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唯色 |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5:“替身”

王力雄在他的网站“族群对话与新媒体”连载现已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转世》。《转世》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祸》的姊妹篇。正如他在推特上( @wlixiong)所说:将在修改过程中同步连载,第一阶段是在 http://wanglixiong.com(墙外)上连载。 《转世》连载5:“替身” 葬礼散场时发生了堵车。本该献完花篮后上车就走的官员们在出口处聚成了堆,等着自己的车过来。王锋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官僚们别的本事不够,干这事却应该是看家本领。葬礼之前每个来宾的车都被要求停在指定位置,就是为了散场时能够按官位高低和出场顺序,接人的车如流水线般准确与流畅。但是军委白副主席的司机骄横惯了,跟一位副总理的司机各不相让,两车抢道时相互剐蹭。白副主席的车干脆横到前面别住副总理的车,两个司机跳出车外争吵。而堵在后面的车也都不是善茬,每个司机都不想让自己主人多等,这场面正是表现机会,个个抢着往前钻,甚至开上人行道,最终互相卡在一起,又引起新的争执。这种场合的每个司机都是警察不敢得罪的,只能小心翼翼赔笑脸,否则遇到像白副主席那样的大官,不但不责备自己的司机,反而骂别人的娘,弄不好可能会砸了饭碗。 王锋从来看不惯行伍出身的白副主席,倒不是因为他没受过多少教育,而是他身上那股军阀习气与现代军队格格不入。只要是自己身边人,不管对错先要护着,看着是爱兵,也被士兵们传颂和感激,其实不过是打狗欺主的心理,护的是他自己的威风。这种军阀照理说只应该出在民国初年的故事中,但也许中国的土壤就有这种基因,即使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仍然会长出一模一样的怪物,让人感慨时光倒流。白副主席在《黄祸》中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老奸巨猾,在王锋发动的南北战争中假装中立,目的是渔翁得利,一度成为王锋最头痛的对手。此刻他却是王锋的上级,虽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但因为由中共总书记兼任的军委主席对日常工作难得过问,实际上他是中国军队的日常掌管者。官至这种地位,仍然如此粗鲁,在王锋看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军队的耻辱。随着政权越来越依赖军队,高层争相讨好,每届都比前届给军队更多好处,宠着惯着,军队便越发骄横跋扈。王锋虽然是军人,却不喜欢这种状态。军队的力量应该是内在的,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而不是汽车抢着走在前面,也不是欺负地方的司机和警察。 在《黄祸》中,王锋是毁灭了世界的人物。他策划暗杀了意图打六四牌的中共总书记,夺取了党政大权,兴兵讨伐不服从的南方,发射核弹摧毁台北,最后为了报复美俄,施计引发两国爆发核大战,导致人类社会解体。不过在此刻,王锋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重要。他半年前刚从中将晋升上将,从总装备部副部长调任副总参谋长。他一米九的身高在官员中如鹤立鸡群。合身军服熨烫笔挺,两鬓虽然斑白,头发仍然茂密,不像其他官员把头发当成显示年轻的资本,而是留着士兵寸头(十五岁当兵起一直是这种发型)。相比多数有着面团般圆润面孔和腆肚子的官员,他的脸相和身材轮廓清晰,显得刚硬挺拔,看上去只像五十出头,实际已是六十二岁,离高层将领的退休年限只剩三年。 到了这种年龄,三年几乎不再算得上时间,只是瞬间。从不言老的王锋这两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刻意表现年轻,在公开场合总是戴上眼镜,有人询问便痛快地回答人老了眼神不济。此时他知道自己的车一时半会儿过不来,便站到一棵不太高的柏树后。绿色的针叶被肮脏冬日蒙上一层灰白,但可以遮挡别人视线,方便眼镜调暗。没人知道他的眼镜是个显示屏,不像谷歌眼镜在镜框挂上微型显示器,而是直接在镜片上显示,更像普通眼镜,不易被人发现,缺点却是需要把镜片调暗才能显示图像。在葬礼上调暗镜片,会被看成墨镜,不合礼仪,所以前面他只通过眼镜架上的耳机听语音。这种葬礼人到现场就够了,不需要脑子也在现场。 操作界面在调暗的镜片上显现出来,手就可以在口袋里用球鼠标操作八一本了。这眼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八一本的无线屏幕。设计时他就要求不得追求酷,宁肯让人感觉老式和笨拙,像真的眼镜。他一辈子都在想法挽救自己在无聊官场的活动中不得不付出的时间。早年级别低时可以躲在后排看书;摄像机没普及时地位高了也可以不那么在意。后来任何场合都得面对一堆影像器材,图像被发送到各种媒体,搞不好就会导致上级不满或舆论谴责,于是只能干坐着装正经。那痛苦使他日益迫切地寻求解决,开发八一本时便要求一定搞出眼镜屏幕,让他可以在任何场合,即使是被电视摄像机的特写镜头对准,也没人知道他目不转睛所看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对于现代军队,如果说士兵的标志仍然是枪,将军的标志则应该换成电脑了。王锋无论在哪,八一本都带在身上,他开玩笑那是长在他身上的一个器官。八一本是中国军队独立开发的平板电脑,操作系统也是自己的,与全球流行的其他操作系统完全不容。现代军事越来越依赖电脑和网络,成为核心战力,中国军队曾经长期依赖国外电脑系统,其中的安全威胁早就在军内反复提出,却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王锋上任总装备部副部长后,有了施展的权力,才搞出自己的电脑和网络系统,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后顾之忧。八一本先是在军内配备推广,形成联网,随后再扩展到党政系统,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部门各级核心人员的标准配备,稳居中国政府采购的电脑类榜首。 在开发期间,王锋要求八一本突出军用特点,表面粗糙,外形阳刚,防水防震,能经受战场环境。高层军官使用的型号与一般的平板电脑外形相似,只是附加了功能强大的基座,延长数倍续航时间的电池,装在专配的军用皮质电脑包,比普通平板电脑显得笨重,不过那正是王锋要求的风格——军人的电脑总得跟地铁车厢中打游戏、看小说的爱拍一类有区别吧。恰恰是这样的设计反倒成了流行的酷,被电脑迷追逐,成为黑市加价到翻倍的紧俏商品。 不过王锋自己喜欢的还是给中下层军官设计的小型八一本,那是军队专用,按编制配发,不许作为商品上市的。每台有专门编号,可以定位追踪。写意的手枪轮廓外形是王锋的初始创意,“枪柄”可向两侧分开,里面是显示屏和触摸屏,外侧则是分体式键盘。“枪口”有一个能拉出调整角度的投影头,利用荧幕或白墙或床单甚至白纸上投射出不同尺寸的界面。配上专用的皮外壳和背带,看上去如佩戴手枪,符合军人的传统形象。 出门时王锋一般都带这种小型八一本。用背带挂在腋下,外面看不出。利用球鼠标和眼镜屏幕,即使是在总书记讲话的场合也可以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事,偶然装作心领神会点几下头。或是在需要时,利用眼镜做第一视角的记录。两个手指点击右边眼镜架是拍照,三个手指点击开始摄像,绝对不会被对方发现。白副主席骂娘的场面就被王锋拍了下来。 王锋一直没有同意这种眼镜正式成为产品,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多用一段。一旦成为产品,自己再用就会被看出。不过他已离开总装备部,再也压不住,听说已经在准备先发给基层军官。他们经常处于军事行动的过程,或是在战地环境,有眼镜屏幕就可以无需打开八一本,不受步伐震动或车船颠簸干扰,任何场合都能使用,效率显著提高。 如果把王锋开发八一本看成只是完成职责,或是为了以科技手段对付官场,那是小看他了。他在高级将领中最懂得科技,同时他又具备科技人才缺乏的政治头脑。开发八一本的背后有一个大布局,国家安全和军队需要的确是目的,显现在外,有目共睹,同时另一番布局不显山不露水,渗透其中,其长远和精妙即便是玩弄权谋达到炉火纯青的中国官场也无人觉察。一旦政治谋略与信息技术完美地结合,官员不懂信息技术,专家不懂政治谋略,就能在看似滴水不漏的权力结构中开拓一片新天地。 说起来,王锋算得上中国信息战部队之父。在他推动组建信息战部队时,中国军界高层甚至不清楚信息战的概念。说起来可笑,让那些军头理解信息战,是从跟他们自身有关的黑客行为开始的。王锋当时只是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前身)一个局长,为了让保守而欠缺现代知识的军头同意成立信息战部队,他不得不绕很大圈子,先组建一个黑客团队,让他们侵入公安和国安的监控系统,拿到军头们长年被监控的档案。 给军头们泛泛讲信息战是什么,他们会打呵欠,无动于衷,或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但是这次他们瞪大了眼睛。王锋发给每人一个密封袋,就是黑客拿到的材料。每人袋中只有自己的,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隐私,电话记录,情妇来往,行贿受贿,商谈阴谋,老婆花销,为儿女做的安排等都在其中(王锋留心剔除了最不堪的内容,以免军头由尴尬而对自己生恨)。军头们这次大大地被震动,随即同意王锋为他们做防范性检查。结果每人身边不是发现窃听装置,就是有定位器粘在车下。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军队大院,进入高级将领的住处要过几道岗,外人根本无法进入,但是王锋给白副主席(那时还是副总参谋长)指看高墙外边那个貌似水塔的建筑,仪器显示从那发出多条隐形射线,指在院内玻璃窗上。只要人在房间里说话,声波对玻璃的震动就会被射线传回监控仪器,还原成谈话。 现在的白副主席那时怒不可遏,因为他在王锋的仪器上看到了有射线指向他家,而且正是他卧室的窗子。他拍案而起,派了一个排的士兵开上武装吉普车,直接冲进那水塔。果然水塔顶部根本没水,是一个安放各种监控仪器的无人空间。士兵们拿走了仪器,把设施全部砸烂。但是王锋告诉军头们,砸掉一个监控点只是解气,监控者随时可以设置更多的点。今后的监控手段更多,越来越难逃脱,打电话、住旅馆、使用网络,银行往来,信用卡付账……都躲不开监控。新的监控方法将层出不穷。要真正反监控,靠发现一个砸一个是被动的,闹到中央政治局也不会有用,因为根子恰恰可能就在那里。只有建立专门机构,主动出击,把反监控当做日常工作。说白了就是要靠建立监控来反监控。这样做谁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外部敌人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监控,那会让军队在未来战争中不战自败,因此军队有理由让任何监控都不能得逞。 通过这切身一课,众军头迅速批准由王锋组建反监控机构,成为中国信息战部队前身。恰好那时信息技术主要被理解为以硬件为主,被王锋利用这种认识误区,把信息战部队的组建权争取到他所在的总装备部,在他的主管下。他正是在组建信息战部队的过程中,从内部培育出一个看不见的“替身”。 信息战部队是从建立黑客团队开始,真有了信息战部队,王锋却把黑客团队化为无形。黑客们被分散在信息战部队的不同部门,平时看和普通技术军人没有两样,各自做分内工作,现实中也互不知道对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被称为“替身”的专用网络系统(后面会看到王锋起这个名字的含义所在),而黑客团队也用同样的称呼。黑客们被“替身”精巧地组装成一部机器,相互合作,共享资源。这台机器由王锋控制。虽然他本人不是技术专家,但是有一个技术高手充当他的技术替身。后面故事有这位技术替身,他对王锋绝对忠诚,也被王锋绝对信任。可以说王锋建起“替身”,前提就在他有这位技术替身。只有技术替身知道每个成员是谁,人在哪里,如何沟通,也只有他能让所有成员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尽管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可单打独斗也就是普通黑客,一旦组合在一起,威力不止是叠加,甚至不止是乘积。 “替身”隐身在信息战部队内,编制上看不到,部队指挥官也不知晓。王锋手上有军队的无穷经费和对信息战部队的直接管控权,能在不见光的黑箱中喂养“替身”,使其不断长大,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替身”成员都得到特殊惠顾,按月收到比工资还高的奖金。每当提升军衔和或获得福利,当事人就会收到密信祝贺,被告知是惠顾源自“替身”。同时,成员被要求绝对保密,即使对自己的上级长官也不得透露有关“替身”的任何情况,这使成员愈发感到自身的不凡,刺激和满足黑客心态,越发对“替身”忠诚和凝聚。 不过保持“替身”无形,并非只靠成员的忠诚与保密,而是结构的保证。即使有成员说出去,也不会造成大问题,因为任何成员都不知道全盘,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要完成的任务在拼图全貌上处于哪个位置,发挥什么作用。某个局部的泄露,可以很快使其在信息战部队的保密黑幕中重新模糊。在黑幕重重处再加几重黑幕是很难分辨和追究的。整个“替身”团队没人知道最终的运转目的和工作结果,也没有人知道只有王锋和他的技术替身是唯一知道这一点的人。 “王总长!”王锋臂膀被人亲热地拍了一下。“又在自己躲清静呢?哈哈……”那是总装备部的付姓部长,专门来跟王锋打招呼。他对王锋的称呼省掉了“副”字,是官场流行的恭维方式。王锋也以打哈哈的方式叫他“付正部长”。付姓在官场总是吃亏,本是正部长,不用王锋这种叫法就会让人以为是副部长。 付正部长对王锋的热情,源自王锋给他让了位。不论是按资历、能力、对总装备部的业务熟悉,原本都应该是王锋接替去年退休的老部长。这在当时已经内定。老部长身体不适期间也是王锋主持实际工作。军内官场都知道总装备部部长是个肥差,其伸手可及的领域,包括军事装备的科研开发,国内军工产品的订货,国际市场的军火交易,哪个都有丰厚的油水,因此成为高级将领人人眼馋的职位,暗中运作企图上位的大有人在。包括这位付正部长,利用他是白副主席铁杆心腹,一直处心积虑想挤掉王锋。只是王锋的条件他人实在无法相比,除了自身优势,还有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N世亲自点了王锋上任部长,白副主席也只有同意。 然而,王锋却自己放弃了本已铁板钉钉的肥职,自愿调到总参去当副总参谋长。此举让人们大跌眼镜,几乎无人理解。这才有了付正部长的机会,也是他对王锋态度亲热的原因。虽然决定他上位的是白副主席,可王锋若是不让位,他也没机会。白副主席对王锋让位出乎意料,但是正合心意,马上接受,而且投桃报李,不但满足了王锋把信息战部队提升为独立军种、副大军区地位的要求,还提前举行了只为王锋一人授予上将军衔的典礼,改变了过去总是要凑几个人一块授衔的惯例。 总参谋部虽然比总装备部名头响,等级也高半级,但是没有总装备部与市场、开发、采购等千丝万缕的联系,油水何止差一点半点。军内官场认为王锋让位是瞄准着总参谋长的位置。官场只能找出这种解释,却明显不合理。现任总参谋长的年龄只比王锋大两岁,他退休时也不会有王锋的机会,王锋难道不明白这个吗?因此王锋也被一些人怀疑脑子进水,才走出如此不可理喻的一步。原本指望沾光围着王锋的官场寄生虫随即四散。王锋的仕途被他们画下了终止符。 王锋不会向无关者解释,他选择这步不是为别的,为的是信息战部队。随着信息战成为世界战略重点,已经完成信息化硬件建设的中国军队也认识到信息战是未来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战争手段。这时信息战部队继续归属总装备部从哪方面都再也说不过去。以往只是因为王锋,信息战部队阴差阳错地放在了总装备部,后来几次要把信息战部队划归总参,都被王锋以各种理由搁置。现在军委下决心理顺体制。即使王锋升任总装备部部长,也无法继续把信息战部队留下。在中央军委做出信息战部队划归总参的正式决定后,王锋提出了调到总参继续主管信息战部队的要求。 知道王锋为此放弃总装备部部长职位的人不多,即使知道了也不会理解。痴迷军事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么一把年龄了,没剩几年在位时间,还想搞出什么军事造诣?为何不图个实惠,好好给退休后的日子打打基础? 其实,信息战部队只是王锋放在台面上的理由,真正让他做出这种选择的是“替身”。而知道这一点的,只有王锋自己。 信息战部队是他创建,但不是他的。那是一个军种,列入军队正式体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迟早要归别人管,他当然可以离开。然而“替身”却是他的,属于他个人。没有他,“替身”就会失去遮蔽,无法摆平,不能获得资源,最终停摆、解体,多年的布局成徒劳。 跟部长的位置相比,他更看重“替身”。部长只是仕途最后一把椅子,上去坐三年又能怎么样?每天看似发号施令,还不是给他人做嫁衣,跟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替身”却是能让自己成为超人,甚至登上主宰之位的力量。二者相比,舍哪个不是明摆着?既然“替身”借壳于信息战部队,无法分离,想继续拥有“替身”就必须继续抓住信息战部队,放弃总装备部部长去总参谋部就是再清楚不过的逻辑。 王锋父亲是中共开国元帅,二十七岁当军长,授衔元帅也不过五十出头。那个年代的中共需要伟大人物,而从革命党变成统治集团,则不再需要智慧和才干。庸才照样治国,升迁靠拉帮结派和吹牛拍马,目标也只剩个人名利。王锋被视为太子党,但是他不认为自己借助过父亲的势力。父亲在中共掌权后即被削掉兵权,虚职赋闲,文革又加上一堆罪名,死于隔离审查的监室。虽然父亲一些老部下帮过王锋,但王锋不认为那超过他应得的,远远抵不上所失,只不过免了他要靠丑陋官吏的阿谀奉迎才能走上目前位置。 这个位置在外人看已够荣耀,但同样位置在中国有上百,混同在上百人中是不会让王锋感到满足的。在葬礼这种高官云集的场合,只能排在第三等级的他更感到置身于蝇营狗苟之辈的郁闷。上将又算什么?人生到此能算成功吗?只是曾被国家机器用过的一个零件。大大小小的国家兴兴灭灭,一茬茬统治机器腐朽成泥,如报废汽车堆放场的朽烂废车,再重要的零件也是同样的废铁,留不下半点记忆。 不沦为废铁,唯一可以期望的只有“替身”。在一般概念中,黑客等同破坏者,王锋却不这么看。黑客的本质是发现,至于结果是破坏还是建设,要看对发现的东西怎么利用,归根结底在于谁去发现,由谁掌握和利用。最初那次把黑客取的监控档案交给军头,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平时高高在上、似乎没有任何瑕疵的大人物,其实个个有见不得阳光的黑箱,照入一丝光线就像被击倒一样威风全无,诚惶诚恐——那不就是权力吗?没有比那更实在的力量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替身”一直在暗中,除了发现,从未真做过什么,但那是武器,完全由他个人使用,就像金庸小说里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平时可以装成伙夫,一出手就是完胜!绝技不用则已,一用惊天动地! 从为军头们反监控开始,王锋同步地建立了另一套监控系统,反过来监控党政系统要员,以及任何人(只要想)。军头们不再受国安、公安的监控,还可以得到监控对方的情报,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又落入了“替身”的监控。那种监控不再需要过去的窃听器、偷拍机等,通过黑客手段,无影无踪,其中最有效的便是八一本。凡是用了八一本的,就都在“替身”的监控下。 在八一本完成军内部署开始向地方推时,王锋搞了个活动,以军民互助和推广计算机安全为名,赠送给全国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每人一台。赠送新产品是商界常用的推广方式,官员也是商家的主要赠送目标。但如果只是赠送,大部分官员都会当做玩意儿给了儿子孙子或身边人,八一本却是为每人建立指纹识别,只有本人才能用;同时提供符合官员技术水平的全傻瓜界面,使用语音指令方式,专人教学,随叫随到,还可通过联网遥控帮助解决问题,使官员们最方便地掌握。在允诺终生保修,坏了包换之外,最诱人的优惠是此批八一本皆可享受无限期的全球免费通话和上网,这成了官员们接受八一本的最有效动力。而一旦用上了手,就再也离不开。当权者自己用了八一本,就会为了能与自己通用要求手下人也用。而公款购买对任何产品的推广都是最好的润滑剂和加速剂,因此尽管八一本的价格比一般平板电脑贵不少,却迅速在官场普及,成为时尚,人手一本。 一般人只看到营销的成功,王锋也让人按营销思路去理解。实际上他有深得多的部署。他先故意挑起一场争执。国产电脑系统都被要求给警方和安全机关留后门,让他们可以任意进入,八一本却明确拒绝这样做。理由是作为军队专用电脑,机密性乃一国之最,警方不但无权要求后门,而且照样会被当成严防对象。警察成分鱼龙混杂,贪腐成风,根本不能受到军队信任。其实拒绝也就罢了,警方拿军队没办法,争执本来可以在内部悄悄了结,却被有意透露出去,炒作得官场人人皆知。受到公开羞辱的警方灰头土脸,八一本却因此受到官场的异常欢迎。这年代人人都似是而非地听过“后门”之说,因此对电脑不敢放心。而在任何事都离不开电脑的时代,不敢放心使用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一旦知道八一本拒绝给警方留后门,这个有意释放的信息又让人们似是而非地相信八一本没有后门,因此可以彻底放心。不是吗?八一本由军队开发,系统跟外国不通,对内又不留后门,不但启动需要主人指纹,操作时也随时检验,一发现指纹不对便立刻关机,多保险啊!一旦放心,使用者就会把八一本当做放置一切的保险柜,肆无忌惮地用它通话,记下各种账户、密码、联络方式,用它做账,存放机密文件,也包括浏览黄色网页、储存性爱视频等。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傻,不给警方和安全机关后门,并不等于就不给别人留后门啊!不过有这种头脑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官员从来想不到这一点。 没错,后门在开发八一本之初就被设定了。知道那后门的只有“替身”,“替身”因此能够自由地出入每一台八一本。每个八一本都成为“替身”的一个触角,伸进每个用户的隐秘世界。在八一本被推广成中国党政军官员的标准配备之后,理论上所有官员在王锋眼下就都成了赤身裸体。不断增加的信息,各种惊人的发现,连王锋自己都对揭示出的秘密会达到那么庞大与深入感到惊讶。 之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替身”系统可以盯住每个八一本,“替身”团队却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信息毕竟得由人识别和判断,而卷进的人太多是无法不被外界觉察的,因此王锋一直控制“替身”团队的规模,这就和处理信息的需要产生了矛盾。数以百万的八一本每天产生海量信息,不处理就等于是垃圾。当年的东德政治警察把三分之一的国民发展成了线人,最后却因无力处理线人的报告导致瘫痪。现在每个八一本都堪比最佳线人,如果不能从中筛选出所需信息,就会重蹈东德安全部的覆辙。需要另辟蹊径的是:如何能从信息大海中捞出针来? 最终找到了一个一般人想不到的切入点——虽不完美,却能兼顾几方面——利用八一本专有的“永久性粉碎机”。前面搞的那个悬赏百万美金的打擂,就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没有任何技术能恢复被粉碎的文件,使用者一旦确信万无一失,便会把最不能暴露的秘密和最不能示人的隐私送进去销毁,那就落入了陷阱——别人拿“永久性粉碎机”没办法,“替身”却是在开发过程中就做了暗设,任何一个八一本只要使用了“永久性粉碎机”,被粉碎的碎屑就会被秘密传给“替身”,恢复原貌,同时提醒“替身”进行跟踪。 “替身”故意让“永久性粉碎机”的操作相对复杂,提高门槛,让使用者只有对最需要保密的文件才会不嫌麻烦地使用。等于自己为“替身”做了筛选,减少“替身”的工作量。“替身”一旦从中发现情报价值,就会锁定相应的八一本,需要的话纳入日常监控。别的不说,王锋通过这种方式,迄今已经整理出一个长长的贪官名单。都是贪官们自己提供的证据——在他们的名字后面,附加着他们以为粉碎后便从世上彻底消失的文件。 刚被付正部长打断的那份文件,也是“永久性粉碎机”发回来的。王锋一般只看最有价值的,他没有精力知道太多的秘密。这文件之所以被“替身”提交给他,是因为数个八一本同时进行销毁。随后发现那些八一本的使用者联系紧密,围绕的核心名叫沈迪。 “替身”在没把所有事情搞清前就向王锋汇报,沈迪应该是其中的原因。沈迪当年是总参的高级情报官,也是追随王锋多年的小兄弟。他和王锋在军队虽非隶属关系,但对王锋交代的事从来不会推辞。而且他是那种交代了就不必再问,一定会办出最好结果的人,因此一直受到王锋器重。直到沈迪离开军队去做生意,王锋才把他从人才储备名单上去掉。王锋看不上眼中钱比事业重的人。眼下“替身”只查出同时销毁这文件的人都属于一家保安公司,沈迪是老板。文件中说到的“二神”、“深喉”及相互关系,目前只在推测阶段,“窃国猜想”也未提供任何根据。不过,王锋直觉上感到,被有关系的一伙人在同一时间送进“永久性粉碎机”销毁的猜想,一定不会全部只是猜想。 不过即便王锋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大到那种地步,而且会就此拉着他亦步亦趋,最终走上历史的舞台,走出他自己的另一个人生。眼下,他还完全想不到后面的发展,盘桓在头脑里的只是怎么利用,能在即将退休的最后时刻搞出点动静。人生能有几次搏?时光已经无多,自己也许只剩最后一搏,近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浮现,应该怎么做,才能跳出这无边的平庸泥潭,让自己能够登上顶峰,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齐肩并列呢? 北面突然传来喧哗。一个裸体男人从挤在一起的车顶上方跳跃着向南跑来。每个被他踩上的车顶都发出金属鼓的音响,凹下再弹起,让奔跑者借势跳得更高,双腿划步如同在空气中慢动作奔跑。生殖器如飞翔的鸟头随着如翅双腿上下摆动。那个躯体年轻,匀称,充满活力。他不是行为艺术家(哪有艺术家敢到这来找死),只是一个绝望的上访者,企图用裸奔让冤情突破官僚的冷漠进入高官视线。他是从围观人群中突袭成功冲进警戒线内的,如果不是这么多车挤在一起,绝对跑不了几步就会被按倒。然而他在第一时间就跳上车顶,众多军警却无人敢去踩高官的车,只能在缝隙中绕来绕去,让他越甩越远。裸奔者离白副主席的车已经不远。刚刚还在骂娘的白副主席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付正部长冲了过去,像是勇挡枪子那样伸开双臂掩护白副主席,一边尖声高喊:“卫兵开枪!卫兵开枪!” 一声枪响划破空气。一群刚刚飞来在头顶盘桓的乌鸦惊叫着飞离纳米罩,雾霾中掉下数根悠悠黑羽。裸奔者弹在半空的身体晃了一下,落到下个车顶时没有再次弹起,而是一个歪斜踉跄,摔进车间的缝隙,消失不见…… 延伸阅读: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 前言及目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2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引子:法门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1.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2:“二神”之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3:国葬(上)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3.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4:国葬(下)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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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3:国葬(上)

王力雄在他办的网站“族群对话与新媒体”连载现已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转世》。《转世》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祸》的姊妹篇。正如他在推特上( @wlixiong)所说:将在修改过程中同步连载,第一阶段是在 http://wanglixiong.com (墙外)上连载。 《转世》连载3:国葬(上) 雾霾使深冬的北京状如末日笼罩。太阳只显出一团与天空稍有区别的光晕。位于京城西部被称为“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在雾霾中显得诡异。从十九度斜面的坛体伸出三十米高的“时空探针”,如同是对着北京伸出的一根中指。而按民间的说法则更加不堪——像欲捅老天的一根狗鸡巴。此时,狗鸡巴东侧铺着长二十米的巨型中共党旗,西侧铺着同样巨型的中国国旗,那红色实在是红,如同流血的瀑布,沿着斜坡向下倾泻。狗鸡巴下方的平台上,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前前总书记的国葬。 前前总书记死得平淡无奇——胰腺癌加老年痴呆。相比之下,我为《黄祸》中的中共总书记设想的死要戏剧得多。那位总书记是在前去视察即将竣工的三峡大坝时,被潜藏在水下的外国杀手射爆了头。 总书记的头颅在刺目阳光下开放了一朵通红的花。光闪闪的花瓣从花蕾里绽出,瞬时间怒放地向四面生长,形成一个完美的弧状,便突兀地破碎和凋零。(摘自《黄祸》) 本书没出现那种情节。尽管那作为小说更刺激,但此时的中共与我写《黄祸》时已经相当不同,内部不再有路线斗争,也不再会有总书记要借为六四平反争取民意的事发生,因此没有政治暗杀的必要,暗杀也就不会发生。即使我想照那个路子写,也是写不出来的。 在公众场合举行国葬,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一次。毛后的中共高层大都不喜欢在真实空间现身,宁愿在可以编剪和审查的电视中与民同在。相比之下,死者是一个异类。他有令人喜感的相貌,乐于出风头,敢于爆个性,热衷表演,而且天生有舞台感,观众越多演得越来劲。对此看不惯的人背后给了他一个“影帝”的称呼,他却乐此不疲。传言说这个耗资数亿的世纪坛当年是为他而建,如同古代王朝建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那样,满足奉天承运的帝王期许。之所以死者葬礼要放在这里举行,是因为他当年在世纪坛竣工时亲临视察,曾经放下一句话:等他“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时,要从这里出发。那不是随口一说,而是郑重其事。当时在场的听者就猜测,他是要通过人生最后一场表演,向世界宣告是他为中国和中共开辟了新世纪。 此刻正在致悼词的,是与死者隔了一代的现任总书记。他在扩音器中一字一句地念稿,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听上去颇有感情。中共术语把总书记称为“第×代领导核心”。从传承而言,毛泽东是第一代;邓小平是第二代;后面每一任加一代。为了避免叙述混乱,我们不妨叫几世(那虽是称呼帝王序列的说法,用于中共的“领导核心”倒也贴切)。如果以此刻在任的总书记为原点,称为N世,作为前前总书记的死者就是N-2世。 世纪坛正面二百七十米长的甬道高台两侧,密集悬挂着竖条状的中共党旗和中国国旗。那些旗的一端悬于高处横杆,另一端几乎垂地,似是在表达对死者的致哀,同时又能遮挡民众的视线,出席葬礼的高官们会更自在,负责保卫的军警也更放心。 与毛泽东的不同在于,毛的葬礼要求全体中国人都参加,人人都得表达哀痛;这个葬礼只是中共政要出席,虽在露天,电视直播,却和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虽然一些好看热闹的市民在警察封锁钱外踮脚探头,但是距离远远,加上旗帜遮挡,基本看不到什么。连周边的高层建筑也被提前封锁,朝向世纪坛的窗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看热闹的市民看不到高官,却能发现一个奇象。雾霾在四面八方都很浓重,唯独世纪坛上没有,如同雾霾被挖空一块,一个边界清晰的透明半球倒扣在世纪坛上。两侧高层建筑上执行警卫的士兵,在光线合适的角度,则会看到七彩反光,如同一个巨型的肥皂泡。 如果在古代,这奇象肯定会被小民当做神迹,眼下的时代已经不会有多少人那样想了。但是尽管议论纷纷,围观的市民却没人能拿出像样的解释。其实他们只是没机会进入高官们日常活动的深宅大院,只要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一定指标,就会有这种“肥皂泡”罩住高官们的活动范围,已是保护他们身体健康的日常措施。 “肥皂泡”是利用纳米技术形成。多数百姓即使听过“纳米”这个词,也是云里雾里,不知道那是十亿分之一米的度量单位。不过常人对十亿分之一米同样难想象,不如说人类一根头发的直径就有上万纳米容易理解。在纳米尺度上的活动和制造,会得到与常规世界性质极不同的结果,产生以往无法想象的产品,因此纳米技术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技术革命的核心。 “肥皂泡”,不,还是有点技术含量地叫“纳米罩”吧,即是用纳米材料形成的薄膜,完全透明,触摸不到,不会像肥皂泡那样被捅破。纳米罩可以挡住污染大气中的细颗粒物,人车自由穿越,薄膜却不会破。其中的技术细节我说不清。我对技术的领悟力只到理解如此比喻:每个小如分子的纳米机器人都有上下左右四只手,任何一只手都必须拉到另外的纳米机器人的手。薄膜就是无数这种纳米机器人手拉手形成。而任何穿越薄膜造成的漏洞,因为这种纳米机器人的性质总是会迅速去拉其他纳米机器人的手,所以物体一过,薄膜即会瞬间复原,快到连两边的空气都来不及交换。这样的薄膜因此成为隔绝雾霾的好方式。全世界污染最重的中国,对此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纳米罩技术遥遥领先他国。不过像任何好处一样,最先受惠的是官员。尤其是在雾霾、沙尘暴青睐的北京,党国高官已经是长年躲在纳米罩中。偶然外出倒也罢了,但这个不能更改时间的葬礼,党国首脑全都到场,空气污染指数却连续多天超过一千,对人体的危害堪比吸毒,无论如何不能没有纳米罩。所以世纪坛周围提前数天就安装了设备,建起纳米罩,空气净化机和制氧机日夜工作,让罩内的空气质量在葬礼举行时达到优良。 N世属于胖人,不过不到肥的档次,因为身材高大,也就可以被当成魁伟。他面相忠厚,鼻子肥大,给人亲和感。死者N-2世是N世的提拔者,当年N-2世表达要在世纪坛举行自己的葬礼时,时为北京市长的N世就陪在他身边,并且当场郑重地接下了N-2世的嘱托。现在N世终成正果,登上了最高宝座,为了表达对死者提拔的感恩,也是向权力集团的大小成员表现自己知恩必报,一诺千金,N世主动提出要在世纪坛为N-2世举行国葬,以让他在向马克思报到的路上能够心安。对一个丧失了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这种义气和效忠是仅存不多的粘结剂。正如所说,给死者所做是给活人所看。 在N-2世与N世之间,还有一个N-1世。他具有毫无特色的形象,一切都是标准化,深色西服,黑边眼镜,精心染黑的头发,日常没有表情的面部,在这种场合正好符合标准。此刻他在与现任政治局常委并列的另一队列——那是已卸任的历届前政治局常委——站在打头位置。N-1世虽已退位,现任政治局常委里还有他的人,使他保留影响力。如果他不同意,这种打破常规的葬礼就得不到常委一致同意,也就不会通过。 哪个权力集团都免不了内部争权夺利,但只要不是为了形而上的信仰和路线之争,都是为个人利益,就会在反复磨合中形成一种机制,最终把集团成员绑在一起,共荣共损。在那种机制中,内部争斗不会允许发展到鱼死网破的地步,不允许危及整个权力集团。今日中共已经做到这一点,一旦党的执政地位和大局稳定面对威胁,不管内部有多少分歧,也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即使平时,派系之间大面上也会和平相处,甚至互送顺水人情。正在进行的国葬体现了这一点。对N世提议在世纪坛为N-2世举行国葬,N-1世马上表示了赞成。葬礼毕竟不是权位之争,何必得罪人。况且N-1世也有自己的考虑,既然N-2世可以选择葬礼方式,开了这个门,今后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后事了。所以虽然属于不同派系,在这件事上倒是相当配合。 旁白(中共权力传承与“N系列”)  说到这,得用我在前言中说过的旁白方式了,否则把议论加在故事里,会让读者费劲。要理解故事的深层逻辑,有时深入一些是需要的,不过跳过这种旁白不看也没问题,不会影响故事的情节。  前面说——今日中共内部不再有路线斗争,也不再会有总书记要借为六四平反争取民意的事情发生——需要解释一下。在写《黄祸》时,我跟从那时延续至今的主流看法一样,把中国政治变革的破局寄托于中共内部争斗,高层当权者有人会为争取民意的支持打民主牌,甚至打平反六四的牌,虽然目的是为个人争权,却可能就此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然而六四后邓小平对其权力传承所做的一个安排——“隔代指定接班人”,终结了这种可能。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大问题。帝王按血统传承,还算明了,外人也难以挑战,但皇室同胞仍有残杀,长子规则也屡遭废弃,继位危机照样不少。而不按血统传承的专制,争夺权力的挑战者就会更多了,继位往往成为发生大震荡的关头,甚至是过不去的难关。中共以往用“接班人”方式,即由当权者自己指定接任者。但毛泽东安排的接班人,刘少奇被他打倒,林彪逃往国外,华国锋虽然接了班,却搞了宫廷政变,把毛的妻子和心腹关进监狱,自己也因为与毛的关联被搞下台。而邓小平先后指定的两个接班人,也是因为政治分歧被他废掉,并在那个过程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事件。  邓小平吸取教训,干脆同时指定了两代接班人,每一代任期固定,只能当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邓的特点是摸石头过河,不一定是长远考虑,目的只是保证后面两届的权力交接平稳。但是两代接班人同时并存会形成一种制约——上一代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而后一代须仰仗邓小平给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到自己,因此一定把邓小平的意志奉为圭臬。邓小平用自身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党内共识,即便在他死后,已经掌权的上代接班人也不敢违背,必须按时把权力交给下代接班人,使中共第一次平顺交接权力。  本来每代当权者都是自己指定接班人,邓小平一下指定了俩,上代接班人由此被剥夺了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不得不让位给下代接班人之时,也要隔代指定自己属意的接班人。下代接班人因此也不能直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只能在让位时也如法炮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就这样从邓小平的权宜之计演变成了中共的权力交接模式。  以眼前为例,N世是N-2世指定,而N-1世交班给N世时,又指定了N+1世为N世结束任期后的接班人。等到N世卸任,则会指定N+2世。这种模式虽无明文规定,党的正式场合也不会如是说,却成了党内公认的默契,实际已经等于制度化。  党内对这种模式的认可,不是仅仅出于接受现实,而是因为这种模式对官僚集团最为有利。一般而言,党内有山头对党不利,甚至可能使党陷入生死存亡的内斗危机;而党内无山头也不利,一个一统全党的独裁者翻云覆雨,同样危害党——如毛泽东搞的文革,成了中共官僚集团永远刻骨铭心的噩梦,同时独裁者死后的接班动荡也是威胁党的难关。“隔代指定接班人”一举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以隔代划分的两派——“N派”和“N+1派”(“N”随接班代数而变)自然形成的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反而有助避免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就会在时间到来时按程序接位。在位者也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实力犹存,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对方山头,也就意味对方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成强方,因此自己变强时也得考虑终会变弱。这种规则使得双方都要克制,也都得到保护。这样的党内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双方无需竞争,因此也不需要寻求区别,只要按照规则等待,根据幕起幕落的顺序你唱罢我登场,不但解决了专制权力的传承难题,甚至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稳定。  多次内斗分裂的教训,使中共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终于找到的法宝,可以永保自身权力和安全。因此这样的分派注定不会带来变革,只会有双方对变革的共同防范,和联手对这种机制的捍卫。 延伸阅读: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 前言及目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2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引子:法门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1.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2:“二神”之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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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山寨布达拉宫与文成公主神话

Today, Lhasa has become a big stage where grandiose projects that aim to change our history by imitating the past are being played out. A big stage where casually dressed plain-clothes police lurk on rooftops of the city’s monasteries and private residences, sometimes even pretending to play with Tibetan beads. But, even when the smallest whispers have been silenced, this big stage fails to hide the countless fears that exist in this city…   At dawn, I take my DSLR camera and see through the lens a ”copycat” Potala Palace now seating across the Lhas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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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张思之:受理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被阻始末(日记)

丹增德勒仁波切即张思之律师所写的“阿安扎西活佛”。他出家之前名为阿安扎西(也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前世仁波切之名阿登彭措,在宗教上的受戒法名为丹增德勒。2002年4月7日被构陷入狱,迄今已11年。 拍摄于2002年12月的这张照片记录了张老张思之律师受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的情形。 拍摄于2002年12月的这张照片记录了(左起)张祖桦、王力雄、萧瀚与张思之律师研究案情的情形。 张思之:受理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被阻始末(日记) 萧瀚陪王力雄、张祖桦诸公来谈 ” 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 ” 。力雄介绍了案发前后的情况以及活佛本人的一贯作为和他在当地宗教界的巨大影响,认为案有疑点。萧谈了他的印象。我感受最深的是:那里的宗教民族矛盾异乎寻常的尖锐;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案件本身。果如此,律师的作用必然大大受限。其次是感受到几位学子的真诚,他们透过这个案子表现出的良知、忠诚与理性,使我只能排除一切困难,出发前线,无权选择。      向他们说明了必须履行的程序与手续。把格式委托书传真给阿安扎西家属后,当即签字传回。对于我来说,现在已进入了二审程序,时限紧迫,应及时与二审法院建立联系,希望近日收到委托书原件。李会更毫不犹豫地答应陪我去甘孜,协力办此案。   丹增德勒仁波切(即阿安扎西活佛)在甘孜州法院的法庭上。     2002 年 12 月 18 日 读了力雄交我的阿案资料,包括他们几十人致全国人大的《建议书》。因未见判词,不敢断定一审判决是否准确。有些问题事关紧要,记其要点,阅卷时注意──     一、已确认阿安扎西为 ” 地下秘密组织 ” 的 ” 团伙头目 ” (据《甘孜报》),又是系列爆炸案的 ” 指挥者 ” ,且经其 ” 精心策划 ” ,为何判了死缓,而对一次 ” 爆炸 “” 执行者 ” 的年轻农民──洛让顿珠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理由是什么?     经验一再证明:这类 ” 死缓 ” 案有它难以排除的重大疑点,看来调查研究的任务繁重。     二、 ” 受达赖集团的指使 ” 。到底是何人指使?指使的内容是什么?与 ” 爆炸 ” 是否有关联 ?     三、既是 ” 团伙 ” ,怎么只有一个 ” 头目 ” 、一个 ” 骨干 ” ?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又作何处理?     四、爆炸物属 ” 自制 ” ,出自谁手?制于何时、何处?洛让顿珠一介农夫,又是文盲,从 哪里学来的 ” 自制技术 ” ?炸药由谁提供?     五、怎么引爆的?是否 ” 定时 ” ?谁的设计?     六、洛让顿珠受阿安扎西 ” 指挥 ” 。一在甘孜,一在成都,策划于何地、何时?具体内容 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事发于省会中心广场,但爆炸力很小,为什么是这样?)     七、判词中有无 ” 分裂国家 ” 的具体内容?有何证据?     八、阿与洛让顿珠的关系。     2002 年 12 月 20 日     洛让顿珠不上诉,一审宣判后高呼 ” 阿安扎西活佛万岁 ” !为稳妥计,宁可把这个现象想得更复杂一些。他也不委托律师,这于他极为不利。经验告诉我们有可能看不到与洛让顿珠相关诉讼材料,于是商请力雄设法与当地联系,找到洛的家属,出面委托北京律师一道前往办案,起互相配合的作用。我已商得阎(如玉)、傅(可心)两位律师同意,受理洛案。力雄赞同。     2002 年 12 月 24 日     收到阿安扎西叔父自仁鲁鲁寄来的委托书原件。当即电告力雄,请他抓紧到事务所办理正式手续,以便马上与二审法官联系,及时介入。     据力雄说,洛让顿珠的亲属都不敢出面替他委托律师,当地警方给人们的压力很大,都怕 ” 连坐 ” 。     2002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力雄分别到两个事务所办妥了委托手续。     下午二时,与二审承办法官取得联系,告知已将委托书原件和事务所受理阿案的公函传真给高院刑庭。王法官收到后,因传真件字迹模糊,立即电询李会更,核对 ”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 名称和 ” 张思之 ” 名字,并审查了委托人自仁鲁鲁的身份和他与上诉人阿安扎西的关系。据此,辩护律师的资格应已确认有效而无疑义。     2002 年 12 月 26 日     与会更商定工作计划及时间安排,并电告承办法官,得到对方十分友善的答覆     一、同意我们 1 月 6 日(周一)到高院阅卷的安排。他因有事公出福建,说万一 6 日以前不能赶回成都接待我们,也一定能作好安排,不误阅卷。     二、阿安扎西现仍关押在甘孜看守所。     三、甘孜不通火车。建议自备越野车前往,早 8 点出发,下午 6 点可到达首府康定;如碰上修路堵车,次日凌晨才能赶到。     四、二审是否开庭审理,目前还没定。     把法官热情友好的态度传达给力雄,消解一些对司法现状的不佳印象。他答应设法找成都友人借越野车前往甘孜,眼下无绝对把握。     2002 年 12 月 27 日     藏语翻译人选,是个难题。拟在北京佛教界选聘,为此电话徵询王法官的意见。他答覆说:阿安扎西是理塘人,满口土语,其他地区的藏人也弄不懂,在案子里作翻译,只懂藏语而不了解当地土话,未必胜任。他说他们办案就是在当地找翻译。他表示可以帮我们与当地联系;安排一个。     尽管我因过去吃过苦头,心中忐忑,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同意他的办法,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善意。会更认为,王法官因我们对他的意见表示尊重,似乎也挺满意。     愿上帝保佑罢!──在这个环节上,我一筹莫展。     2002 年 12 月 28 日 当时我献哈达并与张老的合影, 因此刻不在手边, 故以去年夏天的这张合影替代。     约力雄、萧瀚诸位在京瑞大厦的茶座最后商定我们的工作计划及去甘孜的具体安排。清茶一杯,漫谈讼案,居然有便衣五六人分布两处监视、窃听,做法又颇不高明,实难理解!     陪力雄来的一位藏族姑娘郑重地献我洁白哈达,她说: ” 谢谢一位汉族律师,肯为我们的藏族活佛辩护。 ” 我已知肩上重担,一时无言,执手相握良久。     力雄细说了他在成都为我们提供的方便条件。他给人以 ” 万事俱备 ” 的印象,提出今日在网上发布律师正式受理阿案并即将入川进行工作的消息。尽管我以为二审开庭前发布这类消息弊多利少,但又觉得不宜轻易阻挠。缺点无非是让对方多点准备时间,也无所谓。     2002 年 12 月 29 日     跃刚来电,说已请友人在成都照顾我们,住行各项都有安排,让我放心。深情厚谊,促我努力!     至今没有与洛让顿珠的家属取得联系,心中不安,与如玉商定:如近日能以落实,请他即赴成都转甘孜与我们会合,分别会见当事人。小傅身体不好,可留成都阅卷。     2002 年 12 月 30 日     记得 1996 年 8 月 1 日,草办理魏案的《断想》,非常无奈地写了八个大字: ” 天不难测,讼事难测。 ” 六年过去,我依然停步不前,没有长进。某些讼事,依然 ” 难测 ” !     上午 9 时,情势陡变。王法官打来电话,劈头问会更:你们北京律师签署的委托书,是不是 12 月 18 号?委托书上的日期明明白白,问得莫名其妙。接着法官交 ” 底 ” 说──阿安扎西先你们一日, 17 号,就自己委托了两个律师。他的律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法律规定辩护人不能超过两个,本人的委托又先于亲属委托,你们不能再继续作辩护律师了。     句句流露出 ” 权力 ” ,但又处处没有根据!     蹊跷的是: 6 天以来,他与我们频频联系,从何时高院阅卷、如何乘车去甘孜会见,直至从哪里聘请藏语翻译,在各个主要环节上都有指导性的意见,一时让我十分感动。难道这是在作弄律师?或者,是在练习 ” 演戏 ” ?前两天还说是否开庭尚未决定,怎么一下子会有律师交上书面辩词呢?案卷不是已在二审合议庭手上么?他何时看的呢?能说这是 ” 活见鬼 ” 么?     为了解决问题,压下愤懑,草拟了一份致法官函,立即传真发去,全文如下     四川省高院刑一庭阿安扎西案合议庭: 上周五( 27 日),与王法官商定案中翻译人员的解决方案后,正整装待发,方才突得 ” 阿安扎西已自己委托了两名律师,并已上交书面辩护词 ” 的来电,意在否定我们的辩护人资格。个中苦衷,我们理解。但家属委托,法有明定,似又不便轻率取消。为求妥善解决之道,以利公正审理的正常进行,我们拟按日前与王法官商定的行程安排,及时赶赴康定,专就 ” 委托律师 ” 问题徵求阿安扎西本人的最终意见,并将结果报告你们。敬请复示。顺致敬意。     文未,我与会更签署。时为上午 10 时 45 分。     2002 年 12 用 31 日     力雄问我,法院变卦,是不是因为网上发布了消息?我说不是,我告诉他我的猜想,可能是法官公出福建前夕,汇报阿案进展情况,谈到北京律师介入,院里作出的 ” 决策 ” 。     对此,我尽管有点 ” 突然 ” ,似也不该感到 ” 意外 ” 。这些年,徐文立颠覆案、魏京生颠覆案、江棋生煽动颠覆案,不是都有这种情况么?魏案之所以最后允准家属代聘的律师介入诉讼,是他们一再坚持的结果。     律师按规定完成了一切受理案件介入诉讼的手续,还能让人家轻轻松松地 ” 阻拦 ” 于门外。专横若是,如之奈何?真想请教以写《潜规则》而闻名海内外的吴思先生,中国律师遇到的这些,该归入哪类 ” 规则 ” ?因为我从《律师法》中得不到救助。     此刻只能静待人家的 ” 复示 ” ,焦燥无益。我明知前景凶多吉少。     2003 年 1 月 6 日     按计划,今天上午该在四川省高院的阅卷室里翻阅阿案全卷了。然而现在却被 ” 阻搁 ” 于讼事之外。无奈之余,硬着头皮电询高院刑庭,问是否收到了我们七天前发去的传真。 答覆可谓天衣无缝: ” 办案的法官出差外地还没有回来。其他人都不了解情况。 ” 可是合议庭的成员不是由三位法官另加一位书记员组成的么?传真件是否收到,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知道?     曾有人问我什么是 ” 正常 ” ?戏答是: ” 不正常就是正常 ” 。噢,人家的答覆还是 ” 正常 ” 的!你惊怪什么?     2003 年 1 月 7 日     司法局向事务所询问有关阿案的情况。问发此时,决非偶然,无疑是事出有因。     此前已有准备向他们作书面汇报。马上把《工作记录》按日程排列如实报去就是。本想再加一点请示:面对四川省高院的如此做法,可否请他们商请四川省司法厅与高院协调一下,不给律师工作添障碍,以利于维护当事人法定的权利?会更觉得会被认为 ” 出难题 ” ,作罢了。     2003 年 1 月 8 日     报司法局的《工作记录》上午经由事务所转去。我预期也不会有信息反馈。只是我不能不深切地感到,目前执行的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所谓的 ” 两结合 ” 制度,未必能统率好这 支队伍。实践证明: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 ” 两结合 ” ,注定是 ” 一个压着一个 ” ,必要时是 ” 吃掉 ” 一个,而且必然是 ” 大压小 “” 大吃小 ” 。统观全局,谁能例外?哪有例外?人们抱怨律协不争气,腰杆不硬,试想:先天不足,直不起来,能不忍气?     20033 年 1 月 9 日     再电四川省高院。传来的消息是:由副院长带队,全体合议庭成员已兵发甘孜,近日就地审理阿案。看来对 30 日传真件提出的要求自始就铁了心, ” 相应不理 ” 了。     令人焦虑的是,虽已建议洛让顿珠家属委托我与如玉合办洛案的上诉审,但至今没有一 点消息。力雄得到的情况依旧是唯恐避之不远,受到 ” 牵连 ” ,强权压人,应予谅解。急不得的,再等等罢。     2003 年 1 月 23 日     外电报导,成都 ” 爆炸案 ” 又捕了 4 名嫌疑犯,不知是否确实?这与一审的认定岂不是大有出入?     2003 年 1 月 24 日     终于盼到了洛让顿珠一位远房亲属寄来委托书,委托我与如玉为洛案辩护,来得太迟,未必会有作用,但还是立即发特快专递,呈四川高院的主审法官,要求明示阅卷时间。     估计不会有任何答覆。但作为律师,力薄势单,又有什么良谋?我已是欲哭无泪了。     2003 年 1 月 26 日     力雄电告,从网上得到消息,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只是没有何时执行的报导。     我不能确知洛让顿珠是不是冤魂。我不能确知活佛是否蒙受着冤狱。     然而我确知,现行的律师制度无助于救济这两位弱势个体,基本上也无力于推动司法公正。我也深切地体验到,律师执业环境的艰难,如从自身找原因,首先是《律师法》起 了帮衬作用。人们有 ” 修改 ” 之议,不无道理。然而在我看来,时机尚未成熟,最好不要 轻言修改──它哪里是 ” 改 ” 的问题,如不能推倒新立,律师执业状况不可能获得根本上的改善,律师制度不可能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支柱作用!     2003 年 1 月 31 日     洛让顿珠已于 26 日枪决。他走了。临刑前不知又呼了什么口号?阿安扎西关在牢里,熬着那不知何日是尽期的狱中岁月。     我呢?会用那洁白的哈达擦拭泪珠么?不,不能!面对着在民主、法治旗帜下做出的种种不堪的举动,徒有愤激或者伤感何益?我寄希望于获得为他们申诉的条件,《律师法》在这方面除了一句可以 ” 代理 ” 的空泛规定外,如何操作一片空白,只能自己设法寻 找与创造了。案情重大,人命关天,心有疑点,能不排除?如其不然,还算律师?当代中国律师应是战士,岗位永远在一线。     一息尚存,我愿效力,阿门! 附1:有关张老张思之律师受理此案的背景介绍(写于2002年)     2002年12月2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决甘孜州雅江县农民洛让邓珠死刑,判处雅江县崇新寺僧人阿安扎西死刑,缓期2年执行。     有关方面证实,阿安扎西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洛让邓珠不服判决,但未提出上诉。法律专家指出,同案者一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及其他未上诉的同案人同时进入二审。     出于消除各方对案情的疑问,避免暗箱审判,防止导致民族矛盾的目的,大陆24位各界人士在《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中提出三点建议:     1、由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     2、允许国内外媒体采访案件上诉审理过程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     3、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观察上诉审理过程。     建议书公开发表的同时,以挂号信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至今尚未收到三个单位的任何回音。截止到2002年12月21日上午,国内外149位(含24位建议人)汉藏同胞对建议书以签名方式表达了支持。     在上述三点建议中,建议人方面可做的只有第一点。日前,通过建议人的接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张思之律师和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会更律师已经承接了阿安扎西案的上诉辩护,同时得到了阿安扎西亲属的正式委托,并且获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认可。近日,两位律师即将前往成都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开展办案工作。首批办案经费由建议人自发捐助。     现年75岁的张思之律师曾担任过刑事审判庭法官;组建了北京市法律顾问处;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办了全国律师协会会刊──《中国律师》并担任主编;同时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律师专业的教材主编及主讲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有多种著述。     张思之律师是李作鹏“反革命案”、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案的辩护律师,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大律师”、“中国律师界的头号人物”。     与张思之律师共同为阿安扎西辩护的李会更律师,当年也是与张先生合作为魏京生辩护的律师。 附2:阿安扎西案上诉突生变故疑云重重 文/王力雄    我于 12 月 28 日刚刚发布张思之先生为阿安扎西做上诉辩护律师的消息。我对报道向求严谨,对关于此案的消息更不敢半点马虎,反复核实确认后,我在报道写下这样几句: ”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张思之律师和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会更律师已经承接了阿安扎西案的上诉辩护,同时得到了阿安扎西亲属的正式委托,并且获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认可。 ” 没想到距离我写罢此报道不到 32 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故。变故不是来自两位律师,也不是来自阿安扎西的亲属,是来自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今早李会更律师告之我,四川省高法刚刚给他电话,说阿安扎西已经自己指定了甘孜州两位律师,因此不再需要他和张思之律师为其辩护。听罢,我虽知电话是被窃听,仍对李律师断言: ” 有鬼! ”   为何说有鬼,听我叙述一下此前与法院打交道的过程: 2002 年 12 月 2 日,甘孜州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洛让邓珠死刑,判处阿安扎西死刑,缓期 2 年执行; 12 月 14 日,国内 24 位各界人士公开发表建议书,表示要为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次日建议书寄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四川省高法。    12 月 17 日,张思之、李会更二律师同意为阿安扎西做二审辩护。 12 月 18 日,居住于甘孜州理塘县的自仁鲁鲁(阿安扎西的亲叔叔)把签字后的委托书传真给两位律师,同时通过邮局发出正式委托书。 12 月 25 日,在收到自仁鲁鲁的正式委托书之后,李会更律师给四川省高法打电话,找到阿安扎西上诉案的承办人──刑事一庭的王静宏法官,给他传真发去两位律师所属事务所的致四川高法公函,以及自仁鲁鲁的委托书(原件随后以特快专递发四川省高法)。王法官电话确认收到传真件。在电话交谈中,王法官表示案卷已在四川省高法,李律师问到二审是否开庭审理,王法官回答尚未决定。张思之律师当时告诉我这是好消息,因为中国多数二审都不开庭,案若能最后定为开庭审理,对辩护显然有利。   第二天, 12 月 26 日,王静宏法官打电话给李会更律师,核实传真件上字迹不清之处,询问自仁鲁鲁与阿安扎西关系,并问两位律师何时可以到成都阅卷。王法官有一长差要出,但表示可以在时间安排上与两位律师日程配合。李律师回答定于 1 月 6 日星期一一早到四川省高法阅卷。   是日,我去两位律师所属的事务所交费。星期五,也就是 12 月 27 日中午左右,李会更律师再次打电话给王法官,确定会见阿安扎西之事。王法官告之阿安扎西仍然关押于康定,并给李律师介绍了从成都去康定的路线与路况。因阿安扎西不懂汉语,两人就翻译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王法官认为,因为理塘藏话有浓重地方口音,北京或成都的藏语翻译不见得能懂,王法官慷慨允诺,可安排当地部门给两位律师会见阿安扎西提供合适的翻译人员。 12 月 28 日,几位建议人代表在京瑞大厦会见张思之律师,虽然发现身边有人监视,大家还是都为情况顺利进展感到欣慰鼓舞,似乎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可喜进展。张律师对四川省高法的配合态度给以表扬。有的朋友甚至据此认为,也许阿安扎西真的参与了爆炸案,法院方面证据确凿,信心十足,否则怎能如此顺利地接受张、李两位律师?   我对友人解释,即使阿安扎西最终被证实的确有罪,我们为他聘请律师至少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世人证明审判公正,二是让藏人知道,汉人中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当晚,我写出张思之律师承接阿安扎西上诉案的消息。第二天,看到一些网站陆续刊登。因为两位律师去四川办案费用尚有缺口,我便忙于筹资,以及为两位律师做旅行方面的安排,并同时考虑律师的努力和四川省高法的公正审理可能导致案子改判,甚至退回重新侦察,那时律师需多次往返川京,经费如何解决?我不知道四川省高法的王静宏法官为何会突然改变原本他对张、李两位律师为阿安扎西进行辩护的认可,但我却难以相信王法官拿到桌面上的理由。   作为案件的二审法官,他为何在上周星期五中午还与北京律师密切接触和商讨,隔了一个双休日,在星期一刚上班就知道阿安扎西委托了甘孜州律师?按照他对李会更律师所说,那两位甘孜州律师已经为阿安扎西提交了书面辩护词!难道律师写辩护词不需要看案卷吗?而且王法官他第一次与李律师通话时就表示,案卷已经在四川省高法,也就是他手里!甘孜州律师究竟是何时写的辩护词呢?又为什么一直不让他这个二审法官知道他们的存在,却在法定休息日中冒了出来,提交出已经写好的辩护词呢?王法官这样做,我相信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否则他没有必要在开始阶段那样配合,肯定是另外的、比他强大得多的力量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王法官所提的理由太过拙劣,等于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然而他除此也是别无选择。只有用这个理由能够排斥掉张、李二位律师,因为在法律上,阿安扎西本人对律师的选择权优于亲属。而我们虽然不相信阿安扎西会自己去选择律师,或者我们相信阿安扎西肯定愿意接受亲属给他委托的律师,但这时我们就会掉进卡夫卡的城堡——因为除了当局,无论谁都无法见到他,因此他的意见是什么,就可以成为当局按需要自己来说的。   事后知道另一个情况,就在 12 月 27 日星期五那一天,警察去了理塘自仁鲁鲁的家,就自仁鲁鲁委托北京律师一事,对其进行了斥责与威吓。看来来自王法官的变故并非是一个单独行为。有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看重律师,非要计较由谁来当律师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把张思之、李会更两位律师换成甘孜州的律师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会导致本 质的不同?   原因就在于,律师是有可能打开中国司法黑箱的唯一渠道。然而律师发挥这个功能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律师必须是站在被告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充当伪装法治的摆设。甘孜州早在阿安扎西案一审开庭前近四个月,就在全州上下开展了 ” 揭批阿安扎西的运动 ” ,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生活工作都在甘孜州的律师能有勇气反对甘孜州当 局(而非法院)对阿安扎西的定罪呢?我们在建议书中提出要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道理就在这里。因为阿安扎西的案子不会仅仅是由甘孜州当局决定的,而应是先由中共四川省委高层拍板,再由党的政法委书记召集公检法 ” 统一意见,联席办案 ” 。所以,四川省内的律师都无法做到彻底独立,何况乎甘孜州内的律师?   其实人格独立如张思之先生那样的律师,在中国也无法改变 ” 党 ” 所决定的案件。张律师为之做过辩护的王军涛 ” 颠覆、煽动案 ” 、鲍彤 ” 泄密、煽动案 ” 、魏京生 ” 阴谋颠 覆政府案 ” 、高瑜 ” 泄密案 ” 等,没有一个胜诉。然而在那些案件中,至少司法当局还没有试图阻止张律师承接辩护,甚至还有促请(见张思之《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因为司法当局知道,所谓 ” 颠覆 ” 、 ” 煽动 ” 、 ” 泄密 ” 之类的罪名,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辩护是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而阿安扎西案却不同,爆炸的罪名 没有可以混淆黑白的含混地带,要么是有,要么就是没有。如果判处两个人死刑的是一个栽赃制造的假爆炸案,一旦有独立律师介入,就会像纸包不住火一样真相大白,无法狡辩,也无法维持原判,而且会使一批栽赃陷害的人暴露于光天化日。我这样说,目前仍只停留于逻辑推理,还未确认就是如此。然而这逻辑是那样强,让人很难不这样想下去。   阿安扎西如果真地是和爆炸案有关,何必要用如此拙劣的方法阻止外面律师介入,非去指定两个当地律师呢?那是应该巴不得开上一个现场公审大会,让所有人都 ” 接受教育 ” 呀。现在,原本认为阿安扎西有可能参与爆炸案的人,在得知这样的变故后,都认为此案必有极大冤情。张、李两位律师及阿安扎西的亲属,目前都已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对事情的发展,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2002 年 12 月 31 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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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文成公主:民族使者还是洗脑工具?

“最高海拔实景剧!”,“首演投资近7亿!”——中国媒体对8月1日起公演的实景剧《文成公主》进行了大规模的造势和宣传。而藏人作家唯色则表示,这只是“洗白一个民族文化和记忆的工具”。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1日起被喻为”西藏文化名片”的实景剧《文成公主》在西藏拉萨河畔公演,通过歌舞、戏曲演绎唐朝时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故事。据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主办方消息,该剧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舞台场面最壮观的实景剧”,今后每年旅游旺季(5月-10月)演出180场,平均每天一场。 “坐上火车去拉萨” 2006年京藏铁路开通,随之而来的是西藏旅游大热。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仅2013年上半年,西藏的游客量就达到340万,较去年同比增加22%,其中95%的游客是中国人。”远离浮华”、”纯净圣地”、 “寻找人生真谛”–西藏旅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贴上各种猎奇的标签,而北京政府也极力将西藏打造为别具特色的旅游胜地。此次《文成公主》的商演也与此前的藏地宣传一脉相承。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文成公主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和松赞干布的爱情故事作为一段佳话,被写入了中学历史课本。藏汉联姻和西藏土改一起,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然而据西藏运动组织统计,2009年2月以来已有120名藏人自焚,其中的大部分为僧侣和尼姑。很多藏人谴责北京政府,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对其采取歧视政策,并破坏他们的文化与传统。 商演是”洗脑工具” 针对这次大型商演,藏人作家唯色在博客中称,类似的演出”是一种改写历史、洗白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记忆的浩大工程”,这样的红色宣传已经持续多年,”在当今权力与金钱的支持下,更是遍地开花,所向披靡”。 唯色表示,该演出未来会成为来拉萨旅游的必看节目,如此一来一举两得,”既可以洗脑又可以赚钱,但遭到损害的却是任被改写的历史与任被宰割的藏民族”。 文成公主的故事 在拉萨城关区文化局工作的藏人德庆卓嘎对德国之声表示,她对文成公主故事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历史课本,文成的进藏给西藏带来了可以种植的稻谷和先进的文化技术,开阔了藏民的视野。”对我来说,她是个坚强而勇敢的女性”,德庆卓嘎说。她还表示,现在大昭寺等寺庙供奉的文成公主塑像,实际身穿尼泊尔公主的服装,”但年轻一代一般分不出来”。 作家唯色对这段历史持不同看法,她在自己的博文中表示,文成公主被中共作为思想宣传工具而”神化”。”在关于西藏传统文化如何构建的重新叙述中,由于权力者的强势话语改变了整个故事,使得一位古老的汉人女子担负起统一大业的重任……出于各种用心,这位少女被神化得已不成人样了。” 唯色同时还引用了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关于西藏研究著作中的一段话,力证渲染文成实际是北京政府西藏政策的一步棋。”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 综合报道:万方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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