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 次 更新时间： 2011-09-27 23:56:23 杨祖陶：巴黎散记之二——那几道风景线 进入专题 ： 法国 巴黎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我这里所谓的“风景线”，不仅指观光游览时所感受到的巴黎的美丽迷人的自然景观以及显示巴黎厚重的人文精神的不朽杰作，还包括在畅游之中不经意间以及从日常生活中浮光掠影所接触到的、很普通的一些零星的巴黎的、法国的社会生活现象。顿时不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好奇心。          一          法国的城市之多超乎我的想像。在家庭自驾游的过程中，司机兼导游的女儿女婿不停地对我们说，现在到了什么城市，这儿是真正的乡村了……，我感到开车没一会儿，怎么就到了另一个城市，再开不多会儿，又是一个城市，一天经过多少城市也记不清了。原来法国的城市星罗密布，多达4000座，所到之处城市乡村的界限已经变的模糊，这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了。     我们是在法国的7至8月的度假季节来到巴黎的，在法国，度假旅游是各行各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天经地义的事（一般全年有假期5-7周）。当巴黎人纷纷到异国他省度假时，正是各国及外省观光客云集巴黎的黄金时节。我看到巴黎人对度假非常重视，商店强制执行错开休假，生意再好，特别是餐饮业每周也要强迫停业一天，原来这是一个人人有休息权利的国度。巴黎的、法国的随处可见的街头撑着篷子的咖啡吧最能反映休闲人的情怀，友情亲情，谈笑风生，一双情侣，几个朋友，还有老小，一杯饮料，一块点心，可以一直坐至午夜尽兴而归，几欧元而已，普通人的生活何等自在惬意。     女儿女婿把他们的休假完全用来陪伴我们。自驾游是最适合我的出行方式，每天开着车带着我们到处游历，有时一天驱车数百公里，其范围远远超出大巴黎地区，如今已穿过或抵达法国好些省市，使我们除了赞叹众所周知的巴黎外，还有机会深入到城市村庄，感到法国不止是巴黎美，其它省市也很美，乡村更美。远处的群山一派清新青翠，无论城市乡村古树成林环抱，偶尔塞纳河旁的某城市山坡上露出几处黄褐色的岩层岩石都把它列为观赏的景点。乡间绿色锦绣，机耕山坡绿浪绵延，那是各具特色的葡萄园地。到了东部丘陵地带，放眼望去牛羊成麦田金黄无边，道路平坦，路况一级，两旁小草密集复盖，没有丁点泥土裸露，群，啃着青草，晒着太阳，像洒在草地上的珍珠。高坡上的成群的风力发电设施更是居高临下，气势逼人。路旁设有观景台，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下的大狭谷的树林与房屋群落，著名的修道院隐约可辨，这情景好比一幅精美的画卷。     在游历中，你能感受到繁华的大都市与小城市的天差地别，却分辨不了大城市远郊区、小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法国在行政区划上明确区分出城市和农村，由于交通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城乡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不太注意城乡收入的差别，或者说，在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异也从未成为过主要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倒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法国呈六边形，东西南北顶端直线距离都为1000公里左右，在其腹地中心至任何海岸线的直线距离都小于500公里。领土面积5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17分之一。其领土三分之二是平原和低地，有人将法国地形比喻为一个由东南到西北缓缓倾斜的露天大剧场。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气候四时宜人。法国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同东西方各国的交通处于枢纽位置，因而法国是一个绝少与世隔绝，最为开放的国家。据有关资料，全法国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住在大约4000座大小不同的城市里，仅有巴黎市区超过200万人口；50万至200万人口的只有4座；20万至50万人口的也就10座；5万至20万的有近100座。可见，人口在5万人口之下、特别是2万人口的小城市数量特别多，有的可能就几千人口，连市长人选都成了问题。城市虽小，建筑设施，生活条件也是现代化的，这正是法国城市化的特点，真可谓“城市乡村尽朝晖”。 原来法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其城市化过程是相平行发展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民所享有，特别是实施了许多顾及农民（农业工人）利益的政策法规，这样就使全社会的福利有了普遍提高。          二          法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有城市尽可能保存原有面貌是又一道风景线。     人们都知道，巴黎市区（1-20区）内只有独座并不特别高的摩天大楼。这次在“巴黎一日游”的豪华游览车上我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建筑，据解说词介绍，至今这一大楼还处在要不要拆除的持久争议之中。紧紧挨着巴黎的拉底方斯（巴黎市区之外）建立了适度的摩天大楼群的商业中心区，设计非常独特，拉底方斯最新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巨大的时尚方形门竟是在一座过时的老摩天大楼基础上独新而成的。拉底方斯门与凯旋门遥相呼应，取得了与巴黎整体形象相得益彰的惊人效果，老城与新区和谐之美让世人赞叹。我们看到有的城市房屋以木建筑为主，本色木头露在外面为其特色。女儿说，在法国决不轻易拆除任何一个古老建筑，两年前来过这里，看到有一座楼房有些倾斜好像快倒了，以为会拆除，没想到这次来还在那里，用多根巨大的独木撑住修复。各个城市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诺曼底地区建筑一眼望去与众不同，外墙由各色长木条装饰，木窗户色泽鲜艳多彩。所到城市没有什么“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之说，决没有中国城市发展中大搞推倒重来，痛失名胜古绩，致使摩天高楼林立，给人以“千城一面”的印象。     不仅是巴黎，所到的法国城市街道都特别整洁，即使非常狭窄的街道，两旁的房屋也排列整齐。村民住宅也是独立的类似别墅式的，没有任何一点乱扔的垃圾。所到城市市政府是那样平常，与该市的整体水平相一致，插一面三色旗作为标志，决没有中国有些并不富裕的市级以下的区政府竟建的与白宫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畸形事例。法国城市公共设施多，广场、雕塑、树木、绿地、鲜花、喷水池比比皆是。女儿家邻近的城市，位于塞纳河旁边，修建了巨大的公共体育场，法国人从小热爱体育，晚上9点钟许多长跑者还在奋力健身。法国人喜爱自行车运动，环法自行车赛是法国体育的骄傲，每年6月国际性的环法自行车赛要举行一个月，出发点与路线经常变更，终点都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法国人都以自己的城市村庄能列入比赛的路径而自豪，难怪无论平原丘陵弯曲的道路都那么平整，两旁风景秀丽。在自驾游中，非大赛季节还不时看到一队队自行车健儿在矫健驰骋。我们在海滨城市游历时正赶上举办美国电影节，隆重热烈，外观看来一点也不奢华，红地毯也就铺了十来米，著名电影人都来了，很平常似的，但所有酒店都爆满，那是一个真正受人关注的电影节。我们只好住在电影节举办城市的邻市的邻市了，但也能感受到它的气氛。     法国是有强烈的基督教传统精神的国度，各式教堂成为一种标志。在我所到的大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中，看到了教堂的普遍性。除了举世闻名的建于十二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巴黎每个区都有教堂，有建于十三世纪的，也有新建的。巴黎的一些著名的教堂常年有音乐会演出，我们有幸在巴黎曼德琳娜教堂（De La Madeleine A Paris ）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古典音乐会，那晚主要是演奏演唱莫扎特的安魂曲（Mozart – Requiem）和福尔的作品11 – Cantique（德让拉辛）。安魂曲又被称作“追思曲”、“慰灵曲”，它是一种特殊弥撒曲，是基督教祭奠仪式中经常演唱的合唱套曲，由来自不同国度的优秀的女高、女中、男高、男低音4人领唱，令人惊讶地看到那位出色的男高音是中国人，顿时倍感亲切。这场音乐会由巴黎圣歌合唱团合唱，法国室内交响乐团伴奏。气氛庄严神圣，荡气回肠，此起彼伏，扣人心弦。教堂音乐会非常简朴，没有舞台灯光美术布置，没有任何音响与扩音设备，烛光下静听自然的极纯净的天赖之声，效果极佳。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教堂聆听的一场令人难忘的净化心灵的音乐会。女儿看到我们这样感兴趣，又让我们周末在巴黎的另一个小教堂零距离欣赏了一场由法国青年钢琴家与中提琴家协奏演出的贝多芬、舒曼的多部优美的协奏作品，配合默契，二重呼应，如两个朋友在亲密地对答，教堂内鸦雀无声，人们随着演奏进入精彩纷呈的美伦美奂的音乐境界，这是何等美的享受。在听众的一再长时间鼓掌下，演奏家以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最终谢幕。我看到，不少青年人也喜欢到教堂来听音乐，显示出法国社会重视对年青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教堂古典音乐不失为一种选择。     经过参观巴黎圣母院和欣赏教堂音乐会之后，我们都自然地注意起教堂了。遇到教堂都要进去看一看，投两欧元点燃一支腊烛，静静地站一会儿，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肃穆庄重与虔诚，特别是教堂的钟声敲响，更能使浮燥的心灵得到一种很少体验过的宁静。法国大地教堂遍布，我们在离巴黎很远的城市看到有的教堂还是13世纪建的，这些古老建筑虽然历经沧桑，保存的还很好。我们还看到有的教堂正在修复，穹隆这样高，雕塑如此多样细致有神，工程的艰难可想而知。想想在那过去的久远的世纪里竟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教堂建筑，真是奇绩。 9月18日我们正赶上一个城市的宗教活动，布道唱诗，人数不少，参加者有的开着车来，有的步行而至，主要是老年，中年，也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推着孩子参加，神态恬静自如，彼此和蔼亲切。每年的9月18日是基督教收获节，这正是葡萄大丰收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以特有的宗教形式表达丰收的喜悦。          三          法国的乡村小镇,一幢幢斜顶农家房各具特色,与城市住宅无异。家家的庭院都很大，院子里种着果树,到处鲜花盛开,安静的乡村,几乎见不到人。我们有幸与直接位于塞纳河旁、三省交汇的勃艮第地区 （Bourgogn）的女儿称之为“农家乐 ”（法语为Chambre d’Hote）的一户农家住了两个晚上，从而有机会与法国农民近距离接触，这是一道从未经历过的风景线。     那天我们在勃艮第地区自驾游，一直向东行，在途中与塞纳河形影不离，只是越向上游，塞纳河慢慢变窄了。前往奥布省（Aube,省编码10）的特鲁瓦市（Troyes）。在Troyes的名牌街购物，应当说这里是非常著名的超大型世界著名的品牌服装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集中、时尚、名牌荟粹、豪华的卖场，人气不错。据女儿说在7-8月大减价季节，那么大的停车场根本找不到一个车位。商品玲琅满目，价格比巴黎大店低的多。顾客不仅是巴黎的、法国其它城市的，还不乏邻邦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慕名而来者，像我们4个中国人这样地走在一起购物常常引起人们诧异的眼光。     在满意而归后，我们回到“农家乐”，由于它就在塞纳河旁，环境美极了。这一段平静的塞纳河比巴黎窄的多，不可能与巴黎塞纳河上游船如织的气魄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可能与可载成百上千人的、有极强探照灯专为夜间游览照明的巨型豪华游船相联系。这里只有河畔餐馆特意安置的一盏灯可以映出树林的倒影。当我们漫步在塞纳河边，感觉非常奇妙，晚风习习, 我们成了徜徉天地间的自由人, 仿若身处仙境一般，不禁捧起清凉的河水来证明这决非梦幻。在古老的石桥上望月，充分领略塞纳河夜间的自然之美和宁静的田园风光。     这里是真正的乡村，房东两口子均50多岁，身材高大。先生很绅士，从事亦农亦商的工作，一早开车出门办事。女房东非常干练热情，她说她有三天为先生工作。他们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已大学毕业，分别从事化学、历史、艺术类工作。他们在自家宽敞的住宅的石头外墙之外，按照时尚的规范风格设计加建了一套特色的、下面是成片大玻璃窗的明亮宽敞的客厅兼餐厅，楼上是相对独立的两居室（两卫生间）的套间，专门出租给旅游者，还要事先网上预定。他们的院子很大，有三个车库，一个供客人使用。花园又大又美，果树林立。令人惊讶的是，这在宁静的乡村，居然可以夜不闭户。主人周末到儿子家去了没有回来，我们外出归来时，发现院子大铁门大敞着，我们的车直接开进来了，客厅大门掩着，我们只是打开锁住楼梯口的自己的房间门就行了。特殊的地域优势，托塞纳河的福，这里的农户都有出租屋。房东特别强调这是她接待的第一起刚从中国来的客人，很是高兴。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最喜欢住在这安静而美丽的塞纳河之滨。应运而生，这里还有一家比较高级的温馨的餐馆，也是农家开的，很有氛围，服务之周到规范，质量之好，特别是本地区的著名白葡萄酒的醇香令人难忘。     农家房租比宾馆便宜，设施服务应有尽有，还免费提供早餐，有面包，热牛奶，热茶，咖啡，果汁，最令人感兴趣的主人拿出有地域特色的自制的酸奶，各种果酱，当受到赞美，她会笑出声来。最后离开时我们还合影留念。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令人向往的塞纳河旁的现代农舍度过两个难忘的夜晚。看到房东禁不住心中要问这真是农村农民吗？     法国的农业政策，使得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可以同样享受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成果。法国对农业人口的定义没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口径相对比较窄。据有关资料，在法国的统计中对农业劳动力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至少有50%的工作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二是至少有50%的收入来源于农业或林业以及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旅游业或其他活动；三是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不少于25%；四是加入了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计划。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人口超过50%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城市化飞快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70年代初 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从50年代的约30%下降到60年代的约20%、70年代的约10%。2006年，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有2.7%。这的确是十分诱人的一组数字，我们的深度游能见证到法国冰山一角的现实，真是大大地开了眼界！          四          我在大巴黎居住的城市以及开车到巴黎市区所经过的城市一再看到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多单元的、楼层较高的公寓房，与一般的小型公寓明显不同。我不禁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廉租房（HLM）。这些楼房（与国内我所在的大学多单元的家属楼相似）谈不上多么漂亮雅致，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100多年来法国政府为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的卓越的理念与成果，这是一道令人关注的折射的社会风景线。     众所周知，2010年中国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世博会，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下法国馆展示的内容，最能打动人的是巴黎的廉租房。这次来巴黎在不经意间亲眼看到了一处又一处的廉租房——城市美好生活的见证。廉租房有不同的档次。艾菲尔铁塔周边地区是巴黎七区，也被称为巴黎的富人区，这个区绿树成荫，道路整齐而干净，建筑古典又雅致，就在艾菲尔铁塔的绿化带边上巴黎的顶级公寓楼豪宅内也有廉租房，传为佳话的一位90多岁的一直单身的老太太杜卡丝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是最早的廉租房房客了。巴黎有100多年的廉租房传统，曾经并不富有的毕加索、海明威，受惠于此得以居住在巴黎的市中心。从富人区毫宅到一般公寓房中均有若干套廉租房是政府出钱买下来租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住的。更多见的是上述的单独建设的大楼房。廉租房既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又不能让人感到受歧视。因而它不是集中建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建设与一般人混居的。廉租房的环境与设施都有一定的要求，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我看到有的城市的廉租房也是很漂亮的。听说在里昂市有一处廉租楼盖的太宽，太难看，可能带有歧视的性质，居然推倒重建。我的女儿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有住廉租屋的经历。随着自身的学业完成、事业发展，他们会选择退出廉租房，继而买或租自己更喜欢的公寓房，进而再买较小的单独住宅（House）,直到较大的House，是一步一步与自己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走来的，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不像目前中国高的离谱的房价，普通老百姓住不起房；一般年青人再努力也是望房兴叹；一些人依傍他人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房子；还有更令人痛恨的房地产领域腐败的权-房交易……住房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敏感而不稳定的因素。     法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转到城市，解决住房问题、 特别是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历来是政府一以贯之的关注目标。法国是一个人人共享福利的社会，这与法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一致的。“居者有其屋”是其福利体系的基本构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制度——廉租住房（HBM）制度，通过立法一步步推动这一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确保人人有房住是公民应有的基本生存权利。     法国廉租房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建立这一制度的最初的法律。百余年来，廉租房制度的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强化与完善。到了2000年，政府规定城市的廉租房（HLM）占全部住房建筑比例不得低于20％，违者将受到处罚。随着《国家住房承诺法》、《 可抗辩居住权法》等一系列的立法的通过，为廉租房计划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真可谓政府费心，百姓省心，法规严格，机构健全，分配明确，接收监督，使贪心者难以浑水摸鱼。由于政府出资，法国廉租房通常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最低的仅有六分之一，供应对象为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从过去至今天，法国的廉租房建设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据有关统计廉租房在社会住房总量中，所占总比例已达17．5%。法国因此成为欧洲社会中拥有住房率最高的国家。     法国廉租房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政府财政为此不堪负担而难以满足需求；创造财富多、纳税多的人看不惯懒汉住进廉租房，此外，廉租房的低收入居民由于教育、素质的差别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较多，使混合居住地区的其他住户心存芥蒂，产生鸿沟；廉租房准入机制虽然健全，但缺乏更严格的退出机制，致使一些原来的廉租房住户在收入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后，仍长期占据着住房，享受不该再享受的福利廉租房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等等。     尽管这样，可以说,法国的廉租房制度仍不失为造福于民的制度，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房保障，使居者有其屋。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是法国房价的稳定剂，更是法国社会的稳定剂。其做法对治理我国国内飘忽不定，投机盛行、房价高的离谱、百姓住不起房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的借鉴意义，也对我国维持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思路与任务。          （2011-09-25于巴黎）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国 巴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域外传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9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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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核心提示：“选择坏制度”有四种可能：第一，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第二，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低估了制度坏掉的可能性；第三，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知道制度的坏，但容忍坏制度是因为不知道替代的制度会不会更好；第四，容忍坏制度是因为不容忍的话结果会更坏。但是，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坏制度，往往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制度的选择；只有对有选择权的强权主体而言，才存在“不知后果会怎样”和“低估了制度坏掉的可能性”的问题。只有理解精神和行为方面的具体文化规则，我们才能回答“中国人是否更倾向于容忍坏制度”。 “当头浇灭人们心中期待”的是人们自己的行为，不是制度经济学家对人们行为的“发现”。 　　本文是在1990年代的一篇未发表文章的基础上重写而成的。当时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评论张宇燕的“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或经济荣败的尝试性探究”（ 《经济研究》1993年04期），以及盛洪的“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卷）。本文所说的制度包括微观的制度安排和宏观的制度体制，本文关心的问题包括：人是如何作出选择的？个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制度选择？人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事先判断制度的好坏？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 　　1，理性、个人约束与个人决策 　　在常识里，理性指慎思之后的决定，不理性是指片面的决断。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个人在特定约束下、进行本利计算以求最大满足的能力。按照这个经济学定义，不理性、有限理性、无限理性等等说法都是多余的，因为理性定义里本来就已经包含了“特定约束”的规定。在事前的意义上，理性必定是有限制的，是尽可能力所能及的。所以，所谓不理性，必定是事后才发现的；因此，判断时所用的标准已经不同于事前的标准，事后的标准要么是别人的，要么是自己纠误学习后的新标准。当事前事后的理性标准相同时，涉及的就往往是理性之外的问题（如民主中的赤字财政涉及的是“合理”的短期行为）。 　　经济理性最关键的地方，是理解具体的“特定约束”。经济学特别重视信息的约束，因为信息不仅是有限和有费用的，而且是繁杂和纷乱的。但对信息约束的重视，特别容易导致一个误解，以为信息增加了之后，人的理性就会相应地提高。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信息的爆炸和选择的增加，个人的明智程度和决策质量却未必能相应提高。就是说，信息约束主要不是信息本身的量和质的问题，而是个人控制信息的能力问题。信息约束只是个人决策的外在约束，但更关键的，其实还是个人内在的智慧约束。 　　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分析个人约束，这是理解理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文归纳了十大方面的个人约束，其中，内在约束有五个，包括偏好约束，技能约束，费用约束，智慧约束，情感约束；外在约束也是五个，包括信息约束，技术约束，人际约束，竞争约束，制度约束（包括道德和政法制度）。也就是说，个人的任何决策，都是在这十大方面的“动态约束”下作出的，个人决策都是考虑了资产存量、成本、收益、风险和重要程度之后作出的。有人认为理性是对社会规则的遵从，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迦达默尔）；实际上，社会规则只是理性外在约束的一个方面。 　　“个人理性的十大约束”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其中关键的一个是个人判断和纠正错误的理性。一般来说，随着信息数量和质量的增加，特别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个人判断和纠错的能力和水平也应该相应提高，并因此作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可是，现实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除了信息约束和智慧约束之外，其他八个方面约束的作用往往大得惊人。这里可以举一些常见的例子，比如：品牌偏见，低效习惯，不当节省，炒股亏钱，赌博输钱，吸毒成瘾，困守婚姻，官场假话，商业欺骗，盲目跟风，观念迷信，等等。其中，费用约束和制度约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两个约束。 　　2，制度悖论与制度选择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这是张宇燕在“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一文里提出的问题。 　　张宇燕对“制度悖论”的正式定义是：“理性的个人本着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通过它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却逐渐地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目标，并最终违背了个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换言之，’制度悖论’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说残暴的奴隶制度的选择者仅限于奴隶主阶级恐怕不那么公平。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没有深受其害的广大奴隶对该制度的默许及情愿地或被迫地接受，奴隶制度还会出现并且存在那么长久吗？个人的最优行为，引致的却是最终于己不利的糟糕后果……另外，’制度悖论’亦可具体地表现为下述两种情况：第一，在既定制度下可能一方面存在着许多增进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使之成为现实（当今中国大陆不甚合理的医疗及住房制度便是明显的两个例子）；第二，制度一方面达到了均衡，但另一方面其后果可能又确实是’灾难性的’（想想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的奴隶），如果把话说得重一些的话。当你哪怕仅仅是粗读史籍，你也会惊奇地发现人类在制度选择过程中所犯的各种’愚蠢错误’，以致认为每一个人、甚至于我们整个人类，生来就具有悲剧色彩”。 　　张宇燕所说的制度悖论，实际上不是一种不可解的逻辑悖论，而是一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在陈述“人们矛盾地选择了于己不利的制度”时，张宇燕只考虑“本应选择好制度的理性人选举了坏制度”，却没有先问两个极其关键的问题：第一，理性的个人在选择制度时会面临什么约束？第二，理性的个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制度的选择？ 　　这两个问题都与上文分析的十大约束有关。由于没有先考虑个人约束，制度悖论陈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假矛盾，因为，在考虑了理性概念必然内含的个人约束之后，选择坏制度就根本不是不理性的；说不理性，完全是因为张宇燕的理性定义不考虑个人约束。所以，错的是对理性的定义，错的不是人们的制度选择；人们选择坏制度必有其道理，理性的概念应该帮助而不是妨碍人们弄清这个道理。 　　按照这个逻辑，“人们选择了坏制度”就有四种可能：第一，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第二，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低估了制度坏掉的可能性；第三，人们在事前作选择时知道制度的坏，但容忍坏制度是因为不知道替代的制度会不会更好；第四，容忍坏制度是因为不容忍的话结果会更坏。这四个方面解释了本文的题目里包含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 　　经过这样的逻辑转换之后，“人们选择了坏制度”就已经不是一个张宇燕所说的制度悖论或矛盾，“人们选择了坏制度”完全是一个无奈的理性之举。但是，理性却不意味着合理，因为理性是“不得不这样”，而合理则是“应该是那样”。按照这个思路，“理性的个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制度的选择？”，这个问题就变得与“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同等重要，讨论“个人容忍坏制度”不可能离开“个人影响制度选择的能力和程度”。如果个人真的对制度选择毫无影响，那个人对制度可不就只能容忍吗？容忍是理性，合理则涉及在忍无可忍中寻求改变。 　　3，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 　　上面已经分析了选择和容忍坏制度的四个原因，这四个原因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框架，还不是真正的具体原因。张宇燕的“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和 　　盛洪的“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理由。 　　张宇燕提出了六个具体的理由：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路径依赖”）；2，制度非中性与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操纵他人偏好）；3，相对福利（好处比别人多而坏处比别人少）；4，“搭便车”与制度惯性（由于外部性，自己有好处就搭便车，别人能搭便车时自己就不愿出力）；5，“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人一票无法影响选举结果以及集体行动缺乏特别的激励）；6，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缺乏制度比较、信息不完全，以及现有制度对信息的过滤）。 　　这六个具体理由都非常重要，但它们之间却缺乏一种有助于理解问题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联系，就是上文讨论的理性的十大约束。因为偏好约束和费用约束，所以人们容忍了“路径依赖”和“相对福利”（理由1、3）；因为费用约束和制度约束，所以人们容忍了“制度非中性”、“搭便车”和“理性的无知”（理由2、4、5）；因为费用约束和信息约束，所以人们容忍了“制度僵化”（理由6）。可见，“个人费用约束”始终是最重要的行为约束，这是制度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盛洪的文章在讨论具体理由时，首先强调了对“路径依赖”、“理性的无知”和“信息不完善”等理由的不满，认为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阴谋”或“多数人受骗”。因为，“即使在西方，投票也不是公共选择的唯一方式。院外活动，游行示威，罢工，联合抵制，迁移，政治冷漠（不投票）以至骚乱等等，无不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广义地讲，人类所有表示’同意’和’不同意’的方式，都可以用来进行公共选择。在这个极端的意义上，投票和战争的区别都不存在了。投票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战争的规则也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盛洪认为，问题的性质“与在公共选择领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对立有关”。在公共选择过程中，一个人追求更小成本和更大收益的个人理性，有可能通过凭空受益或向社会转嫁成本的方式实现，这就使得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现对立。例如，一致同意实行政府财政赤字，将成本转嫁给了后代人，或者因此导致更经常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而损害自己。 　　盛洪进一步提出：“如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得已损害了少数人，也不能说这一制度安排对所有的人都不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少数人也许比多数人更有力量。因为人越少，结成联盟的成本越低，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集体产品’越多，实行集体行动的动力越大，……但是这少数人的成功和多数人的’合乎理性的容忍’有关。因为多数派中的每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少数派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不能说，少数人把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强加给多数人了。这种制度安排起码是多数人不反对的。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对大多数人不利的制度安排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总之，“制度经济学一贯的主张：历史悲剧和社会灾难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造成的，它们往往是某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而所有制度安排都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因此，尽管每个人的选票（或公共选择的其它形式）对制度形成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使得几乎每个人从来都扮演指责别人的角色，但事实是，正是这种不易察觉的责任的集合，才最终构成了制度选择的失败”。 　　显然，盛洪观点的最重要特征，是把“个人费用约束”的逻辑推到了极端，然后告诉我们说：你要真认为制度坏，你早就起来反抗了；你没反抗，说明你认为容忍是理性的。 　　到了这个地方，也许有人忍不住要骂道：“制度经济学家原来都是混蛋”。骂得解气，可骂得毫无道理。其实，制度经济学家只是“信使”，他们只分析人们如何行为（包括忍和不忍），根本没有告诉你应该如何行为。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从来不劝导人们“逆来顺受”，他们只告诉你：人们实际上一直在选择“逆来顺受”，而这是有原因的，要不是因为这样“合算”，人们决不会选择“逆来顺受”。对制度经济学家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他们“当头浇灭人们心中的期待”，其实“当头浇灭人们心中期待”的是人们自己的行为，不是制度经济学家对人们行为的“发现”。 　　当然，制度经济学家分析“合算”，也分析“合理”，“合算”是“只好这样”，而“合理”则是“应该那样”。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一般人讨论“合理”很少自觉地考虑“行为约束”，而制度经济学家谈“合理”则离不开上文所说的“个人行为的十大约束”，离不开考虑“约束下的可能性”，这就是“无约束思维”与“有约束思维”的区别。 　　4，人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制度的选择？ 　　本文第二节里提出了两个被忽略的问题，如果说，张宇燕的分析主要是忽略了“理性的个人在选择制度时会面临什么个人约束”的问题，那么，盛洪的分析，则主要忽略了“理性的个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制度的选择”问题。 　　影响制度选择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体制，一个政治制度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不能在逻辑上暗中被认为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制度经济学一贯的主张”应该先考虑制度前提。如果说，强权主体、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是三个主要的权力主体，那么，制度的选择往往是由强权主体决定的，而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与其说在主动地“选择”制度，还不如说是在被动地“接受”制度，他们的选择其实往往是一种“被选择”。当然，在一定的时点上，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也可能迫使强权主体改变他们的制度选择。 　　这里的关键是，在对特定制度进行表决时，强权主体的同意和不同意与其他主体的同意和不同意，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强权主体的同意是起作用的“主动同意”，其他主体的同意和不同意往往是较少起作用的“被迫同意”。 　　更为关键的是，那些认为特定制度坏的人，往往属于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他们因较少得利而不满现制度。所以，坏制度不是由认为制度坏的人“选择”出来的，而往往是认为制度坏的人“被选择”出来的；他们要么没参与选择，要么一生下来制度就已经存在了。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就特别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因此，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坏制度，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制度的选择；而人们之所以会容忍坏制度，那仅仅是因为不容忍坏制度的话，结果对它们会更坏。只有对有选择权的强权主体而言，才存在“选择时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和“选择时低估了制度坏掉的可能性”的问题。 　　对于不容忍坏制度的人来说，“替代的制度会不会更好”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变革费用，二是新制度的运行效果。反对新制度也通常是这两个对应的理由：一是变革费用太高，二是新制度及其运行未必好。所以，制度变革的关键是降低自己的变革费用，更是降低社会的变革费用，同时，提高社会对新制度运行效果的信心也重要。但归根到底，关键的地方还是强权主体手中决定制度选择的权力，他们还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提高变革费用和降低人们对新制度的预期。 　　5，选择和容忍坏制度的文化因素 　　说“人们选择和容忍坏制度是因为那样合算”，一般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满足于到此为止，可制度经济学家则会认为这等于什么都还没说，分析其实才刚刚开始。“行为约束”的逻辑毕竟只是抽象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只有在具体的文化环境里才能显示出意义和差别。例如，我们可以问：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更容忍坏制度吗？只有关注类似这样的问题，才能使经济学家变成制度经济学家。 　　那么，中国人真的更倾向于容忍坏制度吗？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一般的制度分析都是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的。常见的答案是：政府是一个集中的等级结构，公众则是一个分散的平面结构，政府行动的优势不仅在垄断暴力上，而且在运作效率上，而公众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有劣势。 　　公众在运作效率的劣势还不仅是一个“组织协调”问题（个人成本集中、社会利益分散），更困难的是一个“偏好协调”问题，齐心协力说起来容易，众口难调做起来可就难了。好不容易出一个“德才兼备”的“民众领袖”，可政府马上就会把他盯死，接下来就是常见的“树倒猢狲散”的故事。就是说，公众在“协调集体行动”上的困难，导致了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 　　上述这种制度分析已经从一般常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可它多少还是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还是没有涉及文化，还是过分强调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相同“人性”之下的不同“文化性”才是要紧之处。因此，上述的问题现在就变成：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坏制度吗？ 　　至少，与西方人相比，答案是偏向于肯定的，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在“文化性”的物质、物种、技艺、精神和制度等五大因素中（见“’腐败的中国人’新论—从’文化主导论’到’文化博弈论’”一文），我强调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和精神这两个因素。 　　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重点是现世主义、实利主义、中庸之道和传统崇拜等“四大精神倾向”；在行为规则方面，突出的是所谓的“中国人的四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小圈子文化”），四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政府的强力难（“集权文化”，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用’演化博弈论’解读中国人的堕落”一文）。 　　关系文化和犯规文化使中国人“不较真”，连饭都是一锅煮的合餐制而不是你我分明的分餐制，筷子的使用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内向协调倾向，不象使用刀叉那样的外向进取倾向。“不较真”当然也与礼教所强调的孝顺有关，但除了道德礼教之外，宗法和国家的强大外部权威也造就了中国人的顺从。强大的外部权威则与权威的集中化、一元化相关，非多元化的政治结构最终促成了中国人的“单一权威情结”，即：认单一权威所以争单一权威，有单一权威则治而无单一权威则乱。 　　所以，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 　　只有理解这些精神和行为方面的具体文化规则，我们才能真正回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是否更倾向于容忍坏制度”。 　　6，结语：什么是好制度？ 　　原则上讲，好制度就是不可能再改进的制度。经济学上用“帕累托最优”来描述这种制度状态，在这个好制度状态中，任何变动都会损害而不是增加人们的现有福利；也就是说，要是没有人变坏，就已经不可能使另一些人变好。 　　但是，好制度的理论原则却可能毫无意义，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制度是通过政策来运行的，好制度并不必然有好政策，好规则并不能保证有好结果。第二，政策的好坏影响不可能是对称的，政策往往使一些人变好，又使另一些人变坏，个人的福利既是相对的（嫉妒因素），又是无法加总的，好坏的总体估计是无法客观化的。第三，好制度总是对特定主体而言的，对强权主体来说的好制度，对弱权主体或无权主体来说则可能是坏制度，反之亦然。 　　由于这些原因，好制度往往只能用好的基本制度规则来表示，基本制度规则也叫“元规则”，是制定具体制度规则的抽象原则，而具体政策则由具体制度规则确定。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就试图为好制度确定“元规则”。为了保证绝对公平，他首先假定处在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所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进入现实制度后的身份、地位、资质和处境等因素，由此得出了“平等的自由”（自由原则）和“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也即传统智慧里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 　　罗尔斯企图通过“差别原则”来纠正“平等自由原则”所包含的“不平等价值”问题（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1页），另一位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则用“权利资格论”来反对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但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所说，罗尔斯坚持的是“与需求相关的平等原则”，社会的弱势者如何变成弱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罗尔斯因此无法克服社会再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在另一方面，诺齐克坚持的是“与权利相关的平等原则”，对他来说，只有过去合法所得的证据是重要的，过去证据的可信度和矫正问题则是无关紧要的，诺齐克因此无法克服权利的相对性问题（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16-321页；麦金太尔从针对个人主义和个人回归共同体的历史主义角度来批判自由主义，而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义与历史》则从针对多元主义和回到古典“自然正当”的绝对主义角度来批评自由主义）。 　　在罗尔斯的那个魔术般的“无知之幕”背后，人们已经被假定为对需求和权利毫无知识。所以，罗尔斯的困境是：到底是“与需求相关的平等原则”应该优先呢，还是“与权利相关的平等原则”应该优先？可见，罗尔斯的“正义制度原则”也同“帕累托最优”一样毫无操作意义，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则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见“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一文；类似的问题还有：机会还是结果平等？能力还是偏好平等？）。 　　那么，现实的制度又是怎样的呢？现实的制度受三种力量的支配：特权的力量，权利平等的力量，需求平等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接近于对应着上文所讨论的三种权力主体：强权主体、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讨论好制度，最关键的认识到：不存在统一的抽象原则，制度的好坏取决于特定主体的制度标准（主体主义思维、“有约束思维”）；同时，不能离开预期和结果谈制度的好坏。 　　但毫无疑问的是，多数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即民主制度对更多的人有利。由于民主制度几乎把一切都交给了“政治市场”，好坏都由市场定，好坏都由文化定，所以，特定的民主制度及其实际运行，对不同的主体就会有特定的好坏结果。人们一方面追求好制度，另一方面也在现行的制度中追求于己有利的结果；也可以说：人们追求“制度民主”，也追求“事件民主”。就像阿马蒂亚·森所说，正义制度无法定义，但人们都知道什么是不正义。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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