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佛山小悦悦的悲剧，在网络和官媒引起热议，谈论最多的还是道德沦陷。 围脖上看到美国网友与中国网友关于这个事件的对话，十分认同美国网友的观点。美国网友说，如果在美国，首先会起诉失职的父母、通缉二级谋杀的司机，而不会忙着谴责路人。 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事件，首先想到的也是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但我不敢说，因为这太不“厚道”了，人家的孩子已经遭了大难，还去指责人家，把目标对准漠视的路人显然更“政治正确”。于是想起丛日云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明讲演录》中王人博教授关于公法文明的演讲，真是不一般的高人，他几乎没提什么专业名词和概念，却将西方公法文明在中国的处境讲得透彻到令人痛彻心扉。在王教授看来，根源就在于中国人的“厚道”。“西方人的宪政概念本身就是个防御制度 …… 奥巴马干坏事怎么办？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不能说他干了坏事了，我们还没想出对策来呢。美国人说，我们得先想好对策防止他干坏事。这就是宪政。”（ P165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看人从来不这样看 …… 因为中国人特别厚道。厚道的中国人，没把人想得这么坏。相反，我们把人都看得很好，都挺善良的。坏人那是以后变坏的。”（ P166 ）当然这样看法的人们是不可能设置防御机制的，我们等他变坏后再说。 再说回小悦悦。为什么我们不能指责小悦悦的父母呢？因为哪个父母不心疼儿女（对于中国人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小悦悦的父母一定是好好看护孩子的，只是一不小心酿成大祸，问题在于司机太坏、路人太冷漠。路人确实冷漠，但如果父母可以疏忽照料孩子、压死比撞伤合算，路人不再冷漠，就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小悦悦悲剧所反映的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法治问题。 刚刚听说她今天去了，我却松了一口气，对孩子来说，也许死去比活着容易多了。孩子，来生别做中国人的孩子。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贺卫方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它比较偏，它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的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是像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起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是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是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的很多，但理解的很少的一个人。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 13 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有些在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互相讨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的人，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感觉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去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把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地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是正确的，是勿庸置疑的，教科书不会出错的吧！我问我的孩子对教材的看法，他现在正在读初三，他就觉得教科书怎么会可能错呢？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经常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讲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它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有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地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机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叫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又像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点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交响音乐，我们要非常多地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如何东西比持之以恒地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学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八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我们沙坪坝校区作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发表的（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地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一定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你们知道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我去年的 12 月份吧，好像是 12 月 15 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广东那边的校友特别多，然后咱们学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我们这样的无形资产，在广东那儿办一些法律硕士课程班啊，有一个课程班也叫我去讲过一次。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广东，居然有 3000 到 4000 以上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 50 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准备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三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像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我们看看整天电视，大家看电视、看报纸，你看我们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而且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口号，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也不给你来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在逻辑上跟从前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关联？搞得我们都糊里糊涂，但糊涂归糊涂，口号还是要跟着喊，甚至屠宰场都跟着喊：“以‘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哄堂大笑，掌声）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能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那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   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形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命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 committee 和 commission 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不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师生情谊   我要说的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她的非常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个学校啊，也许是地处重庆、受本地民风影响的缘故，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简直是没比的了，没有哪个学校能这样。我刚刚从这儿毕业到北京去啊，我就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人情关系太冷漠了。大家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啊，也许是太大，也许是跟官场文化有关系，当官的人太多了，官员们之间最不容易交心，你要随便交心的话，你这个官就很危险。所以就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多少对整个北京的民情有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西南政法大学，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爱情，不对，这里不是爱情，而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爱意之中。当然我们那三届同学有一点点特殊，同学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的老师老是说西南 78 级如何如何，你们不要心里边不要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校友，下边的校友确实觉得西南的老师一说就是 78 级，你看人家 78 级如何如何，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因为 78 级对于咱们的老师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法律教育，他们被下放到劳改农场，下放到祖国的最偏僻的地方，去劳动、去改造，结果突然复办了以后，他们从那些个角落里边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刚刚开始要教书了，就遇到了我们这一批人，见到我们他们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的，简直是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美的一种感觉。其实，当年我们也没少惹他们生气，经常是在课堂上跟老师较较劲啊，跟老师讨论，以不太那么尊重的态度跟老师讨论，但是，就像父母不会当真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一样，老师们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重庆的夏天非常热，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师用自己的钱下去买了一箱一箱的冰棍，然后又会家里边拿来许多杯子和碗，在每一个同学旁边放了一支冰棍（掌声）。哎呀！在那一刻，真的，每一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仿佛没有离开自己的家，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当时因为家离得太远，所以我们都是暑假回家，寒假就放二十一天假，没办法回家，就在这儿呆着过年。但是过年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一会儿跑过来一个老师到宿舍里边，“贺卫方，你初二到我家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老师又来了，说是“你初三到我家吧！”第二天，又一个老师来了“你初四到哪儿去啊，到我家吧！”然后我说“哎哟，真是对不起了，刘老师，我已经有安排了。”（笑声、掌声）那样的一种师生情意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我每次回来我都去拜访我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退休了，但对我不会忘记培养我对法制史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西南政法的几位老师。像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杨联华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杨联华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现在都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但是他依然关怀着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林向荣老师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严谨，甚至有点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到他家里拜访，坐下以后，师徒二人相对无言。（笑声）老师非常严谨，不苟言笑，对学生有时候也特别严厉。学生也不知道拿什么话给老师，让老师的脸能够笑起来。但是两个人愿意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笑声）。林老师当年教书也是一位教学非常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这种讲课的那种风格非常有魅力。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饭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饭碗，像放大的搪瓷杯子，上课时都随身带着，到了中午，比方说十二点下课，然后当大家肚子饿啊，不少老师都会在十一点四十左右的时候受到敲碗的待遇。（笑声）但是林向荣老师从来没有同学去敲过碗，反而是，当林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同学都问，“哎，怎么就到十二点了？不对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样的讲课，这样的老师的教学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后来这些老师到退休了，有时候到北京去，像林向荣每次到北京去，总要跟他的老学生们见见面。我发现老头子变得非常地慈祥（笑声）。师徒二人现在变得话多得不得了，不像以前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会保持永久啊，保持一辈子啊！甚至有时候会传代，我的孩子都会知道，林爷爷是爸爸的老师。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图书馆的那位肖廷秀老师，你想想看要记住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喜欢读黑格尔的，那个人喜欢读大仲马的，那个人又喜欢读先秦诸子的，她居然能够记得住——也许是她用了一个本子悄悄地记下来，反正你一去图书馆，她总是会知道你的读书兴趣。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记得这位肖老师，记得培养了他们的读书兴趣的肖老师。 　　 前一段时间，王人博老师调到北京去了，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实际上同学们有时候可能比较着急，现在我们学校里边人才流失比较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外面也感觉有点着急。（掌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要体谅你们有一些走了的老师，说老实话，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一个机构，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需要有一种流动性。我们老话讲“人挪活，树挪死”，那么人要挪动挪动。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往外挪不往里挪，只有老师往外走，没有同样优秀的、或者更优秀的教师往里进。所以我想呢，龙宗智校长也好，张国林书记也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非常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校友他们总是要感叹这个事实，甚至个别的时候表现出校友的一丝愤怒。这个学校是怎么管的？或者是这些优秀的教师都被伤心了，他们才走的。但是实际上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患者。我走的学校也比较多，一会儿这个学校，一会儿那个学校，所以我能够理解。   上面我们就非常简短地——哟，说简短也不简短了，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精神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是用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到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学校里边生活过的人，将来你就会一辈子会被这个学校打上一个烙印。你会，像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人，你是哪儿出身的，你是不是属于校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本科在哪儿读。你的本科在哈佛读，你是哈佛校友。一个人只在哈佛读过了法学院，那么通常除了校长认为你很有钱，找你来给母校捐献的时候你是校友之外，其他的时候一般不被认为是校友。那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因为在这里读了四年本科，而身上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烙印，那就是：你是西南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西南的，我们是西南出身的人。”我们每当谈起自己的母校，想起自己的母校，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在涌动，所以我跟我们法学院安排课程的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外头办一点课程班——“有两个地方的课程你要安排的时候不需要跟我商量，直接安排就行了。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重庆。”（长久掌声）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哇……”地一声，这样的感叹实际上表示着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比较老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座的本科生同学都没有出生，大家都是 80 年代的产物（笑声）。说老实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地快，我自己跟大家讲西南的精神的时候，自己当年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一转眼，已经到 20 年以上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人生是非常快的，人生要做事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现在教育的过程越来越长，一个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例如，张老师也在北大，是我们那儿很优秀的博士生，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了。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时间就相对缩短了。作为一个老校友，我此刻想表达对在座的各位本科同学的一种朴素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们到了将来，像我一样的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候，也能够像我今天一样地那么自豪地讲起我的母校，也能够像我的许多同学，你们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学校期间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基础给夯实，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法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毕业以后能够真正地向世人说，你是一个为西南政法增光添彩的人。最后我要说，实际上一个学校的精神不仅仅是要靠在校的老师来缔造，同样重要的是在校的学生。在校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边一个重要的成员，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同样，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实际上是学生管理的大学。在北大，我们也特别多地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之中。比方说，我们每年度都要由学生来自主地投票，去评选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我们的几位校友，每个人都当选过这个十佳教师。另外，全北大的学生还要投票评出来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学生投票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的投票显示了一种人心的向背，显示了学生对那些认真教学、非常勤勉地治学的老师的敬意。他们能够让这个学校的管理者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谁是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自学生的压力永远是一个教师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所以，虽然西南政法的人员在不断流动，学子们一代一代的不断地进入这个学校，又离开这个学校，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一方面将我们的西南精神继承下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另一方面，更利用你们短暂而宝贵的大学四年的时间，为这个大学留下更丰富的精神烙印和学术成绩！ 　　 谢谢大家！（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刘桂明按语:     一段时间以来,西南政法大学因为其骄人的业绩一直是一个热点.最近,李庄案件的再度曝光,又使刚刚度过自己60岁生日的西南政法大学成了焦点.因为各路意见领袖中均有西政校友的声音和身影.     对于这所不同一般的政法大学,许多人都有话可说,当然说好话的居多,我也是其中一员.于是,西政人说我不是西政人,胜似西政人.我的母校华政人说我既是华政人,更是西政人.不管怎么说,现在我还是西政的兼职教授.所以,自然要特别关心并关注西政的状态和动态.     现在,这篇”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眼帘.             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   来源：南都周刊   http://www.nbweekly.com/news/observe/201105/25924.aspx         歌乐山下、红岩烈士墓畔的西南政法大学，是环境清幽、潜心向学的上佳之地，也曾是中国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在重庆这个正在风雷激荡的城市里，这里更是各色人等纷至迭来的舞台。 2007年3月，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的1000余名大学生走进体育场，用身体组成“人人重庆”的重庆形象标志。而现在，作为重庆市教育系统“唱读讲传”先进集体，西政正在创造“校校有活动、班班有歌声，人人唱红歌、个个读经典”的氛围。     南都周刊记者_季天琴曾向荣  实习记者_曾明瑞  重庆、上海报道         四月中旬，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京碰见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后者去年刚从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离职，两人谈起李庄案第一季中，西政部分教授为检方“释疑”的行为，不无玩笑地说———第二季谁再这么丢学校的人，就用口水淹死他。     2011年 4月12日，李庄漏罪案开庭前一周，贺卫方发表了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因此，贺卫方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困惑，他认为是一个学者应尽的义务。     歌乐山下，嘉陵江旁，是贺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在重庆乃至全国的政法系统，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众多。     西政人带着他们特有的荣耀，这所中国法律界的“黄埔军校”，曾经承载过中国法学界的荣耀与梦想，号称法学江山，西政一半。     作为西政学子们的大师兄，以及精神偶像，贺卫方承认，他的隔空喊话，是想唤起校友们“对于法治的那一份情怀”。     西政人也不吝于他们的回应，他们在留言中告诉贺，感谢他为母校“长脸”。     2003年3月，离西政五十周年校庆还有半年时，贺卫方给西政渝北校区的大一新生做讲座，号召他们把“西南政法这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     世易时移，时隔八年，在他当年做过讲座的地方，西政学子们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参加重庆卫视《天天红歌会》渝北周的现场节目录制—作为重庆市教育系统“唱读讲传”先进集体，西政正在创造“校校有活动、班班有歌声，人人唱红歌、个个读经典”的氛围。   李庄案中的外围智囊     2009年岁末，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当年贺卫方大学实习的地方，李庄第一季一审开庭，本刊记者亦到庭旁听。     此前，因“涉黑老大”龚刚模的举报，其辩护律师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妨碍作证罪被批捕，律师的权利边界成为当时的焦点。2010年2月，李庄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这被业界称为李庄案“第一季”。     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最终，合议庭拒绝了这个要求。该案审判长付鸣剑，亦毕业于西政，其硕士论文的主题，是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贺卫方称该案检察官“创造性地为一些行为背书”———在一审当庭抛出李庄“嫖娼说”的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公诉人幺宁，同样毕业于西政，被李庄案第一季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驳为“法律审判失败，遂用道德审判”。     学界也未能与此案保持距离。一审当晚10点多，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和西政刑诉法教授李昌林、潘金贵、高一飞、梅传强接到紧急开会的电话。参会的教授回忆称，因重庆市政法委对庭审效果不满意，故紧急召集检方外围智囊商量对策。     重庆的本地媒体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在次日做了倾向性明显的报道。参会的陈忠林，不久在“西政人论坛”上和母校学子纵论李庄案，并和陈有西就程序正义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学术辩论。在调任重大之前，陈忠林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另一位西政教授，时任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的徐昕，则在《方圆法治》发表文章《重庆打黑答问录》，向自己的同事们开炮。      在这篇答问录里，徐昕告诫这些正在从事打黑课题研究的学者，“真心希望打黑的研究者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为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作些贡献”。     在第二季开庭之前，贺卫方在公开信中向这五个学者喊话：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李庄服刑期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于今年4月2日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对李庄提起追诉，并于4月19日在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是为“第二季”。     在场人士注意到，当天的庭审，西政潘金贵教授等人亦到场旁听。在李庄漏罪案检方撤诉后，陈有西肯定了程序正义的功能，感叹“西南政法大学这次没有一个教授再为重庆说话背书”。   那些受欢迎的人      2010年9月，西政六十周年校庆——两度庆典，别人用十年，西政只用了七年。      此前，西政一直把1953年作为建校时间。去年4月，这个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解释西南政法大学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是如何一脉相承。因此，西政的校史被追溯至1950年，刘伯承是首任校长，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是兼职老师。      校庆提前，不少校友尤其是夏登峻、徐静村等退休老教授们并不赞同。夏登峻称，1949年初各地纷纷成立的“革大”，只是培养干部的临时机构，跟一般的正规大学是两码事。      另一位在职教授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学校的红色资源”。      2010年9月，西政校庆期间，刘伯承元帅的长子刘太行专程来渝，并在西政渝北校区为其父的雕像揭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应邀即席讲话，表彰这所法治名校为中国政法界和重庆打黑作出的贡献。       庆典上，学生们诵读了该校经典节目《古往今来名人论廉政》———由该校民商法学院诵读队表演的这个节目，曾在“唱读讲传”专场文艺演出中受到过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表扬。       不过，民商法学院一位教授透露，曾有诵读队的学生家长跑到学院来告状，认为表演太频繁，担心孩子荒废学业。       作为西政的兼职博导，贺卫方已经两年半没回母校了。去年校庆，贺卫方还在新疆支教，校庆的邀请函寄到了北大法学院。     在西政学子看来，贺卫方代表着该校的精神谱系。99级学生羽戈回忆说，他在西政听过的最火热的讲座，莫过于贺卫方的“中国宪政起步”。容纳千余人的小礼堂，里外至少站满三千狂热的学子，盛况所至，礼堂的厚实大门被挤得脱框。     时隔多年，西政学子将同样的热情给予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010年11月18日，在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副校长刘俊的陪同下，王立军出席了西南学术大讲堂法律论坛。许多学生踮着脚尖站在门口，听王立军讲打黑。     当天在现场的一位西政老师称赞王立军的PPT做得好，“跟《盗梦空间》一样”。     会上，张国林为王立军颁发证书，正式聘请其为西政刑法学兼职博导。     一个月后，西政“全球法学家论坛”邀请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到校讲座。该论坛由西政刑侦90级的校友冯清华解囊100万元人民币，并委托宋庆龄基金会捐赠给西政作论坛专用。在渝期间，李聘请王立军为“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     事实上，架起西政、重庆和世界沟通桥梁的李希光，是西政近年引进的最重要人才之一。去年校庆庆典期间，“重庆经验与亚洲模式国际研讨会”在西政举行，多位嘉宾感谢西政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李希光对他们的邀请。      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希光，属西政柔性引进的人才。知情人称，“他可以不来西政，但是论文要署西政的名”。     作为交换，李本人在渝北拿到了一套240平方米左右的花园洋房，“房子相当于三层，下面一层是车库”，李按每平方米1600元的成本价一次性付清。附近的房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     此外，西政也会提供科研经费，“他在我们这里一个月拿1.5万-2万是没有问题的”。对李希光，西政领导层也表示了满意。     2010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到访重庆，其间，托平被聘为西政的客座教授，并与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会面—其实，托平的重庆之旅由李希光一手促成，李本人随后也在《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详解这段经历。     5月10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李希光核实上述情况，李称自己在美国，“电话费钱”。随后记者的短信，他也未予回复。   三次“护校运动”     犹如一个没落的贵族，西政眉宇之间还残存风华绝代的气韵。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那时这所学校还仅被称为西南政法学院。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撤销所有的政法学院的决定后，西政几位老先生顶着自己头上的政治高帽，上书苦苦恳求保留学校。因此，当同时期的政法学校在动荡中被肢解时，西政的师资力量却奇迹般地得到保存。这就是西政历史上著名的“护校运动”。      1978年，作为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当年，全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西政是惟一的单科学院，招生人数比其他4校的总和还要多。     歌乐山下、红岩烈士墓畔的西政校园，环境清幽，是潜心向学的上佳之地。在法学界，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被公认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典范。     仅1978年校友而言，除了目前法学界知名学者贺卫方、梁治平、龙宗智、王人博、张卫平等，还有不少大员，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以及刚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211”申请失利，成为西政人永远的痛。在这场被命运扼住咽喉的斗争中，西政最终没能突围———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传统名校，在教育资源上边缘化更甚。“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构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宏大工程。     2003年11月，《南方周末》一篇《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写尽西政的内交外困，引得重庆地区当期《南方周末》全面脱销。     此前，这所命运多舛的高校亦历经波折。1999年，西政学子们听说要被并入重庆大学后，他们在悲壮的“护校运动”中打出了“宁做西政鬼，不做重大人”的口号。学校是保住了，但是不到一月，西政又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变故———它的隶属关系从司法部划归重庆市政府，由中央军变成了地方系。     11年后，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2010年4月12日，西政校方正式通知，将在老校区旧址成立“红岩干部培训基地”。     校内情况通报称，这是重庆市委市府的决定，“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是即将建成的与井冈山、延安、浦东三所干部培训学院齐名的第四所培训学校，主要培训对象为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西政老校区诞生在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靠近红岩魂广场，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综合重庆市文广局和西政知情教师提供的信息，将其改造成为“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有利于重庆建好“红岩联线”的红色文化品牌。     不过，这个消息于西政师生而言，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消息宣布后的短短三日内，西政老校区的命运变数横生。     党委书记张国林召集高绍先等退休的学院领导，要求他们表态支持搬迁，几小时后，他无功而返。     4月14日晚上，在沙坪坝校区岭南厅，有学生打出了“反对卖校，保卫西政”的条幅。法学院教授徐昕在大会上发言称，“我们挺过来了，西政不搬了”。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唐尧也壮烈激怀，称：“强烈反对学校行政化，只有学校强大，才不会任人宰割！”     因为这些强烈的反对声音，西政老校区得以暂时保全。     不久，唐尧便转变风向，与校方口径保持一致。在《沙坪坝校区搬迁问题的法律思考》一文中，唐称重庆市府和西政“不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行政法律关系”。     他写道：反观1999年和近期所谓的“护校”，由于其前提条件错了，学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这次护校，官方说法是，“全校上下的努力由于个别人的行为化为乌有”———这个“个别人”，在西政人看来，指的便是徐昕。   让学校为难的人     “护校风波”后不久，2010年6月，徐昕最后一次在西政的课堂露面，他告诉台下的学生，“这次机会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原因就不解释了”，语毕，课堂上响起了持久的掌声。      徐并不愿意臧否母校，但离开西政显然是无奈之举。1970年出生的徐昕，西政硕士毕业，在清华读完博士后曾短暂任职海南大学，后重回西政，并在36岁时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导。     早在2009年3月，他就曾公开致信党委书记张国林和时任校长陈彬，抱怨学术讲座中繁琐的审批程序，那是他在西政第一次捅娄子：    “一次讲座需要四个部门审批，比原来还增加了二个审批部门：党总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指什么部门的党总支、宣传部、科研处、外事处。”     李庄伪证案第一季之后，他又发表了那篇《重庆打黑答问录》。作为西政在校教师中唯一公开要求程序正义的学者，徐昕在网络上被称为“西政唯一对李庄案的良心发现”。     就徐昕离职一事，西政宣传部长张北坪以“个人意见”对本刊记者称，这是正常的人事流动，合同期满，聘与不聘某个员工，是内部正常管理行为。对此，西政党委书记张国林未作回应。     当徐昕为离职忙得焦头烂额时，2010年4月27日至28日，西政正在举办“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     校长付子堂在研讨会上痛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九个月后，付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新华网法治频道关于该活动的介绍称，“该同志为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保障，受到重庆市委的表彰”。     学界人士介绍，因相关方面对这次研讨会规格不满意，当年6月初，西政不得不再次组织全国专家，和重庆市政法委、市法学会共同主办了“防治涉黑犯罪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     相关人士透露，西政领导还劝说该校教授赵长青参加这些“涉黑”研讨会，“为了学校，出面表个态”。     今年77岁的赵长青是贺卫方等西政人最尊重的老师之一。后者回忆说，上大学期间，每到中午饭点，学生就在下面敲碗，在“磅磅磅”声中，有老师受不了就下课了，然而赵从来没被学生敲过碗。     2009年，赵长青代理了重庆黎强涉黑案，在辩护中，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1849件证据中，没一组能证明黎强涉黑罪名成立。     黎案庭审期间，法庭上下诸多人物，不少都是赵长青的徒子徒孙。他提醒他们，“打黑”不是“黑打”，“务必审慎”。     当年岁末，李庄伪证罪期间，与重庆警方相关的法律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李庄案的直接诱因是黎强案中赵长青的成功辩护———黎强案从法院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拖了一个多月，让警方觉得自己不再强势，也意识到律师的作用。     去年4月，“涉黑”研讨会期间，贺卫方本来要去西政准备一个法律文化的讲座。然而，校方跟贺沟通—能不能往后推一推？最终，贺未能成行。     5个月后，在西政60周年校庆上，校长付子堂在发言中提及，两次研讨会上，“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两次专门接见了与会代表，每次接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体现了重庆市委对政法事业和西南政法大学的亲切关怀。”     这次校庆前，远在新疆的贺卫方应校长付子堂之约，为母校题词。他为这所红岩下的学校，这个正在读经典、唱红歌、看红色电影的校园，写下了一句话：呵护法治嫩芽，守望大学尊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贺卫方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它比较偏，它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的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是像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起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是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是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的很多，但理解的很少的一个人。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 13 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互相讨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的人，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感觉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去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把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地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是正确的，是勿庸置疑的，教科书不会出错的吧！我问我的孩子对教材的看法，他现在正在读初三，他就觉得教科书怎么会可能错呢？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经常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讲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它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有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地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机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叫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又像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点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高级交响音乐，我们要非常多地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如何东西比持之以恒地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学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八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西南本部作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发表的（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地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一定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你们知道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我去年的 12 月份吧，好像是 12 月 15 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广东那边的校友特别多，然后咱们学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我们这样的无形资产，在广东那儿办一些法律硕士课程班啊，有一个课程班也叫我去讲过一次。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广东，居然有 3000 到 4000 以上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 50 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准备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三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像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我们看看整天电视，大家看电视、看报纸，你看我们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而且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口号，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也不给你来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在逻辑上跟从前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关联？搞得我们都糊里糊涂，但糊涂归糊涂，口号还是要跟着喊，甚至屠宰场都跟着喊：“以‘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哄堂大笑，掌声）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能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那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   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形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命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 committee 和 commission 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不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师生情谊   我要说的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她的非常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个学校啊，也许是地处重庆、受本地民风影响的缘故，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简直是没比的了，没有哪个学校能这样。我刚刚从这儿毕业到北京去啊，我就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人情关系太冷漠了。大家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啊，也许是太大，也许是跟官场文化有关系，当官的人太多了，官员们之间最不容易交心，你要随便交心的话，你这个官就很危险。所以就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多少对整个北京的民情有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西南政法大学，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爱情，不对，这里不是爱情，而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爱意之中。当然我们那三届同学有一点点特殊，同学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的老师老是说西南 78 级如何如何，你们不要心里边不要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校友，下边的校友确实觉得西南的老师一说就是 78 级，你看人家 78 级如何如何，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因为 78 级对于咱们的老师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法律教育，他们被下放到劳改农场，下放到祖国的最偏僻的地方，去劳动、去改造，结果突然复办了以后，他们从那些个角落里边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刚刚开始要教书了，就遇到了我们这一批人，见到我们他们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的，简直是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美的一种感觉。其实，当年我们也没少惹他们生气，经常是在课堂上跟老师较较劲啊，跟老师讨论，以不太那么尊重的态度跟老师讨论，但是，就像父母不会当真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一样，老师们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重庆的夏天非常热，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师用自己的钱下去买了一箱一箱的冰棍，然后又会家里边拿来许多杯子和碗，在每一个同学旁边放了一支冰棍（掌声）。哎呀！在那一刻，真的，每一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仿佛没有离开自己的家，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当时因为家离得太远，所以我们都是暑假回家，但是寒假就放二十一天假，没办法回家，就在这儿呆着过年。但是过年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一会儿跑过来一个老师到宿舍里边，“贺卫方，你初二到我家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老师又来了，说是“你初三到我家吧！”第二天，又一个老师来了“你初四到哪儿去啊，到我家吧！”然后我说“哎哟，真是对不起了，刘老师，我已经有安排了。”（笑声、掌声）那样的一种师生情意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我每次回来我都去拜访我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退休了，但对我不会忘记培养我对法制史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西南政法的几位老师。像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杨联华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杨联华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现在都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但是他依然关怀着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林向荣老师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严谨，甚至有点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到他家里拜访，坐下以后，师徒二人相对无言。（笑声）老师非常严谨，不苟言笑，对学生有时候也特别严厉。学生也不知道拿什么话给老师，让老师的脸能够笑起来。但是两个人愿意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笑声）。林老师当年教书也是一位教学非常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这种讲课的那种风格非常有魅力。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饭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饭碗，像放大的搪瓷杯子，上课时都随身带着，到了中午，比方说十二点下课，然后当大家肚子饿啊，绝大多数老师都会在十一点四十左右的时候受到敲碗的待遇。（笑声）但是林向荣老师从来没有同学去敲过碗，反而是，当林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同学都问，“哎，怎么就到十二点了？不对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样的讲课，这样的老师的教学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后来这些老师到退休了，老了有时候以后到北京去，像林向荣每次到北京去，总要跟他的老学生们见见面，我发现老头子变得非常地慈祥（笑声）。师徒二人现在变得话多得不得了，不像以前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会保持永久啊，保持一辈子啊！甚至有时候会传代，我的孩子都会知道，林爷爷是爸爸的老师。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图书馆的那位肖廷秀老师，你想想看要记住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喜欢读黑格尔的，那个人喜欢读大仲马的，那个人又喜欢读先秦诸子的，她居然能够记得住——也许是她用了一个本子悄悄地记下来，反正你一去图书馆，她总是会知道你的读书兴趣。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记得这位肖老师，记得培养了他们的读书兴趣的肖老师。 　　 前一段时间，王人博老师调到北京去了，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实际上同学们有时候可能比较着急，现在我们学校里边人才流失比较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外面也感觉有点着急。（掌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要体谅你们有一些走了的老师，说老实话，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一个机构，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需要有一种流动性。我们老话讲“人挪活，树挪死”，那么人要挪动挪动。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往外挪不往里挪，只有老师往外走，没有同样优秀的、或者更优秀的教师往里进。所以我想呢，龙宗智校长也好，张国林书记也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非常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校友他们总是要感叹这个事实，甚至个别的时候表现出校友的一丝愤怒。这个学校是怎么管的？或者是这些优秀的教师都被伤心了，他们才走的。但是实际上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患者。我走的学校也比较多，一会儿这个学校，一会儿那个学校，所以我能够理解。   上面我们就非常简短地——哟，说简短也不简短了，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精神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是用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到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学校里边生活过的人，将来你就会一辈子会被这个学校打上一个烙印。你会，像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人，你是哪儿出生的，你是不是属于校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本科在哪儿读。你的本科在哈佛读，你是哈佛校友。一个人只在哈佛读过了法学院，那么通常除了校长认为你很有钱，找你来给母校捐献的时候你是校友之外，其他的时候一般不被认为是校友。那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因为在这里读了四年本科，而身上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烙印，那就是：你是西南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西南的，我们是西南出身的人。”我们每当谈起自己的母校，想起自己的母校，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在涌动，所以我跟我们法学院安排课程的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外头办一点课程班——“有两个地方的课程你要安排的时候不需要跟我商量，直接安排就行了。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重庆。”（长久掌声）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哇……”地一声，这样的感叹实际上表示着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比较老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座的本科生同学都没有出生，大家都是 80 年代的产物（笑声）。说老实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地快，我自己跟大家讲西南的精神的时候，自己当年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一转眼，已经到 20 年以上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人生是非常快的，人生要做事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现在教育的过程越来越长，一个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例如，张老师也在北大，是我们那儿很优秀的博士生，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了。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时间就相对缩短了。作为一个老校友，我此刻想表达对在座的各位本科同学的一种朴素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们到了将来，像我一样的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候，也能够像我今天一样地那么自豪地讲起我的母校，也能够像我的许多同学，你们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学校期间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基础给夯实，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法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毕业以后能够真正地向世人说，你是一个为西南政法增光添彩的人。最后我要说，实际上一个学校的精神不仅仅是要靠在校的老师来缔造，同样重要的是在校的学生。在校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边一个重要的成员，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同样，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实际上是学生管理的大学。在北大，我们也特别多地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之中。比方说，我们每年度都要由学生来自主地投票，去评选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我刚才给大家讲过，我们的几位校友，每个人都当选过这个十佳教师。另外，全北大的学生还要投票评出来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学生投票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的投票显示了一种人心的向背，显示了学生对那些认真教学、非常勤勉地治学的老师的敬意。他们能够让这个学校的管理者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谁是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自学生的压力永远是一个教师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所以，虽然西南政法的人员在不断流动，学子们一代一代的不断地进入这个学校，又离开这个学校，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一方面将我们的西南精神继承下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另一方面，更利用你们短暂而宝贵的大学四年的时间，为这个大学留下更丰富的精神烙印和学术成绩！ 　　 谢谢大家！（长久而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