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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郁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进入专题 ： 国家政治 文革 毛泽东    ● 董郁玉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108页）。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国家政治 文革 毛泽东   

许耀桐：网络：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 进入专题 ： 反腐倡廉    ● 许耀桐 （ 进入专栏 ）   　　 　　网络是一种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识载体。围绕网络和运用网络进行反腐败斗争，已构成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开辟了一个新战场。现在，网络反腐风潮强劲、成效卓著，令国人欢欣鼓舞。网络反腐的实质是什么，网络反腐展现了哪些特点，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网络反腐的发展趋势，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索，形成新的认知。 　　 　　一、网络民主政治发展的鲜明体现 　　 　　网络反腐，是以网络为武器，矛头直指贪官，发布关于贪官的种种真实有据的信息，最终使贪官落马。这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结果，是网络民主政治发展的鲜明体现。 　　我国最早的网络反腐出现于2003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中国官方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即现今著名的“WWW.12309.gov.cn”举报网站，成为举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巧合的是，同日，中国民间的李新德也成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第二年的6月9日，李新德把“下跪市长”、原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信的腐败事实发帖到中国舆论监督网的首页，半个月后李信即被“双规”，随后被正式批捕，网络反腐甫一登场，立刻就赢得了胜利。网络反腐为什么会在2003年出现呢？因为这一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8630万，这是一个超过英国或法国国家人口的数字。近一亿人在网络上活动，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网络社会。自那以来，截至2012年6月底，据国家工信部公布的资料，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39.9%；手机首次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上网终端”，我国手机网民达到3.88亿，超过电脑上网用户的3.86亿人；即使在农村，网民数量也达到1.46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21.7%。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网络聚集着中国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已愈来愈成为人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大舞台与中心点。由此可见，网络反腐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实实在在地源于一个强大的网络社会的形成。 　　毫无疑义，网络社会的形成，搭建了反腐的平台，推动了反腐的强劲发展。2009年6月，中纪委开办了网上举报中心，开通仅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现在，通过网络发现腐败线索、查处腐败案件，已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不少地方建立完善了举报网站，有的地方还开通了工作QQ和手机短信，鼓励网上举报。不少举报人通过网络新闻跟帖、论坛帖文、个人博客等形式“曝”、“晒”腐败分子。这说明，网络反腐是一种民主政治，是众多网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政治的表现。网络反腐的活跃，实际是民主政治的活跃，它显示的是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壮观景象。 　　 　　二、网络反腐何以具有如此的威力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反腐这样的利器，反腐斗争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网络反腐何以被如此倚重，网络反腐何以具有如此的威力，答案就在于网络反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网络反腐的大众性。网络作为信息技术和信息时代的产物，经过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正在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网络，可以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媒体，而其中之一的网络，其发展大有超过前两者，成为最大媒体的趋向。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领域，成为社情民意表达的辽阔广场。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曾亲临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胡锦涛同志去看望网友，就是因为网络已经是大众场所。他鼓励网民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多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也表示尽量抽空上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这说明，网络的低门槛、大容量、易于操作，扩展了反腐斗争的范围，使千千万万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保障。 　　网络反腐的便捷性。网络是一种快捷的信息工具，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经济、政治、行政、军事、教育、体育、文化、生态和社会的新闻报道、动态消息、理论著述、观点见解，等等，在网上分为不同的栏目汇集编辑后，只要借助电脑上网，人们便可瞬间获悉。不仅如此，网络还成为人们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好地方。网上所开设的“BBS”论坛、个人博客、视频交流、网上辩论、网上座谈会等，现在十分盛行，已经成为极为方便的信息交流、传播和搜集形式。正因为使用网络具有便捷性，人民群众越来越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自治功能。 　　网络反腐的有效性。现在，我国的反腐形式多种多样，但不可否认，网络反腐具有最强的有效性。网络反腐可以说百发百中，效果极佳。近几年来，网络反腐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效，构筑了一道亮眼的风景。诸如“天价烟局长”、“最牛团长”、“表哥”、“房叔”等，现在已成了流行词汇，并且注定要成为反腐败的经典案例。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在于，只要上了网络，就会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处置。因此，现在有这样的说法：腐败官员最怕上网成了“明星”；各种造假者最怕上网表现“抢眼”；不良行政人员最怕上网惹来各种“议论”；有损公德者最怕上网被点击“搜索”，等等。这些均说明，网络反腐是最权威的、最有效的形式，谁碰上了谁就注定要“倒霉”。 　　 　　三、推进网络反腐更有序、更健康发展 　　 　　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无论是官方反腐还是民间反腐，都是党所倡导的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呈现出无可遏制的趋势。为了顺应这样的趋势，必须注重如下工作，使网络反腐更有序、健康地发展起来。 　　要加强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当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必须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依托网络，建立广泛的网络监督平台，促进公共事务的公开透明。实行政务公开，使政府走向公开、透明。我国的各级人大、政协，各级党组织，除了一些机密事情之外，它们的活动也应该对外公开，甚至实行网上直播。我们要更好地办好政府网站，人大、政协网站，党建网站，开设和办好“网上议政”等栏目，及时接受群众评论，主动接受反腐监督。 　　要广开网上言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网上言论要持积极支持的态度，表现出对网络监督的诚意和重视。如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能这样做，一定能够有力地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要正确地对待批评与揭露，要贴近网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时刻关注网民的呼声。 　　要把网络反腐列为制度安排。网络反腐已经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贪官的有效手段。网络反腐应该成为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行廉政监督的制度安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要重视网络反腐这件事，并把它落实在制度安排上。只有走制度安排之路，才能保障网络反腐的持续发展。 　　要加强对网络反腐的引导。网络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滥用监督权的现象，或素质不高或缺乏理智，或被少数居心叵测的人利用，而走向诸如散布虚假消息，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为此，必须加强对网络反腐的正确引导，培养网民的法治精神和自律意识。网民在行使反腐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随着网络反腐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日新月异，取得更大成效。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3日第1338期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腐倡廉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莫言：虚伪的教育 进入专题 ： 教育 莫言    ● 莫言   　　 　　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 　　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着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我的不自信是因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着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 　　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 毛主席语录 》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产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革”后，共产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着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着老师升虚火，强抒”无产阶级”之情，硬逼着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 　　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产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着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着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共产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鲁迅 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 鲁迅 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 　　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 　　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的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 　　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 　　《儒林外史 》中鲁编修 家的 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如苏轼等人。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 　　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 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订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并由此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 　　这未必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试方法，但我们未必有那么多好的、起码是合格的语文 老师。好的老师，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好的老师哪里来？当然主要是通过师范学校的培养。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他们合法地享受着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都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 　　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认为，语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阅读非常重要。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让学校拿出大量的钱来购买图书很不现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本教材呢？ 　　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拌黄瓜菜一样去学那些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妙趣盎然。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的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历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台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能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进入专题： 教育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