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35期、总第036期发表王力雄两篇文章： 、 。年轻的流亡藏人Ogyen Kyab将这两篇文章译成英文，发在他的脸书上。在此转载。 Last-words analysis – Why Tibetans Self-immolate? Written by Wang Lixiong Translated by Ogyen Kyab Now, the question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involves multiple issues that nobody knows how to handle. Firstly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the self-immolations – 97 cases in Tibet (excluding 5 outside Tibet) so far (till December 11, 2012), out of which 1 in 2009; 12 in 2011 and 84 in 2012, 28 Tibetans self-immolated in November alone. Calls to stop self-immolations have not worked, nobody knows what to do. Secondly it is a dilemma – so many people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so negating the self-immolations would be unfair to the self-immolators and hurt their families; on the other hand, reporting, praising, holding prayer ceremonies, paying condolences and donations etc would be seen as encouraging more to self-immolate. Thirdly the government criminalizes the self-immolations which have been caused by its own repression, and keeps repressing and even intensifing it

CCTV在今年5月7日半夜播出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又于12月23日晚9点半播出专题片《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这两部关于藏人自焚的中国官方说辞的宣传片，破绽百出，谎话难圆。  我不想看CCTV的谎话连篇，但要分析和研究党国是如何开动宣传机器，用其宣传攻势去扭曲藏人自焚真相，就只得看下去，而且不止一遍。另一个看的原因，是片子中披露了自焚藏人的照片和自焚时被摄像头拍到的场景——虽然极少，但非常珍贵，令人心碎的珍贵。其中一个场景是，三个藏人在偏僻的乡村道路上，在乡政府前，点燃了自己。当局的监控摄像头远远地拍下了三簇燃烧的、倏忽即灭的火苗。  那是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各莫乡，年轻的僧人多吉、桑珠（CCTV说是索朗降木措）、多吉嘉（CCTV说是尼麦若巴）一起自焚，多吉当场牺牲，桑珠和多吉嘉受重伤，被军警带走，虽然在CCTV的片子中出现过疗伤镜头，但事实上迄今未获自由，无人知晓目前状况。  不自焚，能怎么做？ 王力雄 对自焚藏人遗言的统计分析显示，“把自焚当做一种行动”占最大比重；自焚在中共十八大期间达到最高峰的事实，也说明自焚者是期望以他们的行动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中看到，对藏人来讲，自焚本身不是目的，自焚的发生，与要行动的藏人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有关。如果有了能让每个普通藏人都可以参与的行动方式，随着步步向前得到成果，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自焚。 改变民族政策、实行中间道路、争取西藏独立……这类宏大目标，皆非普通民众能够日常参与，而广泛的民众运动必须有大规模的社会协调网络，专制国家却绝对不允许建立这种网络。若没有与宏观目标同等规模的宏观协调，民众自发分散的行动只能被专制权力分头瓦解消灭。因此，缺乏这种协调的民众要么被动地等待精英包办，要么就是将“行动激烈化”——如自焚——才能让个体行动脱颖而出。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长年未获得进展，使得藏人拥护西藏独立的意识大幅增加——既然妥协不成，就战斗相向，至少还有尊严。 世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愿意独立，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 中间道路，障碍只是专制政府；而对西藏独立，障碍则会扩大到十数亿汉人。专制政府的障碍可以随中国民主化消除，十多亿汉人的障碍却会因为多数裁定机制在民主化后更强。所以，我个人虽不否认民族独立的权利，但是从避免牺牲的角度出发，我不把独立视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合适选择。 口号 换不来独立，以藏汉力量相差之悬殊，即使付出重大牺牲，可能仍然实现不了独立。 不自由毋宁死值得尊重，不死而能自由应该更好——而这正是达赖喇嘛的选择。 争取西藏独立路途遥远，争取藏人自由却可以从身边开始。 达赖喇嘛提出的目标是实现 西藏的真正自治，作为大目标看似渺茫，但是把这个大目标分解为诸多小目标——如从每个村庄的自治开始，就不再是遥不可及。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 村庄自治 是合法的。虽然专制政权并不执行法律，然而把村庄自治作为目标， 所需的协调网络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网络相重叠，无需另建，也无法被专制权力封堵，每个村民都能参与，也都可以付诸行动。当全体村民借助村庄内部的协调网络达成共识、共同行动、并且制度化时，村庄自治也就实现。 只要小目标是从大目标分解而成的，分头实现小目标即等于在实现大目标。实现小目标的过程人人能参与，也能随时看到努力带来的 成果， 每个小目标的实现是向大目标迈近一点点，众多实现了的小目标集合在一起，就是迈向大目标的大步伐。 达赖喇嘛确定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一开始就要整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唯有取决于中国政府同意。而达赖喇嘛多年为此做的努力，都证明了那是幻想。但是村庄自治所依赖的协调网络是自然形成的，当局无法控制和切断，决定了村庄的自治无需当局同意，只要村民自己坚持就可以实现。 权力归根结底是一个被同意的问题。村庄权力的归属取决于村民同意什么。如果村民坚持不同意当局的权力，不服从当局派遣或指定的人，只同意自己的自治，只服从自己选举的领导者，村庄权力最终就是在村民自己手中。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没有坎坷。当局会镇压可想而知，在起步阶段会尤其会充满艰难险阻。但是村民自治符合中国法律，合法性是在村民一边，镇压则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局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手段是把当选领导者——村长和村委会成员——抓起来。然而那缺乏法律依据，抓了又该如何定罪？又能定多大的罪？因此相对来说，争取村庄自治面对的风险是比较小的，有基本的勇气就应该可以承受。而抓走了领导者，村庄的协调网络可以使村民马上选举出新的领导者，保证自治不夭折。当局再抓，村民再选——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填满监狱”之践行。这种博弈的结果，端看哪一方会先挺不住。而除非当局有足够的监狱，最后把整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全都关押起来，否则只要村民不放弃，就能一直坚持自治。 如果是很多个村庄同时这样做，先挺不住的一定是当局。得有多少个监狱才够关押那么多村民？得有多厚的脸皮才能承受由此形成的世界奇闻？这种时候，只要村庄自治有理有节地坚持，不放弃，不后退，最终当局就可能不得不让步，像他们曾在广东乌坎村做过的那样。 的确，勇气是一个关键。 那些危险——汉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会被扣上“分裂”罪名等……都切切实实地存在。 问题在于，那是因此就不做任何努力的理由吗？除非什么都不做，否则总会有镇压。即使是自焚，不也被当局定为有罪，开始了抓人和判刑吗？不过，话说回来，藏人也有胜于汉人的优势，正是在于藏人有更大的勇气——连自焚都不怕，难道还怕村民自治所面对的镇压吗？ 目前，流亡西藏为境内藏人所做的 发声援、开祈福会、搞活动等，都是 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没有那些，对境内藏人不构成整体影响。境内藏人最需要的，是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是经过仔细推演和实验的成熟方法，是组织和培训从事推广的志愿者团队。专制压迫使得境内藏人没有相应空间与平台，无法完成这些准备，而 流亡西藏有组织，有基地，有资源，有自由，有知识，有社团和媒体、还有国际支持 …… 达赖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础，正该在此时用在刀口上。而 这，也正是对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有效的起步和落实。 以往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忌讳参与境内西藏的活动，生怕被指责为操纵境内藏人与中国政府敌对。而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却可以摆脱这种纠结，因为无论对村庄自治做什么——研究方案，进行实验，培训人员，向西藏境内推广——都是在帮助中国落实自己的法律，是与中国政府和藏区当局的配合而非敌对。 当然，别指望中国政府对此感激，但至少会让它抓不住把柄，同时却能获得中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他们也在争取同样的自治。 从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入手，另一个好处就在这里——因为被分解的小目标无需直接针对宏大的民族议题，每个村庄的自治只是针对本地具体问题，从而就可以绕开最易被操纵也最易形成对立的民族主义分歧。对乡村自治的共同追求与对权益的共同维护，会使藏族民众与汉族民众联合起来，汇集成融为一体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藏人由此能够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使汉人民众由此参与到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中。这既会有助于藏地实现乡村自治，扩大藏人的自由， 也会为中国民主转型后解决西藏问题，铺垫相互理解和彼此的感情。 真正的自治正是应该从基层开始。如果藏地多数村庄都实现了真正的自治，从 村庄自治到地方自治再到民族区域自治，只是规模不同的组合与层次提升——一个乡镇的多数村庄实现自治，当选村长们组成乡镇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乡镇长，实现乡镇自治；一个县的多数乡镇实现了自治，再由当选乡镇长们组成县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县长，实现县的自治……直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这种进程的整体完成当然少不了历史时机，也取决于全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村庄自治正是这个进程的起点与基础，而且是眼下就可以开始进行的。 2012-12-17 【此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36期。】

2012年在藏人历史上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一年，有80多人自焚。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最近发表题为”藏人因何自焚”的文章，对藏人自焚的原因及影响作出分析。德国之声专访王力雄。 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今年是藏人自焚人数最多的一年，2009年出现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2011年有11人自焚，2012年迄今已有84人自焚，您认为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的藏人选择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呢？ 王力雄：我想这是一个过程，现在形成了一个运动。一开始还是个别的人，但后来变成了有类似运动的性质。运动在初始阶段过去后就会有一个高潮。我觉得今年正好是在十八大期间形成了自焚运动的高潮。 德国之声：那么为什么选择十八大呢，这对藏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力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通过自己这样的行为达到促进西藏问题解决的愿望。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十八大期间。因为十八大正好是中国新领导人更换的时间。他们通过这种行动来表达对新领导人的希望，当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如果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那么他们人微言轻，声音也传达不出来。所以希望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原来把希望寄托在要么是高层之间的接触，要么是中国政府的自我改变和让步。但这些呢，他们在这么多年的等待中都失望了。这种失望导致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这件事情向前。但他们又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方法能够投身到对这件事的推动当中去，因此用这样一种自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先是在拉萨等地派出背着灭火器的警员巡逻，现在有出台了对协助自焚者进行刑事处罚的条例，也就是以堵，以压制的方式来对待藏人自焚行为，您认为藏人表达诉求是否变得更为艰难了？ 王力雄：是的。这样一种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这点其实我们对专制政权比较了解的人事先都是能看到的。但我想，这些藏人他们是怀着一种愿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意味着他们在没有其他方式之下采取的孤注一掷。但我个人感觉，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方式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流亡藏人2012年8月在柏林总理府前举行悼念自焚藏人的活动 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 德国之声：如果您有机会，您希望对藏人说点什么呢？当然我们也得区别境外的藏人和流亡藏人，比如流亡政府？您认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王力雄：就像我在文章里说的那样，我希望流亡政府不是跟在境内藏人的行动之后去做一些纪念、祈祷、颂扬这样的事情，这只是锦上添花。但我觉得整个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这种领导力能够出现的话，能够给藏人指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争取，去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把自治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 德国之声：您认为境内藏人有没有以更和平的方式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的途径呢？ 王力雄：我觉得如果用中国法律给与肯定和保护的实行自治的方式表达诉求，推动实质性的西藏自由和自治的进展，应该是一个起点和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整体的西藏高度自治是达赖喇嘛提出的诉求和愿望，但（现在离）整体的自治距离还相当遥远，不是一时能够做到，普通百姓也很难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但是，如果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的目标，也就是把西藏的自治从每个小的村庄的自治开始，那么这些村民，普通百姓就可以在本村、本地推动周围的、自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真正出力去推动的自治上来，那我觉得，这就有更扎实的基础。而且是更有效的成果。 西藏的自治应从每个小村庄的自治开始 反省民族政策迫在眉睫 德国之声：那么就保护藏文化、保护藏族的语言，宗教习俗来说，中国政府还必须做些什么，或者有哪些错误必须得到纠正？ 王力雄：我觉得从根本来讲，中国政府必须反省这些年的民族政策。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整个藏地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激烈的抗议和反抗，以至于到了自焚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时你又看到，新疆维吾尔人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冲突，去年内蒙古-原来最平静的-也出现了群体抗议，中国三个地域最广大的民族区域都出现问题，而且愈演愈烈，那么如果民族政策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一定是民族政策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反省民族政策到底是那些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应该怎么样调整，怎么样改进。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镇压那是无济于事的。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过，许多汉人去西藏旅游并不是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和人民，而是纯粹为了追求一种旅游时尚，赶时髦。现在发生这么多藏人自焚事件后，内地内地的民众是否对此有所耳闻，有所反思？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对此展开讨论或者进行反思？ 王力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实际上并不清楚。因为中国的新闻管制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其他方面的新闻，包括汉人在内地因为反抗拆迁自焚都还有空间传播，被人知道，讨论，但西藏的问题是控制得特别严，甚至有一种恐怖的气氛。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内地的汉人来讲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么我身别有一些比较关注这些情况，并且有一些手段获得信息的汉人朋友和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事也还是比较关注的，并且也是经常进行讨论，带有很强的同情，但现在大多数人也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该怎么评价的状态。 防止民族矛盾演化为种族矛盾 哀悼自焚的同胞 德国之声：我们也知道有维权律师到藏区去探访了自焚者的家庭，他在探访中感到-他也是汉人-受到藏人的怀疑和敌意。您认为从民众当中来看，民族矛盾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王力雄：民族矛盾开始向种族矛盾，种族的对立在演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个问题从2008年西藏抗议以后就开始了。因为当时的政府用的宣传方式就是大力渲染藏人对汉人施行的暴力。而且通过最大众的传播方式电视进行反复播放。那一次使得汉人对藏人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增加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藏人也遭受了很多不该有的（待遇）。包括一些藏人精英，甚至藏人的政府官员、军警，只要是藏人，在中国内地旅行、住宿或机场检查上遭受到有别于汉人的对待，这样就使得藏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那么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了种族对立的倾向。包括你说的这个汉人律师到藏地去看望自焚者的家属，本来他是充满同情，他的举动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举动，但是当地的藏人会认为所有的汉人都不是好人，才会对他有这种敌对的态度。 德国之声：现在去藏区的管制非常严，对藏人来说，到拉萨去甚至还要许可证，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多？ 王力雄：对。今年8月我也去了拉萨。我们一共两辆车，8个人。那么汉人都没有问题，只是拿出身份证看一下，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妻子唯色是藏人，跟我同车。虽然她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她也必须要求出具藏人的进藏证明。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象。汉人可以大批的，成群结队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骑自行车、徒步、开汽车、坐火车、坐飞机都可以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地进藏，但是藏人却被挡在外面。以往我们在进藏的路上看到最多的都是去朝佛的藏人，一路磕头长头，这样的景象现在基本见不到了。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成千上万的旅游者。 希望寄托在新领导人身上？ 德国之声：你刚才也提到许多自焚者选择11月份采取自焚行动实际上表达出对新的领导层还是寄予了希望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您认为这种希望是不是不会破灭呢？ 王力雄：现在看不到任何不改变。而且还有继续变坏的现象，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趋势。我希望这只是一种惯性。新的领导人上来后，如果他真正去思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民族地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清醒的，理性的，对中国的未来负责人的话，应该来好好反省一下过去的西藏政策、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改进，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一直对藏人的命运还是比较关注的，现在在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后，除了人权组织进行呼吁外，我们看不到各国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王力雄：我觉得这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也不能要求国际社会还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它不能为此制裁中国。也不可能去联合国进行干涉，这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下都是无法指望的。更何况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崛起的大国。欧美现在都处于自身危机中，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这些自焚的藏人，我从对自焚遗言的分析中也看到，对国际社会能起多大作用，他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主要应靠藏人自己，当然我们作为和藏人在一块儿生活的汉人也应该去帮助他们。 德国之声：藏人自身是不是很团结的呢？还是他们太分散，无法发出一个整体的声音来？ 王力雄：境内的藏人没有组织化，没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但他们的意愿，精神层面的追求是相当一致的。最主要的是对达赖喇嘛是有高度的认同。达赖喇嘛对藏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领袖。 德国之声：您认为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让他重返西藏？ 王力雄：一个是看中国政府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有改变。另一个就是达赖喇嘛自身。他虽然有很强的愿望回到西藏，但我想他不会为了回到西藏而回到西藏，他肯定需要伴随着西藏问题真正的，实质性的解决。这些方面是否有实质性进展，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来预期。我们只能希望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采访记者：乐然 责编：苗子 相关音频视频 藏人自焚运动十八大形成高潮，自治应从村做起（音频) 日期  25.12.2012  【转自 德国之声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