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冉按： 张大军兄是政治学者，对中国现实政治尤其关注。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我和王怡趁景凯旋兄回蓉探视父母的机会，请景兄给草堂读书会讲米兰．昆德拉，而遇到他和五岳散人兄从北京来蓉。晚间我太太的生日，于是我邀一众人吃火锅。至于与大军兄说过些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张兄那时在关天茶舍的网名“糊涂的旁观者”声名很响，而他的真名则往往许多人不知。其实他不糊涂，也不旁观，相反倒是擅于行动且活在真实中。从他参与组织的三味书屋和传知行一系讲座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看到大军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翻译的石油与政治的文章，后来就很注意他关于政治的诸种议论，尤其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文章，颇能使我受到教益。虽然我未必都赞他的意见，但我觉得总是能给人启发。有人或许会说，文章给点启发，有什么了不起嘛，又没有铁定而准确的答案，烦死了。我这人最在乎的是读别人的文章能否带来启迪，至于是否是答案或者我赞同与否，我倒不看重。我认为启发他人去思考和批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人的思维能力，同时也逐渐使懒汉思想有所歇息。此前本博曾推荐过张大军兄的一篇，今天再推荐一篇，是谈对外开放终结的。我认为他从经济、安全、人权三方面来分析中共对外开放时代的结束，并结合国内改革开放的完结，就会使我们大家明了中国现实政治到了一个何等令人不安的地步。 2011年17：00分于成都 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其原因和后果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圣经•约伯记》18章5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序论、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共同命运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倡导和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开放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为所谓的对内改革也不过是学习和追赶西方的另一种开放而已，而且是以对外开放为前提的。没有对外的开放，就不会有对内的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这些成就虽然都是由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一个个中国人取得的，但这种国策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之前的三十年相比，这一国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2006年，笔者曾在《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一文中断言，邓小平的对内改革时代已经终结了，而 2010年的国内外环境让笔者进一步断言，我们过去一代人所理解的对外开放时代似乎也已经进入了终局时分。改革与开放命运的相似之处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改革事业的肇始与开放事业的起步是由体制的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格局促成的；而改革事业的破产和开放事业的终结也是由现体制的特性和现有的政治格局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胡作非为之后，中共的极权体制面临着信誉破产的危机，为了挽救体制，体制本身有动力去发起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在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动力去促成这一事业，因为改革开放对它们是有利的，至少是利大于弊的。可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会与极权体制本身发生抵触，而且对于体制内的各种寄生性利益集团来说，改革开放的好处已经释放完毕，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威胁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正如改革事业被抛弃一样，现体制和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毫不犹豫地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走入日暮途穷的末路。 一、中国开放时代的终结标志着邓小平中兴时代的结束 邓小平所谓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在此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思想文化和制度观念难免会渗透进来。尽管邓小平知道门户开放后，难免会进来一些“苍蝇”，但他明白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他领导下的中共极权王朝事实上对西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并以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作为其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邓小平决心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关系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国策能够持续深入地推行下去的首要原因，这当然是由美国在全球秩序和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中美关系保罗万象，牵涉到方方面面，择其要者有三，它们分别是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本来，中美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美国的经济体制要求全球经济体系保持开放性，以利于对等互惠的自由贸易。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开放史表明，这种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也正是因为参与了这种经济体系才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在于维护和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和均势，以防止核不扩散并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对内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总体上看，美国所维系的全球和东亚安全格局是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美国所推崇的人权价值观对中国人也是好处多多，甚至是雪中送炭；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选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制度实践对中国走出极权统治的野蛮和蒙昧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证明，维系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但不幸的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近期在上述三个重要领域内的关系都在持续地恶化。首先是经济上的汇率问题，美方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称这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中共虽然在口头上多次承诺要改革汇率体制（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倒逼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非常有利于一般中国民众的），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国际社会指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其次是安全上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中共肆意要保护北韩的极端邪恶的金正日政权，采用各种极不负责任的手段包庇和纵容北韩的侵略行径，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和对立，让东北亚地区陷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之中。在人权问题上，中共指责美国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幕后操纵者，利用其所控制的喉舌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和西方价值观大加讨伐，在国内大肆限制人权活动人士的自由。显然，中共极权政府已经撕破脸皮，彻底暴露其凶残的本性，在人权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全面对抗。 如果将中美关系在这三个重要领域的争端加以总结概括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对抗态势。据笔者观察，在这种战略对抗态势出现之前，中共和美国有一段关系暧昧的时期。中共的国务委员戴秉国2009年7月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著名的中国核心利益说，由戴秉国所传达的中共核心利益的第一条就是维护基本制度，也就是保持中共极权统治的稳定。戴秉国提出这一赤裸裸的要求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中有人提出美国和中国应该互相确保对方的战略利益，比如布什政府任内的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现任的奥巴马政府中的副国务卿斯坦贝格（James Steinberg）则提出美国和中国要有互相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美国这前后两任副国务卿的政策建议都希望中国尊重美方的战略利益，也即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会照顾到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战略利益，也即创造空间和条件让中国和平地发展和强大起来。这一政策建议的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与中共对其自身（注意：不是中国）“战略利益”的追求是极不相容的，结果只能沦为一厢情愿。这两位副国务卿没有或者不愿面对的问题是，中共的战略利益非常不同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或者说中共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中共的极权体制不可能对国际体系负责任（正像它不可能对国内民众负责任一样），也不可能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还会有更加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事态的出现是中共官方近年来所鼓吹和推动的各种反“对外开放国策”的论调的升华和果实。近十年来，中共一直企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出一条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具体来讲，中共的这种努力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在经济发展上，中共官方学者提出并大肆渲染“中国模式论，”不知各种原因，很多中外学者都甘做中国模式论的吹鼓手，试图颠覆已经演化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第二，在安全问题上，中共官方一直在鼓吹“中国崛起论，”这其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和深化，是要对现存全球安全秩序提出挑战和质疑；第三，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官方以“中国文化特殊论”作为挡箭牌，并在世界各地出巨资筹建孔子学院，企图以中共诠释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来“主动地”对抗普世的人权价值观。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王朝的对外开放国策似乎走到头了。当然，笔者所谓的开放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是说中国不会再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了。至此，邓小平留给中共极权王朝的两大遗产-改革和开放-都已经或即将寿终正寝。鉴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说，2010年将标志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共红色王朝中兴时代的正式终结。 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趋势，探索其原因和后果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释。 二、中共极权王朝的属性和逻辑让对外开放无法持续深入进行下去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战略对抗的态势？中共极权王朝为什么在中国尚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放弃对外开放的国策？仅仅以心态上的狂妄和自大来解释中共当局处心积虑的策略变化是不够的。笔者以为，中共的这种转向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原因：首先是由中共极权王朝控制下的中国的国家属性决定的，其次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格局使然，最后更与极权体制的运行逻辑有关。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家族”的中国，而非“民族”的中国。笔者并不否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竞争优势和结果。不过，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构建的，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民族国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首要难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中国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按照马科斯•韦伯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民族性或公共性，因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家族或者集团的私器。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是皇帝的私产，人民都是王侯的臣仆。职是之故，中国现在仍旧是名义上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家产制”国家，也即国家事实上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家族集团的，与一般大众所构成的民族无关。 简略地说，中国这个国家其实只是党产而已，而党产又进一步家族化了。毫无疑问，家产制国家的政治现实势必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因为实际上拥有或控制中国的家族集团肯定会把它们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家族和民族的分野和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中共极权王朝所内含的家产制政治结构阻碍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和平演变，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真正关心中国民族利益和热爱中国的人士应当坚决发对的。也因此，笔者在这里必须强调，所谓的中美关系，形式上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但实质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普通大众在其中是完全被动的，在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只能是被中共所胁迫的人质。如果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中共对世界体系的排斥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其次，中共的极权体制逐渐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向。根据中国极权体制的代际权威递减规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干涉和制衡，中共的权力中枢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权力定律。由于其在体制内的巨大权威，邓小平所钦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其活着时自然无人敢于公开提出挑战。等到邓小平这个强人去世之后，中共外交政策的主心骨也就没了。中共的外交政策难免就开始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到如今，邓小平已经离世13年了，其影响力逐渐式微，他所提倡的对外韬光养晦政策自然就成了中共体制内某些力量集团检讨和修正的对像了。 据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王辑思透露，中共现在参与对美政策制订和咨询的机构竟然包括政法和宣传部门，也即政法委和中宣部成了对美决策的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正如中共各个利益集团的做大让中共无法有效地处理很多国内问题一样，它们也让中共的外交政策受到很多的掣肘。其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矛盾日渐激化，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愈益恶化一样，中共政权与国际社会的矛盾也越积越深，甚至到了无法在对美关系上保持合作姿态的地步。总之，中共极权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做大，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以至于邓小平本人的政策意志也无法继续贯彻下去了。邓小平作为这个分赃体制的始作俑者，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第三，极权体制内在的运行逻辑同样在支配着中共的外交活动。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共的极权体制本身与现有的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当对外开放还处于浅层次时，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冲突也不激烈。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体制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是，一旦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接触和融合开始向纵深发展，极权体制本身便会感受到各种的不适、不爽、不顺手、不自在，甚至是不安全，接着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排斥国际体系的趋势和倾向。这时，利益集团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利用极权体制本身的排他性来拒斥和反对国际体系了。其实，这根本就不奇怪，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伸。极权体制的本性是一定要反映在外交舞台上的。 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国际交流、竞争、合作是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规则和秩序带有明显的自由和法治的特征。中共所领导的极权政体则是独断专横的，它的这种本性注定了它会和国际体系发生冲突。中共极权王朝恰好在国际体系中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与国际主流社会唱反调：人权、发展和安全正好是联合国的三大基石，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三个领域的规则体系都和中共的极权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共作为暴力起家的执政集团，其特质既是霸道残忍的、也是自私无情的、更是没有平等之观念的。而国际体系的这三个领域所依赖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都与中共政权的原则和目标背道而驰。首先，国际人权体系所依赖的价值观是人的权利和尊严，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是自由开放下的互惠互利，而国际安全体系所追求的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秩序。这些都与中共极权王朝的习性和目标相悖。 更进一步说，中共极权王朝的运行依赖一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结构：冷酷无情的价值观基础、掠夺成性的中央集权官僚治理模式以及偏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读者朋友们或许能够轻易地发现，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向的恰恰就是国际体系中的那三个重要领域：人权、发展和安全。笔者前几个月曾在《略论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一文中对中国极权统治结构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做过简要的论述。很不幸，这三个组成部分不仅让中国迟迟无法实现政治的文明化，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合作的阻力；前者早就已经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清王朝以来的中国专制政府在与现代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最大特点是不懂。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体现了论者的一定的洞察力，但仍不够透彻。笔者反倒以为，专制王朝在被动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时的最大特点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极权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不懂得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外交规则和礼仪，但他们一定懂得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利益。正是由于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完全接轨会危及极权体制的稳定以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从权力者的本能出发就反对按照现代世界的规则来进行交往。如此看来，不懂并不是极权体制的独裁者们的最大缺陷（不过倒真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好借口），因为如果他们不懂的话，西方人或者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慢慢也就学会了。不愿意按文明规则办事则是他们与现代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最终会动摇极权体制并危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是懂，也得装着不懂了。 三、开放时代的终结最终会让极权体制陷入危机之中 由于中美之间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重要领域里都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有人甚至断言世界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并把中美之间的较力视为“新冷战”的重头戏。中国的官方人士、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前不久则称：“中美关系破裂会出大乱子。”不管怎样，中共极权王朝在国际上所采取的新姿态、新做法和新战略会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上文说过，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是以开放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内在的极权结构让中国靠自身无法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到今天的状况说到底很大程度上还是外部力量渗透和推动的结果，所以，对外开放的终结可能比对内改革的破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更大。鉴于中国自19世纪以来的时局演变都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思考和预估对外开放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向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的终结将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乃至大倒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分享全球化红利的结果。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既获得了国际市场，更获得了为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更为重要的法治化的规则体系。比如说，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沿海出口产业-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成果，而最有规则意识的也恰恰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直保持健康的开放政策，逐渐学习并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并让自己的游戏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中共极权当局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拒绝继续适应国际竞争规则，鼓吹极端非人道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妄图颠覆自己曾从中受益良多的规则体系。 更有甚者，中共极权政府还以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为幌子，开始名目张胆地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唱对台戏，而且不顾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法治和人权领域大踏步地倒退。经济上的“中国模式论”和价值观上的“文化特殊论”为中共极权政府肆意扩张其权力，干涉公民自由和人权鸣锣开道。蛮不讲理和掠夺成性的极权体制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会变得更加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寄生于其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也会变得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必因此而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遭遇重大挫折。 其次，中共极权王朝将不得不面临国际上的重大压力和挑战。由于极权体制内缺乏向善的改良能力和意愿，其中的邪恶势力势将继续膨胀和扩散。恶势力的扩张不仅会在国内造成恶劣的后果，也必将严重地侵犯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官民矛盾会继续恶化一样，中共与国际社会（尤为显著的是美国）的关系看样子似乎也要恶化下去。国内民众在极权体制的压迫盘剥和严密控制下，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对抗能力和意志的。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大不一样，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时，它们必然会做出反应，而且其反制措施必然会对中国国内和中共造成很大的影响。 国际社会可能的应对主要是经济上的和安全上的，人权上的应对措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框架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比如，美国与韩国最近在黄海上的军事演习对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日政权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难免会让中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经济上的应对措施可能会让国内的出口产业无法继续充分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中共王朝和中国过往王朝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已经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闭关锁国也不再符合极权体制中部分权势集团的利益。显然，中共是非常不愿失去国际市场的，一旦失去国际市场，国内的经济离崩溃也就不远了。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策略恐怕不是要压制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发展和崛起，而是要压制中共（注意：不是中国）的霸道蛮横和无法无天。否则，美方就不会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战略再保证”的对华战略了。 最后，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交恶必然会对极权体制自身的运行逻辑造成冲击。中国的极权统治秩序包含着一个互相配合和支持的三位一体结构：意识形态基础（专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内的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型官僚治理体系）与对外的霸道支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体制）。借用中国哲学的说法，这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形态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就像寒暑交替和四季循环一样，是一个自足有效的体系。一旦其中有一个环节被打破，这个极权体系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摧毁专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效力就不用说了，那乃是釜底抽薪之举；对内统治的破产会导致国内秩序的失控和危机；而对外治理的失败也会最终让体制在沉重压力下瓦解。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治理的失败可能会成为极权体制的一个软肋和突破口，因为这种失败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借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极权体制的这三根支柱就像是一个桌子的三条腿。当三条腿都健全时，桌子就是稳定的，当其中的一条腿折断时，桌子随时就可能倒下。对外治理的失败就相当于将其中的一条腿弄折了，极权体制将因此失去平衡。 结语：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之后，清王朝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不久之后更分崩离析了。清王朝的殷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共王朝与清王朝其实都遵循着同一套中国极权统治的逻辑和规律。不无巧合的是，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让中共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时期。不过，经过中共的三代领导人之后，这一政策现在事实上处于被废止的境地。这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局限所致，更是中共极权专制政体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邓小平对于执政党，也是“君王之泽，三世而斩。”人们不禁会问：中共极权王朝在经历了邓小平中兴之后会遭遇到与清王朝同样的命运么？ 共产党领导下的极权政治结构是中国人学习遵守现代文明规则和文明价值的最大障碍。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动地进入现代世界的，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对外开放国策的废止就是让费正清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变得更加不确定，也即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不过，当极权体制在其自身逻辑的牵引下走向四面树敌、内外交困时，当它对内缺乏更新的能力和意愿（也即不再对内改革），并且对外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愿望（也即不再对外开放）时，它离崩溃瓦解也就不远了。 笔者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乃在于，当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而崩溃解体之后，中国人借着现代化的通讯传播手段和全球化的文化资讯交流将迅速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笔者坚信这一点，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也并不悲观。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0年12月3日于北京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