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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社评:中国站在十字路口

FT社评:中国站在十字路口 FT社评:中国站在十字路口 一位政治领袖在领导了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即将卸任之际若有一点自得情绪,也不为过。但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的“告别宣言”,却既严峻又令人不安。 昨天,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最后一次亮相时警告说,中国若出现政治混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他说,如果中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应该对温家宝的警告稍带几分怀疑。文革发生在1966-76年间,当时的中国极端贫困、与世隔绝。今天的中国富裕得多,社会更加成熟,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与文革类似的“毛式恐怖”。 然而,温家宝有一点说的没错,那就是中国正站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十字路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显出脆弱迹象,而温家宝本人将于一年内卸任,中国整个最高领导层也面临换届。新一届领导班子会带领中国走向新的方向——可能更好,也可能比现在糟得多。 多年来,温家宝一直主张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他呼吁加强法治,也不避谈民主。不过现在有些中国自由派人士对温家宝的讲话抱有很怀疑的态度,称他言行并不一致。 不过,在昨天的讲话中,温家宝显然在把矛头对准了对立政治阵营,这一阵营以政治上雄心勃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首(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译者注)。薄熙来以民粹主义的领导风格出名,他在当地开展了让人回想起文革的“唱红”运动,他对法治的解读就是无情打击“有组织犯罪”——其实是将法律用于政治和商业利益之争。 温家宝的警告没错:走薄熙来式的政治道路,会把中国引上错误方向,与更加开放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倒退到更加反复无常、更加危险的民粹主义政治道路上。那或许算不上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但它会危及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诸多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也会破灭中国进一步前进的希望。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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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秦前红: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秦前红: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进入专题 : 两会    ● 秦前红 ( 进入专栏 )       一年一度的三月,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正所谓;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有时却须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期许一寸愁。     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媒体每逢其时,也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国人只是抱憾而归,惆怅难已。     上述遗憾与惆怅均生成于全国人大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本篇短文中难以条分缕析,可大致勾勒如下:          成本高昂          西式民主的金钱支撑性曾为我们素所诟病,但却是可计算和可检测的,也是可预期的,但中式民主的诸多成本却是隐形的、间接的甚至是不可计量和预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通行费用外,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社会维稳、兼职代表停工损失、食品特供等费用。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支付的巨额送礼、请吃、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维稳、宣传、秘书)费用。          行政主导          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老板大会”。据有人统计,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举例说,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市长既是市代表、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行政安排、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难能有真正自由、开放的提名、选举过程。          会议形式僵化          民主即开会,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全体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几种形式。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胜利、圆满”,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表决重大事项,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预算、人事任免以及两院、政府事务,会期短、事项繁复,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地域化趋向,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罕见自选动作。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表达了不同声音,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          功能萎缩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而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五不三要”(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更使得她四顾茫然,彷徨无计。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但检视其内容,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宪法、组织法、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在法律制定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例如《合同法》、《物权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侵权责任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处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法律修改方面,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举例而言,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和44%,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和4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对《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则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在人事任免方面,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主任共有28人,但在五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在兹念兹,不仅让人心有戚戚。          代表力孱弱          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 导致层级越?的人大,离选民越远,代表性也越孱弱。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福祉的权力,但人民却对产生、去留、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人大代表的官僚化、贵族化、明星化,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两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0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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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温家宝:警惕文革悲剧重演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离任前尖锐地批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保守官员,他警告称,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会再次上演。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温家宝在其任内全国人大(NPC)的最后一场答记者问上说。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十天的会议。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在现场直播的发布会上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退出掌握实权的政治局常委会。他的矛头指向包括薄熙来在内的一些同僚。薄熙来是中国西南部大城市重庆的市委书记,也是下一届领导班子的热门人选。不过,他的仕途在近期一起涉及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的丑闻中受到了打击。 温家宝提到“文革”时期的混乱,听上去是在严厉批评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文革”式运动。成百上千万人在1966-76年间发生的“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重庆的运动再现了革命或者“红色”的宣传攻势,而表面上是针对有组织犯罪。 温家宝还就导致薄熙来的前公安局长兼政治同盟王立军下台的丑闻发表了看法,如此公开的发表批评在中共高级官员中并不多见。上个月王立军试图叛变到美国,现在处于中国的羁押之下。 温家宝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和胡锦涛主席即将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中卸任,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上台。中国政治上层中较量正酣,其结果将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走向。薄熙来一直谋求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共权力最大的机构。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表示:“显然存在某些(政治)冲突,最重要的冲突是关于党内权力的分配。对中国社会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包括财富分配、腐败和中国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描绘了一份开明的改革议程,其中包括直选问题。虽然以前温家宝提过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很少使用如此有力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 译者/和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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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倡中共分派 展政治競爭 政協閉幕 決議無提政改

香港明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昨日閉幕,大會決議中隻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有身為中央智囊的政協委員透露,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分歧仍然很大,難以達成共識。內地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建言,中國可以從中共黨內派別公開化開始,逐步形成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昨日全國政協會議閉幕,表決通過本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關於改革部分,決議中僅提及科技體制、財政金融、行政體制改革,隻字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和難點,中共內部在具體路徑上仍存分歧,離共識有較大距離,但他拒絕透露具體爭議內容,「這個問題我們還在內部討論,不太好公開,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也可以說到很重的程度。」 智囊認黨內路徑存分歧 曾經採訪趙紫陽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昨日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可從中共黨內派系公開化切入,逐步開展政治競爭。楊繼繩表示,從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期間,中共已出現派系政治,但並未把派系公開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動作」。他說,應該從黨章中對黨內派別法理化、規範化,制訂遊戲規則、競爭原則。 溫總提政改視為契機 楊繼繩說,總理溫家寶近年頻頻提及政改的表現,就可以看作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契機,「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說一樣的話。不一樣的話不能說,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江胡政改停步 寄望習班子 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改前景,楊繼繩表示,習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更有利的政改條件,一來因為江、胡兩代領導人主政期間,政改幾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鄧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當迫切;二來,民營經濟發展、民間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於政改的條件。楊繼繩說,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身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錦濤一代的「平民官員」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改革也應該更有優勢。 楊繼繩認為,中國目前的土地財政、國企壟斷、勞資糾紛等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政治體制中找到原因。楊繼繩表示,制衡一個權力,一定需要一個相等的權力,「就像抓頭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樣」。因此,中紀委等反腐機構都不是制衡權力的最終答案,遲早需要做到憲政民主。 中宣部元老指烏坎是典範 中宣部前新聞局長鍾沛璋前日對本報表示,權貴謀取私利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發展是不行的,要站起來,要努力」,需要領導人和人民一同推動。他表示,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證明,群眾推動跟領導人開明結合起來,才有這個結果。 劉洪慶、陳子凌、林迎、麥俊、郭家靜、何曉勤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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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被“盯梢”的乌坎民主

 2012年 3月 10日 被“盯梢”的乌坎民主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Boxun 乌坎选举会场有武警把守,查证件或选民证。 经过不懈抗争终于实现村委会民主选举的乌坎人接下来怎么办?乌坎人说,有信心夺回失地。但是,村民们赢得了一次胜利,并不意味着前方也是坦途。事实上,当局对他们没有放松过监控。初尝民主果实的村民,并没有摆脱监控和骚扰。 乌坎村委会选举后,村民说他们尝到了民主的滋味。 *乌坎选后要务 – 讨回失地* 但是,当外界的目光开始慢慢移开,乌坎人用手中选票选出的村委会班子要开始解决事关村民根本利益的实事――讨回失地。 洪锐潮是所谓的“乌坎四君子”之一。他在这次选举中当选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对美国之音说,乌坎人对夺回失地还是有信心的。 洪锐潮说:“还是比较乐观的。至于方法,我们不方便透露。全村决心一致,还是有很大的决心拿回我们的土地。” 另一方面,乌坎人还没有摆脱监视和骚扰。 *乌坎人被盯梢* 其实在乌坎选举期间,洪锐潮等“重点人物”已经被人盯上。他说,当时他开摩托车前往镇子的途中,发现有一辆面包车跟在后面。他说,不知道是谁在跟,不排除是政府。 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3月10日的一篇报道说,乌坎人仍然生活在被监控和滋扰的恐惧之中。 报道列举了一些例子,包括广受关注,并曾矢言参选的“乌坎英雄”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活跃的年轻人张建星,以及为乌坎选举提供了许多帮助的学者熊伟等。 *薛健婉被祖母以死相逼辍选* 薛健婉选举前最后一刻,显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她说奶奶以死相迫反对她参选,只好退选。之前,她在微博上说,因为参选而丢了工作,还有领导去家中劝她。 张建星则在选举时被国安阻拦,不许他前去见一位美国外交官。 曾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熊伟,在乌坎选前一直住在那里。他为乌坎人做了许多事情,但也受到官方的监视和警告。熊伟在乌坎选后回到北京,还被房东赶出。 *洪瑞卿:政府要乌坎先选有阴谋* 对于这样的事,其实乌坎人是有心理准备的。曾自荐参选村委会的洪瑞卿对美国之音说,村民起初的意愿是把土地拿回来以后再选村委,但政府让他们先选村委,这让她感觉政府多少有些阴谋。 洪瑞卿说,乌坎土地很多,政府让他们先选村委,再千方百计地去盯着他们,这并不意外。 洪瑞卿说:“因为村委刚成立… 然后他们说要(村委成员)去党校培训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党校培训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搞什么鬼。” 在外界看来,广东省的一把手、省委书记汪洋在处理乌坎问题上是开明的。汪洋3月5日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乌坎的民主选举其实没有任何创新,只是把《选举法》和《组织法》落实了。 *刘开明:乌坎人头顶的地方利益压力* 深圳非政府机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说,把原来就存在的法规真正落实本身就很重要,但这次在乌坎得以落实,还是许多人的帮助,以及乌坎人自身抗争的结果。 刘开明说,村民的土地被地方官员卖给了商人,导致乌坎村民和当地官员之间出现很大的利益纠葛,也是乌坎人仍然面临的压力。 他说:“如果村委会真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去追讨这些土地的话,就必然跟这些商人的利益,甚至是一些贪腐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从村民角度来看,他们自己也有压力。” 所谓“乌坎模式”的另一个压力,则是朝向另一端,也就是中国全国范围的吏治的。乌坎选举之前,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曾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乌坎模式”或对中国省以下的吏治形成冲击。 当然,乌坎村民们可能感受到的最为直接的压力来自当地的商、官利益。洪锐潮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和阻力还无法预见,但是他们一定会抗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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