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作者按：本文刊于2012年第2期《终身教育》懂常识栏目，现重发于此，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3周年。 　　公民权利正在崛起 　　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一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该国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权利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马歇尔在讨论英国公民权利发展史的时候，曾指出：英国的公民权利至少包含三类权利，首先是民权，包括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签约自由以及要求（司法程序）公正的自由等；其次是政治权?即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权利?具体而言就是选举权；最后是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的权利。马歇尔认为这三种权利在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并不同步，先后经历了三个世纪，18世纪英国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和普及民权，19世纪是扩展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 　　考察一国公民权利状况，可以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民主宪政国家，强调主权在民，为实现社会秩序，公民让渡自己部分权利，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同时为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要求对国家权力予以制衡，于是有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因此依据民主宪政理念，国家与公民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而在集权专政国家里，强调国家或民族利益至上，要求公民为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牺牲自我，对于主张个人利益的公民从道德上予以贬低，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服从国家成为公民生活不容质疑的终极价值，公民完全成为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这一变迁仍在持续之中，伴随着这一变迁的是公民权利崛起。 　　一、螺丝钉——改革开放前的公民权利管制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权乃天赋而非法定，国家只不过是通过法律对确认人的自然权利，正所谓立法者只是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因此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而非管制公民权利。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强调公民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要求公民去私心杂念达至无私忘我的境界，曾有人这样描述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东西南北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被形象地称为“螺丝钉”。发扬螺丝钉精神，就是要公民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服从国家，忠于政党。公民作为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被国家和人民利益取代，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而是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藉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权力掌握者的政治地位不容任何人质疑，并赢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性。树典型，重道德说教，轻制度（法治）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现代公民被道德楷模取代。这一切为掌权者滥用国家权力打开方便之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就是掌权者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名发动的，在全体国人的欢呼下，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灾难的恶例。同时，国家通过宣扬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达到贬低甚而消灭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并将财产集中于国家并冠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公民把大公无私作为应恪守道德准则，结果国家权力就穿越肉体进入每个公民灵魂，不劳者不得食就转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国家与公民之间完全沦为目的与手段关系，公民从头（思想自由）到脚（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自由，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所吞噬。 　　因此，在1949年后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奉行权利管制理念，公民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当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轰轰烈烈实行计划经济之时，已故思想家哈耶克清醒地指出：计划经济是人类通向奴役之路。从人嘴里吃什么到脑中想什么都由国家来计划的制度，从其创立始就注定成功不了。哈耶克在去世前目睹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 　　二、钉子户——改革开放后的公民权利崛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遇到了勇于捍卫个人私有财产权的公民，这些公民不再盲从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拿起法律武器与国家较真，这些公民被称为“钉子户”。在“钉子户”的抗争下，具体的公民利益日趋独立于抽象的国家利益，“钉子户”的维权行动，推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变迁。观察改革三十年里的中国，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有赖于将人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进一步地解放出来，使其享有其应有的权利。进而言之便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将个人的权利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被淹没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权利——权力二元社会。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它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蕴含了民主宪政的“基因”。国家权力不再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公民也不再是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而首先应是享有基本权利的人。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公民私有财产权，也为公民在人格及精神上独立于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公民不再限于捍卫其私有财产权，进而要捍卫其思想自由的权利，勇做“思想钉子户”。同时，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掌权者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维系，而应来源于享有具体利益公民的选举授权，国家便在这一进程中转变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 　　三、维权逐渐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穿越公民肉体进入灵魂。从1978年开始，贯穿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勘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基于此，国家从农民脚下的土地着眼，开始走上还权于民的之路。然而，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惯性依然存在，国家权力不会轻易放弃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因此，要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每个公民必需起而抗争，拿起法律武器，为权利而斗争。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维权越来越被大众认同，维权开始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开始成为公民的价值选择，开始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方式。 　　如何看待公民维权活动呢？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认为：“公民维权运动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不同，它也不是暴君所操纵中的暴民运动，而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争取民权的公民运动。它不是在体制外去拼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因此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因此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因此不重政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因此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观察改革30年来公民维权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1、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日益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2、由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转向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捍卫；3、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博弈的能力逐步增强；4、国家权力压制维权者的成本越来越大；5、鉴于3、4两点，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6、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毒奶事件中，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团，为受害者维权，就是典型例证；7、维权者之间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进行沟通协调能力增强；8、媒体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关注；9、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支持。正是由于改革3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公民维权活动蓬勃发展，才有了执政党就公民权益对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也将推动执政党加快还权于民的步伐。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在其不朽名著《为权利而斗争》开篇宣告：“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权利从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他自身”。维权应该也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常态，古老的中国必将在公民维权活动走上崭新的和平转型之路。 　　公民常识亟待普及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科学和民主的圣火，将国人从专制的堡垒中解放出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在这场观念变革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当国人因沉醉于革命理想而对公民常识一屑不顾后，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国家却很快陷入灾难，国人也因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因此，纪念五·四，不能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政治教育，而应接过前人已点燃的科学和民主圣火，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一、回归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即国民对民主宪政最基本的认识，当下回归公民常识就是弘扬宪法精神。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共识，中国也不能例外（对待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我们更需要世界眼光）。从宪法精神上讲，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限制（规范）国家权力入手，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为国家权力运行勘定边界。基于公民权利侵犯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滥用这一事实，宪法在内容上规范国家权力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制宪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授权以管理社会，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告诉国家行使权力的目的和时刻不要忘了它对公民的责任。孙志刚事件和孙大午案件以血和泪的代价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它可使一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顷刻间被剥夺。因此，宪法不能只是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宣言，更主要的应该是以制约国家权力（包括执政党）为手段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宪法价值所在。 　　二、走向民主宪政 　　1．强化宪政意识。目前执政党正处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光靠强化执政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世界民主宪政大潮，更要弘扬宪法精神，强化宪政意识，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执政。考察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长期以来社会面对危机总是习惯于依靠暴力解决。宪政要求面对危机用和平妥协而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宪政为和平解决社会冲突提供制度框架，利益冲突的社会各方在宪政制度的安排下通过妥协走向共赢，而不是成为王败为寇。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地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执政党强化宪政意识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1）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是社会利益各方充分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社会利益各方享有平等参与立宪和修宪的权利，执政党在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利益各方特别是少数派、反对派，否则在一权独大之下制定出来的宪法不会有权威，因为它得不到社会利益各方的普遍认同。（2）执政党应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高压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稳定社会秩序。 　　2．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但大众公民常识的缺乏使这种讨论政治的过程显得艰难甚至不可能，宪法也就不可能是社会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皇权思想严重，历史上曾出现过臣民、流民、刁民及暴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民众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要么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对象，逆来顺受；要么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这导致国家权力的更替是在暴力之下进行的，产生兴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局面。因此通过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特别在大中小学中将政治教育转为公民教育，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奠定社会之基。 　　3、法律人是公民常识教育的先导。法律人对民主宪政的信仰和特有的行动能力决定了其在公民常识教育中的先导作用，法律人的先导作用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对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民主宪政理念；（2）通过公民维权行动，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倡导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李慎之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最想做的事是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普及公民常识。”普及公民常识就是使国人不再迷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主义，对自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人持怀疑态度，确信社会进步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的很细微的变迁来的，不是靠暴力革命一蹴而就全面解决。当下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另类史料》 　　历史怎样阅读是我作为文科教师最为纠结的，因为相同的历史，确立了不同的价值观与立场，对历史的描述、分析、判断、评价那个差异简直是水火不容。也因如此，我对任何一个想要有点人文知识的，总是坚持认为必须先看历史，而且为了尽可能对历史知道的客观、全面，必须尽可能阅读那些属于历史学家的大家写的历史。为此，我几乎不推荐中国大陆人写的历史，主要是推荐唐德刚、黄仁宇们写的历史，尽管他们也囿于知识、史料、个人价值观的限制，但不会故意为之，同时还建议看更多其他能够作为史学家被认可的大家，如钱穆、费正清等写的历史。这里提供的只是人们对于那场至今依然作为毛泽东伟大杰作的朝鲜战争的另一面描述，各位可以立体地认识那场战争。此文转自海外媒体，题目没变。 　　最近，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图为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合影。 　　最近，名为醉笑风铃的作者撰文《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在网上热传并引起轰动。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近日，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1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 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国事先就知道的。 　　2 、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 、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 　　5 、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国：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份，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份，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 　　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 　　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 　　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 　　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 　　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 　　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 　　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6、“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人，失踪美军8177人，被俘美军7140人，受伤美军103284人。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份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像。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离开这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