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可是粪青敢来吗？ 周筱赟：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如果在上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被小贩告上印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   上海刚搞完SB会（世博会），广州又马上来了yy会（亚运会）。大概只有汉语的拼音才有如此绝妙的缩写：世博会纯属SB，亚运会完全是yy。我在今年年初（1月21日）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一百天之际，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2892/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我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而与之相比，“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可惜的是，这种广州媒体、市民批评亚运会的氛围，随着亚运会开幕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几乎完全消失了。而这一套钳制公众舆论的手法，都是广州市政府从上海世博会取经学来的。据7月6日《广州日报》报道，今年7月5日，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万庆良说，政府要引导广州人树立广州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不能从领导到企业到老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家园讲得不好。 广州市长万庆良跑了一趟上海世博会回来，好的不学，坏的倒是一学就会。上海人确实喜欢只说上海的好，尤其在外地人面前，因为所有的外地，包括北京，在上海人看来都是乡下，当然不如上海好。难道广州市的领导竟然不觉得，广州最值得自豪的，不正是广州人和广州的媒体喜欢批评广州吗？广州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才是广州的宝贵财富。媒体可以相对自由的批评政府，这正是广州媒体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我在《炎黄春秋》今年5月号发表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揭露，上海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为了编造市民拥护世博会，相关的新闻报道甚至不惜违背正常人的逻辑胡编乱造。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当然，上海也不是因为世博会才如此，其实上海媒体一贯如此。所以我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里说：“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 而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珠江新城封城、二沙岛封岛，全部凭证出入，沿江的居民必须在开幕式当天晚上（亚运开幕式在珠江里的海心沙举行），不能住在自己家中，全部必须迁出，每人给200块钱补贴，除非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可以不走，但必须派一个志愿者在家里陪同。还有住在珠江沿线的居民，开幕式那晚要求开灯（给30块钱电费补贴），以配合中央电视台对广州进行航拍。亚运期间，为了保证空气质量，珠三角地区停止房屋装修。 广州市政府最为愚蠢的决定，是从11月1日起，全市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结果造成公共交通超负荷运行，我有一天有时出门坐地铁，人山人海，简直被挤死了。于是在实行一周后，广州市政府在11月7日晚上9点半召开发布会，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难道广州市政府在出头这个政策前，没有进行过可行性论证？完全是拍脑袋的决策啊？现在搞不定了，又匆匆取消，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反正现在不取消也被老百姓骂死，取消了更被老百姓骂死。我住的地方离亚运赛场很近，属于重点防范地区，结果居委会的人三番五次来上门查验证件，有一次早上我还在睡觉就来敲门，我干脆就假装没人在家，干脆不去开门了。其他诸如此类的劳民伤财的举措不断，而广州的媒体都不再如此前那样，可以对政府的这些举措肆无忌惮的批评了。 广州现在已经“上海化”了，而香港则早就“大陆化”。所以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当权者听了当然高兴。有人说我说“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既然“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从管控媒体角度而言，任何地方政府都是想把媒体牢牢管住，让他们成天为政府说好话，在加强管制方面，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而广州一直有相对良好的媒体开放氛围，不是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实在没办法，搞不定。所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很多人好像完全没看懂我那篇文章，认为我在吹捧广州市政府。我分明是表扬的广州的这种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而从来没去吹捧政府。政府只是在这种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下没了办法，只能做出必要的妥协。当然，政府能做妥协也应该肯定。这总比恼羞成怒抓记者好多了。而这些，都是上海所完全不具备的。 我举例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冒死爷”爆料：通往2010广州亚运会的死亡之路》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或将导致该段线路坍塌，甚至可能堵塞地铁地下水通道，使地铁隧道瘫痪。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位老工程师自称“冒死报料”，所以被媒体称为“冒死爷”。如果上海有这样一个“冒死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而在上海更加不可能发生的是，在广州地铁公司发表声明称三号线北延隧道结构安全后，广州所有媒体仍然狂轰滥炸，以致最后不得不由市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彻底调查。要知道，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属于亚运配套工程，而10月12日，离亚运会开幕的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了。在亚运前夕，如此重大的负面新闻，也只有广州媒体有勇气和胆识揭露了。最终的结果，我事先估计，应该是调查认为检测报告确实造假了，但经过工程处理，不影响地铁安全。结果就和我的预测一模一样。虽然结局并不能令人兴奋，但这在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广州的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广州媒体人的执着精神和斗争策略赢得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呢？其实我在写《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时，就还想说“广州又至少比香港落后一百年”，“香港又至少落后美国一百年”。只是后来一想香港现在都“大陆化”了，比广州也先进不了多少，而美国和香港的比较，我没有掌握太多的例证，所以也没法说。我一向都是言必有据，从来不说没证据的话的。 但前不久看了关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的报道，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想到，我完全有理由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据《新京报》10月24日报道，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在今年6月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印度最高法院。经过4个月的法庭斗争，10月20日，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官司。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判决书中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这才叫真正的法治国家，这才叫真正的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政府的面子工程，凶神恶煞般的城管驱赶小摊贩，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没打死打伤人，根本上不了报纸版面，而在印度，小摊贩联合起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受理了，还判决印度政府败诉。“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说的多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一部宪法，但离真正的宪政还离得很遥远。宪法上很多条文，在现实中都没有落实。这就用不着我一一举例了吧？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懂的。 不要说现在离亚运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就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住处和单位附近的小摊贩（粤语叫“走鬼”）就统统消失不见了。难道是他们自觉维护亚运会的面子，自动下岗了？当然不可能啊。报社附近有个老太太，经常推着小车卖糖水、姜醋猪脚。我觉得姜醋猪脚味道不错，经常找她买。姜醋猪脚她一般卖6块钱，而在超市一样的量要卖15.8。我曾经和人说，她就是靠做掉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反正也不贵，就不要和她讨价还价了。她现在卖不成了，怎么维持生计呢？还好亚运会时间短，如果像世博会那样持续6个月，她还不是得去喝西北风啊！这不是广州市政府一家如此，中国各级政府都是这样的治理模式。 11月8日的星岛环球网，转载了福布斯中文网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印度，不是中国》，作者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是印度最大媒体集团Network18的创始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我是想谈谈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一个国家就算经济总量上巨大，还不是和我上文分析上海虽然经济总量很大却丧失活力一样吗？而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怎么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2010年11月10日凌晨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被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按：这是《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发表的和我的访谈。《博客天下》不是那个痛骂“凡是哀悼日本地震的女生都是和日本人上床”的“媒体奇葩”王甘霖自称主编的《微博天下》。我此前一度把这两个杂志搞混了。事实上，所谓《微博天下》根本没有出刊，完全是虚拟的。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以鲁广余被撤职（降级使用）暂告一段落。事实上，即使以目前中石化总部承认的事实（当然是被大为缩小的，只承认被媒体曝光的部分），鲁广余也完全属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侵占公共财物罪。按照刑法，10万元以上就属于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程度，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而现在就是如此轻描淡写来个内部处分。中石化真的不是一般的黑啊！ 文/《博客天下》记者 蔡亚林 原载《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 　　他是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爆料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爆料。其实，他揭黑幕已经多年：他多次揭露蒙牛特伦苏含有致癌物质；百度收黑钱；还曾独家揭露有妇之夫余秋雨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博主自述】 　　周筱赟：疾恶如仇，陈述事实。不做流氓文学家，只为天下弱者代言。不满者敬请跨省追捕，被抓后欢迎网友送饭。 我的博客地址： http://showing0808.blog.163.com/ 　　博客天下：此次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深喉”是怎么找到你的，他的这次主动爆料，是外界所猜测的内部矛盾的升级吗？ 　　周筱赟：我一直在强调我不是第一个爆料人，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深喉”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和他在这个事情之前就互相认识。他主动找我爆料说出更多内幕，可以算是他这样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管理层的员工，在“天价酒”事件曝光后，对鲁广余不满的一种反映。 　　博客天下：你了解中石化天价酒最新进展吗？ 　　周筱赟：我目前能够获得关于此事的信息，全部都来自公开报道，因为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对我采访播出的第二天，我就再也联系不上“深喉”了。 　　博客天下：看了网上一段采访你的视频，你花了很长时间去说鲁广余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吗？“深喉”爆料是为了把这个人搞下台，还是有其他的初衷？你想过吗，也许他下去了，会有张广余、王广余…… 　　周筱赟：据“深喉”的说法，鲁广余在提高销售业绩上还是有一手的。我爆料的初衷，只是陈述事实。 　　我从来没有想到鲁广余会因此下台，所以在我4月15日上午11点在博客公布后，不到4个小时，鲁广余就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确实，即使鲁广余下去了，还会有张广余、王广余……只要像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垄断的国企体制不变，新来一个老总，他难道不喝茅台酒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个案反腐对于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改革不就是在一个个的个案中推进的吗？ 　　博客天下：你觉得公众如此关注此事，是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 　　周筱赟：我想公众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就是触动了他们对油价的敏感神经。众所周知，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每年的利润近千亿，公众却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是油价不断上涨。油价上涨不仅和有车一族有关，和普通大众也息息相关，现在物价上涨很大一部分就来自物流成本的上升。我看到网友说，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加的油里面流淌着茅台的血液啊，所以怪不得这么贵呢。花近300万购买的天价酒，当然是计入成本了。 　　博客天下：有意思的是，你在博客上贴了一张蒙面的照片，却放言“有种就来砍我”。你还是挺怕的吧。 　　周筱赟：我几乎每篇博文，都是批评公权力、批评垄断企业、批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要说我一点不害怕，那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我有广大网友的支持、声援，如果真有人来砍我他们完全没法收场。我的腾讯博客，总浏览量已经超过4600万，所以我根本一点不担心，只要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我总没必要公布我全部个人信息，故意创造条件让人来砍我吧？谨慎的预防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博客天下：从2009年开博至今，你在博客上揭了不少黑幕，好像每年你都会被人威胁。既然知道有生命安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揭黑呢？ 　　周筱赟：这可能和我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丑恶的人和事。我在博客上揭黑，也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频繁受到人身威胁，但还没有遇到过人身伤害。有时候想，既然很多揭黑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又何必继续呢？但是，有时形成了习惯，很难改变。 　　博客天下：你会一直做这个揭黑的事情吗？你做这个有没有利益驱使，换句话说，是拿钱替别人办事吗？ 　　周筱赟：我想我应该继续把揭黑的事情做下去，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太缺少较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受过金钱的诱惑，钱财当然是好东西，但我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我完全没必要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而且，一旦在网络上有了一定正面的知名度，一旦收钱替人办事了，名声马上就彻底臭了，所以我一向爱惜羽毛。 　　博客天下：每次你出现在媒体总是一副性格刚烈的样子，但据说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是大家的开心果。 　　周筱赟：在博客上，我一直都在说，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之所以看似刚烈，这可能和我直接接触到的一些师长对我的教育和引导有关吧。陈丹青、高耀洁、葛剑雄、贺卫方等人的为人和文章，都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学理科出身，这对我的影响就是凡事要讲证据和逻辑，这使我可能显得较真。 　　博客天下：你博客上每一篇博文前都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骂愤青，他们为什么这么让你讨厌？ 　　周筱赟：我出过一本《中国谁在不高兴》，批评国内的愤青。愤青的特点就是没有理性，不讲证据和逻辑。比如明明是瞎编的一则谎言—只要一组抗日的图片传播超过400万次，日本驻华大使就会向中国人民道歉，竟然有无数愤青相信，到处转发邮件。他们真的以为外交是小孩子过家家啊？ 　　虚伪和无知也是愤青的特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愤青要求抵制日货，但在抵制日货现场，却有几个愤青拿着日系相机在拍照。愤青要砸烂别人的日货，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日货砸烂呢？愤青从来不去批评公权力的征地拆迁、不去批评公权力剥夺公民的正当言论权利，却喜欢处处表现，维护抽象的国家利益。 　　博客天下：“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单看这些言论，如不细致看你的解释，就会觉得你很偏激。以至于有人说你也是个愤青。 　　周筱赟：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这是央视在2008年的端午节当天做的节目，和我观点完全一致。要知道，端午祭不是端午节，两者没有继承关系，韩国的端午祭是祭祀山神的，也不在五月初五。“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我发表在知名刊物《炎黄春秋》的长文，只是在公开发表时，我没有用“一百年”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也是愤青，那是概念问题，在我看来，讲理性、有证据、重逻辑的批评者就不是愤青。只有那些盲目排外者才是愤青。 采访手记： 　　这是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类似漫画的图片来呈现嘉宾的面貌。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疑问是：既然你处处口出“狂言”：“有种就来砍我”，为何不敢露出真容？网友说，难道他怕露出真容被女粉丝狂追？周筱赟说这是一种谨慎的预防——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个学历很高的江南书生，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刚烈？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周筱赟笑了笑：如果这都算刚烈的话，那只能说面对假、丑、恶，世人都太不刚烈了。事实上，总是以“刚烈、犀利”示人的他，为人谦和，是众人的开心果，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小云”、“周博士”。“筱赟洒脱而知小节，喜辩而不失礼。语言激昂，表情丰富，喜皱眉，喜侧耳，喜形诸于色。”他的朋友如此评价他。

            最近，读到张木生的一篇访谈录，其中提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共产党。张是我的同龄人，早在年轻时代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观点我基本赞成。 最近，读到张木生的一篇访谈录，其中提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共产党。张是我的同龄人，早在年轻时代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观点我基本赞成。 国内知识界目前有两派，一派是左派，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另一派是右派，以《炎黄春秋》为代表。我的观点更接近右派，但是并不完全否定左派，比如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颇有好感。据张说，两派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底线，就是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很有道理。从老一辈共产党人建国的理想出发，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             国内知识界目前有两派，一派是左派，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另一派是右派，以《炎黄春秋》为代表。我的观点更接近右派，但是并不完全否定左派，比如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颇有好感。据张说，两派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底线，就是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很有道理。从老一辈共产党人建国的理想出发，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宪法是最高法律，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在这个基础之上，左右两派所主张的不过是略微不同的政策：左派更多社会主义成分，如减少贫富分化，救济穷人，多搞福利制度；右派则更多资本主义成分，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调动人们生产致富的积极性。             正如张木生所说，共产党的成功是历史，没有“如果”和“假如”。记得当初听过一件事：熊蕾的父亲熊向晖在国民党阵营做间谍，因有私交，上司对他深信不疑，可是有人还是怀疑他是共产党，原因是这个人过于正派，从不吃喝嫖赌、贪污腐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腐败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如果过于正派就不像国民党，而像个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必然性。我们的父兄当年都是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是人民的福祉，是一个独立、民主、富裕的社会。这就是左右两派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共同底线。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dv9w.html ) – 我看左右派_李银河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原文地址： （转载）陈有西：世间已无楚霸王 作者： 求真相求公正 博主按：4月22日，李庄的“漏罪”案以检察院撤诉暂告一段落，给了重庆“有关方面”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但重庆公安如此枉法陷害正义律师的罪行绝不能不予追究！ 对于重庆公安在此案侦办过程中违反“程序正义”、甚至通过威逼利诱获取假证等违反法律的种种罪行，中国的法律界决不应该随着此案的“撤诉”而不了了之。对 2010 年所判案件的反诉，更应随即起动。一定要用法律手段严惩一切滥用公权、载赃枉法的罪行。唯如此才能改变当今“权力制约法律”的现象，用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法治。如果正义在被暴徒狠打了一阵后任由暴徒逃之夭夭、对其“宽容”、“大度”不予追究惩处，则对百姓就是姑息养奸，对社会就是不负责任，对法律就是最大的羞辱。 陈有西：世间已无楚霸王 2011-4-25 8:08:45 世间已无楚霸王 陈有西     李庄案第二季重庆组织的对李庄的围剿惨败后，我们收到了明显来自重庆谋士圈的安抚、求告、威胁的说辞。比较典型的是下面两篇文章。杨金柱是好人，对一个假以警察之名的劝解文章很感动，以为真是一般警察写的，加了按语转发，没有看出其背后的真正意图。《选举与治理》上的这篇文章，为了收拾残局，要求我和贺卫方教授 “ 见好就收 ” 、 “ 放 一码 ” 的意图已经是公开说了，同时还威胁以 “ 殷鉴不远 ” 。这是什么样的人在 “ 善意劝告 ” ，已经很清楚了。     毛泽东主席打下南京后，诗兴大发： “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 。我和卫方直指应当追究重庆专案组和承办人故意构陷李庄冤案人的法律责任后，很多人认为这是法律应有之义，而重庆一些人马上放出 “ 绥靖主义 ” 风声，说应当和解，看大局，不要太顶真了。他们在要整死李庄的时候，这样想过吗？他们绥靖过吗？     我和卫方都是法律人，甚至可以说是书生。我们没有自己的霸业，因此也不是有权有兵的霸王，我们只有公义和良知。我们说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无非也是出自公理的那么一说。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在环境下，在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不介入的情况下，在重庆真正的责任者还在台上控制着刑事司法权、组织用人权的情况下，要真正追究那些冤案制造者的法律责任，还是不可能的。中国没有全国人大的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地方权力要包庇、消化一个冤案，易如反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说？这是一种历史记录。人民会记住。这些人必须在全国人民的公理面前被审判，让同例的冤狱制造者以后有所顾忌。我们手中并无权力，追究与不追究，目前我们说了还不算。说白一点，穷寇追与不追，我们都没有权力。但是人民有权力，历史有权力。违法乱纪的人，早晚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世间已无楚霸王。我们法律人不是在同谁争天下，我们只是在帮助当局守天下。合理地、以法治、理性的方法管天下。我们没有自己的霸业。“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知识人也没有自己的利私。我们只想申张公义。因此不存在追不追穷寇的问题。我们是在法律的秩序下，用成文法，对照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让大家都按法律规矩来，按公平正义的良知来。我们同重庆一些人并没有私仇，我们也理解一些冤案的具体制造者，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也是听命于强权的一种无奈，但是他们是责任人，不能用环境来为自己开脱，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真相必须揭露，公理必须申张，所有的罪恶必须不被姑息。      少来绥靖游说吧。你们在用恶劣的手法刑讯他人、构陷冤狱、剥夺一些本不是黑社会的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时候，在得意洋洋地抓住李庄把他关进去的时候，想过和解和“穷寇勿追”吗？（ 4 月 25 日）     何妨沽名学霸王 —— 劝贺卫方和陈有西先生   作者：随缘消旧业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日期： 2011-4-23     　　这篇小文的题目改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名诗作《七律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伟人豪气干云，凡人除了仰视，还是仰视。 　　但是，从历史上看，每每与伟人的豪气干云相连的，是升斗小民的痛苦。于右任先生临终做《国殇》，悲鸣：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 这首诗在中国两岸四地非常有名，但是我觉得老先生另外一首诗更应该推介，这就是 ” 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 。这首小诗，将伟人的豪气干云与升斗小民的痛苦之间的关系，简练深刻地加以了阐释。 　　记不清是 2008 年还是 2009 年的一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 1945 年重庆谈判的文章，提到了当时各党各派在关于民主建国问题上是采用美式总统制还是英式内阁制的博弈，非常有意思。其实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当时国、共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民主建国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的。外有国际压力，就是美、苏都不希望中国陷入内战 ; 内有各界呼声，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希望爆发内战。对蒋而言，他一开始对内战也没有必胜必打的信心和准备，所以，客观讲，重庆谈判，并非完全处于虚伪。本来，如果当时采用总统制民主建国，蒋是接受的，共产党方面也接受，无奈一部分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非要坚持责任内阁制，这就给蒋出了一个 “ 天大的难题 ”( 梁漱溟 先生语 ) ：他做什么 ? 做总统吧，总统是虚位的，没有实权 ; 做总理吧，总理随时可能被议会罢免。所以当时这套方案一到国民党中央一讨论，遭到了百分之百的反对。蒋也就以党内 “ 民意 ” 做基础，索性撕毁协定，对中共大打出手，中共被迫应战。以后的几年，按老舍先生 1947 年写的诗，是叫 “ 自北自南自西东，大地山河炼狱中，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 ” 。当然，当时的老舍先生，政治思想觉悟还不高，对于战争的争议性和非正义性还分不太清楚，但是，只要是战争，正义也好，不正义也罢，总要死人，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也不能说政治上没有成熟的老舍先生讲的话，全无道理。 　　世事无常，到了 1949 年，形势完全翻了个个，蒋一败涂地，只有假装下野，让李宗仁去收拾求和的残局。这次，轮到共产党不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全国人民，又是要求承办包括蒋、李在内的战犯，又是和朱总司令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又是 “ 别了，司徒雷登 ” 。于是，老蒋去了台湾，并且彻底 “ 反省 ” ，大清大杀中共地下党，建所谓反共复国基地。于是，有了大陆和台湾几十年隔绝，有了台湾海峡这一弯中华民族的泪水，有了前述于右任老先生的《国殇》 ( 大陆这边叫《望大陆》 ) 。 　　再看不久前的某事件：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大姑娘们受了蛊惑，不顾大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在长达两个月的死死地呆在一个地方不动，影响了交通，也有碍观瞻，最后清场了事，一些过分调皮的小伙子、大姑娘从此有家归不得。 　　自古至今，好像老祖宗没有教过我们妥协的艺术，让我们至今苦苦探索如何不让弦崩断 ! 　　扯得太远了，其实，这篇小文的目的，是劝劝贺卫方和陈有西先生。 　　重庆追诉李庄遗漏罪行的案件，江北区检察院已经撤诉了，贺先生和陈先生满高兴，蛮想学学伟人。贺先生发 “ 围脖 ” 称： “ 用了一年时间，北京、辽宁、上海到处调查，花费重庆纳税人银两无数，最后闹出这样一出，证人不许出庭之下，证据尚且如此弱不禁风，丢尽重庆司法颜面。古代尚有反坐之条 ( 唐律：诸诬告人者，各反坐 ) ，今天即便不按指控罪名追究公安与检察责任，至少公安局长要向重庆市民说清楚。 ” 陈 先生则说： “ 中国已经有法可依。重庆不是独立王国。 ”“ 必须追究重庆公安局故意构陷冤狱、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法律责任。 ” 　　要我说呢，三句话最好：一是见好就收 ; 二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 三是准确定位。殷鉴不远啊 !                  一个警察与全国律师的对话          杨金柱按语： 一个叫燕七的网友（ 2011-04-24 21:18:15 ）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杨律师，兹将对话一文发给你。如有空，请整理为一个整篇使之成文，李庄案剥极而复，杨律师功莫大焉，该文为我所写，作为自己与律师的一个交流，如有可能，我将围观一下这篇文章是否会有律师朋友注视。 杨金柱（ 2011-04-24 22:50:38 ）回复：“谢谢！我已经去看了您的博客，您的博客开设于 4 月 24 日，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博文。请您整理成文后在您的博客发表，我一定予以转载。”我在回复时只看到了几段评论，后来又在垃圾评论中看到几段，将其恢复后方成为一篇文章。 燕七网友应该是一个重庆警察，而且是一个有思想的重庆警察。中国律师们应该对其给予应有的尊重！       《一个警察与全国律师的对话》值得中国律师们思考！    杨金柱现在点名，请斯伟江、周泽等人写一篇《一个律师与重庆警察的对话》。   燕七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112819210  ============================================================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历来不相信所谓 “ 天意 ” 、 “ 天道 ” 之类东西，李庄案给人了一个震撼，似乎指出了一个 “ 天道 ” 的轮廓。试想，一个省级城市的党委书记，理论上讲拥有辖区内一切资源的支配权，几乎是以无穷无尽的人力财力和智力倾城以战，居然奈何不得一个律师，是为什么呢？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一个案件）给人什么启示呢？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可以从这个事件里看到些什么呢？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呢？自李庄案撤诉，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将思考的一些结论性看法发帖于此，求教于贤者。        一，作为体制内最容易与律师发生冲突的群体之一员，我大致说一下我们这个群体对李庄案的态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轨迹，首先，几乎是一致的大快人心，实话说，刑辩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如果说会伤害到人，我们是最容易被伤害到的。动不动指责我们刑讯逼供，事实上，我所在单位对这个问题的严厉之处不亚于任何一种形式的监督，所谓破案指标其实具体对于办案人并无压力，压力只是在于领导，而严禁刑讯逼供的要求和处罚远远重于破案数不达标，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领导还是办案人都不笨，刑讯逼供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单位要几年才会听说一件刑讯逼供的事，而且大家的态度都认为这样做非常愚蠢。一句话，我们不爱刑讯逼供，这种做法在我们这个群体内被视为弱智所为被嘲笑。但是我们经常被律师以这个问题投诉，律师有投诉的权利，问题是我们这个部门是个在内部管理上宁枉不纵的群体，美其名曰 “ 从严管理 ” ，实际是粗暴管理。每一次投诉，我们都有人多少受到委屈和伤害，这种憋闷没有能力向领导发作，就会指向投诉人，指向这个群体。长期这样，相互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律师对我们也是毫不客气，我们对律师也是能整难看就绝不给好看，最后上升到体制性对抗，出于自我保护出台了一些规定限制律师会见、阅卷等等权利，律师在痛骂这种非法规定的同时，想必也不会思索一下是为什么，是不是自己逼出来的？ 因此，大快人心其实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一种由情感决定的态度。一审结束以后，大家大致了解了案情，尤其是了解了 “ 眨眼睛 ” 定案以后，大家开始沉默并无视这个案件，内网上偶尔有人不知是讽刺还是欢呼评价到 “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胜利 ” ，但是很快被敏锐的管理员干掉了，或许是不愿意多讨论这个案件。李庄案第二季以后，讨论开始多起来，由于各种因素，这种讨论是不公开而且隐晦，标准的评价是： “ 既不得理，又不让人，纯属画蛇添足之举。 ” 直到撤诉，大家再次沉寂，这是思考中的沉寂，我们不想惹麻烦，但是我们会思考和反省。我们这个群体到今天，绝大多数人科班出身，和大部分律师受一样的教育，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老师不是教育我们严格执法的，在法制建设中，其实不客气的说我们是主力军，而不是异类，更不是敌人。      我们的工作是个良心活，也就是说努力和敷衍效果天差地远，但是看起来可以毫无破绽。除非我们愿意去做，否则找不到证人、理不清思路、查不清案情完全正常。长期被媒体谩骂和被投诉使我们愤愤不平，也使我们更加冷漠，我们更加注意保护自己，我们更加注意在形式上让人找不到借口。李庄案如果说在我们内部有群众基础的话，就基于这种怨恨，在这个案件中，领导意图和办案人的认识高度统一了，这种统一是这个案件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反正对办案人来说，你领导敢签字，我就敢抓人，而且我早就想抓了。 因此，大快人心其实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一种由情感决定的态度。一审结束以后，大家大致了解了案情，尤其是了解了 “ 眨眼睛 ” 定案以后，大家开始沉默并无视这个案件，内网上偶尔有人不知是讽刺还是欢呼评价到 “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胜利 ” ，但是很快被敏锐的管理员干掉了，或许是不愿意多讨论这个案件。李庄案第二季以后，讨论开始多起来，由于各种因素，这种讨论是不公开而且隐晦，标准的评价是： “ 既不得理，又不让人，纯属画蛇添足之举。 ” 直到撤诉，大家再次沉寂，这是思考中的沉寂，我们不想惹麻烦，但是我们会思考和反省。我们这个群体到今天，绝大多数人科班出身，和大部分律师受一样的教育，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老师不是教育我们严格执法的，在法制建设中，其实不客气的说我们是主力军，而不是异类，更不是敌人。     我们的工作是个良心活，也就是说努力和敷衍效果天差地远，但是看起来可以毫无破绽。除非我们愿意去做，否则找不到证人、理不清思路、查不清案情完全正常。长期被媒体谩骂和被投诉使我们愤愤不平，也使我们更加冷漠，我们更加注意保护自己，我们更加注意在形式上让人找不到借口。李庄案如果说在我们内部有群众基础的话，就基于这种怨恨，在这个案件中，领导意图和办案人的认识高度统一了，这种统一是这个案件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反正对办案人来说，你领导敢签字，我就敢抓人，而且我早就想抓了。 二，任何一个群体都是社会生态的一环，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群体利益膨胀过甚或者削弱过甚，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反弹。有些善于运用群众心理的领导可能认为，现在社会，仇富仇官，对这两个阶层下手，一定可以收获大量的声望值，律师虽不是巨富，但是属于中上阶层，虽不是官员，但是在社会上有地位，仇富仇官心理似乎都可以靠得上，也是个好猎物。但是律师这个群体总体上讲，在中国属于一个薄弱的群体，人数少，势力单薄，生存条件其实很恶劣，抗打压能力远不如其他群体。     就李庄案而言，第一季的审判结果，其实就严重打压了律师的执业空间，当时司法管理部门实在太缺乏敏锐性，不是据理力争，也没有软性抗议，反而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李庄案给律师的警示，出台各种政策限制律师执业，对公安出台各种限制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小动作（这些都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反而只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听话，小心别被坏孩子打了，实在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对内失去人心，对外软弱可欺，以后司法部门形同虚设，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似乎不可避免了。须知司法管理部门和律师是共生关系，代表律师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法律的要求，也是自己地位的需要。奇怪了的，一个地方诸侯的话就可以让司法部噤若寒蝉，听话也不要这么有远见吧？然而，正是因为律师群体的弱小，成全了李庄案的胜利。     往前看一步，李庄案第二季设若李庄再次被判刑，司法部必然会再次借机开展律师队伍整顿，一则对上交差，二则借此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掌控能力，环环相扣，公检法落井下石，再次出台限制律师执业行为的规定，彻底把律师在司法领域边缘化，律师在群众中威信迅速散失，这个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除了公职律师，这个群体不说会烟消云散的话，迅速缩水是必然的。但是，律师群体是社会生态的一环，社会生态的自我恢复功能发威了，律师非官非富，但是承上启下，总体上是为社会群体服务而且服务得很不错的一个群体，其实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当这个群体的生存面临危机时候，整个社会会爆发出拯救这个群体的力量，重庆面临的巨大阻力，其实也就是社会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重庆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是 “ 逆天 ” 之举，重庆之败，应该败得无怨无悔，有谁能够和整个社会对抗呢？有谁真的可以斗得过天？      其实，因为社会生态的客观规律，重庆不只斗不过律师群体，哪怕重庆要和中国最弱势的群体 —— 乞丐群体斗，都是斗不过的，设若，重庆出台规定，禁止乞讨，违者重处，甚至枪毙，派出大量人员或威胁或规劝，无论软办法还是硬办法，就注定要失败，我们的社会不容许付出这么大的道义代价来保持市容整洁，这就是注定失败的根源。因此，李庄案后，管理者应该总结一下，任何一个群体，都有生存的权利，事实上，只要这个社会没有自然淘汰这个群体，无论采用什么办法，你都不可能彻底压制住这个群体的生命力。社会管理者是这个社会生态的维护者，是各群体和阶层的协调人，不要使任何群体利益过度受损，也不要使任何群体利益过度膨胀，这才是社会管理者应当干好的工作 三，李庄案透视出一条政治铁律：一隅不可以敌全国，无论在那一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针对那一个群体。不厚有个讲话，或许自己不这样想，但其实已经把整个律师界作为自己整治的对象了，以他的资源，对付重庆律师界没问题，对付李庄也没问题，然而，对付整个中国律师界，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是他不必沮丧，这不是因为律师太狡猾，不信换个对手试试，学生？教师？医生？农民？工人？莫不如此！而且作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他应该高兴，这是中国几千年大一统观念的力量，是人心凝聚的体现，在困难面前，一个群体可以全国性地团结起来，不分南北东西一起面对，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而不是缺点，是统治者的福气而不是隐患，是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如果有一天不厚需要为了这个国家而唤起这个国家所有民众的力量的时候，他应该会为这个民族具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而欣慰的。   最后，我借此谈谈我们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局长，看待一个人必须全面客观而且历史地去看待，无论如何，他都不负打黑英雄这个称号，无论在李庄案中他有什么差池，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我之所以做出这样毫无保留的评价，和我的亲身经历有关，在我工作的小城里，总共开展过三次打黑除恶行动，我两次担任专案组组长，一次副组长，这个经历使我知道，打黑除恶与其说需要工作水平毋宁说需要勇气，黑社会说到底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领导决心坚定给我不动摇的支持，黑社会在我眼里还真就是草鸡瓦犬而已。无论你组织再庞大、小弟再众多，我都不放在眼里，说实在的，人多只是在作案时候有好处，在面对侦查时候，就是个无法避免的死穴。在打黑除恶工作中，当我的妻子被恐吓的时候，无人知道我内心的愤怒，也无人理解我势不两立的决心。这些都只是在我内心里驱使我努力工作，我觉得我是孤独的。在知道王立军局长在东北打黑除恶中，曾经面对过黑社会的刺杀，面对过家人被威胁的时候，我想，至少他会明白打黑除恶对一个警察，是什么样的考验，经历了这种考验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忠诚和勇敢，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现在我们都大致明白李庄案第三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需要说的是，理性一些，做点细活，不要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人，事情做过分了，结果一定不会是自己想要的那种。事实已经证明，真理哪怕只是过头了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另外，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者，国之公器，以大公之心去行使权力，则无坚不摧，若稍有私心杂念，就会导致害人害己的结果。每个有志于在中国法治之路上留下自己姓名的人，都要切记这一点。     对话本来应该是有来有往，由于你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只能谈我自己的看法，各位律师如有不同意见，恕我不能作答，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你们心里有中国法治的大业，同样请你们相信，我也一样。   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47b3043-95bc-4824-9f02-9bf0010d25e7&itemID=06c67bdf-46a8-45fc-b495-9ed0007ba84f&user=10420    陈有西学术网

2011年07月01日 18:07:38 反右 大跃进 三年困难 王卓如 　　 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岁月尘封，但人生中有些记忆，却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清晰。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是49个年头。   　　1958年，作为常务副省长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父亲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   　　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要达到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是他“反对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倍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反对社会主义……”。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成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红薯），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过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父亲的罪状中，有那么多的“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ii]     　　 泉城记忆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被逐出省府大院。我们全家搬到曲水亭街暂住，同时住进来的还有一位警卫员。父母都知道，他的任务名为警卫，实为监视。但他们心中坦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尽可泰然自若。日久见人心，我们一家和他相处颇为融洽。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出曲水亭街，沿小溪北行，约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走到泉水汇成的大明湖。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的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付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那时候，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文章：“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２０％。”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 [iii]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渤海人民无私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兵员、物资和后方保障。陈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电机厂的生产有时为了赶任务会很紧张，每到这时母亲也是最忙的时候，她和工会干部带领职工家属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加班，年轻人都累得受不了，母亲带着病仍然在坚持。当然，艰辛之后会带来欢乐，每次“大会战”完成之时，也是父母和参加会战的职工们特别高兴的时刻。   　　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我们上的那所小学要穿过一处低洼的庄稼地，再爬上山坡，就是学校。同学们多是厂区职工和附近农民的子弟。   　　那片洼地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不急于回家。春至夏来，我们追逐蝴蝶蜻蜓；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白云；嚼麦穗粘知了……。大自然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和大人很不相同，我们看不出小城与省城的区别，不在意低矮的平房、满是煤灰和浮土的道路，淡忘了干活的劳累，最深的记忆却是那片绿色的洼地。其实，当时的日子是很苦的，到校不几天，我们就全体出发去抬煤，用于冬天教室取暖。孩子们成了运煤主力，十岁左右的孩子两人要抬四十到五十斤走几里地，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难的劳动体验。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专家们推荐养小球藻补充人们的营养，如今看起来也许行之有效，但那劳什子太麻烦，掌握不好培养技术，于是，砌好的池子最后都被闲置。学校里也组织学生上山，采集橡子或荆条种子充饥。荆条种子有点油性，磨碎掺在窝头里,虽硬却不算难吃。但橡子面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表示了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有人知。   　　在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凯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iv]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v]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     　　 注：   　　 [ii] 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iii]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第576页。   　　 [iv] 上述这些案例参阅申渊：“反右派与党内斗争”，《炎黄春秋》刊外稿，2010年10月，及其他网上资料。   　　 [v] 参阅杨继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上一篇： 王小鲁：政治体制改革是今后改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06)　评论数( 8 ) 8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