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刘崇文：胡耀邦最后的日子 进入专题 ： 胡耀邦    ● 刘崇文       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极度郁闷的状态下度过的。一是对“生活会”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和无理责难，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对当时的时局感到忧心忡忡，政治、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三是先后得了两场病，身体衰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体重不断下降。而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却不给他任何实际工作。凡是比较了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为生命的，只要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会绽放，什么思想的苦恼、身体的病痛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将枯萎、凋谢。同时，胡耀邦又是一个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他的脑子几乎永不停顿地思考着各种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问题。现在心还在跳动，脑子也没有停歇，思想的闸门无法关闭，可话不能说，意不能达，教他怎么不憋闷？           工作就是生命　不善排遣愁闲          为了排遣这种郁闷和愁闲，他每天除了读读书、看看文件、写写字、会会客之外，就是打桥牌。自从在长沙生了一场大病，到南宁后就很少出去参观、游览。一般是上午读书、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个最不善于排遣烦闷的人。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看电影就看一些科教片，为的是了解科技发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识。对戏曲也只是翻阅一些著名的剧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节、典故和文词，用来生动地说明某些现实问题。他偶尔也逛逛商店，目的是了解市场情况，但从不买东西，因为他根本不会用钱。他的全部工资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务员管理，自己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不认识人民币。记得在“文革”期间，秘书、警卫员都撤销了，我去看他（刚“解放”回北京），他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着对我说，我买了一包芝麻糖，你尝尝。他把米花糖当成了芝麻糖，还为自己会买东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约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过一次王府井，他饶有兴趣地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参观，回来后还对我说，逛逛市场，看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开心和高兴的事。这说明他不是不喜欢逛市场，而是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他偶尔也去划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满意的任务之后，他要高兴高兴。他对划船也是很有兴致的，但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闲，他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他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问题，还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作调查研究。     正因为耀邦几乎把全部生活都关注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没有多少儿女情长，也无暇顾及天伦之乐。他的老母亲同他住在前后院，有时颤巍巍地从前院走到后面他的屋子（办公室、书房兼卧室），想和他说说话，他总是很快就把她打发走。耀邦对老母亲很有感情，“文革”他被关在“牛棚”时，老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回家后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担任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工作忙，任务重，平常吃住都在机关，一般每周只回家两次，而且是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走。他俩在战争年代就是聚少离多。“文革”期间，耀邦关“牛棚”、下“干校”，李昭受审查，更是彼此隔绝，不能相顾。几个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亲）照顾。耀邦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只是在“文革”他赋闲在家时，正好喜添孙女，才难得有空抱抱孙女，同孙女亲热亲热、逗逗乐，以消除愁闷，享受这不易的天伦之乐。粉碎“四人帮”他复出之后，就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习惯，在当他受到挫折、打击和伤害后，不愿意也不习惯把痛苦同家人倾吐，愁苦不易抒发，郁闷难以释放。胡耀邦又是个极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无城府，没有心计，不懂韬晦，不会权变，常常是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不加掩饰。正因如此，他难于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不善于在逆境中保护和调整自己。这显示了他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但也酿成了他皎皎易污、桡桡易折的人生悲剧。           打桥牌　见性格          如果说耀邦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那就是打桥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据说他们谁输了，还要在脸上挂纸条，甚至钻桌子。我在他那里工作时，出差在火车上、工作任务完成后，只要有条件（必须四个人），就要打桥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开共青团四省百县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们连夜赶写通讯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兴。通讯稿写好后，已过半夜。耀邦和我们都感到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这时他不是去睡觉，而是提议打桥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饭后，就驱车奔赴南昌，然后坐在车上睡觉。我曾多次陪他打过桥牌。“文革”后期，他“解放”后，赋闲在家时，生病在305医院住院时；从总书记岗位下来后，1987年在天津休养时；1988年在长沙休养时；1989年在南宁休养时；从南宁回到北京后，也还不时打电话找我去家里打牌。他的二儿媳王杨子也会打桥牌，在北京常是杨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对阵。他性子较急，一副牌没打好或输了，他就着急。这时只有杨子能据情据理说服和宽慰他。在天津时，他把团中央几个会打桥牌的同志轮流找去，与他做搭档，同天津市桥牌协会的同志打牌。人家是专业牌手，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他输了就着急。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冯若赐怕他老输急坏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冯若赐搭档时就赢得多些。可他不知道，还高兴地对周围的人说，冯若赐的牌打得比较好。在南宁，由自治区桥协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个老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礼堂就是他负责修建的。建国后在广西长期担任建委主任，离休后任桥协主席。这位老同志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较活跃，观念比较开放，他对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诗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说毛泽东想学唐宗宋祖，但却没有唐宗宋祖的气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被当局发现，责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终还是将这篇短文撤去，才让重新发行。耀邦在任总书记期间，他的桥牌搭档主要是聂卫平。他曾对我说，聂的牌打得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中央领导人打牌，在叫完牌坐庄时，都要交换看对方的牌。有时由耀邦坐庄，聂看一眼他的牌后就全记住了，然后在关键处由聂指点他打牌。耀邦说自己叫牌比较好，聂坐庄打牌比他强。另外他还赞赏聂的为人。他下台后，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找聂打牌了，但聂还照常来看他，耀邦很感谢，但要他不要再来了。聂说没什么，我们不就是打桥牌的关系吗？     在长沙和南宁时，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桥牌。电视节目除看新闻外，主要看体育频道，特别爱看足球比赛。记得当时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他几乎天天要看。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苏联共青团请他去观看由苏联和另一国举行的足球决赛，还没看完他就不耐烦，提前退场。苏陪同人员无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车里一直广播着比赛实况，当听到苏联队最后取得胜利时，车队停了下来，所有苏联陪同人员都下车互相热烈拥抱庆贺。当时我们看了还难以理解，觉得有些好笑。可现在耀邦自己也变成了足球迷。其实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服输的人，因此很欣赏竞技运动，而且就是要赢，不能输。他爱好打桥牌，有时也打打麻将，下下象棋。谁跟他下棋，他要不赢是绝不罢休的。1958年武昌会议和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休息时，他和陶铸等几位领导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将，并都不服输，每次打牌结束，胜负成绩，都要留下“纪要”。他打桥牌也是不取胜不甘心，因此有时就难免急躁冒进。在长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满贯，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可实际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说，冒险后得到的胜利，才是最令人难忘的。     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桥协每年年终都举行一次中央一些领导人参加的“运筹和健康”桥牌赛，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参加，而且轮流名列冠军。就在他下台前的年终那次桥牌赛，他对自己即将被免职下台的前途和命运竟毫不知觉，还兴高采烈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吧！就在这次桥牌赛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他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生活会”之后，小平同志还曾找他去打桥牌。头一次他不好拒绝，但可想而知，那时他同小平打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滋味。后来小平再找他时，他就托词推谢了。           最后墨宝　抒发心声          除了打桥牌，那段时间，他就是作诗和写字。1988年他写了不少诗，主要是题赠知交故旧、亲朋好友的。他的诗立意新，格调高，有韵味，但请教专家，说不合格律，因此后来也就不写了。写字是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在南宁，小客厅里就设有一张案桌，上面铺着宣纸，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汁，准备他随时挥毫写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离开南宁回北京的头一天，我正在西园饭店房间编审《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的稿子，齐东然参谋忽然来叫我，说有事情，要我马上到耀邦同志那里去。我跑过去一看，屋子里围着许多人，原来是西园饭店的经理正在请耀邦为饭店写几个字。本来，耀邦已谢绝给任何人题字。他对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很亲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写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纸送来了，他都很风趣地说：等二十年以后我再给你写，现在我的字写得不好。但对西园饭店的职工他无法拒绝，他曾几次住在这里，同他们朝夕相处。他是为了感谢他们，为了感谢西园饭店上上下下为他服务、和他相处了几个月的普普通通的人们。耀邦铺开了宣纸，手握毛笔，正在征求大家写几个什么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词来，就来找我。可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也无言以对，同时觉得耀邦写的话，过于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当时就被自己否定了。经过几分钟的沉默，最后还是按齐参谋的意见写了“第一流服务”几个字。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中用，平常还有那么点“才思敏捷”的味道，这当着众人竟瞠目结舌了。后来忽然想到“宾至如归”几个字，觉得是否比“第一流服务”好一点，但现在想起来也不一定。     这时，耀邦写字的意兴正浓，他要勤务员小杜再拿宣纸，说我再写两幅。接着他就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唐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另一首是他赠萧克将军的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传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第一首他未落款，写完第二首，我请他落了款，并写上己巳年春，还是专门到日历上查的。第一首上的“度”字，我说缺了一点，他又重写了一遍。我当时觉得这两幅字写得都很好，他自己也满意。我感觉到他想把这两幅字送给我，因为前不久在长沙时，我曾经请耀邦为我写几个字，他也答应过，说等我的字练好些再给你写。于是，我就大胆提出想要这两幅字，他笑着说，你看着好就拿去作纪念吧。     当时，他兴致很好，西苑饭店的一位服务员把耀邦留下的一套广西画册拿了来，大致有四五十本，请他签名。他一本一本都给签上了。我对那位服务员开玩笑说：你这次是大丰收了。这位服务员说：我要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前一天，区党委钟家佐秘书长拿来一个签字簿，请耀邦题字。他对我说：我本来是不给人题词的，人家拿了本子来，在本子上写几个字和写条幅还不一样，而且听说钟的字写得也不错，我给他写了老子的一句话，你看怎么样？于是，我们俩走到隔壁的书桌上，打开题字簿，看见上面写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录老子语应钟家佐同志。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三月”。     我觉得字写得很好，但对题词的内容一时还不理解。他说：回头你们把这个本子交给钟。下来后，我琢磨耀邦写的老子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     胡耀邦是“以身许国”的人，他曾题写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以明志。从被迫辞职前后到突发心脏病去世，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一心一意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改革的成败。其天真无邪，几乎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令人感叹不已。     十三大前，邓小平找他谈老人退休安排，他对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毫不介意，并对邓小平、陈云等老人退下来，感到由衷高兴，认为这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好事。     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和体制改革，不让他插手，他也毫不介意，仍尽心竭力为抓好落实六中全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考虑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处理好学生闹事而日夜操劳。     当赵紫阳得知邓小平对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很有意见，劝他找邓作个交代，他坦然应对，并不在乎。     在外面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胡启立把这些传言告诉他时，他不仅不以为然，还批评了胡启立。     他在中央“生活会”上被迫作检讨时，为了保护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批干部，宁可自己受委屈，大包大揽，承担了不应有的“罪责”。     对在“生活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他希望中央能做出一个正式和公正的结论。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也无所谓，但这样对待一个党的总书记，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维系党心、民心。     对自己，他无私无我；对国家、对人民，他赤胆忠心。     1988年，由于闯物价改革关，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人心惶惶，耀邦虽已赋闲在家，但忧心忡忡。李昭告诉我：那段时间，耀邦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成天发呆，发愁，不说话。他对当时的形势很是忧虑，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谈到，要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呵！     对一味强调安定团结，忽视实事求是，他深感不安。他认为，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像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采取不恰当的处理方针，我们将担负历史责任。还是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那段时间，苏联、东欧风云变幻，耀邦思想很不平静。他认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像一股巨浪将堤坝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波兰的圆桌会议、议会选举、总统制；匈牙利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东德承认反对派“新论坛”为合法，开放东、西柏林边界，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如何正确、妥善面对，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     当时耀邦认为，今后自己是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0多岁，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他很担心。他说：“个人事小，全局堪忧。”     这就是在南宁题词时的胡耀邦，就是无私无我“无身”的胡耀邦，就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的胡耀邦。     我不知道耀邦从南宁回到北京后又写字题词没有？但这幅题词至少是他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墨宝之一，也是他在去世前所抒发的出自肺腑、意味深长的重要心声。          （作者原为胡耀邦政治秘书）    进入专题： 胡耀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内容摘要〕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是一个具有重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党的九十年历史中，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大体有八种，即：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领导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自觉于两届任期年限，以利于推出新的领导人;实行民主推荐程序，根据党内“民意”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在这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中，第一种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是政党建立时挑选领导人的常态，虽无可厚非，但这之后却难以仿效。第二、四、五种不好。第六种产生方式虽然应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条件了。比较起来，第三、七、八种为好，今后应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加以实施应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 产生方式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来，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历程中，产生了一批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亦被称为领袖，并被喻为是党的“旗帜”和“舵手”，在政党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党的领导人是怎样产生的、其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后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和现实的意义。笔者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九十年中，我们党先后出任党的领导人，亦即出任领袖(或实际上作为党的领袖)的产生方式，概而言之有以下八种： 　　1.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因其有着显赫的业绩和声望而获得推举和选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4月初，在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接受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来到北京、上海，先后见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①]，由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创办了《新青年》，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1920年5月又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享有极高的声誉，正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在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谁当“小组”的负责人呢?不论是作为俄共(布)代表的维经斯基，还是作为“小组”的成员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等人，都一致认为非陈独秀莫属。而且“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还是叫“主任”?对此，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拍板决定叫“书记”。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陈独秀被推举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任“书记”。 　　维经斯基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做出了努力，打下了基础，但他没有完成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的正式委派，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中国，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出了尼柯尔斯基到了上海，加入此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人问题上，马林的认识和维经斯基一样，他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②]同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开幕式、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等项议程后，进行了党的领导人选举。其时，陈独秀本人因有事留在广东，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却被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为总书记，这皆因为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个人名声无人能望其项背。 　　2.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决定。所以，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 　　陈独秀从党的“二大”到“五大”又连任了总书记后，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换。由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认为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选出新人以替换陈独秀。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由罗明纳兹拟定。共产国际看中的是瞿秋白，这样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实际上以瞿秋白为新的领袖。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原因有二：一是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二是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反对派的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瞿秋白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去，但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等一次次的惨败，使他威信扫地，陷入困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党的“六大”。斯大林为“六大”定下了基调，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多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因此，选中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经过选举，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向忠发虽贵为党的一把手，但他没有领袖才干，实际领导权握在李立三手中，不过时间并不长，仅三个月而已。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实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对共产国际出言不逊。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批判了李立三。12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拟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使没有斗争经验、仅26岁的毛头小伙子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实际的领袖。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遭枪杀后，王明害怕国内斗争环境，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作出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指定博古负总责。 　　3.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 　　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遭致严重失利。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很显然，如再不解决领导班子和领袖问题，革命将难以为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围绕着议题作报告。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
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报告结束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开始报告，他完全不同意博古的观点，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指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会场群情激愤，迸发了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因而，如果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正报告”的话，张闻天的报告被人称之为“反报告”。此时，毛泽东也作了长时间讲话，他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宏论，进行层层剖析，入情入理，真正构成了会议重磅的“主报告”。接着在会上，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参加会议的20名代表经过广泛的议论和决定，有16人完全支持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领导权变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产生了党的新的领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上党的领袖的产生，是通过采取各自作“报告”，形成“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主报告”等，实则是围绕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发表不同的“政见”而展开竞争的，最后由代表多数做出民主选择的决定。 　　如上所述，本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更换其领导人，是需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之间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也因此使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没想到这个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 [③]的情况下，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使得遵义会议顺乎党心、军心，批判了博古的错误，并削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权。而且，也无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历史在不经意间，走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4.实行领袖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 　　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毛泽东本人从“七大”开始一直到“十大”，又连续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为止，事实上形成了领袖终身制。在晚年，毛泽东不但对自己搞了领袖终身制，对他之后的领导人的产生还采取了由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方法。他先是指定了林彪，并写入“九大”的党章，继之又指定了王洪文，结果都出了大问题。对于毛泽东搞的领袖终身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1980年8月在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曾经批评道，毛泽东晚年犯的政治错误，“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④]又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⑤] 　　5.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常时期发生的。在毛泽东逝世前，华国锋已于1976年4月7日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任党的领导人职务按常理和常规讲，都是正常的做法。但是，正如邓小平说的，“‘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⑥]那么，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呢?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⑦]这个“断然措施”就是以武力抓人，来解决问题。当时，“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⑧]熊蕾，革命元老熊向晖之女，曾撰文指出，参与谋划用武力抓获“四人帮”的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外，还有熊向晖、汪东兴、陈锡联、张耀祠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等。“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张耀祠又带着部队去江青住处“把她也抓了起来。”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熊文还指出，“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⑨]因此，华国锋是通过运用武力手段，并在革命元老和军队的强有力支持下，出任了党的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非常时期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华国锋出任党的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而采取武力逮捕“四人帮”的办法，是因为除此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了。但这样的办法毕竟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当年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用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讲给陈云听时，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⑩] 　　6.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他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11]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12]，即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为总书记。这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

许耀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产生方式述略 进入专题 ： 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    ● 许耀桐 （ 进入专栏 ）       〔内容摘要〕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是一个具有重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党的九十年历史中，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大体有八种，即：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领导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自觉于两届任期年限，以利于推出新的领导人；实行民主推荐程序，根据党内“民意”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在这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中，第一种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是政党建立时挑选领导人的常态，虽无可厚非，但这之后却难以仿效。第二、四、五种不好。第六种产生方式虽然应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条件了。比较起来，第三、七、八种为好，今后应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加以实施应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 产生方式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来，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历程中，产生了一批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亦被称为领袖，并被喻为是党的“旗帜”和“舵手”，在政党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党的领导人是怎样产生的、其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后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和现实的意义。笔者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九十年中，我们党先后出任党的领导人，亦即出任领袖（或实际上作为党的领袖）的产生方式，概而言之有以下八种：          1．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因其有着显赫的业绩和声望而获得推举和选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4月初，在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接受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来到北京、上海，先后见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①]，由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创办了《新青年》，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1920年5月又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享有极高的声誉，正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在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谁当“小组”的负责人呢？不论是作为俄共（布）代表的维经斯基，还是作为“小组”的成员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等人，都一致认为非陈独秀莫属。而且“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还是叫“主任”？对此，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拍板决定叫“书记”。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陈独秀被推举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任“书记”。     维经斯基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做出了努力，打下了基础，但他没有完成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的正式委派，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中国，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出了尼柯尔斯基到了上海，加入此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人问题上，马林的认识和维经斯基一样，他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②]同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开幕式、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等项议程后，进行了党的领导人选举。其时，陈独秀本人因有事留在广东，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却被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为总书记，这皆因为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个人名声无人能望其项背。          2．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决定。所以，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     陈独秀从党的“二大”到“五大”又连任了总书记后，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换。由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认为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选出新人以替换陈独秀。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由罗明纳兹拟定。共产国际看中的是瞿秋白，这样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实际上以瞿秋白为新的领袖。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原因有二：一是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二是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反对派的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瞿秋白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去，但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等一次次的惨败，使他威信扫地，陷入困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党的“六大”。斯大林为“六大”定下了基调，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多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因此，选中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经过选举，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向忠发虽贵为党的一把手，但他没有领袖才干，实际领导权握在李立三手中，不过时间并不长，仅三个月而已。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实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对共产国际出言不逊。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批判了李立三。12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拟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使没有斗争经验、仅26岁的毛头小伙子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实际的领袖。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遭枪杀后，王明害怕国内斗争环境，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作出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指定博古负总责。          3．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          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遭致严重失利。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很显然，如再不解决领导班子和领袖问题，革命将难以为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围绕着议题作报告。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报告结束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开始报告，他完全不同意博古的观点，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指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会场群情激愤，迸发了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因而，如果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正报告”的话，张闻天的报告被人称之为“反报告”。此时，毛泽东也作了长时间讲话，他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宏论，进行层层剖析，入情入理，真正构成了会议重磅的“主报告”。接着在会上，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参加会议的20名代表经过广泛的议论和决定，有16人完全支持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领导权变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产生了党的新的领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上党的领袖的产生，是通过采取各自作“报告”，形成“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主报告”等，实则是围绕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发表不同的“政见”而展开竞争的，最后由代表多数做出民主选择的决定。     如上所述，本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更换其领导人，是需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之间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也因此使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没想到这个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 [③]的情况下，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使得遵义会议顺乎党心、军心，批判了博古的错误，并削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权。而且，也无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历史在不经意间，走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4．实行领袖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          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毛泽东本人从“七大”开始一直到“十大”，又连续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为止，事实上形成了领袖终身制。在晚年，毛泽东不但对自己搞了领袖终身制，对他之后的领导人的产生还采取了由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方法。他先是指定了林彪，并写入“九大”的党章，继之又指定了王洪文，结果都出了大问题。对于毛泽东搞的领袖终身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1980年8月在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曾经批评道，毛泽东晚年犯的政治错误，“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④]又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⑤]          5．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常时期发生的。在毛泽东逝世前，华国锋已于1976年4月7日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任党的领导人职务按常理和常规讲，都是正常的做法。但是，正如邓小平说的，“‘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⑥]那么，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呢？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⑦]这个“断然措施”就是以武力抓人，来解决问题。当时，“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⑧]熊蕾，革命元老熊向晖之女，曾撰文指出，参与谋划用武力抓获“四人帮”的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外，还有熊向晖、汪东兴、陈锡联、张耀祠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等。“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张耀祠又带着部队去江青住处“把她也抓了起来。”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熊文还指出，“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⑨]因此，华国锋是通过运用武力手段，并在革命元老和军队的强有力支持下，出任了党的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非常时期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华国锋出任党的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而采取武力逮捕“四人帮”的办法，是因为除此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了。但这样的办法毕竟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当年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用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讲给陈云听时，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⑩]          6．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他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11]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12]，即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为总书记。这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虽然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但已经可以做主了。”“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二是高层人事变动，也是邓确定的原则。”[13]邓小平本人也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14]1982年9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第三章第22 条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在“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15]以后，虽然中央顾问委员会不存在了，但仍保留了由党内革命元老发挥着推荐党的领导人的作用。这在胡耀邦当选党的总书记及以后党的几位总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大体都采取了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这样的产生方法。          7．自觉于两届任期年限，以利于推出新的领导人          虽然从党的“十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作出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个规定也适合于党的领袖职务，但是党章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领袖任职的具体届数。江泽民在担任了党的十四届和十五届两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退了下来，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了，以实际行动开创了党的领导人任职两届10年的先例，为党的领袖的正常更替做出了贡献。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海内外产生了空前良好的社会反响，说明中国“废除了事实上的领导人终身制，领导人有序更替已成惯例。中国已经没有领导人执政20年、30年、40年的现象。”[16]这样有利于党的新的领袖的稳定有序的出现。          8．实行民主推荐程序，根据党内“民意”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          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举措。在如何产生党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重大问题上，党中央第一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采取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方法。     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为了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每一位参加推荐的同志都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掌握标准条件，严肃认真进行推荐，投下庄严的一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推荐会。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他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经过投票推荐，一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使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具有较好的基础。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的9位同志中，6位是60岁以下的同志，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4位同志中，2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17]这实际上也在为将来党的18大产生新的领导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之，不难理解，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中或是囿于国内外特定的、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或是受到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或是在改革开放进步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某种安排，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我们展开比较，从中进行利好选优的话，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显而易见，在以上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中，第一种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是政党建立时挑选领导人的常态，虽无可厚非，但这之后却难以仿效。而第二、四、五种产生方式不好，第二种产生方式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也包括俄共（布）和后来的苏共）充当“老子党”，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儿子党”进行指手画脚，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尊奉共产国际的意见为圣旨，给予忠实的贯彻执行，这是任何一个主张党际间应坚持独立、平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不能接受的；第四、五种产生方式则明显违背了党的民主制度，是没有党内民主的表现，也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第六种产生方式虽然应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使我们逐渐失去了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元老，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条件了。比较起来，第三、七、八种为好。特别是第三种产生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写下了历史的辉煌，说明了我们党早就有了运用民主方法竞争党的领导人的传统。概言之，在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上，今后应把第三、七、八种这三种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实施应用。          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     [①]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②]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③]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0页。     [⑦]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⑧] 张金才：《陈云力主不杀江青》，《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     [⑨] 熊 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⑩] 李 菁：《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0期。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12] 参见余 玮、吴志菲著：《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13] 韩 钢：《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者》2009年第1期。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6] 江上雨：《中国不是中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3月10日第1版。     [17] 参见刘思扬、孙承斌、刘 刚：《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4日。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60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