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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波恩前，我捧着一摞青花瓷盘，敲响了邻居老太太的家门。出来开门的却是老太太的女儿、一位70来岁的妇人。她告诉我，母亲昨天去了“home”。记得我刚到德国那年，她母亲已有90岁，还能在院子里走动，看看花、弄弄草，还总夸我用来摆点心的青花瓷盘——正因如此，我才抱着瓷盘去找她，想送给她留个念想。 老太太女儿所说的“home”，其实就是“老人中心”。目前，德国有3.8%的75岁至79岁老人、8.2%的80岁至84岁老人，以及17%的9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在“老人中心”或养老院里。他们的入住原因，大多是健康情况相当差、家庭照料缺失，或是已完全无法独立生活。而我的邻居老太太，正是在被女儿照料了6年后、在临终岁月被送到了“老人中心”护理。 中、德国情迥然不同：德国人口8200万，而中国则有13亿。但有一个趋势是相同的，即社会老龄化。据联合国与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两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都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趋势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政府和社会又该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呢？ 根据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学院）网站介绍，虽然在现实中，德国65岁以上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中国却有三分之二的老人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反映出中西方在“老有所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不过，鉴于西方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此，仔细分析差异背后的共性及经验，或许仍能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到来提供一些启迪。 其实，中西方养老形式差异的成因，主要还在于经济基础，另外也包括一些家庭观念的因素。例如德国老人无论退休前后，都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说白了就是“不差钱”。他们有能力在退休后把自己送到机构养老。同时，在家庭观念方面，多数德国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便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虽然他们也会给予年迈的父母帮助，但照顾父母并不是子女们的道德要求和法律义务。 而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老人并不享受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往往成为唯一的选择。即便是对于有福利制度覆盖的城镇家庭，机构养老也远未普及。一方面是因为设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费用也不是所有老人都承担得起。 需要指出，当前我国城市老人中的许多人，是在低工资、低待遇、低社保的情况下度过了他们的青壮年，现在老了，本身积蓄就不多，还要被高房价压迫下的子女们“啃老”，甚至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为子女买房。与西方社会有完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保障的老人相比，我们的老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未富先老”。家庭观念方面的影响更不用多说，直至今天，中国的社会舆论仍常常把子女将老人送进养老院的行为，看成“不管不顾不孝顺”。 可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由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就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今，出生在70、80年代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纷纷成家，马上面临需要同时照顾几对老人的窘境。  从“由谁养老”的困局，就自然引出了“去哪养老”的问题。 西方社会老龄化比我们提前到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由私人开发商营建的、以养老为目的的社区，适合刚退休、能照顾自己的老人。据作者张卫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5期上的《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介绍，其中一种是“退休新镇” (retirement new towns)，一般建在佛罗里达、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等南部各州。那里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且物价低廉，吸引了全美老人迁徙定居。最有名的当属亚利桑那州的目前世界最大的退休社区——“阳光城”，人口多达4.6万，内有满足老人健身、休闲、医疗等各种需求的服务设施。另有一类“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s)，规模较小，是在现有社区里再划出土地建老人公寓，利用社区内已有的医疗、健身资源。 还有一类就是“养老院”或“老人照顾中心”(congregate housing)了。它们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州政府或其它民间机构的赞助来兴建，接纳对象多是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老人。住在这类机构里的生活开销视具体条件而定，各级政府会提供补贴，宗教、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也会提供资金援助。 不过，退休后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气候宜人、生活成本更低的社区去住，这种养老方式在美国早就过气了；现在，老人们更愿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养老，或搬到子女所住社区建的“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安度晚年。 于是近年来，在欧美的报刊上经常出现“自然退休社区”(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这个词。这类社区并不是刻意为退休老人设计的，而是鼓励老人退休后仍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养老。《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一文指出，目前在美国约有27%年过55岁的老人居住在“自然退休社区”里，而只有5%至7%的同年龄段老人住在规划的老人社区。 一些私营公司也看到了市场机会，开始开发、建造新型“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主要供家境比较宽裕的老人选择。老人在这里住在拥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有专门服务人员上门清洁、提供穿衣、洗澡和膳食服务，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优质服务，并通过社区志愿者的活动增加社区凝聚力，让老人们能继续在体面的“家”中安度晚年。 较之于传统养老院中通常由两、三位老人合住一间、中间以布帘隔开的居住形式，这种公寓令老人们生活得更自在。而且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活动和膳食都有严格限制，而在“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中，老人可自己开伙，或让服务人员提供每日三餐，更具灵活性。这些都是令“居家援助式”公寓一时风靡、甚至出现供不应求局面的优势。 当然，对于低收入老人而言，“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的收费比较昂贵，又因其是私人公司筹建的，不能像由地方政府兴建的养老院和老人中心那样，为低收入老人提供政府补贴，所以“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在入住老人的经济实力上，门槛还是很高的。 西方国家的养老场所和形式已经如此多样化和细分化，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回国后不久，笔者就去看望住在北京北郊“太阳城”（即“ 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 ”），中国国内最早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房地产项目之一，简称“太阳城”）里的父亲友人刘叔叔。确切地说，是刘叔叔的儿子开车把我载去的。如果让我自己从城里坐公交车，恐怕至少要辗转两到三个小时。这一路过去，我接到无数通刘叔叔的来电，询问我们“到哪啦？”，可见他是多么盼望亲友的探访。 我原以为，这个从名字上令人联想到前文提及的“阳光城”等美国退休新镇的老人社区，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到了那里，发现除了空气新鲜、地域空旷等郊区公寓的特点之外，对于老年人居住，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优势了。然而缺点却显而易见——离子女在城里的住处和老人的朋友们都很远。说起这里专为老年人居住所做的配套工程，叔叔、阿姨似乎并不很满意，而是“失望大于期望”：入住后的服务远没有开发商当初承诺的那样完备和及时。虽然根据一些媒体宣传，北京太阳城在中国的“养老地产”当中已算是走在前头且较为成功的范例了。 北京市老龄办2012年发布的《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在北京市户籍总人口1277.9万人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47.9万人，占总人口的19.4%；而北京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床位总数仅7万张。也就是说，“机构养老”远远满足不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需求。 于是这几年，巨大的供需缺口也在中国催生出“养老地产”这类全新的概念及项目。同时，如天津等地方政府也曾试行一些扶持政策，推动这类地产的发展。目前，包括万科、保利、绿城在内的众多大型房企都已涉足其间，甚至泰康、新华等多家保险企业也携巨资进入了这一市场。然而根据许多媒体的调研，现实却变成了，由于目前中国的开发商们对于所谓的“养老地产”，尚未摸索出有效率、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做养老机构几乎挣不到什么钱；而相关政策和监管又有诸多漏洞，于是很多开发商做此类项目，都是先打着“养老地产”的幌子享受优惠来拿地、囤地，然后通过“变味”的商业开发高价售房赚钱。以这样的投机思维开发老年社区，房子卖完后的后续日常运转自然不可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北京的“太阳城”也遭到过 此类诟病 。 其实，即便在发达国家，“养老地产”的开发也是在政府政策扶持与监督下，以微利、让利或者无利的模式经营的；后期的运营服务才应是“养老产业”经营者持续利润的来源，也是养老产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因此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那种想打着“养老产业”幌子开发房地产盈利的、“蚊子腿上劈三两肉”的想法趁早休矣！ 通过对中、外老年社区发展形势的观察、对比可见，中国相关产业目前仍处于初级而不规范的阶段。着眼未来，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开发者探索的方向是，在城区内的原有普通社区中，配建养老组团或养老公寓；或者在新开发的社区里，在建普通住宅的同时，拿出一小片地配建一至两栋“养老公寓”。这种开发模式尤其符合中国老人希望与子女相互辅助的生活模式，也较适合第一代独生子女需要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的需要。 而在这方面实践中，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尤其有许多事情可做。从政府层面看，可以从明确土地专项用途及出让政策着手。目前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还没有“养老产业用地”这一特殊土地用途；于是商业型养老项目基本都建在国有出让用地、以招拍挂方式获得的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医疗用地上，导致前期土地成本非常高、出售价格自然也就很高，令老人们难以承受。 而包括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等的后期运营，则可以由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的社区服务合同、经营社区养老产业。这不失为一种良好循环的运作模式。 谢芳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