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贺军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Limitationon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I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MinimumWage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 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 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 Limitation on 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I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 Minimum Wage 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 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 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 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p#分页标题#e#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作者：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苏希杰 张嘉衍 发自北京 日期：2011-08-15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 2011年7月11日，顾准的儿子高粱于北京北七家（姜晓明） 1958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 顾准于1950年代初 1948年，他生于山东的北大门——滨州。他的父亲33岁，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财委委员、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厅长。 依照北方的传统，为了好养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样，乳名也是一种粮食：高粱。 1982年，他33岁，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为父亲的学生、经济学家吴敬琏门下的研究生，专攻比较经济制度。 当时，一批风起云涌的经济学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叫“高梁”，并且沿用至今。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顾准文存》内，编者一栏，赫然印着他的本名：顾南九。 三个名字，无意间泄露了高梁的人生：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的次子；一个自称“永远不想成为风云人物”的经济学者。 近年来，学界时有质疑，伴随这些质疑的是粗线条的标签——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 他的“盟友”，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边。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我从来不是谁的心病，也不参加任何派别，我是独立的。”7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颧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说。 寄给父亲的两封信 高梁稍一侧身，身上的半旧汗衫3便露出个窟窿。一旦触及家中往事，他停顿，尔后沉闷，“说好了，不要问我们家的事情。” 他的好友，专栏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90年代，为写《顾准全传》，上海作家高建国采访了与顾准相关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顾家5个子女： 长女顾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子顾逸东，1946年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高梁之妹顾秀林，1950年生，现任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顾重之，据传在美国，是一名会计师。 书里，高梁是一个“交流比较彻底”的回忆者，一个见证父亲自述的儿子。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我谈话，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 顾准自述，两天后，“跟随四清队伍前往周口店劳动改造”。“经济所”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他在那里从事会计研究。 春节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够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终离开这个家庭的思想准备。到家在下午，汪璧（顾准之妻，曾任财政部商务司司长）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1966年春节，表面上看还是融洽和平的。春节过后，父亲离家去周口店。出门的时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高梁说。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崔红军拉着高梁的手，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动，也勾起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寄往经济所。” 这会儿，面对高建国文中的描述，高梁从沙发上坐起，“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信里的内容。” 然而，父亲收到他的来信后，勾起对家人的强烈思念。一个月后，借故回到家中——……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等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愈来愈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1967年12月），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他们）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食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恩断义绝，一致于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钧。 “大姐顾淑林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加入签名。事隔多年，顾逸东提起这件事，全身颤抖，泣不成声。他最终请求世人，要责怪就责怪他一人，因为他是长子。但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议的结果。” 高建国思忖，那时，顾准尚且不知，儿女们为他“转户”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对他诉说这段时，强抑内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开除党籍、泯灭心头一线希望的汪璧，在孩子们走后，吞服大量“来沙尔”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颤抖的笔迹：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据说剧毒发作，她倒地的模样极其悲惨。当天傍晚，“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的窗户爬进自己家”，第一个目睹者，正是高梁。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 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 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 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 《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 “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 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人心坏了” 1985年，高梁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在这家由国家体改委衍生出来的青年才俊云集的研究机构里，高梁低调如故，文章发表不算多，官至正处级。 “80年代末，就是这个正处，让我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杠杆，失去赴牛津留学的机会。”他寒心的是，1990年，体改所并入经济管理研究所，原成员各奔东西，“眼看一个炙手可热的单位打入冷宫，有些人却在边上看笑话。里面就有当年一起奋斗搞改革的同仁。” 90年代初，张学军在海南，两次见到高梁。 令他理解又诧异，“那会儿，很多人比较灰心，无心学术，改行做生意。高梁也自称‘半下海’，居然炒起了期货。” 高梁的期货终是全军覆没。郭熙权在电话中笑道，“他适合宏观经济研究，实际操作能力不强。” 1992年，郭任海南洋浦工商管理中心主任。高梁任洋浦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主管经济开发区政府所属的七八家小型国企。两年后，他离开洋浦。 他曾对媒体吐露，“我原想，根据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方法，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管理”，“手下有一个管开发区拆迁的公司，有一大笔钱来运作。我自任总经理。后来上面不让我干了，换了一个人。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上头压下来了，限期完成移交，让这个人管。管了不到半年，那人就出了很多问题。查出来以后就撤了。这时，我也站不住脚了。” “我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郭熙权直言，“高梁曾兼任洋浦物业总公司法人。上面让我接任他的职位，他成了我的下属。” 郭熙权说，在职期间，他曾向管委会递交一“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方案，欲将这家物业总公司推上市。按其计划，在公司管辖的土地上招商，让商家建房，建写字楼，形成商业一条街。政府采用土地出租方式，定下各个商家的土地使用期限。到期时，钱、房子都属于洋浦物业总公司。 前来投资的两家股份公司提出，“投资方要占51%的股权，摆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直控。”方案被否。 “委员会中传出，我想把公司的总经理位置固定化，使国有资产永久掌控在我手中。高梁是委员会委员之一，却没与我及时沟通。我估计，他在心里不支持我。今天回头再看，国有资产收购早在中国大行其事。”他不以为然道。 此刻，高梁也大发感慨：“90年代，大量国企垮台，有人说体制不行。我看有外因与内因。外因是私企与外企的大量出现，对国企形成很强的竞争关系。国企过去长在温室里，环境太好，缺乏野心。内因就是企业者的责任心越来越少了，自私地想从中牟取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与我在80年代，到国企搞调查的体会有很大区别。人的良心坏了。为什么坏了？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有一条，谁也不能否定，就是80年代开始所谓的‘产权理论’——难逃其咎。” “左”“右”碰撞 1998年，高梁回京。因离开单位过久，他失去了公职。 那时，他一边为《经济管理文摘》写稿，一边主持产业论坛，“体改所以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中建立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所一同事，后来成为民企人士，托我们办论坛，目的就是把中国整个产业实况梳理一遍。论坛上，请来矿业、石油、船业、汽车、电子等各行领导、专家。” 其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人物杨帆，因为“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与他相熟起来。 2001年，杨帆帮助高梁出版《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在他与《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引见下，高梁担任过《中国产经新闻报》副总编。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指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他的论调与高梁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郎咸平与企业家顾雏军的MBO争端引发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高梁站出来表态，支持郎咸平。 顾雏军一方，有他过去体改所的同僚，“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对他有些失望与奇怪，”杨帆说。 高梁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认为，为了推动国企私有化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到这锅饭，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对此极为不满，搜集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许多违法操作的案例。 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在Email里写道，一次，在社科院法学所，讨论某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具体个案，“有人仍在挺MBO，高梁历数国企改革中的黑暗面不时被打断，他非常愤怒地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在国务院某部讨论科技发展战略。我提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过于依赖外资和外来技术，冲淡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经济学家跳出来，你是义和团、红卫兵、冲锋队……”高梁仍记得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 举办产业论坛5年，他自认为，有一层收获就是“逐渐明确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体制改革中，对市场功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实际是在鼓吹‘纯市场化’理论，它是导致现在社会上道德指数低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增多的主因”。 “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理念在指导改革，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竞争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间，没有国家主义进入，它发展不上去，永远是三流、四流的。 “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国企改制进程中，国有资产被侵吞，工人权益被漠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反助其力’。 “要发展民族工业创新，防止外资侵入，使国家失去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现在很多问题出现是人们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他自信，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国家主义者”——“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毫无疑问，高梁的论点论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他父亲思想的传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们对类似观点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 经济学家姚洋说：“说要防止外资侵入，但我们的主要技术进口都是外资搞的。这样来看，外资不也贡献很大？不能说人家来了，就是白给中国送技术吧？这也是一种生意。” 赵人伟说：“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对这一事实，似乎都没有分歧。但究其原因，解决办法，分歧就大了。有人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我认为，关键不是市场取向改革搞错了，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被高梁等人视为“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的茅于轼就高梁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纯市场化肯定不对。但说因为市场化使得道德败坏，毫无道理。正气在哪个社会都要讲，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正气，资本主义就是邪气？是不是投机就不创造财富，只有生产劳动创造财富？我认为，一定的投机是好的，投机过度就变了。” “不管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坏事，垄断的问题是降低效率。选人机制上也一样，不好的产权选不出好人来。我们国企领导人都是委派的，不是选拔竞争出来的。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并不是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是该干预的就干预，不该干预的就不要干预。” “我们当前改革的大问题是市场化的方向没有坚持，现在倒退了——国进民退。”末了，他指出，“发表那些观点的人，有一种可能是在改革中受到伤害。现在左的思潮抬头，他们与这股思潮之间，至少感情上是呼应的。” 对于高梁的观点，他的导师、“吴市场”吴敬琏从未作公开评价。 据徐方无意中透露，今年4月，她从日本回国，曾与吴敬琏相聚，“吃饭时，他谈到顾准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现在思想变得有点‘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2001年，编辑《顾准日记》的丁东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责编李丕光合力将陈敏之与高梁约到一起。 “顾准的遗作中，除《希腊城邦制度》交给吴敬琏。一部分日记，还有他与陈敏之的信件往来、文稿在陈敏之处；至于另一部分日记、顾准的学术笔记、卡片放入档案袋，由社科院交给了高梁。”丁东介绍道。 明知叔侄间有隔阂，但出版社想将他们各持部分组合出版《顾准文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把顾准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李丕光说。 《文存》正式出版后，陈敏之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将手持的文稿著作权交给了高梁。 李丕光在编《文存》时，竭力不删改原稿，“编到后来，我们连广告都没想做，只想将它平静地引入市场。” 80年代末，陈敏之即想出版《顾准文集》，特请王元化先生作序。因作序延误，错失出版时机，直到1994年，王元化向陈敏之推荐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对方原以为只是已故学者的一般性著作，还让陈敏之自掏一万多元。陈敏之对顾准的思想，视若珍宝，为出版一口应允。“出版后，分量相当重。出版社受到上级‘压力’，出版过程遭到伤害。但书的效应终于发散出去。”丁东、李丕光纷纷说。 吴敬琏曾就《文存》中的精华——《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撰文分析：“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以为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以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用）专制、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灭绝，于是这个理想主义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顾准）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于这个运动。结果循着这条路……走到他去世前，文革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当年父亲想得已经很深了，我们这些小孩哪里能懂？他偶尔冒出的观点中，有两点记忆鲜明：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宇宙普适真理？他认为不是，只是部分适应。第二，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在著作里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这两样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 “80年代，我开始读他的原稿。以前我们受马列主义教育长大，对他写的一切感到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后切实的感受。什么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认为他在治学处事的态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还有他的哲学思考里——不要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不可移动的教条，我是同意的。这是我对我先父的态度。”高梁说。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1957年至1962年，顾准在自述中无限寄望于生机勃勃的儿女们。 如今，高梁确实“敢怒”。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他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质疑，所持观的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在做秀么？他是最应该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这一生就太可悲了。”他的反对者里，有人这么说。 “我经历过毛时代，身上会有时代的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作理性思考。我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跟我差不多，否则我们不会走到今天。”高梁的语气与其说理性，不如说是对于某种信仰的执守。 当初，在这份“信仰”与深爱的父亲之间，他选择前者。现在改革进程中，“不管有多少人已经漠视，不再相信马列思想”，他的信仰仍在指引他的方向。 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中，顾准始终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将要如何发展？ 这一追问依然继续。一个年轻的来自高梁学术观点对立派中的一员追问高梁：“改革至今，市场化是我们目前发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制度。市场化固然造成贫富不均，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吧？” “他的提法有问题！好像不走市场经济，就是走计划经济。现在不就是既有市场化，又有政府在管？改革30年，不要以为我们一动未动，应该说改革已取得伟大成就。再说我并不反对市场，我是反对腐败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高梁振振有词，“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 “高梁与他父亲看似观点有别。但仔细想来，顾准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不容于主流，高梁的思想在当下也不容于主流。” 就连他的外表都是那么不合时宜——脚上长年不变的一双军用黄胶鞋，步入任何场合，那让他的朋友与对手都一致形容，“像个农民工。” “莫干山会议上，我印象深刻的是齐永贵等人联名写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开了一家金融公司，一见到我就说，你来做什么？你这人发不了财。” “当官、从商，都要当孙子。”他好像早已了然。真要那样了，他又怎会是顾准的儿子？ (参考资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著)

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间：2011年7月30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王占阳：本来想全程参加这个会议，我对这个会议很关注，但是因为记错了，就答应清华的会议了，那边12点半才结束，所以上午很多精采发言我没有听到，很遗憾。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在这样一个思路下，我认为首先应对两地两位领导的主动进取精神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容易。在那么多省份都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动，这就很好，死水一潭活起来了，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在死的状态下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谈经济，一个谈政治，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这次有一个所谓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接受过《重庆日报》的一个采访，后来他们发表出来了，三千多字，叫做《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我是比较支持重庆方面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的思路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去一贯的想法。这次广东方面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做蛋糕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普遍是批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下面的话是对中央说的，是对全国说的。因为作为地方大员他必须得听中央的，在这点上他没有犯错误，政治正确。问题是中央错了，他就得跟着错。 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它过去的固有含义。 我们回想“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经济运作全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如果政府在那个地方天天闹革命，不去搞建设，建设就搞不起来，整个发展改革就都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说政府要动起来。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定要追问这个主体。当时实际说的是党和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指老板，老板天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合理的，在当时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们再追问这个“经济建设”是指什么?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经济建设其实主要是指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以生产为中心，这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对的。招商引资、投资等等，大家都抓生产，这才开始有了大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建设已经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再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了。政府也应相应地退出这个领域，而不再是总想唱主角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就是政府继续拼命投资，拼命地把在很多情况下祸害老百姓的所谓国企做大做强，然后就是过度的国家干预，以至于搞国进民退，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反的。当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而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反市场经济的。而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腐败分子特别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投资、再投资，然后就是他们的回扣、回扣、再回扣……，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代表人民利益了。 这个口号要不要拿掉?我说也可以不动，但需改变它的含义。问题是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必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仍以生产建设为中。生产、交换这个主要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要再以这个为中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什么?是财税。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搞再分配。西方议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财税问题，政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执行议会的财政法案，所以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后也要转向这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否则就是政府越位和缺位了，而且是走向非常严重的腐败了。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还可以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已应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了。以公共财政为中心并不是不是财政收支越多就越好，增加和减少政府收支都是财政问题，征税和减税都是财政问题。政府收支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适当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就越好。 分蛋糕包括两块，一是初次分配分蛋糕，一是二次分配分蛋糕。政府直接操作的是二次分配分蛋糕。一次分配首先是由市场来做，不应政府包办。但是政府也应为实现公平的一次分配创造条件，允许和促进这种公平分配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创设为这种公平分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司法条件和政府机构。比如应该允许建立职工真正能够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这种工会至少也应独立于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否则就是“黄色工会”。至于这个工会怎么建?可以研究。工会是实现和保障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工会已经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不发展工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倒是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不是不可以延续，而是它的内涵一定要改变，要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以实现和保障公共财政为主要内涵。也就是说，不能笼统的说重点做蛋糕还是重点是分蛋糕，市场经济自己既做蛋糕又分蛋糕，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能再是做蛋糕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分蛋糕。这个东西需要掰开谈，不能笼统地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看主体，主体不同重点就不同，总是笼而统之地谈问题行不通。 张木生：就是重点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法弄。 王占阳：就是市场管市场的，政府的管政府的。 张木生：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王占阳： 对，就是各管各的，别混在一起，那样永远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问题上，下一步问题就是怎样把政治和经济统在一起，怎么把这个蛋糕既做好又分好。其实上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内涵转换非常关键，这个转换就是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新理顺。如果固守传统内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仍然是一个劲地投资、办国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没法理顺。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改变后，政府才能把市场的应有位置让出来，也才能让市场活起来。国企做大做强，控制那么多领域，到处都是玻璃门、弹簧门，经济建设怎么能搞上去?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大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经济的空间，让市场充分活起来，经济建设才能搞起来，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问题都已经烂成这个德行了，还不狠抓分配，那能行吗?所以老百姓对于做蛋糕为重点，反映那么强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中央的思路问题，广东他不得不说，下级得服从上级，他得服从中央，这个没有办法。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样才能做好分蛋糕这件事?其实广东和重庆各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重庆的答案是什么?重庆的答案是在现有政治体制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事，而且他的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份答案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要等到政治体制改革改完了以后再来解决分蛋糕问题，那就全崩溃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步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政治体制改革完了再分蛋糕?来不及了!还没等到，忍无可忍的公众就造反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重庆的办法对于全国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一种接续的办法，客观上也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的办法。重庆经验确有积极意义，有重要性，也有全国性。但不是各地创造这种经验的力度都是相等的，重庆可以走到前面，是因为薄熙来有特殊政治资源，黄奇帆又是经济人才，这就可以先创造一些分蛋糕的经验，这对全国有好处。 广东特点在哪里呢?广东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光讲法治，是因为不敢讲民主，其实背后还是讲民主。在中国光搞法治搞不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而且广东还特别注意逐步落实和保障公民自由，特别是在培育新闻舆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广东培育了南方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成绩。其意义首先就在于为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布下了一枚战略棋子。不仅如此，它对解决当前紧迫的公共财政问题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民生性是经济内容，后三者是制度保障。集权政体也不是不能搞民生财政，比如古巴就搞得相当好，但这必须以政权尚未腐败为前提，如果政权严重腐败了，那就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就更难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推进民生财政了。即使是在重庆能做到的，拿到全国去推广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怎么办呢?靠民主法治吗?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治在哪儿呢?现在的人大选举都是形式主义的，人大并未真正掌握财政决定权，而且大部分政府收支实际都是不经过人大的，所以现在既没有民主财政，也没有法治财政，这些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大问题。这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自上而下的推动，那就不仅会使民生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打的折扣就越大。以至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民怨重新沸腾，直至无力回天，全盘皆输。那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就是大力推进阳光财政。不仅政府自己要去主动地做，而且更要依靠人民的推动和监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追求民生财政、阳光财政的最执着、最有力的力量。而要使人民能够发挥这种重大战略作用，那就必须在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下功夫。这就是去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的主要意思。 在民主法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要以自由来弥补这个制度空间。有自由才能有公众参与，有公众参与才能尽可能地推进阳光财政，因而全国性的民生财政也才能有保障。即使是这种保障还是不充分的，那也远比没有这种保障好得多、自由本身当然也需要保障，民主法治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自由的根在社会，保障自由的最根本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在民主法治形成前，自由也有可能获得根植于社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践中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宽容、依靠和培育。这就能使民间和媒体追求公共财政的力量比较有秩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能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战略合作中，持久有力地解决当前至关重要的财政问题，并使之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秩序和制度。 所以，就当前的迫切需要来说，广东和重庆各有重要贡献。重庆的亮点在于民生财政，广东的亮点在于公民自由，特别是新闻舆论自由。这在两地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有侧重的，但又是非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实际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少了任何一个都得翻车。现在就是缺了这两个轮子，所以我们离翻车已经不远了。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自由的未来就是民主和法治。广东重视民主法治的思路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但除在自由方面有相当推动外，这个思路在广东几乎没法执行，因为直接推动民主法治，搞比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地方能干的事，他没有被授权，也就没有操作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这种思路没有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不久的将来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央宣示政改决心，开始筹备政改，并在近年内开始实施有份量的试点，这对挽回人心、安定人心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还是已有很强的战略紧迫性的重大现实任务。政改之路需要走三、四十年，但启动政改已是紧迫的现实任务了。 总之，从全局上和战略上看，广东和重庆的探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民生方面的基本要素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它们弄成对立的，而应把它们弄成统一的，这才是未来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但对重庆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也有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基尼系数要在五年时间从0.42降到0.35，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太猛了。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说我现在致力于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可以。 杨平：在重庆会议上，经济学家给黄奇帆提出这个问题，黄奇帆算了三笔帐，说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王占阳：搞得过快了以后，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怎么样呢? 秋风：短期内先实现再说，管他长期呢? 张木生：他的失业率三年之内要降到3%以下，也是大跃进，但是他也要干，干吧，先干着再看吧。 秋风：对，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王占阳：干总比不干强，什么事都不干是最大的错误。 张木生：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杨帆：不过也可能做到，把有钱人都吓跑了，重庆的基尼系数就下降了。 张木生：他那个官员黑，但是和中央没有勾结，他的资本家也黑帮化，但是还没有和外资完全勾结在一起，这是他能改的前提条件。 王占阳：所以重庆能动起来，但又不具有全国全面复制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全国用，但是必定会被稀释，只有自由和主动的公共参与才能解决这种稀释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是，重庆、广东先做起来了，这些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作为学者来说，我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开的。 张木生：包括他的运动式，你怎么接受? 王占阳：不能接受。包括警察都受不了了，重庆的警察。 秋风：我觉得真应该把警察轰到街上，这是对的。 王占阳：对警察的管理有点过分。我们学员是民主党派的，是重庆民主党派的，他们到警察中调研，发现警察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强度过大、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 笑蜀：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 王占阳：这种做法具有不可有持续性。过一段时间薄熙来走了，高压没有了，他们又反弹回去了。 杨平：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去见地方官，哪有休息?根本没有休息，非常辛苦。 王占阳：现在批评重庆是人治就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都是人治。批评重庆违反法冶也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违反法治。只不过是他在风口浪尖，他那点烂事一下子弄出来了，其他的地方藏着呢，你看不见。 张木生：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蔡霞：是重庆开了恶劣的头。 张木生：重庆不是最早的，东北那100多个是最早的。 李晨：陕西的更早。 王占阳：“革命前辈”很多。 张木生：前赴后继。所以，人家说有这条法，你干脆把律师制度取消。 王占阳： 所以，站在全国前列的积极的改革者必须对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予以肯定。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原则都必须予以肯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公平、平等、均富这些基本价值也都必须予以肯定，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必需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因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只适合于欧洲的话，中国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了，也不要搞共产党了。马克思是欧洲的，你们是欧洲特色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建党伟业?建什么党?共产党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中国特色的，要元明清的，不要外国的……。所以普世价值都要肯定，不肯定不得了。具体的做法则是可以研究的。作为改革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要强调的。我认为广东和重庆在价值问题上各有所长。重庆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讲公平和平等。广东方面则是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比较多。但广东想做的许多事情却没权做，做不下去。最近我到深圳去，我问我同学，他在那里干了20多年了，我问他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已经100%腐败了，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老百姓能架得住这么贪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说的很好，上面不动，下面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帆：如果重庆科长跑到广东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