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04 09:54:35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标签： 中等收入陷阱 ● 王小广 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中国人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已有90年。90年来我们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都间隔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1919年至1949年，中国人经历革命，建立了新国家；1949年至1978年，我们探索了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存在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推进了1978年改革开放；此后的30年中，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而现在我们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我们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5至10年，我国将处于大机遇与高风险并发阶段。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这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 而最大的风险则是可能遭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指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 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另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深入将使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活力减弱，处理危机及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及其他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趋于强化。美国居民基于资本膨胀而不是基于收入增长的消费模式(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这之后将会向理性回归。而经济、贸易增长也会呈中期性放慢。“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将继续趋紧，近几年过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间型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被许多人奉为宝典的“中国模式”，不仅与已经获得成功的“东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中国经济实现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的转换。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 可以从6项经济社会指标的表现来对发展模式进行分类，这些表现也是能否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这六项指标是：(1)增长率的高低及持续性；(2)就业增长及就业结构变化的快慢；(3)城市化快慢及问题；(4)收入差距的变化(扩大或缩小或稳定)；(5)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变化(扩大、缩小或稳定)；(6)重要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弱。这六项结果指标有些很直观，容易识别，有些则难以衡量或不够直观。 根据以上6项结果指标差异及增长原因差异，我们可将大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韩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第二种是东南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第三种是中国发展模式。 在泛东亚地区，从高增长的结果及一些原因(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上发挥着很强的作用)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我们如果关注相伴的一些重要结果，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的。 日韩发展模式，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主要体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一致性，也体现为高增长与高就业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 而东南亚模式，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一直偏大，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也未见任何收敛的迹象。同时，它们的城市化在一些国家严重滞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过度。在产业竞争力上，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更弱。 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日韩发展模式，也与东南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可能与中国人口、地域规模太大，地区间存在很大的自然差异有关；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东南亚地区这方面优势不显著；在经济增长原因上(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更大。 区分这三种模式，特别是将东亚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高增长与已经成功的日韩发展模式相区别，可以帮助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里的政策含义是：日韩发展模式是目前东亚地区唯一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它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统一，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不用调整发展模式，可继续保障经济进一步的跃升(尽管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化中也存在政策的明显调整)，在这一点上，与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明显不同。 现有的中国模式和东南亚模式是中间模式，持续的高增长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与高增长伴随的一些深层矛盾(多数是结构性的)在积累，可能成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巨大内在障碍。 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间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民自信心在明显膨胀，一些过度乐观的情绪在滋生，其中主要是对中国模式成功的夸大。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模式在发展的中间阶段所产生的严重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认为这一模式可以继续走下去，最后必然通向现代化的彼岸；二是相信中国模式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甚至将取代这一标准模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需要继续改革、更不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这样陶醉于中国模式将是十分有害的，中国模式存在一些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还需要改变和完善，否则中国难以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而目前中国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突出。与东亚其他两类模式比，中国就业增长的表现最差。GDP10%的增长相对应的就业增长仅为3%-4%(非农就业增长弹性为0.3-0.4)，而东亚其他国家在高增长期非农就业增长弹性均超过0.5。就业不足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城乡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内资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产业链极短。 过度依赖房地产有两个效应，一个是通过建筑业的扩张增加就业，对农民工形成巨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资金、资源过度地配置到房地产部门，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 过大的发展差距(居民间、地区间、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长期处于偏大的水平是中国模式、东南亚模式与日韩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不仅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还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这有别于东南亚模式，至少在程度上如此。1998年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4，1998年以后基尼系数显著扩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1年和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上升到0.42和0.45，有人估计最近两年接近0.5(在世界上居于次高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相一致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在趋于扩大。 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其主要表现是大量的农民工处于“浮游”状态，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极为缓慢，这是我国与其他所有东亚国家最不同的地方。在目前学术界，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了，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城市化速度主要是看城市人口增长率速度（而不是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5%，90年代回落到4%，过去的10年仅为3%，明显递减。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因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市化人口统计口径的调整，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还存在明显高估的问题。把每年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工根据常住人口的定义将其算作城市人是不妥的，实际上一个农民工最多算半个城市化人口。中国并没有出现城市化加速现象，相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严重滞后 （或讲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较快，但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却出奇的慢）。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农民只享受劳动收入，不享受定居权和其他福利待遇，他们承担着过度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 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高增长并未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点反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当明显。在制造业，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投资率严重偏高。这部分归于体制问题，即政府对投资的干预过强，部分归因于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如偏好于快变量的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和偏好于引进外资。而投资率过度的代价太高，最后可能要算总账。 由于长期的投资过度，在消费不足及外需放慢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问题将会破坏经济高增长的机制；其次，资源、环境的成本太高，投资率过高，不仅是因为资金投入大，自然资源投入也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外，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偏低，与韩国相比，我们用更多的投资换取了相似的经济高增长率，代价过重。 宏观资源(特别是资金)配置严重偏向房地产部门。在这轮高增长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刺激过度，诱导了各类资金纷纷入市炒房，导致行业增长的严重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失衡。 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1.5%，而投资资金的来源中，房地产投资资金占28.7%。如果我们用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投资完成额的差额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指标(狭义的)，那么2003年以后，我国新增流动性中93%(2005-2007年三年平均)流入房地产市场，其他各行业仅分享了不到7%。经济步入周期性转折点后，其风险将逐步显现。 出口对外资依赖过大。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巨型国家来讲，外贸依存度过大是个问题，但进一步分析将发现，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即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对外资的依赖过大，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一个地区特别是一个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除以上七大方面问题外，中国发展模式还有三大体制问题，即垄断行业(包括自然垄断和公共事业)改革滞后；在战略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仍然过大，产业竞争力提高仍受到巨大的体制性障碍；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文化娱乐业)管制过度。 现有发展模式的风险 现有中国发展模式 (中间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令我们甚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陷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最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 三是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其技术进步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这样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将阻碍产业的技术升级。 四是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 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 那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中国则更要提前，发生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前。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日本是“结果泡沫”、东南亚与我国是“过程泡沫”，“结果泡沫”问题不大，“过程泡沫”将可能破坏整个长期高增长机制，从而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陷阱。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要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避免房地产出现过度的泡沫，特别是不能出现泡沫经济。 调整的思路及建议 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 缩小三大增长差距，释放生产力。 差距不是生产力，但缩小差距就是释放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没有缩小内部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去的高速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差距的扩大的约束，但在下一阶段(“十二五”起)这些差距将会成为是否维持高增长的一个重大障碍。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 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而后者更为本质。 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提高城市化率。目前我国有1.6亿至2亿的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中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方面或领域的过强激励，因为只要存在比对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存在 (如对外资的过度激励，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激励)，那么，自主创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这里也包括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政府要严厉打击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寻租活动”)。 首先，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我的思路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促进重化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如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四是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 大力增加非基础设施类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新的发展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结构改革主要是扩大非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弥补这类公共部门(涉及民生)长期以来的支出不足。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能显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会对扩大消费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大力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繁荣。重点是加快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明显放松对文化娱乐服务、社会中介服务(非组织的公共组织)的准入限制，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 把促进大中部崛起作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邻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80-90年代沿海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6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王小广：解读中国经济“十二五” 王小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 相同主题阅读 王小广：别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马凯：异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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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七色花 推荐。 2011年第1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6月20日 投机和公共资源被少数人用来牟利，也就是所谓“公器私用”，是造成房价高企，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 其实，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窗口”，因为与房地产类似的问题很多，通过一一分析这些问题的实质，就会发现，正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资源政策上的混乱无序，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越积越深，积重难返。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在涉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领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法律、政策和支付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政策为何不公平： 从出租车行业谈起 中国出租车业有由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但由于没有用市场化办法确定“公利”和“私利”之间合理的比例，就给运营商留下了暴利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出租车行业来提供一个政府政策的“标本”。 出租车是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等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道路。为了避免道路被过分占用造成拥堵，政府限制出租车的数量，也就是限制了供给。毫无疑问，这个限制是合理的。 被允许运营的出租车得到的是特许授权，而出租车市场就是一个“特许市场”。为了分担政府本应承担的对特许市场的部分管理职责，政府引入了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就是特许运营商。 因此，出租车是“基本需求”碰上了“稀缺供给”，如果由市场定价，可以想见，价格将高昂而且混乱，投机行为将大行其道。为了避免特许市场有限供给所必然带来的消费者无法承受的高价格和市场混乱，政府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价格。这个价格本质上是“特许价格”，它是在核算出租车基本消费者平均承受能力基础上制定的，同时也适当考虑能够适应有限供给的需求量（也就是限制需求），全世界的出租车都制定了这个特许价格。 这个价格的“形成”是政府主导的，而它的“构成”则主要有三个部分：牌照费（本质上是资源占用费）、运营成本（包括税收）和利润。其中牌照费由政府收取，成本和利润由特许运营商收取。成本中的税收是企业运营的一般税收，虽最终由政府收取，为叙述方便，计入成本。政府获得的牌照费，我们将其称为“公利”；运营商获得的成本和利润，我们称之为“私利”。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公利”＋“私利”＝价格。当价格衡定时，只有最大化“公利”才能最小化私利。而最大化“公利”的办法就是竞价。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出租车运营商都是通过竞价，用市场化办法获得运营牌照。这种办法，我们称之为“竞入制”。“竞入制”将会最大限度挤压运营商成本和利润，使利润处于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由于出租车业没有进入壁垒，竞价的结果，将使这个利润不大于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也就是“资本成本”。 理论上，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所有人都获得合理收益：消费者获得一个可接受的价格，政府获得了一笔资金，而出租车业者由于是竞价获得经营权，其利润是自愿获得。而且，由于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的限制，遏制了出租车业像房地产那样在需求端囤积式投机。 由于政府必须通过竞价获得一个收益，“竞入制”将价格定位于“特许价格”价格区间的高端。表面上看，它通过限制需求达到某种供需平衡，但实际上，它为不用缴纳牌照费和出租车公司管理费的低成本的所谓“黑车”留下了巨大空间，需要花费巨大的行政资源去打击“黑车”。同时也刺激了“私家车”和“公车”的增长。从道路占用的角度看，它没有达到限制出租车数量的初衷。因此，出租车是各国政府都“头痛”的一个问题。 尽管“竞入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一个公平的办法，因为它没有给运营商和投机行为留下暴利空间。 中国的出租车业采取的是“准入制”，即政府批准，缴纳少量固定牌照费或根本不缴就可以运营，没有竞价。中国出租车业也有由政府制定的“特许价格”，但由于没有用市场化办法确定“公利”和“私利”之间合理的比例，就给运营商留下了暴利空间。 我们以北京出租车为例，通过算一笔不太精确的“账”来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的出租车，一辆车的售价约为8万元，报废期八年，按五年算，平均每月1300元，加上车保、社保，每月不超过1800元，这是出租车公司花在每辆车上的基础成本。 假设出租车公司的合理规模在5000辆以上，按5000辆算，再假设出租车公司的年运营费为1000万元，平均每辆车年2000元，月200元，合理成本在2000元左右，加上税收、利息和合理利润，一辆车过分点算，不过2500元，至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而北京出租车公司规定的“份钱”在5600元到6300元，其中3000元以上纯属暴利。 通过这笔“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准入制”，其本质是，本应由政府获得的“公利”，被转移支付给经营者，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又被转移支付给了某些监管者个人，这就会产生不公平和腐败。由于北京出租车的“特许价格”也是定在价格区间的高端，因此“黑车”问题严重，也间接刺激了私家车和“公车”的增加。 也就是说，北京的出租车业，表面上看是“私有化”了，“市场化”了，但实际上是“权贵化”了。不但国外出租车业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产生了不公和腐败。 回归“公平准则” 为使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建立在“公平价格”的基础上，“公平准则”是政府仿照市场竞价干预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准 客观地说，北京出租车业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虽然不公平，但如果贸然改变这个格局，引入“竞入制”，不但在行业内会产生混乱，而且也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其影响还可能扩展到社会。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公平原则呢？回答是：有。 既然出租车占用的是公用资源，政府实施特许经营，并制定特许价格，那么政府完全有权力也有能力限制运营商的利润，按照公平合理的标准制定特许价格。这个公平合理的标准就是，根据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来确定特许价格。 合理成本不用说。合理利润就是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当它作为机会成本来表达时，被称为“资本成本”。在美国，资本成本一般简略地采用股票市场百年平均回报或标准普尔500指数70年平均回报数值，这个数值大约为10％（因通货膨胀修正而不同）。 在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这是因为，公平竞争会最大限度压低利润，而利润预期如果低于“资本成本”，投资将转投他方。所以，“资本成本”是以市场竞价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标准，我们将其称为“公平准则”。 出租车业正是这样一个不存在壁垒的行业。在出租车业实施“公平准则”的实质，是在合理利润的基础上，通过确定特许价格，划分“公利”、“私利”和消费者这三者公平的利益格局。如果特许价格定在区间高端，政府可以得到一个固定收益。如果定在低端，政府就把本应由自己收取的“公利”分摊给最终消费者，仍然体现了公平原则。 还以北京为例，每辆车的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在3000元以内，假设政府想还利于民，将特许价格定在区间下端，那么政府应规定出租车公司“份钱”不能超过3000元。“份钱”下降一半，特许价格也就是出租车价可降低到每公里1元－1.2元区间基础价格外加油补。 理论上说，这个价格不但实现了公平，而且可以解决国外出租车业存在的许多问题。 据统计，北京上班族家到单位的平均里程为15.6公里，每天上下班打车每月花费不到1000元，再加周末租车外出，每月总花费不到2000元，比养一辆车的花费还低，而买车的钱完全成了“沉没成本”。 价格的大幅降低，将大幅提高乘客数量。其结果，第一，经济上的考虑，会降低私家车总量或降低私家车出驶率，比现有的行政措施都有效。第二，降低出租车空驶率，提高用油效率，也提高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第三，让所谓“黑车”无利可图。第四，需求的扩大，将增加出租车总量，不但增加了就业，为“黑车”司机提供了出路，而且出租车公司通过扩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第五，为公车改革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经济性理由。第六，如果配合公车改革和公交车科学规划，将对缓解北京交通拥堵起到作用。 如果实施这样的改革，对市民、出租车司机、城市、国家都有利，只对出租车公司老板不利。出租车公司老板的暴富，主要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现在，他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为什么资本成本是合理的利润指标呢？ 首先，从出租车公司老板自身的角度看，出租车业不具有进入壁垒，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出租车公司老板经营得好，完全可以通过节省成本而获得高于甚至远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所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 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他们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而不是具有五种创新职能的“创造性毁灭”者，他们的工作与一般职工没有本质差别，因此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按照奈特的定义，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竞争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按照米塞斯和科斯的定义，他们不具有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和“寻价”能力，因此不能获得预测和“寻价”能力“溢价”。 实施“公平准则”，会得到一个“公平价格”。在没有任何办法在短期内改变供需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使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建立在“公平价格”的基础上，“公平准则”是政府仿照市场竞价干预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准。 “公平准则”并没有改变供需结构不平衡，它所提供的“公平价格”为投机留下了巨大空间。因此，实施“公平准则”必须与打击投机相配合。在出租车的例子里，政府公布统一的价格，就是遏制投机的举措；在房地产这一类产业中，政府也必须找到低监管成本、低交易成本的政策举措遏制投机，才能真正实现公平。 “公平准则”有三个要点：第一，它把仿照市场竞价结果的“资本成本”确定为利润上限；第二，它主要作用于短期无法解决供需结构的基本需求领域和权力定价领域；第三，它必须与遏制投机相结合。 正像前文所提到的，实现“公平准则”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市场竞价，也可以权力定价。蒙古共和国最近决定其矿业企业向全体人民分红，是用产权分配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准则。如果仔细分析发达国家各个细分产业的具体定价方式，我们还能找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办法。 公平准则和权力定价 应该立法将“公平准则”纳入权力定价领域，所有权力定价或权力关联定价的企业，其利润上限不应超过“资本成本”，超出部分，应以税收或其他方式上缴国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公平准则”，实际上是借用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价所隐含的公平结果，来为中国普遍存在的权力定价制定一个“准则”。因此，这个体现公平利益分配格局的“准则”，不仅适用基本需求领域，而且适用于一切权力定价领域，包括从石油、电信、交通，一直到墓地、公厕。 中国的权力定价，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则是隐性的。公开的权力定价，如石油、电信等，许多人将其称为“垄断定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市场经济中的寡头垄断，是市场整合自然作用的结果。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寡头垄断会通过“合谋”获得垄断价格，但经济实践不支持这个理论，经济学家也逐渐改变了看法。先是加尔布雷思从治理的角度，认为寡头垄断企业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的长治久安，因此倾向于制定一个相对较低的合理价格。后来斯蒂格勒通过考察寡头垄断长期行为指出，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竞争，仍能实现竞争价格。关于阿克塞尔罗德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中所隐含的垄断定价问题，由于比较复杂，本文不讨论。 所以，所谓的“垄断定价”，仍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仍然是市场定价，虽然它的定价会比完全竞争下高。而中国垄断企业的定价，完全是权力定价，无论是高是低，都存在一个“公平准则”问题。厘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乎我们以后关注的国企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隐性的权力定价问题，我们以山西煤矿业来说明。 投资者在预估了开采期价格并计算了所有成本之后，竞价的结果会使预期利润止于“资本成本”。但煤老板通过贿赂官员低价获得资源，同时背靠权力得以实现低安全投资和低工薪，并垄断外运，获得煤炭的所谓市场价格。在这里，权力在资源、成本和价格的定价中都发挥了作用。因此，本质上说，利润也是权力制定的。 其结果是，前几年在山西，每年上演两个“9·11”，以几千条人命换取煤老板的脑满肠肥。更严重的，这种无序开采，挖乱了矿脉，留下了没有任何资料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积水洞，给经过整顿的正规开采留下巨大的透水风险，加大后续作业的成本，大大减少了资源的可开采储量。 从权力定价的角度看，这样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没有本质的差别。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在国有企业，利润装在个人口袋里名义上是非法的，而在煤老板那里，被洗成了合法。在国有企业，官员的最大利益是升迁，因此能激励牺牲部分利润搞好安全。而煤老板，尤其是中小煤老板投机性很强，为利润最大化不顾一切。 还有一种广泛存在的隐性权力定价，就是各级官员的亲属开办或参与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权力关系，获得了在公平竞争下无法获得的高额利润，而处理这些问题又非常棘手，完全禁止官员亲属参与企业既无法做到，也不够公平。制定“公平准则”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中国大部分利润丰厚的产业本质上都是权力定价，而权力定价的市场，本质上是“寻租市场”。其中所谓的民营企业，本质上是权力“寻租”的渠道。中国应该立法，将“公平准则”纳入权力定价领域，所有权力定价或权力关联定价的企业，其利润上限不应超过“资本成本”，超出部分，应以税收或其他方式上缴国库。 扩而广之，中国的公平问题，并非如许多人所说仅是收入问题，更主要的是公共资源、稀缺资源被利益集团无偿或少偿占用，获取暴利。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占用和暴利被无良经济学家伪装成了市场经济，好像只要民营就是市场。 因此，“公平准则”不但适用于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领域，也适用于一切公开和隐性权力定价的领域。虽然“公平准则”也是权力定价，由于存在“道德陷阱”“监管俘获”“监管套利”等等，远不如市场定价公平合理。中国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利益分配上和诸多操作上的困难，权力定价有其一定的现实性。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公平准则”总比没有准则而引发腐败定价强得多。 公平的贫富差距 和企业家理论 那些靠权力支撑、权力定价和贿买权力的企业，怎么可能涌现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呢 贫富差距首要问题不是过大过小，而是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 公平合理的贫富差距是有益的。收入的差距如果是在公平状况下获得的，这个差距就会提供一个有益的市场激励，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扬。还会有助于一个形态和心态都向上的社会的成长。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别收入会转投入“有闲消费”（高档名牌）、知识投资（大学、智库）、慈善投资和风险投资。这些投资，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良知和知识的激励，是对整个社会向上提升的激励。 前面提到了熊彼特、奈特、米塞斯和科斯，他们是经济理论中企业家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引述。企业家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柱，这个理论是说，市场能够提供巨额利润，激励企业家发挥创新、预测和寻价能力，并承担不确定性——也就是不能被保险的风险，使得经济具有活力和更快的发展，并因此比计划经济有较大的优势。全世界的经济史都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都忽略了这个理论隐含的意思：如果巨额利润被没有创新、预测和寻价能力，并且不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人轻易获得，那么这个激励就会起到反作用，它会消灭企业家精神，使经济充满了“寻租”和投机，这个经济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也不能被恰当地称为“市场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业、矿业、出租车行业，以及许许多多权力公开或隐性不合理不公平实施定价的产业和企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向激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进民退”。 我们有许多温州企业家朋友，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通过生产和销售纽扣、原子笔、电线这样的小商品一分一分积攒起自己的原始资本。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房地产开发和投机，因为这种投资，一年的回报，相当于他们以前10年甚至20年的回报。 中国的民营经济，经过了20年艰苦发展，正处在通过市场整合，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创新化的关口，被房地产、矿业这一类“寻租”经济的巨额利润激励拦腰打断。 真正的企业家创业活动有三种可能：多数人创业失败；一部分人虽然成功，但由于承担了太多的风险，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们的获益不会太高；只有极少数人，在机遇的作用下，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 美国早期的石油、钢铁、汽车、化工等各个产业无不是这样，多数人没赚到钱，少数人赚到了，不是很多，只有个别人站在了顶端，其中有些人还使用了不当手段。近年的高科技行业也是这样，乔布斯和盖茨就是鲜明的例证。乔布斯比盖茨更具创新精神，但乔布斯的财富比盖茨少得多。 经济风险是企业家精神之母。企业家在与风险的战斗中，前赴后继，踏着无数人的经济之“尸”，才能将创新之“旗”插上巅峰。 创新与风险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企业家才是创新及其风险的可靠承担者。那些靠权力支撑、权力定价和贿买权力的企业，怎么可能涌现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呢？那些“人傻、钱多、快来”，所有人都发大财的产业，一定有权力操控，一定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没有真正的企业家。 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这是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公平。中国的经济转型，重中之重，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激励环境，以激励企业家精神，激励企业家涌现。 投机、流动性过剩与公平 由流动性过剩支撑的投机很可能将经济导向危机，这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都是投机的原因 投机是房价高企的牵引性力量，控制房价就应控制投机。在所有供需失衡的领域都会引发投机。但由于投机具有两面性， “一刀切”的经济理论把投机看成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如何控制投机问题上，甚至都没有展开有价值的讨论。 严格地说，一切市场行为都带有投机性。经济学家奈特在指出企业家承担不确定风险时，实际上也就暗示，企业家行为，本质上就是投机行为。经济史证明，投机是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应对带有投机性的市场行为进行干预。 但是，有两类投机需要政府给予特别关注，一类是涉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和基础资源的，例如医院门口的“号贩子”，火车站的“票贩子”，以及土地、矿产的转手交易等等；一类是与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的。 前一类投机会造成社会不公而引发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危机，后一类则可能导向经济危机。特别危险的是这两类投机的结合，它会叠加和放大两类风险而导致政治风险，房地产投机就具有这种性质。 不是所有的投机都与流动性过剩有关系。“号贩子”和“票贩子”就与流动性过剩没关系。但是，由流动性过剩支撑的投机有很大可能将经济导向危机，这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都是投机的原因。 流动性过剩有三个主要来源：信用泛滥、货币政策和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学对这三个方面都没有深入的研究。本次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信用泛滥与流动性过剩的关联，但至今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多种货币政策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曾经被认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现在看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投机性流动性偏好与流动性过剩以及利率的关系。 当市场个别领域进入壁垒很低，并能轻松获得高回报时，市场获利预期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刺激投机性流动性偏好，增加流动性过剩。这是一个双向相互加强的过程，直至“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利率、抽紧银根未必能起很大作用，反而会伤及其他大多数产业，从而恶化整体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解决的办法，必须用税收等其他政策手段降低或遏制投机获利，强行改变投机性流动性偏好，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加强过程。 所以，经济学界对格林斯潘没有用升息阻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批评未必正确。中国从中需要学到的是：一个公正的竞争和激励环境，不仅在微观层次对企业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而且在宏观层次，对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至关重要。  收入不公的两个问题 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由企业家首创精神、大型企业的成长、工会集体谈判力量、政府政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五方面力量联合作用的结果。这五种力量，中国一个都没有，至少是很微弱 本次经济危机使中国国内外经济不平衡问题凸显出来。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的依赖，以及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不仅不高而且逐年下降，成了国内外热议的话题。消费贡献率低很自然与收入不公，也就是贫富差距悬殊挂上了钩。 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指出收入不公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否认中国存在贫富差距悬殊。媒体的讨论则流于表面。关于贫富差距，至少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首先，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其次，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是什么？ 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或收入不公是个大题目，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一些提示性的探讨。 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中国城镇最富的10％人口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6300美元，仅为最穷10％人口的9倍。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的一项独立研究发现，中国最富的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最穷的10％人口的25倍。王小鲁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近3倍。 与贫富差距相关的数据是CPI代表的通货膨胀率。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9年，30年累计通胀率为5.7倍。2006年，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万晓西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以1978年CPI的权重计算，27年间中国城市CPI上升15倍左右。”也是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近3倍。万晓西还指出，如果调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权重，实际通货膨胀率要大得多。 根据最新数据，北京现在的“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480元，一个四口之家月“低保”标准为1920元。1978年双职工四口之家的平均收入为102.5元，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小康”家庭了。 假设把这个小康看成是北京的“贫困线”，那么今天的“贫困线”是当年“贫困线”的18.7倍，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为18.7倍。2011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为1160元，如果将2011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对应1978年全国平均工资，那么1978年至今，32年通货膨胀率是22.6倍。 “低保”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是经过必需生活支出测算的，这两个数据隐含的通货膨胀率都是国家统计局数据的3倍以上。显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太荒唐，太不靠谱了。 贫富与通胀这两个数据3倍左右差距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32年通胀率如果是20倍左右，那GDP的增长就远没有宣布的那么高，或者名义GDP的增长远高于统计局数据；32年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的增长十分有限；而贫富差距的真实数据说明，32年来，老百姓们都白忙活了。 在涉及公民生活幸福的两个关键数据上，国家统计局完全没有可信性，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此基础上，一切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和分析都显得非常不靠谱，而那些靠分析数据吃饭的预测经济学家们也会显得非常可笑。 穷，没有关系，但要穷得明白。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就是欠老百姓一个明白。 收入不公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过慢。 经济转型以消费驱动为主，有赖于一个占居民绝大多数并且稳固持久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经济起飞到转型成功，形成占居民多数且稳固的中产阶级，用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美国如果不算大萧条和战争，也用了20多年时间。 而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根据国家统计局不靠谱的数据，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报告认为，有3亿人，也就是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进入了“中产”。这个“中产”，被算入“中产”的人讽刺为“被中产”。百度“中产阶级”词条的作者根据存款和私家车数量，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到1亿人（又是一个3倍，不过倒过来了）。 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医疗、养老不发愁，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请注意，是自己有能力买房而不是“啃老”，而且要能负担2个－3个子女的教育而不是1个。所以3亿也好，1亿也好，其中有许多是由于“啃老”和计划生育而“被中产”的，并不是来源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在美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的人占人口的80％。认真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对中国更有启示意义。 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由企业家首创精神、大型企业的成长、工会集体谈判力量、政府政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五方面力量联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观念的改变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并根据美国的情况，提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和舆论与当时对“强盗资本家”的谴责合流，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推动国会通过反垄断法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上台。 美国是在西奥多·罗斯福任内开始崛起的。罗斯福对外进行扩张，对内推行公平的经济政策，包括干预劳资谈判、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保护国家资源、解散垄断集团、调整铁路运价以保护消费者，对食品和药物立法监控，利用军队医疗机构开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等等。 从西奥多·罗斯福到里根的70年间，经历了“一战”、“二战”、大萧条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新政”，形成了克鲁格曼所说的“两党共识”，延续、扩展了公平政策，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政府监管和补贴经济的结构。里根之后，尽管“两党共识”破裂，但这个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个结构完成了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撑，凝聚了共识。 美国中产阶级的诞生应归功于福特。福特一辈子干了两件事：卖最便宜的汽车和给工人发最高的工资，同时赚了最多的钱。福特的秘诀是创造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大规模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如福特自己所说，发最高工资成了降低成本的最好举措。低价格大规模消费使福特的工人买得起汽车，以后又能买得起住房，世世代代的“无产阶级”终于变为有产阶级。 杰出的企业家多前进在福特的道路上。IBM的小沃森进行了历史性的工资改革，而高科技业的企业家们开始进行股份奖励。杰出企业家们用他们的首创精神证明，高工资不一定是高成本，他们用创新的竞争迫使其他企业跟从他们。 另一方面，工会则用集体谈判和斗争压迫那些因循守旧的企业跟上杰出企业家的步伐。美国的工会是产业工会，可以谈判产业内统一的规则，以避免企业的投机行为。自由派经济学家是工会的死敌，他们制造了许多荒唐的论据来诋毁工会。本次危机后福特公司与通用公司不同的境遇和有最严格工会条款的美国电影业，说明工会降低竞争力纯属一派胡言。 对中产阶级形成作用最大的，则是规模化的大企业，关于这一点我们另文探讨。 举凡这五种力量，中国一个都没有，至少是很微弱，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自然是困难重重。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过慢，中国的经济“蛋糕”被政府和富人拿走了三分之二，13亿人民享受很少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就是说，贫富差距悬殊，既是中产阶级形成过慢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中国实施公平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要限制不当获利，就像本文前面所阐述的；另一方面，要从上述五种力量方面创造催生中产阶级的环境。这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 高举“公平发展”大旗 民众的不公平感、挫败感已经很深，房地产问题集中体现了不公平的深度，成为公众情绪发泄的窗口。而一旦不公平感情绪化，社会就处在危险的关口了 中国经济的不公平，主要是中央政府的问题。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发展要分两步走，即先效率后公平。他还明确指出，在20世纪末应着手解决公平问题。 邓小平这一思想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的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方面存在发展结构二元化等许多问题。其结果是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严重的不公平。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效率优先”是否正确。至少，按照邓小平的思路，上届政府应该在20世纪末着手研究公平问题，更不用提着手“解决”公平问题了。但上届政府并没有重视，在指导思想上模糊了这个问题，在某些实践，例如房地产等领域，加重了不公平。 本届政府认识到了发展结构二元化带来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力图通过转型实现邓小平的第二步目标，也给了国民较高的期待。但是，本届政府穷八年时间，不但没有迈开转型之步，反而听任不公平的扩大和蔓延。 尽管两届政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延后公平问题的解决，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不能不说是两届政府的重大失误。 在中国，公平问题已经很情绪化了。 据报道，中国自有房屋的比例已占到城市居民户数的89％。我们猜想，如果加上居民多套住房，中国城市的住房总套数已超过——至少是接近居民总户数。 理论上说，那些没有住房的人可以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少数特困户也可以通过政府控制的城市老房（实质是廉租房）和少量新建廉租房解决。 但是，为什么中国公众在房地产问题上情绪会这么大？那些经常在媒体上抨击房地产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睡在大街上。而且，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和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贫民窟”——如印度电影《贫民百万富翁》所展示的那样。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大陆的问题。 据报道，香港的“公屋”（相当于大陆的“廉租房”）、“居屋”（相当于大陆的“经济适用房”）和“私房”（商品房）的总套数已超过居民总户数，而且由政府提供的公屋和居屋占所有房屋总套数的51％。但是，香港居民在房地产问题上的不满情绪正在激化，并正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台湾的房地产数量指标我们不了解，估计不会比大陆、香港差很多，而台湾居民在房地产问题上的不满情绪正在快速上升。 为什么整个大中华区的居民，比其他地区居民在发展过程中居住条件好得多，而不满情绪却大得多？因为民众的不公平感、挫败感已经很深，房地产问题集中体现了不公平的深度，成为公众情绪发泄的窗口。而一旦不公平感情绪化，社会就处在危险的关口了。 到了按照邓小平设想，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公众一个公平的时候了。■ （于中宁 丁梦/文）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2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经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