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 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 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 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 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 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 年以上。总资产200 万以下，年收入50 万以下，无车或15 万以下的车（15 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 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 看电影”。 这基本概括了一个大城市，收入尚可且沾沾自喜的年轻人生活所有组成，甚至可以被年轻潮流杂志引为生活样本，但是，一盆冷水浇下—这其实是失败者的生活。 所谓温拿，WINNER，他们提前五十年过上了退休老干部的生活，收藏是唯一的幸福，饭局多到没空上网，永远不会花自己的钱，学习都是脱产的，休假都是带薪的。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讨论出的关于判断卢瑟儿和温拿的硬指标。这些标准听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不是？这种指标下，大多数人甚至连失败者俱乐部都没有资格进入。 每到年终，水木BBS 上就会掀起晒工资单和年终奖金的热潮，年薪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笑话，被反问：“这样在北京怎么活？” 除非收入高到每天拿小推车从银行运钱才能达到的数目，才会被封为大拿，引起围观群众真心诚意的崇拜。 前两年，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 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夜深人静看着同学晒工资单的时候，或是在疲惫的生活中默默用被别人不断发问的句子问自己：“这样的收入，怎么活啊？” 也许是因为最高学府的起点高，所以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和胃口都要大些。收入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活，同时也是为了与他人—那些起点差不多的人比较。 LOSER 的主要沮丧和怨念的重点，在于他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做了这么多年题，一路打败这么多人才擎出青天来，可在被量化的个人收入报表前，努力被瞬间抹杀，所有过去的骄傲，变成了羞于翻检回归的记忆—它们都是对今天的冷笑。 一个著名的抱怨，是说自己从小一路最高学府，一路笑傲家族，兄弟姐妹全部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而他过年回家，发现表哥当兵回家后在卫生局工作，表姐当了法院公务员，表妹成了警察，堂妹嫁给官二代，堂弟做生意赚了钱。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原来五才是学习。学历越高的人越失败，博士生最爱自怜自己赚的还没有中专毕业的人多。 LOSER 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人，WINNER是不劳而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人。 LOSER 是按部就班种瓜得瓜的人，WINNER是靠爹靠老公靠关系靠机遇靠蛮力就和前者平起平坐的人。 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 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 说：“ 好吧， 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 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 和LOSER 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 的肃然起敬，对LOSER 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 世纪60 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 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 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 不成功便成仁” 的想法， 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 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 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 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 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 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 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 和LOSER 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 肃然起敬，对LOSER 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信睿 阅读器iPad应用正式上线 只需0.99美元就可购买单期《信睿》杂志。 技术支持：东西网  http://t.cn/amfhmn    查看评论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1940 年代方瑞（中）、张瑞芳、曹禺在重庆合影。张瑞芳扮演《北京人》中以方瑞为原型的人物愫芳。 （张耀杰/供图）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着为主人公愫方写作舞台提示的机会，给这位异性可人儿绘写了一幅传神写意的美好倩影：“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位异性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杨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写出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玉君》，而受到胡适等人的好评，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议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为此专门邀请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组成接办清华大学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同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还有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初携全家来到青岛担任校医。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主任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门墙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绍，这是位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据传说“那房子闹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2年夏天，从青岛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与张兆和正式结婚后，才搬到同在西城的达子营居住。梁实秋在回忆文章《忆沈从文》中，顺便谈到了杨振声与他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文学季刊》，曹禺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人，都是三座门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曹禺与该委员会中的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连同这次评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都是年龄相当而且过从甚密的文坛新锐。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  

奥运四金得主王蒙被开除出国家队 扬言爆料 这是王濛夺得温哥华冬季奥运短道速滑500米金牌的资料照片 路透社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酒后一场打架，令两届冬季奥运会金牌得主、国家短道速滑队队长王蒙和队员刘显伟被开除出队，并禁止他们出赛；另一名涉事的冬奥冠军周洋，则主动提出退出国家队。王蒙不服被禁出赛，声言稍后会召开记者会披露队内问题，包括兴奋剂问题。 中国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4日晚上宣布，王蒙上月24日违反队规，外出饮酒无按时归队，王蒙及刘显伟更追打领队及助理教练，损坏酒店物品，导致自己受伤。中心认为，事件性质极为恶劣，决定处罚王蒙和刘显伟，并将他们调回地方队，取消二人参加国内和国际赛事的资格，并要求他们深刻检讨及道歉，赔偿损坏的公物。另外，中心又要求队员梁文豪、韩佳良、刘秋宏和周洋在队内做出深刻检查。周洋其后自动退队。 对于涉事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同晚发出通报，批评冬管中心领导层未有严格管理国家队纪律，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王蒙在其微博向全国道歉，她其后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说，道歉是自认面对领队王春露的挑衅，表现不够冷静。不过，她认为处罚不公，难以接受，尤其是停止她出赛，「还是存心把我往死路上逼呢？」另外，亦不满王春露没有受处理：「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的脸就是马延君打肿的，…天底下有哪条法律规定领队、教练就是可以打骂运动员，而我们当运动员的只能逆来顺受？！」她续称，外界看她似明星，但在队里，她跟其他运动员一样，只是弱势群体，而这情况亦存在其他国家队内。 王 蒙说，过两天会召开记者会，说明真相，包括两次打架的真相和兴奋剂问题。 除上月的打架事件，王蒙六月在云南丽江集训时，亦曾酒后跟队友午夜与城保人员冲突，多人受伤。 26岁的王蒙在06年都灵和去年温哥华冬奥运共夺得四枚金牌，与邓亚萍等五人并列为中国获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关键词 中国 – 体育 – 社会

没有人否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对古今文化和中外文化有一种更为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化境遇，思考该如何抉择、如何构建更适宜于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先生对于中国当前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     王石文化谈之一：我们的文化境遇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看文化艺术各个重要门类的变迁，看看一些指标性的人物。如：小说、诗歌方面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音乐方面的李叔同和学堂乐歌，以及肖友梅、星海、聂耳;戏剧方面的欧阳玉倩、田汉、老舍、曹禺;电影进入中国也很早;油画方面的徐悲鸿、刘海粟;舞蹈方面的吴晓邦、戴爱莲，等等。你会发现，纯粹意义上的、完全属于中国原生态、中国固有传统的文艺形态已经很稀少。大部分已经成为遗产，如皮影、秧歌、民歌，和一些戏曲、曲艺。 　　另一点，在大多数人眼里，上述的文化现象已经是中国自己的东西，甚至是民族性很强的东西，如《茶馆》，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北京味儿的，风格性很强。这就是我所说的趋同、融合。因为现代小说和诗歌、话剧、新音乐、油画、芭蕾、电影，没有一样是中国的。 　　近30年，所谓全球化时代更其如此。尤其是大众文化方面，从流行音乐、街舞，到网络传播，以及生活方式，趋同的走势更加明显，范围更大，是“地球村”的结果。     王石文化谈之二：当今，两种强势文化      当今时代，呈现强势的、盛行的文化是什么呢? 　　两种：一种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另一种是高度商业化和迎合市场的文化。前一种是官方的(体现执政党和政府的思想、价值观、政绩)，后一种是企业的(国有的和私有的文化经营);前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后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盈利;更加简约地说，前一种是官文化，后一种是商文化。综而言之，当今中国最为强势、最为盛行的文化是官、商文化，是有钱有势的文化。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是，均不以发展文化为目标。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我们千呼万唤的“精品”、“大师”始终没有出现，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厅里，演出重复率最高的作品，是民国时代的《二泉映月》《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抗战时代的《黄河大合唱》，是大跃进时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时代的《我爱你，中国》《草原小姐妹》，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几乎是绝响! 　　而相形之下，呈现弱势的，则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文化，所谓文化人的文化、艺术家的文化、表达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彰显个性与独创的文化、以优雅为崇尚的文化，以及对人民大众怀抱热爱的文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文化情怀，是两种强势文化所没有的。     王石文化谈之三：我赞成周有光——“双文化”论及其理论新意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王石文化谈之四：实现文化观念的三个转变      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简而言之，看有多少大作，看出了几个大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前后虽然也是短短几年，但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就有一大片!而今，改革开放30年，再往前数30年，你能数出几个可以称为大家的人，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而且，我们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所以我只能说，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者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其精彩程度几乎涵盖了我们的文学理想。     王石文化谈之五：什么是“社会”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方与非官方，或者是官方与民间。古汉语里没有“社会”一词，但也有这类的区分，如《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说的“庙堂”是指朝庭，当然还包括各级官府，而江湖就是指社会。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城市，最基层的政府单位，或者官方机构是街道办事处，虽然是区政府派出机构，也属于官方。而比它再小，再基层是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就是非官方，应当属于社会范畴，这中间的临界点就是官方与非官方。同样，在农村，最小的、最基层的政府是乡政府和镇政府，这就是最小的国家机构的了，最基层的官方了，最小的官员了。再小，就是村委会了，村主任了，那就不是官了。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其实村长确实不是官员。村长、居委会主任都是选出来的，都是社会人士。再比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前者受国家控制，甚至完全是国家行为，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再如媒体，在西方国家，属于非政府，属于社会公器，当然归属于社会领域。但在我们国家，主流媒体受政党、政府领导和控制，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但情况也有不同，比如博客、还有新浪微博这类。西方人称为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单纯“播出”的功能，以及“以一对多”的方式，而代之以以多对多，它使受众成为参与者。既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内容的提供者和创作者，说这类媒体属于社会领域完全是应当的。因此要做具体分析。学校算不算是社会领域，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各协会，算不算社会领域，我看，其机构不能算是，因为是国家直接控制，包括预算、编制和使命。但其实体以及构成人员，又相当的社会化，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如何判定，可以商榷。     王石文化谈之六：两个重要的范畴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当然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即周秦时代到民国以前的文化。从概念上看，“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含义不同。我没有拘泥拟于字面，没有将重点放在“文化”上，而放在“传统”上，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包含的信仰、理念、规则和习惯，作为传统，作为一种贯穿时代的东西，比具体的文化现象本身更显示出一种力量。 　　传统是什么力量，是动力还是阻力?而现代化应当抛弃传统还是应当继承和发展传统，至今仍是争议不断的话题。 　　批判传统本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而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在他过世后才真正引人注目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从历史社会学角度提出的“传统”与“现代化”两个范畴，以及他对这一对范畴的典范性的论述，在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同样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     王石文化谈之七：中华文化：一个划时代的文化概念      30年间，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巨大。我曾想过，文化上最大的变迁是什么?我的看法也许有人不同意。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在文化领域最大的变迁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文化概念：中华文化。 　　为什么这样说? 　　中华文化所指称的精神文明，是一个著称于世的古老文明，并且是原生性文明，已经存在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目前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陆续发现了7000多个!年代距今大约在前6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其中也包括良渚文化。 　　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说以中华文化四个字指称古老的中华文明却是发生在近30年时间里，我的印象，最初所使用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词语，如“华夏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等。而这些词语都不如“中华文化”更为准确。现在看，这个概念不仅被大陆官方所认同，也被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所认同。马英九也曾说：台湾是中华文化土壤。     王石文化谈之八：“和谐”超越了什么？      我赞成“和谐文化”。但我不认为“和谐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从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性上看，说“不和谐”是传统，说“内斗”是传统，也许更符合事实。 　　这样，我就有了如下的看法：正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和谐”乃稀缺之物，所以历代圣贤才把“和谐”当做旗帜，大声疾呼：“和生万物”，“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王石文化谈之九：节外三想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王石文化谈之十：让“清明”更清明        利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极其重要。追求和获得利益，是人们的普遍向往。占祥主席说“义利”，说是要“见利思义”。我认为这样的见解真应该编到论语里去。就是说，人在利益面前，尤其在所谓利益最大化面前，必须想到义，就是说，想到“做对的事”。这是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就很容易利令智昏。 　　政府有届别，官员有届期。不考虑政绩，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应当。 　　文化投资，当然要考虑产业回报，不考虑回报，也做不下去。 　　但是，完全从政绩出发，而不考虑是非、真伪、不考虑社会影响、示范性和导向，完全从回报出发，而不考虑文化产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就会出现冯骥才先生痛心疾首、极力反对的文化政绩化和文化产业化。     附作者简介：     王石，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共党员，生于1948年，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执行主席。 　　1980年起，先后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构成论、艺术概论;主要著述有：《文艺简论》 《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鲁迅与他的小说》; 主要创作有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视连续剧《渴望》，电影《敦煌夜谭》《雀之灵》 《在那遥远的地方》 《女儿红》;纪录片《董浩云》;1994年起，主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领导工作;先后率团访问美国、法国、瑞典、荷兰、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及港澳台地区。 　　自1992年文促会创立始，王石同志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历年间，由他提议、策划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