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下）

贺卫方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它比较偏，它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的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是像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起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是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是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的很多，但理解的很少的一个人。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13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有些在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互相讨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的人，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的感觉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去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把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地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它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是正确的，是勿庸置疑的，教科书不会出错的吧！我问我的孩子对教材的看法，他现在正在读初三，他就觉得教科书怎么会可能错呢？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经常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讲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它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有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地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机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叫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又像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点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交响音乐，我们要非常多地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如何东西比持之以恒地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学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八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我们沙坪坝校区作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发表的（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地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一定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你们知道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我去年的12月份吧，好像是1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广东那边的校友特别多，然后咱们学校也不失时机地利用我们这样的无形资产，在广东那儿办一些法律硕士课程班啊，有一个课程班也叫我去讲过一次。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广东，居然有3000到4000以上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50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准备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三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像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我们看看整天电视，大家看电视、看报纸，你看我们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而且现在都是数字化的口号，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也不给你来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含义，它在逻辑上跟从前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关联？搞得我们都糊里糊涂，但糊涂归糊涂，口号还是要跟着喊，甚至屠宰场都跟着喊：“以‘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哄堂大笑，掌声）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能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那个口号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

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形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命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committee 和commission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太不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师生情谊

我要说的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她的非常和谐、美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个学校啊，也许是地处重庆、受本地民风影响的缘故，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简直是没比的了，没有哪个学校能这样。我刚刚从这儿毕业到北京去啊，我就有点不习惯。我觉得人情关系太冷漠了。大家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啊，也许是太大，也许是跟官场文化有关系，当官的人太多了，官员们之间最不容易交心，你要随便交心的话，你这个官就很危险。所以就习惯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状态，这就多少对整个北京的民情有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西南政法大学，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爱情，不对，这里不是爱情，而是这样一种深深的爱意之中。当然我们那三届同学有一点点特殊，同学们，当你们遇到你们的老师老是说西南78级如何如何，你们不要心里边不要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校友，下边的校友确实觉得西南的老师一说就是78级，你看人家78级如何如何，心里难免有点儿不舒服。因为78级对于咱们的老师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法律教育，他们被下放到劳改农场，下放到祖国的最偏僻的地方，去劳动、去改造，结果突然复办了以后，他们从那些个角落里边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刚刚开始要教书了，就遇到了我们这一批人，见到我们他们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的，简直是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美的一种感觉。其实，当年我们也没少惹他们生气，经常是在课堂上跟老师较较劲啊，跟老师讨论，以不太那么尊重的态度跟老师讨论，但是，就像父母不会当真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一样，老师们一点也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重庆的夏天非常热，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师用自己的钱下去买了一箱一箱的冰棍，然后又会家里边拿来许多杯子和碗，在每一个同学旁边放了一支冰棍（掌声）。哎呀！在那一刻，真的，每一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仿佛没有离开自己的家，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当时因为家离得太远，所以我们都是暑假回家，寒假就放二十一天假，没办法回家，就在这儿呆着过年。但是过年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一会儿跑过来一个老师到宿舍里边，“贺卫方，你初二到我家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老师又来了，说是“你初三到我家吧！”第二天，又一个老师来了“你初四到哪儿去啊，到我家吧！”然后我说“哎哟，真是对不起了，刘老师，我已经有安排了。”（笑声、掌声）那样的一种师生情意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现在我每次回来我都去拜访我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退休了，但对我不会忘记培养我对法制史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西南政法的几位老师。像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杨联华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杨联华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现在都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但是他依然关怀着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林向荣老师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严谨，甚至有点严厉的老师。有一次到他家里拜访，坐下以后，师徒二人相对无言。（笑声）老师非常严谨，不苟言笑，对学生有时候也特别严厉。学生也不知道拿什么话给老师，让老师的脸能够笑起来。但是两个人愿意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笑声）。林老师当年教书也是一位教学非常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这种讲课的那种风格非常有魅力。我们当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饭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饭碗，像放大的搪瓷杯子，上课时都随身带着，到了中午，比方说十二点下课，然后当大家肚子饿啊，不少老师都会在十一点四十左右的时候受到敲碗的待遇。（笑声）但是林向荣老师从来没有同学去敲过碗，反而是，当林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同学都问，“哎，怎么就到十二点了？不对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样的讲课，这样的老师的教学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后来这些老师到退休了，有时候到北京去，像林向荣每次到北京去，总要跟他的老学生们见见面。我发现老头子变得非常地慈祥（笑声）。师徒二人现在变得话多得不得了，不像以前那种相对无言的状态。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会保持永久啊，保持一辈子啊！甚至有时候会传代，我的孩子都会知道，林爷爷是爸爸的老师。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图书馆的那位肖廷秀老师，你想想看要记住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喜欢读黑格尔的，那个人喜欢读大仲马的，那个人又喜欢读先秦诸子的，她居然能够记得住——也许是她用了一个本子悄悄地记下来，反正你一去图书馆，她总是会知道你的读书兴趣。许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记得这位肖老师，记得培养了他们的读书兴趣的肖老师。

前一段时间，王人博老师调到北京去了，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实际上同学们有时候可能比较着急，现在我们学校里边人才流失比较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外面也感觉有点着急。（掌声）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也要体谅你们有一些走了的老师，说老实话，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边，一个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一个机构，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需要有一种流动性。我们老话讲“人挪活，树挪死”，那么人要挪动挪动。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往外挪不往里挪，只有老师往外走，没有同样优秀的、或者更优秀的教师往里进。所以我想呢，龙宗智校长也好，张国林书记也好，我想他们现在都非常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的校友他们总是要感叹这个事实，甚至个别的时候表现出校友的一丝愤怒。这个学校是怎么管的？或者是这些优秀的教师都被伤心了，他们才走的。但是实际上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多动症”的一个患者。我走的学校也比较多，一会儿这个学校，一会儿那个学校，所以我能够理解。

上面我们就非常简短地——哟，说简短也不简短了，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讲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精神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是用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到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学校里边生活过的人，将来你就会一辈子会被这个学校打上一个烙印。你会，像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人，你是哪儿出身的，你是不是属于校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本科在哪儿读。你的本科在哈佛读，你是哈佛校友。一个人只在哈佛读过了法学院，那么通常除了校长认为你很有钱，找你来给母校捐献的时候你是校友之外，其他的时候一般不被认为是校友。那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因为在这里读了四年本科，而身上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烙印，那就是：你是西南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西南的，我们是西南出身的人。”我们每当谈起自己的母校，想起自己的母校，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在涌动，所以我跟我们法学院安排课程的老师说——我们有时候在外头办一点课程班——“有两个地方的课程你要安排的时候不需要跟我商量，直接安排就行了。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重庆。”（长久掌声）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哇……”地一声，这样的感叹实际上表示着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比较老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座的本科生同学都没有出生，大家都是80年代的产物（笑声）。说老实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地快，我自己跟大家讲西南的精神的时候，自己当年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一转眼，已经到20年以上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人生是非常快的，人生要做事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现在教育的过程越来越长，一个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例如，张老师也在北大，是我们那儿很优秀的博士生，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了。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实际上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时间就相对缩短了。作为一个老校友，我此刻想表达对在座的各位本科同学的一种朴素的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们到了将来，像我一样的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候，也能够像我今天一样地那么自豪地讲起我的母校，也能够像我的许多同学，你们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学校期间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基础给夯实，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法学基础和人文基础，毕业以后能够真正地向世人说，你是一个为西南政法增光添彩的人。最后我要说，实际上一个学校的精神不仅仅是要靠在校的老师来缔造，同样重要的是在校的学生。在校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边一个重要的成员，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同样，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实际上是学生管理的大学。在北大，我们也特别多地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之中。比方说，我们每年度都要由学生来自主地投票，去评选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我们的几位校友，每个人都当选过这个十佳教师。另外，全北大的学生还要投票评出来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学生投票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的投票显示了一种人心的向背，显示了学生对那些认真教学、非常勤勉地治学的老师的敬意。他们能够让这个学校的管理者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谁是不那么优秀的人。来自学生的压力永远是一个教师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所以，虽然西南政法的人员在不断流动，学子们一代一代的不断地进入这个学校，又离开这个学校，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一方面将我们的西南精神继承下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另一方面，更利用你们短暂而宝贵的大学四年的时间，为这个大学留下更丰富的精神烙印和学术成绩！

谢谢大家！（长久而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