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如果说有一项改革持续而没有中断的话, 那就是政府机构的改革。在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换届之际, 它都会成为主政者思考的重点,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共十七大和十一届人大召开之后, 构建大部制成为这种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对此有比较大的兴趣, 并产生了不少解读性的文字。本文试图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分析大部制的意义、内容和前景。          一、现代国家构建的含义          国家构建的研究源远流长, 现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兴趣,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治理失败,而简单的自由民主方案并不能带来优良治理。福山继《历史的终结》之后, 对治理失败现象进行了反思, 又写了《国家构建》一书。他认为通向自由民主的过程并不是自动自发的, 而必须以构建优良治理的政治实体为先决条件, 非洲一些国家采用肤浅的自由化方案,结果成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 留下了许多严重问题。[1]其实, 在福山之前, 中国学者王绍光就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 他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并列举了四种国家能力。[2]     他们的研究表明, 现代国家不仅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且应该是一个有治理能力的民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现代国家构建界定为: 不断调整国家机器, 使之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目标, 并使自身得以存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目标: 理性化和民主化。所谓理性化, 就是让国家机器变得更有效率、更加规范。[3]所谓民主化, 就是让国家机器变得更富参与性和竞争性。[4]     这两个目标在实现过程中既可以同步进行, 也可以相对分开。就各国的经验来看, 如果理性化的目标先于民主化的目标, 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就较为顺利一些。因为一个国家机器常常是通过强力建立起来的, 首先得让它能够做事, 然后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形势, 国家机器也开始了调整。一方面, 中国政府大力强调民主, 并积极稳妥地适时推进行政管理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 切实并较有成效地实施政府治理创新变革, 使理性化目标日益显现。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重要表现。          二、理性化内容与以前的努力          理性化主要解决的是国家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国家可以自主地运用可持续的低成本 / 高收益手段来实现所设定的目标。马克斯·韦伯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1) 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 2) 强调程序的法律;( 3) 专业化的官僚队伍和职业政治家( 4) 持续健康的经济政策;( 5) 法理型的合法性。[5]他对国家理性化内容的概括在当前的研究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 也具有较强现实解释力。     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以前的几次政府机构改革在国家理性化方面取得的成果。     1、1982 年改革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不久, 主政者意识到建立一支年轻、专业、高效的干部队伍对于现代化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之前“又红又专”的口号也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意识, 但没有改革开放之后那么强烈。这次改革的直接成果是:( 1)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加速了干部队伍年轻化, 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 64 岁减到 60岁, 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 58 岁降到 50 岁;( 2) 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 国务院各部委领导通常设一正二副, 一般不超过一正四副。但这次改革在专业化方面成就不大, 因为这取决改革前的教育状况; 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行。     2、1988 年改革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一次拐点式的转折, 意味着国家机器在应对现代经济的过程中出现重大调整。它的核心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 而且是在想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具体成果是调整和减少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这次改革确定的部委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 譬如说, 当时撤销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 组建能源部, 成为现在能源局的前身, 其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但由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 原初所提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没有实现, 原定的改革任务也暂缓进行。     3、1993 年改革     这次改革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行的, 当时中央明确了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感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机构必须改革, 因而有必要继续推进 1988 年的改革。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开始建立, 政府机构改革的具体目标仍然不很清楚。本来, 工业经济部门应该减少、压缩甚至撤销, 但在这次改革中, 这类部门似乎不减反增。譬如说, 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 1988 年改革的一个成果, 1993 年又被拆成机械部和电子部; 能源部本来是在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 1993 年又被撤销, 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各个工业经济部门都面临着市场化的任务,主政者希望让政府机构改革先缓一缓, 以免给市场化改革带来更多的压力。     4、1998 年改革     这次改革是在政府机构设置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进行的, 也是改革开放后力度最大的一次, 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 核心任务是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其突出成果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它们共有 10 个: 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些工业经济部门实际上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 在资源分配中雁过拔毛,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次改革受到“小政府”观念的影响, 在对企业和市场松绑的同时, 也忽视了许多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5、2003 年改革     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进行的, 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它一方面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 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另一方面又感到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下, 经济生活有失控的危险。因此, 这次改革的是建立宏观调控体系, 让政府有能力监控全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改革。具体做法有建立国资委,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银监会, 建立监管体制;组建商务部, 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国家直属机构,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管。这次改革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小政府”观念的局限性, 开始认识到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 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最后汇集起来的中心思想就是建立适应、管理并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 对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 教训, 其中最大的教训在于: 忽视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忽视了国家机器所需要的自主性。     在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下, 政府机构改革出现了新的转折, 那就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在探索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有的政出多门、相互扯皮的现象严重制约了政府的服务效率, 该提供的服务没有办法提供, 或者效率特别低下, 人民怨声载道。在这个背景下, 学界和政界开始探索大部制改革方案, 让政府更有效率地提供应该提供的服务。     如果说前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是国家理性化的第一步, 也就是更加理性地适应、管理和服务现代市场经济, 那么, 大部制改革则意味着国家理性化的第二步, 也就是更加理性地适应、管理和服务现代公民社会。          三、地方政府的先行探索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 中国地方政府扮演着积极的甚至是先导的角色, 不少的经验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在供给现代国家的制度供给中有很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6]中国大部制的最初探索来源于地方政府,湖北省随州市政府是个典型的例子。有意思的是, 随州大部制改革并非出自更好地服务现代经济和社会这种精心策划的目标, 而是迫于财政压力的结果。这就说明国家构建过程并不完全是有意人为的结果, 带有自然长成的因素。有的制度变迁不是精心设计, 而是被动应对的结果。当然, 根据现实条件, 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财政也是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7]     2000 年 6 月 25 日, 随州市由副地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当时的市领导考虑到实际财政状况, 提出编制能少安排就少安排, 机构能综合的尽量不单设。于是,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被合并, 有的只挂牌不单设。如如经委、中小企局、国资委三者合一, 并加挂信息产业局牌子, 代管国防科工办工作; 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及新闻出版局合并, 统称“文体局”; 外事、侨务和旅游合并, 设立“外事侨务旅游局”; 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合为一家; 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     当时的改革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1) 市政府所属机构精简了, 比一般地级市少 10 个以上。( 2) 市政府编制总量从 5569 名减少到 5134 名, 精简率达8%, 当时市本级只有行政编制 860 名, 跟周边地市相比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3) 部门间协调成本降低了, 在8 年的运作中, 官员们感受最深的就是部门之间的扯皮拉筋的事少了, 需要领导协调部门之间工作的事情少了。( 4) 工作效率提高了, 一班人马扛几块牌, 带给随州政府人员最直接的体会就是“忙”。“把局长当科长用, 把科长当科员用, 把女人当男人用。”[8]     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也碰到困难。( 1) 现在实行大部制的部门, 都是业务相对边缘的部门, 而那些垂直领导的部门和业务要害部门, 尚有很大整合的空间。譬如说, 国土局和规划局职能重叠的较多, 农业局、林业局和水利局管的都是农业上的事, 地税局与财政局业务联系非常紧密, 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两者工作相近。但随州大部制改革没有对这些机构进行整合。( 2) 每次到上面开会, 都觉得“别扭”, 最主要因为随州政府机构设置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由于是同一套班子, 每次去开会的都是同一班人。很多上面的领导都觉得奇怪。( 3) 牌子都没有, 上面认为你不是他们的嫡系, 待遇也就不一样, 获得专项资金也小得多。有的主管部门甚至说, 你们什么时候挂牌单干, 就什么时候给你们项目和资金。     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意义重大: 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能够主动地供给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新制度, 继续着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种自下而上的传统, 同时给中央政府的大部制以重要的启迪;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体制下, 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所遇到的障碍, 要让这种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 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 包括体制和政策的支持, 只有充分调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两个积极性, 带来整个国家机器的联动效应, 大部制改革才有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四、大部制改革及其对国家理性化的作用          国家理性化保证的是国家能够自主地、有效地追求合理的目标。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国家目标的合理性在于它负担私人( 包括个人和群体) 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 应该成为国家目标的是得到合适界定的公共利益。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 反映公共利益之目标容易被忽视, 而且, 即使被政府确定, 也容易被私人利益侵蚀, 从而不容易实现。     1.遗留下来的问题     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表明, 这种改革之艰难在于那些有资源可瓜分, 私人利益容易得到实现的领域是不容易撤并的, 而且其中的争夺和扯皮现象特别严重。而那些没多少油水, 但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又是重要的领域则常常被忽视, 或者口头上被重视, 实际上被忽视, 主事者总想把它们当作包袱一样甩掉。     总结起来, 从国家理性化的角度来看, 前几次机构改革仍然遗留下来的问题有:     ( 1) 合理的国家目标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府职能, 如宏观调控职能不能到位、社会服务职能相对薄弱等。     ( 2) 反映合理政府职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高, 周期长, 效率低。     ( 3) 地方、部门和集团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本位利益的争夺、扯皮和推诿之中。     ( 4) 权力私人化特征仍然突出, 滥权和腐败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了常态, 韦伯意义上的规则化在行政管理领域还没有成为压倒性的特征, 各部门、各单位仍然喜欢围绕一两个领导来运转。     2.大部制改革的内容     大部制改革针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 进行了新一轮的努力, 试图在建立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上迈出一大步。这次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 个, 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其中六个部委的调整引人注目。     (1)重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加强宏观调控职能。     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是适应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的产物。此次大部制改革, 中央明确提出发改委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 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除了能源管理外, 其他工业行业管理职能移交给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局已经在向其能源管理的宏观调控的新使命迈进。在两会之后每年一届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张国宝首次以国家能源局局长身份亮相就明确传达了新机构的定位, 表示国家能源局并不谋求定价权, 而是会对价格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并且表示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计划调整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 2) 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一工业经济管理职能。     国家发改委的工业行业管理有关职能,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核电管理以外的职责, 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职责, 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改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不再保留国防科工委、信产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职责包括: 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 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 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 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 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行业管理部门, 主要是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 指导行业发展, 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专家指出, 我国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比较分散,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各自所属行业拥有制定政策法规、标准、规划等职能, 而现代工业交叉融合趋势加强, 需要管理职能的统一协调。     信产部和国防科工委此前都经历过变革的过程,对改革的适应性强。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工业产业, 在国际竞争力上一直处于低端位置, 工业的产业结构布局、技术改造和升级亟待变革。这需要国家从战略的高度推行大部制总体统筹协调, 不是行业管理所能做到的。特别是加入 WTO 后, 社会对工业信息化的需求更迫切, 也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尽快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总体上看会加快电信业重组步伐。过去电信业重组迟迟难以推进, 与现行的体制有关, 政策不统一,部门利益不均。新管理机构成立后, 政策统一, 利益捆绑, 体制障碍将会减少。     ( 3) 组建交通运输部, 走向大运输格局。     组建国家民用航空局, 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邮政局改由交通运输部管理。不再保留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热潮中, 呼声最高的“大运输部”, 将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及建设部指导城市客运的职责划入该部。同时, 为加强邮政与交通运输统筹管理, 国家邮政局改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就世界潮流来看,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传统的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等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全球交通业已经跨入综合运输发展阶段。而中国在这种潮流面前显得有些落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太多, 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管道局、建设部、农业部、邮政总局等都是相对独立的部门, 各个部门在政策、规划和管理上各行其是, 自成体系。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相互衔接不够, 运输效率不高, 本已高度稀缺的资源浪费严重。     运输业对于建立高效通畅的大规模物流体系起关键性作用, 但由于邮政和交通等部门各自为阵, 使得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在服务网络有效联结、交通资源配置、交通信息传递等方面的进展不快, 规模经济和综合运输的效益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导致交通运输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据统计, 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国家 GDP 接近 20%, 而发达国家一般在 10%左右。[9]     原来设想的大运输部在这次改革中并未形成, 目前, 铁道部仍然处于独立状态。根据交通部公路科研所对世界上 118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 至 1991 年, 世界上只有中国等 3 个国家单设铁道部。[10]     “大交通”的设想和努力由来已久, 前五次政府机构改革中, 每次都有大交通的计划, 但都因各种障碍而未能如愿。除了客观原因外, 各部门均强调自身的重要性和整合的难度,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 4) 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统一对不同人群的服务。     人事部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此前已经剥离不少职能,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 这两个部门整合的难度相对较小。因此, 堪为其他新组建部门内部整合的样本。     本次调整中引人瞩目的是新增设的国家公务员局。该局主要由人事部下属的公务员管理司升格而来, 显示了国家对公务员管理的重视。从英美等国的政府管理经验看, 他们也有专门的公务员管理部门或委员会, 这是大势所趋。另外,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下属事业单位一位负责人介绍, 在本轮两部委合并中外国专家局得以保留, 仍然为副部级单位, 挂靠在新成立的部委。外专局的前身是国务院引智办, 后长期挂靠在人事部, 主要负责外国专家、技术人员的引进。在全球化趋势下, 该局的重要性自然得到更多强调。     ( 5) 组建环境保护部, 提升环保的战略地位。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变成环境保护部以后, 要合并一些机构, 增加一些职能, 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从 1973 年的国环办开始, 到现在的环境保护部,整整用了 35 年的历史。1973 年, 开始成立了国家级机构, 当时叫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国环办) 。1982 年, 经过第一次机构改革, 成立环境保护局, 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也就是建设部。1984 年更名国家环保局, 依旧在建设部管理范围内。1988 年从建设部分离出来, 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 年变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保局的升格,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地位。1998 年, 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尝试建立统一的环保政策体系。当时参与此事的官员感到面临的困难特别大, 在部委分割, 各自为阵的格局下, 很难树立起环保总局的执法权威。     不仅有部委的障碍, 而且更大的障碍来自地方政府。环保系统采取的是分散式而非垂直式的管理体制, 地方环保部门在资金和人事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无法有效阻止地方政府和企业损坏环境的行为。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 地方政府不可能采纳环保人士“环保前行发展后置”的观念, 勉强接受“边发展边环保”的观念, 而实际奉行的则是“先发展后环保”的观念。一些环保官员回忆说:“如果没有显性的制度安排, 环境保护不可避免会被放置于经济发展之后。”[11]而这几乎是过去 10 年来环保总局执法环节中的一致困境。     设立环境保护部后, 其职能范围得到扩展, 特别是在重大战略决策方面, 有投票表决的权力。以前的环保总局在国务院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只能列席旁听,不能发言, 对决策的影响力小。不过, 参与决策的地位提高并不意味着执法能力的提高, 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比前提更重要。     环保执法的地位和能力如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人数上反映出来。原来的国家环保总局加上所属的事业单位, 总共只有 2600 多人, 其中总局机关则只有 200 多人。相比较而言, 美国环保局虽然名义上仅仅是一个局, 但却拥有 1.8 万多人, 以及每年上百亿美元的预算; 而德国联邦环境部仅在波恩总部的人数, 就达到了 830 多人。[12]此次环保部门升格成功后,     编制估计会有所增加, 人多了, 便会有更多的精力来管事, 执法能力也会相应地有所提高。     (6)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统一解决城乡居住问题。     安居乐业是中国自古至今的政治理想, 而现在,住房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住房市场化发展的十年中,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商人利益、官员利益、公民利益之间一致和紧张的关系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平民的利益受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愿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住房问题涉及城乡两大块。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 城市公共服务尽管还不尽于人意, 但毕竟有政府的专门化管理, 而农村的公共服务大多接近初始期的无政府状态。2005 年,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 建设部设置相对独立的村镇建设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将更多地关注和指导村庄的环境、农房的安全, 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 在这方面提出建议与指导。在建设部的新方案中, 有关农村建设方面的职能和机构会得到加强。     从这次大部制改革中可以看出, 更有效地实现公共利益这种理性化目标得到了明显的认同, 但其道路相当艰难。大部制改革依靠最高层的政治意志推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与原先设想的大改方案有比较大的距离。专家普遍认为, 国务院这轮机构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 体现了积极稳妥的指导思想。          五、今后的着力点          在国家理性化的道路上, 大部制改革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 它所要取得的理性化效果就是要尽可能做出好的决策, 并让这种决策能够有效地贯彻下去。为实现这一目标, 今后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加强宏观政策能力     尽管政治与行政分开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在中国政治体系中, 二者仍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 行政部门在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 让人困惑的是, 发达国家的行政部门与政治部门分离的程度更高一些, 但其行政部门在制定宏观政策方面似乎显示了更强的能力。其实, 不管分开不分开, 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行政体系内部的治理状况。中国众多部委各自为阵, 妨碍了政策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大部制如何能够成功地整合资源与信息, 宏观政策的制定会有更高的质量。     2.打破本位利益藩篱     如前所述,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尤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已经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中国老百姓常常对离自己较近的政府,一般是地方政府牢骚满腹, 但对中央政府则给予很高的信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部委所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大, 它们的本位利益也越来越大, 维护本位利益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权力部门化, 部门利益化, 利益集团化”是形容这种状况的精炼概括。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几乎所有的改革都由政府主导和推动。政府主导往往就是部门主导,比如国企、医疗、教育、投资、金融、证券、住房、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现阶段暴露出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不分等, 其主要矛盾也在部门主导。部门利益体现在改革政策的提出和制定上,并且与一些利益群体构成有关特殊利益集团,深化机构改革就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势必引发抵制和不满。”[13]     如果考虑到本位利益的根深蒂固, 就会理解大部制改革在全理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决心与艰难。至少从推进者的意图来看, 这种改革是站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现代国家的高度来进行的, 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3.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这一次改革主要是对关键部门进行重组, 还没有触及部门内部监督机制问题。这是大部制改革必须要走的环节, 否则, 大部制改革后比改革前的问题可能更大。因为合并后的大部权力更大了, 这一方面让决策和执行的能力提高了, 同时也增加了部内滥权与腐败的机会, 资源多了, 诱惑也大了。     发达国家大部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部门大了, 就相当于一个小内阁, 国会很难深入到内部进行监督。因此, 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就增大了。于是, 西方在行政权力增大的过程中, 通过在行政体系内部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小三权机制来防止行政滥权与腐败现象, 并进一步提高决策和执行的质量。中国如果学习它们的大部制经验, 这个环节绕不过去。     4.建立现代问责制     与前面的内部监督机制不同, 现代问责制是一种异体监督。其实, 大部制是朝向现代内阁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些大部的行政长官通常是内阁成员, 要对权力机构负政治责任。以前的部委之间职责不清,出了问题不知道由谁负责。如果最后都推到总理身上, 那要么不停地换总理, 要么不了了之。大部制的一个优势就是让外行人都能看出某一问题应该由哪个部来负责, 因此便于外界监督。譬如说, 韩国房价不正常上涨, 民众怨言很大, 建设部长就得辞职。中国的房价涨得比韩国更离谱, 但建设部委屈地认为, 责任不应该由自己负。最后, 老百姓会把怨言撒在整个政府身上, 这会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 以及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从而酝酿更大的政治风险。因此, 建立在大部制基础上的问责制不利于官员个人逃避责任, 有利于政府整体的稳定性。     5.让民意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 民意主要是通过代议机构而发挥作用的。重大政策的具体制定尽管主要是内阁和相关部门尤其是那些大部门的事情, 但议会的审议、辩论和表决过程是实质性的, 会让行政部门提心吊胆。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意, 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 仍要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 会开各种听证会和座谈会。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影响,最后的政策方案不得不平衡地考虑各方面的要求。          小结          大部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历的重要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政府不仅要善于管理好一个现代市场经济, 而且要服务好一个现代公民社会, 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能。在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要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 更加廉洁, 更为亲民。大部制改革旨在国家理性化的过程中完成关键性的任务, 同时为实现国家民主化的目标做好准备。          注释:     [1]美) 法兰西斯·福山:《国家构建》, 阎纪宇译, 台北,时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1 页。     [2]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 页。     [3]理性化的含义主要来自韦伯, 他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计算能力以及制度化和程序化。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第 724 页。     [4]民主化的含义主要来自达尔, 他强调民主的两个关键维度是参与和竞争。参见达尔:《多头政体》, 谭君久、刘惠荣译, 2003 年版, 第 14～15 页。     [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第 724 页。     [6]贺东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年第 4 期; 邓大才:《地方政府的主动制度供给是大国制度创新之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7]可持续的财政是杨雪冬概括的国家构建五项内容之一。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9～31 页。     [8]《湖北随州大部门改革七年之困》,《广州日报》,2008 年 2 月 20 日。     [9] 朱安明:《我国物流总费用接近两成 GDP 超发达国家一倍》,《中国财经报》, 2008 年 3 月 31 日。     [10] 陶海青:《交通运输部 整合不容乐观》,《财经时报》, 2008 年 3 月 14 日。     [11] 杨磊:《大环保格局渐行渐近》,《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8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sina.com.cn。     [12]李梦娟等:《解析环保总局升部 35 年历程: 发展为环保让路》,《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8 年 3 月 17 日。     [13]熊文钊、张伟:《大部门循序渐进》,《瞭望》, 2008年 2 月 6 日。

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文革    ●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