建2000万-3000万套房屋。大量单位公房拆迁后再开发。在最近一轮再开发热潮之前,单位公房量可能超过100亿平方米。相对于新建住房量,拆迁房数量不可能太大,否则,这些公房对地方政府来说就失去了商业意义。现有住房总量可能在90亿平方米左右。   除了普通商品房建设,公司和政府机构也自行建房,分配给员工。农村也建设了大量住房。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此类住房影响房产供给。如果郊区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城市用地,官方分类将过去的农房变为城市住房。   获得城市住房总量的可靠数字实在很难。人均住房面积数据还比较有用。在大部分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平均住房面积为每人28平方米-30平方米。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人口,但是,这些数据肯定不包括农民工。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是否将空置房计算在内。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中国城市住房总量约为170亿平方米,误差区间为上下各10%。   尽管数据不精确,但我们仍可断定,中国不存在绝对住房短缺的情况。如果采用日本的标准,中国城市住房足以安置所有的中国人,所有农村人口迁到城市都足够。   掌握投机型(而非其他目的)空房的数量,比掌握住房总体数据重要得多。虽然政府未能公布空房数据,但我认为商品房空房率为25%-30%,比正常市场情况下至少高出100%。这种差异可被视为投机库存,如同有人囤积黄铜,待价而沽。这种投机库存的价值可能占GDP的15%左右。   更可怕的是,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近期信贷收紧,挤压第二套及第三套房购房者,导致全国交易量崩盘。我从房产中介发现,大多数房产需求被纳入调控范围,即投机购房。可以假设,2010年-2011年,房产供给将接近GDP总量的15%。房产政策调控抑制市场过热,开发商势必囤积供给,作为库存。一旦再次放宽调控,投机行为将卷土重来,可能导致投机库存价值翻番。   放松现有调控措施的几率很大。部分城市的银行已经逐步放开信贷。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增加收入。如果交易量持续走低,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许多地方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负债超过收入五倍很普遍。如果收入来源枯竭,地方政府会拖欠债务。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可能放松调控力度。调控放松可能秘而不宣。政府改变心意,虽然短期内可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一旦房产泡沫破灭,问题将接踵而至。   除商品房空置外,其他类别的房产空置率也居高不下。优势群体或关系户(例如,郊区的农民和可以自行建房的公司的雇员)不受市场约束,将占上风。因此,这方市场的闲置率将比商品房市场更高。虽然这些房产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却参与租房市场竞争。它们构成有效供给的一部分。计算房产市场过量时,也应考虑它们的闲置率。   即使中国的城市空房少于6450万套,也将达到国际标准的一半。这仍相当于城市住房总量的20%,高于台湾高峰期的闲置率。而且,如果放松房产调控政策,空房量将超过城市住房总量的30%。   中国的房量泡沫的规模的确前所未有。中国住房供给过量并不稀奇。总的来说,过度供给很常见。它反映出资本价格过低。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供给将迅速增加。然而,闲置率居高不下,而房价还持续走高,真是咄咄怪事。在正常情况下,投机者会因为高闲置率止步不前。目前迹象很明显,房价将陷入困境。以下四个独特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   一、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导致对货币需求下降,投机冲动上升。贪婪与对通胀的畏惧联袂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房产投机需求。   二、大量的灰色收入需要“安全”的庇护所。中国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GDP的10%左右。面对通胀压力增大,传统的避风港美元贬值的现状,中国红红火火的房产市场正成为灰色收入的理想去处。   三、中国大众从未经历过全局性房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房灾”仅触动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外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当时都未能幸免。从地域角度看,当时泡沫仅波及海南、广东和上海等地。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中国曾遭受“房灾”。正因毫无畏惧之心,贪婪加倍横行。   四、投机者们相信,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房价回落。他们的判断是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完全依赖房地产收入,因此,它们将不遗余力的给高房价加油打气。但是,他们的“政府万能论”用错了地方。市场终究比政府大。政府行为只能延缓而不会消除市场力量。尽管如此,正是由于看穿了地方政府的心态,投机者对市场下行并无顾忌。因此,随着无休止供应信贷,投机需求也水涨船高。    “急就章”式的政策要不得   中国的房产调控政策仍像是急就章。含有购房者歧视内容的政策执行起来很复杂,而且导致市场过于反复无常。如果迫于压力改变政策,这将进一步煽动投机者。过量情况将呈成倍增长。最终做调整,无疑痛苦得多。提高利率是逐步降温投机需求的最好政策,并可避免市场波动。   可持续的政策必须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着手。方法是扩大其他收入来源,抑或限制支出。地方政府均采用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必然四处寻找收入来源。这种搜罗通常导致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除非采取措施限制投资型增长的方针,否则,中国房产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开征房产税对增加收入作用显著。在大多数国家,房产税属于地税,为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中国应当采取相同模式。这样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相对于提高收入,更需限制开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能够代替房地产。   中国亟需连贯的房产战略,而非对投机行为不时发起不可持续的打击。大量房屋闲置应当鞭策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很明显,这是危机来临的讯号。时不我待。如果放宽目前的政策,而不建立连贯的政策框架,最终的“房灾”必将阻滞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全文详见2010年08月02日出版的2010年第31期《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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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中文:从胡锦涛的年工资谈起

7月 12日中国出台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同时,他们的隐形收入引人注目。不过,最新统计也显示,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及政府公务员的薪酬,相对其他许多国家又很低。如何改革政府公务员薪酬?在中国建立官僚体制,还是公益性和服务型政府?对此,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 *国家领导人工资与GDP* 中国公布官员申报财产新规定之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工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关系的统计报告。 统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工资,约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依据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学人杂志资料编纂的统计显示,胡锦涛的年工资为一万零六百三十三美元。按照目前汇率,折合约七万两千多元人民币。这一比例几乎位于统计表最底端。 相比之下,肯尼亚总统的工资是该国人均GDP的240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为GDP的40倍,香港特首工资为GDP的11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工资为美国人均GDP的8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和执行院长阎雨说:“中国的工资制度如从标准上来定,在国际上比较低。像我们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的工资,一年只有一万零六百美金,相当于我们人均GDP的两倍,这在国际上非常低,不要说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匹配,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薪水制度也不算高。” *公务员的隐形收入* 上述比较只是一种相对比较,中国的公务员之所以依然是许多人极力向往的行业,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员制度,为当官者乃至公务员,可能带来许多无形好处。阎雨教授说:“这么低的薪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想做公务员,从事领导工作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公务员工资)标准制定脱离了实际,造成了体制内不足,体制外补。这是我们很多腐败问题的因素之一。” *公务员的“内补’* 报道援引《南方周末》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在北京西直门地区,有政府公务员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便可从内部购得那里的住房。 *‘高薪养廉’?* 陈永苗是“后改革思想网”总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地位尴尬,低于经商成功人士和许多国家同类人员之间,中国公务员一定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薪酬又高于广大工薪阶层。他说,提高公务员薪资,实行“高薪养廉”,似乎可以抑制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不过,中国庞大的政府公务员体系,又使这一思路可能行不通。陈永苗说:“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处在一种单立(状态)之中,处在与民众对比,和与西方,或者富人奢侈生活标准的对比当中。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公务员数量比较小,实行‘高薪养廉’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不过,中国很大的一个难处在于,公务员的数量太大啦!现在中国公务员工资已占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如果再给他们加薪,可能占到百分之八十八,那还了得?” 陈永苗说,再给公务员加薪,取之于民的庞大政府财政,还能有多少剩余还利于民?中国民怨可能会进一步沸腾。 *两点意见:加低不加高* 改革中国政府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出路在哪里?陈永苗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中低层公务员的工资应该提高,高层的宁可不给他工资,或者低工资;干到部级,没几个人能干到部级,而且干到部级,他本人也不缺钱了,你给他高工资干什么用啊?越干越高,工资应越低,下面公务员向上升迁,往上爬的欲望也减小了。” *建立公益性官员制度* 北京大学教授阎雨则强调,中国公务员薪资同地方经济状况和环境挂钩的同时,要录用那些具有社会公益心的人士:“我们这个国家,东西部的差距,南北的差距很大,政府工资制度应该区别对待。第二,政府官员应该是一些热衷于公共事业,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参与其中,而不是找一些政客,或者搞一些裙带关系进来,要公平竞争。”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新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申报个人事项有关规定》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能否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官吏任用和待遇制度的深层改革,走建立公益性,服务型政府之路,不要沿袭中国传统官吏制度,构建庞大而沉重的官僚体系。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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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1%

我曾经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注1】,当时(2007年)是这样计算的: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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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点评] 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吗?

崔宇 从2005年开始,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说法就流传甚广,政府和公众似乎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房地产,房地产的兴衰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这种说法直接导致了房地产调控的投鼠忌器。最近,渣打银行发布报告认为,年底前中国房价将大幅下降(一线城市降幅将为20%-30%), 过快的降价可能会迫使有关部门年底前取消紧缩措施 。目前看来,因为忌惮影响经济增速,这轮房地产调控又有虎头蛇尾之虞。 世界上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果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房地产和中国经济的关系似乎也是如此。虽然二者的因果关系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严谨的证明,但从简单的经济常识来看,尽管房地产和中国经济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但房地产更多地要依赖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相反,房地产不可能一枝独秀地支撑经济增长,它更多的是经济高增长或预期之下的附属品。 过去30年,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的是出口(除此之外,还包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被出口绑架了。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否持续要看出口,如果金融危机过后出口扩张难以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就要在增长驱动力向内需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中低速增长,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即使存在刚性需求,房地产市场也难以大有作为。 之所以会众口一词地认为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是犯了简单的唯数据论的错误。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净出口的贡献率一直看起来不高,2001─2004年之间一直都是个位数的水平,2005年达到近年最高点24%的水平,2006年和2007年一直保持在20%左右,2008年和2009年分别回落到9.2%和-44.8%左右。看到这个数字,人们会本能地认为中国经济还是依赖消费和投资的。在消费比较稳定的背景下,更多地依赖投资,而且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2003-2007年平均27%左右的增长水平,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了20%,占GDP的比重接近10%,所以有人会认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房地产。 但是,这种静态的比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率的缺陷是忽略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低估了出口、高估了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出口是源动力,它不仅直接影响到GDP,还间接影响到消费和投资,其中也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从而带来连锁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是被动的和滞后的。 从上图可以发现,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出口开始下滑,中国经济增速也同步开始下滑,而此时房地产开发投资还在增长,房价也在逆势上涨,它们直到2008年一二季度才转头向下。随着2008年三季度出口的大幅下滑,中国经济迅速探底,但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开始发力,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09年二季度以后才逐渐恢复。 这意味着,房地产并没有绑架中国经济,它既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源动力,即使房地产行业牵扯多个行业具有波及效应,但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的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下,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稳定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下滑期房地产也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将这样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十分滑稽,认为这样的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十分滑稽。 事实上,这也间接证明了尽管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消费需求,在外部需求下滑导致的经济下行周期,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其他民间投资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也是凯恩斯主张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有效需求的原因所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太依赖外部需求了,而不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所以导致金融危机期间难以独善其身,不得不采用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和通过银行信贷搞基础设施的短期措施,这一大干快上的做法将带来严重的财政压力,不是要面临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就是要面临银行坏账激增。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是被出口绑架了,为了摆脱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为了摆脱被绑架的滋味,必须增加国内消费需求的比重。而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兴衰周期中只是个傀儡和附庸的角色,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夸大了,对地方财政收入和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也被夸大了。目前,土地出让金仅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房地产类贷款占银行贷款的20%左右,都是一个不算太高的比重。房地产之所以成了一个不甘寂寞的配角甚至主角,这是因为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房地产可以方便地获得种种不菲的灰色收入,也许他们害怕的不是房地产对经济走势的影响,而是对其个人收入走势的影响。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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