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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才女林昭–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生平简介： 　　　　 　　林昭，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经留英，30年代任吴县县长。耿直孤高，廉洁奉公。其母许宪民，为时代新女性，抗战名人，社会名媛。林昭于1949年考入”苏南新专”，参加过土改，充满了革命的激情。1954年，以江苏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后参与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是公认的才女。 　　 　　林昭在北大期间逐渐开始反思，开始觉醒。57年被打成右派，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其父于林昭第二次被捕后一月仰药自尽。 　　 　　1 　　 　　林昭在1968年4月29日–32年前的今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后来她也被平反（？）了，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北大”风云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与此同时，学生谭天荣在广场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人展开辩论。 　　　　 　　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林昭对谭天荣的演说发生了兴趣，使她震惊，她认为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有创造性的人。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她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2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被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 　　　　 　　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着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着生产萧条的景象出现，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 　　　　 　　3 　　　　 　　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着赤子之心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着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着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 　　　　 　　‘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狱中八年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4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进行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 　　　　 　　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5 　　　　 　　面对对自己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 　　　　 　　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 　　　　 　　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 　　　　 　　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 　　　　 　　“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 　　　　 　　7 　　　　 　　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评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光明书摘作者：彭令范) 　　 　　本文来源《东北新闻网》 　　 　　 　　 　　 　　 —白衬衫 　　 　　

　　张千帆：宪法为你而立——北大12级宪法课结语 　　 　　 　　朋友，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先让我们猜一猜你的答案：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你的基本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仅不会受到政府的随意侵犯，而且在受到其他私人威胁的时候可以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既不会动不动就来征你家住房下面的那片地，更不会雇用地痞流氓来拆你的房子；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你不用担心自己吃的粮食经过有毒的处理、吃的猪肉注射过“瘦肉精”、吃的蔬菜喷洒过量的农药、喝的牛奶掺杂过三聚氰胺；如果不幸大病一场，你不用担心医药费过高，因为政府提供了可以承受的医疗保险，大病小病都能免费报销；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国家，不仅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满足合理的消费需求；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这里的山河依旧适合人类的生存，清新的空气没有太多灰尘，纯净的水没有经过化工污染；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理想，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在网上批评或调侃一下自己看不顺眼的领导，而用不着担心自己经受不必要的干涉甚至“跨省追捕”的恐惧；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国家，政府的法律规章不会因为你的户籍、族群、性别、年龄、身高、相貌、政治面貌或不相关的健康状况歧视你，也不会允许其他人、企业或机构歧视你，你在农村也能接受和城里孩子大致相同的基础教育，你能上哪所大学全凭你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而和你父母的户籍在哪个省无关； 　　 　　你一定还想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国家，什么事情都在公开的规则里说得清清楚楚，办事不需要看官员的脸色，子女上学不需要托人情、走后门，即使和官府发生争执也完全可以在独立公正的法庭上公堂对簿，而完全用不着通过跳楼、自焚等极端手段吸引公众注意，最后贪官污吏得到惩治，社会正义得到伸张…… 　　 　　 　　要求确实不少，不过平心而论，都不算过分。归根结底，我们作为人都想活得有尊严，你也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值得过的生活而已。然而，所有这一切虽然不算奢侈，但也不纯粹取决于你的个人努力。你可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这是个人尊严的起步，但是仅此未必就能活得有尊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的需要与能力可以成就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境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活质量乃至我们的人格尊严都部分取决于别人的作为。你想生活在一个美丽、清洁、健康的环境，他却偏偏把一吨吨工业垃圾排入经过你家的那条河流，工厂烟囱整天冒着大把黑烟，你的梦想能实现吗？你想吃新鲜水果蔬菜，但是农民偏偏为了增加收成在庄稼上面打上大量农药，外表还装饰得很好看，其实都是通过对健康不利的处理，你能维持健康吗？如果没有一套法治规范的市场秩序，人人相侵、尔虞我诈、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能有多少尊严吗？事实上，如果人和人之间不能诚实合作，市场和社会分工都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回到自食其力、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在这样的世界，你连一个人走路都不安全。一旦人类沦落到霍布斯所说的“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与短命”的自然状态，人人各自为战，连基本生存和安全都保不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 　　 　　为了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所谓“政府”，就是我们授权让它为大家做事的机构或“国家机器”；我们每个人都通过纳税等渠道为这台“机器”输血，让它招兵买马、研制兵器，目的是保护我们不受其它民族的侵犯，同时也禁止和惩罚国内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当然，这台“机器”不能自说自话、自行其是，而是要受我们控制的；禁止什么、允许什么，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样一来，暴徒不敢杀人了，否则《刑法》会治他的罪；工厂不敢冒黑烟、排污水了，因为政府会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罚款，使其得不偿失；农民不敢以违规的方式喷农药或在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得承担《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法律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甚至掉脑袋；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的奸商收摊了，否则要按照《消费者保护法》为出了问题的产品买单……市场诚信建立起来了，你我就安居乐业了，至少能达到“衣食足、知荣辱”的境界。 　　 　　这下该有尊严了吧？且慢，你我享受的这等生活全都是靠政府才得到保证的，但“政府”是谁呢？它就真的那么好吗？它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一旦问起这些问题，就牵扯出一大套学问来；正如美国先哲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人类统治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以人统治人。原来“政府”不是什么神秘的“机器”，就是你我这类有血有肉的凡人而已；政府机构就是由你我这些凡人填塞的实体，即便国家领导人也不过是你我凡人而已。他们靠我们养着，帮我们做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凡人会杀人放火、会假冒伪劣、会污染空气、会三聚氰胺，他们却只会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呢？这似乎没有道理。 　　 　　确实，政府应该但是未必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之所以创建并供养这个政府，还给它那么大的权力，本来是要政府这群人为我们做好事的，但是他们也完全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做坏事。警察本来是要抓坏人、放好人，但是他们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可以捏造证据把一个好人抓起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错判死刑、滥杀无辜；政府的基本义务本来是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如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人民的财产，又何乐而不为？如果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强拆城市的房屋，征收补偿很低而收取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很高，征地拆迁岂不成了政府无本万利的生财机器？政府本来应该检查食品安全、惩治环境污染、取缔假冒伪劣，但是如果肇事者偷偷给执法人员塞钱请其“高抬贵手”，他自己可以继续违法牟利，执法人员则牺牲执法换取外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俩“双赢”了，你我的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产品质量还能得到保证吗？无论是《刑法》还是《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 　　 　　因此，要保护自己的基本尊严，我们既不能指望过着看似逍遥自在的无政府生活，也不能建起和供养一个政府就丢下不管，因为你不管它，它迟早会来“管”你。一个不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个乖乖接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奴隶民族；无论是奴隶还是野蛮人，都算不上有尊严的人。要生活得有尊严，我们不仅要维持一个政府，而且还要建立一套制度或规则，让政府为我们大家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比自己眼前这点利益看得远一点、做得多一点。如果你受了欺负只得忍气吞声，那你还是乖乖接受欺负吧，别指望政府会来保护你这样的人，因为你自己就太弱了。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一样；如果只能是它对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对它怎么样，它凭什么来保护你？它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你又能如何？既然已经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奴隶，又怎能指望政府把你当主人对待？ 　　 　　 　　绕了一大圈，挺玄挺复杂的。“尊严”二字说说容易，要实现起来则不容易；做奴隶容易，埋头干活就完了，做主人则有许多操心事。你还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如果还是回答“是”的话，那么——就来学宪法吧！因为宪法说到底只做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政府只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要实现你的梦想，也只有通过落实宪法，或者说实行“宪政”；如果宪法不落实，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人民对政府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保护，我们大家也就不可能过有尊严的生活。 　　 　　宪法如何帮助我们控制政府呢？宪法说到底就是一套基本规则，告诉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们人民呢，则不能把宪法丢在一边不管，而是要按照宪法规则在一旁监督评价，政府做得对可以掌声（或选票）鼓励，做错了则至少要给予“围观”压力并要求它及时改正，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的必须让它下台换人。譬如说，怎么保证政府制定的法是对大家有利的良法呢？我们每个人都自私，我立法对我有利，你立法对你有利，政府立法对官员有利而对我们大家不利；要制定一部对大多数人都有利的法，我们所有人都得对立法有发言权，最后采取多数赞成的方案。但是我们平时有别的工作，没时间也没那么大兴趣直接参与每一部立法，那就委托一群叫“议员”的人帮我们立法，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一起开会商量立什么法；他们可不是白干，而是从我们纳税人这里拿了相当高的工资才做这件事情。这样，我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你也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最后看我们和你们谁选的议员多，多数议员通过的法就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良法；如果代表我这边利益的议员上台后变卦了，我下次就不选他；不选他的人多了，他就下台了，而他想要在台上拿那份工资就得好好代表我们的利益。 　　 　　再譬如说，法律制定出来还得执行，如何保证执法人员如实执法呢？如果他不依法办事，我可以去他领导那里告他；如果那个领导不行，就再去领导的领导告，一直告到最高领导人那里。最高领导人也袒护他怎么办？宪法可以规定，我们人民和选议员一样把他选掉，或紧急的话没到下一次选举就把他罢免掉，或通过议员间接把他弹劾掉；总之，我们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就如何规定。如果执法者违法，还可以上法院告他。不过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怎么保证法院如实按照法律来判决，而不会买他的人情或受他控制呢？要保证法院依法判决，法官一定要独立；如果我今天判你败诉，你明天就把我免了，我怎么还敢依法审判呢？因此，要保证判决公正，必须保证法院和行政、机构和机构之间一定的分权；否则，正如法国先贤孟德斯鸠早已洞察，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手中，他呼风得风、唤雨得雨，那就一切全完了。 　　 　　你也许会说，这么高深、这么繁琐、这么头疼啊！这个“尊严”我还是不要了！要想生活得好，我不仅得努力工作，还得选举啊、诉讼啊、请愿啊，这些事情可都要受领导批评的。再说即使我学会了这些并按照书上说的去做，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我一张选票能把不合格的代表选下来吗？我一句批评能把那些贪官污吏撤下来吗？我喊破嗓子，司法改革能往前进哪怕一小步吗？面对体制，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与其以卵击石，我不如放弃。是的，做人不易，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更难。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儒家以前所说的“君子”，当然比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狭隘短视的“小人”难做。君子不但有道德、有远见，看得到家人、社会以及更遥远的制度和自己的关系，而且有担当、有勇气，虽然未必需要为了真理舍身成仁或“摩顶放踵为天下”，但是至少除了家里的油盐酱醋之外愿意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额外的努力，而不会坐等搭别人的便车。宪法保障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但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有尊严，才有资格享受宪法保障；一群狭隘自私的小人斤斤于眼前一点蝇头小利，本来便撑不起宪政的宏伟大厦，最后也确实得不到宪法赋予的实惠，更谈不上什么尊严。 　　 　　其实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一旦宪政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套东西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常识。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有考上大学的智商，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掌握这本书的内容；只要你有和商贩讨价还价的耐心和勇气，就没有困难将其付诸实践，做一个有尊严的共和国公民。当然，你一个人努力会碰到不少钉子，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认真对待宪法，按照宪法的要求监督我们的政府，你马上会发现人民的力量是何其不可小觑；反之，如果你不在乎宪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在乎宪法，官员连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那样一来大家就惨了。我们希望你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没有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失去信心；也希望如果我们重复开头的那个问题——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国家，你不会回答说，有尊严的生活只有在你们毕业后想方设法移民出国才能讨得到…… 　　 　　宪政难乎哉？不难也！只要每个人为落实自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多做那么一点点，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和现在何其不同。如果你不愿让自己的天赋权利被剥夺、自己的正当利益被瓜分、自己的内在尊严被践踏，如果你不愿意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一个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不受控制的政府高压管制之下，如果你不愿意提心吊胆地居住在随时可能被拆迁的房子里、呼吸被盲目“发展”严重污染的空气，或用微薄的薪水为制度造成的高房价、低社保、“三公消费”买单……那么就来学宪法吧！这部宪法就是为你制定的。它至少能告诉你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并在全体公民努力下实现之。让我们一起认真对待自己的宪法，共同建设一个有尊严的宪政国家。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卢晖临：不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会出大问题 　　 　　嘉宾简介 　　 　　卢晖临（资料图）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农民工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杂志。曾承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认同”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精彩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叫农民工，当我们讲“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实际上，农民工是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非常奇怪的现象。 　　 　　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受益方是国家和资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用通俗话来讲，国家很有钱；以最快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 　　 　　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使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分离的，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再生产被抛进农村，资本付给农民工工资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工人工资，不可能维持体面的城市人生活。 　　 　　在年轻农民工中经常会发展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所有类似广东增城的群体事件背后，大多数都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积累的屈辱、不满，以及慢慢滋生和膨胀的愤怒情绪。 　　 　　 　　 被“分割”的中国农民工：生产在城市 生活在农村 　　 　　 　　卢晖临：农民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在农民工身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的城市化也走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终于看到一个叫做农民工的庞大群体，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尴尬，也是非常辛酸的结果。 　　 　　中国模式从经济上来说叫出口导向型经济，我把它叫做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把西方落后的产能放到中国，在中国生产，使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工具，然后产品外销，这就是世界工厂的实质内涵。 　　 　　富士康就是世界工厂的最好缩影。截至2011年3月份，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布局差不多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富士康的成长历史非常短暂，现在富士康的员工全球超过100万，绝大部分在中国。在20年时间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具解释力的变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工厂的历程集中体现在富士康的壮大。 　　 　　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消费品代工厂，比如是苹果的生产商，但富士康在利润链中分享的最少，和苹果公司无比相提并论，苹果“吃肉”，富士康“喝汤啃骨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也一样，资本拿走“大头”，中国“啃骨头”，在国际生产链条中处于很不利位置，只分享非常少的利润等等。 　　 　　中国制造背后的最重要制度安排是农民工生产体制（农民工生产体制是清华大学沈原等教授提出的概念），或者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背后的奥秘就是农民工生产体制。 　　 　　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核心是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他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和空间意义上被割裂。劳动力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劳动力的被使用，进入工厂，在流水线上干活，或者做管理工作。劳动力再生产是指劳动力使用后，还要不断再恢复，最核心含义是体力的恢复，要吃饭、睡觉，延续生命，也包括组建家庭、生育子女。一般而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合一的，比如农民在农村种地，生产在农村，再生产也是在农村。 　　 　　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部分在城市，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推到农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被分割，生产在城市，再生产很大程度被推到农村，这就是为什么说农民工是一种生产体制和制度设计。 　　 　　 　　 农民工没有被城市接纳 作为人的需求被忽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叫农民工，当我们讲“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和讲工人或某一种职业变得一样自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实际上，农民工是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太长久得和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处，以至于不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认真反思和正视它。 　　 　　伴随着工业化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一点也不特殊，全世界都在发生，从早期英国到后来的东亚四小龙。中国的特色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工业化没有伴随着同步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大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发生分离。 　　 　　今天中国将近2亿农民工在城市的停留时间有长、有短，有的甚至长达二十年，他们往往只是出卖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为城市服务，生活和繁衍往往只能放在农村家里，或者以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进行。比如大量住在城中村的人，虽然把老婆、孩子带来，但那是一种高度简化没有完整生活的暂居状态。所以，这些被叫做“农民工”的人，成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劳动力，但作为人的需求却被忽视。三十年了，整体已经进入农民工的第二代，仍没有看到实质性进展。 　　 　　一些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在农村还有一块生产资料，没有完全一无所有，可是应更多看到另外一面，他们没有被城市接纳，没有一个城市工人应有的生活状态，以他们的家里还有一块土地当借口为如此行径辩护，是不是觉得太残忍了一点？这完全是一个借口。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一种制度设计。 　　 　　 　　　　政府和富豪从农民工生产体制中受益 　　 　　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工本人，两亿多人的群体。还有经常讲的留守儿童问题，前两年有一个数字统计称中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加上几千万的流动儿童，两个数据加在一起可能将近1亿。还有留守妇女问题以及留守老人问题。 　　 　　一个人不在自己长久工作的地方生活下来，这种结构当然极不合理。可是，为什么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想变革仍然还很困难？回答这一问题的另外思路是追问谁从中受益？ 　　 　　谁从农民工生产体制中受益？其实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过去三十年有两个后果，一是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变得非常强大；二是以最快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整体富豪实力中国还不是第一位，但富豪人数和财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也就是说，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受益方是国家和资本。资本获取利润产生富豪，富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体现。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销售国。奢侈品当然只是一个折射，是中国用最快速度制造最多富豪的折射。我们知道普通的消费者再怎么追求时髦，也不大会省下几个月的饭票买一件小小的装饰物，完全靠这些也很难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奢侈品市场。奢侈品市场主要靠拥有几千万、上亿元的富豪支撑，这是中坚消费人群。 　　 　　另外一个受益者是国家，可国家太抽象。如果稍微具体一点，比如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高，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到现在一直保持上涨势头。这和世界工厂的立场有关系。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用通俗话来讲，国家很有钱。今天中国很有底气，基础设施建设不错，城市也非常现代化，国人出去旅游，都带着底气，扬眉吐气。 　　 　　如果再细化去讲，官员贪腐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层面。过去经常说贪污几万、十几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几亿十几亿，不可思议。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听起来是很好的事，但关键是背后谁受益？今天所有人都愿意考公务员，感觉进入政府部门衣食无忧，非常有保障。 　　 　　 　　　　农民工生产体制致农民工工资被压低无法在城市生活 　　 　　为什么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世界工厂背后最基础的支柱？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奥秘是农民工生产体制？ 　　 　　比如深圳1992年到201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45元增长到1320元，绝对数值是在增长，可相比GDP的增长速度，最低工资增长速度很慢。从自身增长来看，2005年之前的增长也非常缓慢，才翻一番，从1992年的245元到2005年460元。 　　 　　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245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494元）一半，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之内。一般认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40%到60%，属于比较合理的区间。北欧国家的最低标准高于平均工资的60%，因为社会贫富分化比较小，收入差别不大。但是，深圳最低工资绝对数额虽在增长，占平均工资的比例却一路走低，到2010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不到百分之三十。 　　 　　农民工自己也有感受，20年前出来打工感觉有钱可赚，今天打工感觉赚不到钱，辛辛苦苦到最后勉强维持一张嘴，稍微出手大一点，就成了“月光族”。 　　 　　虽然最低工资不能代表农民工到底拿多少钱，但如果你是一线生产岗位，没有负责管理，八小时工作拿的基本就是最低工资。给大家提供一个数字，2010年，富士康一线流水线工人工资就是950元，当时执行的是2009年标准，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点，2010年的7月调整略为增加。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占85%。这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只要你是一线岗位，八小时工资只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点。 　　 　　最后工人会怎么样？工人自愿加班，富士康的加班很严重，有人说2011年以前加班已经达到每月80到100个小时，自愿加班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强迫性。2011年通过加班一个月能拿到将近两千块钱，一半以上通过加班，每天加班3个小时左右。 　　 　　上述例子也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农民工能构成一种生产体制？农民工生产体制使得资本可以突破工资的底线，只要资本希望高速积累，都想压低劳动力的工资。这和老板好坏没有关系，资本本性是要快速积累的，这是他的性格。 　　 　　资本快速积累压低劳动力成本也有最终底线，不能无尽压低，底线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当时的社会水平之下，要有房子住，要吃饭穿衣，要养育孩子，平时还有一些最基本的交往等等。 　　 　　因此，为什么农民工生产体制使得资本突破了工资的底线，奥秘在哪里？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使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分离的，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再生产被抛进农村，资本付给农民工工资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工人工资，而是比农民稍高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工资，勉强能让你在城市睡睡觉、吃吃饭、喝一点饮料，偶尔喝点酒，不可能维持一个体面的城市人生活，想维持一个家庭更不可能。 　　 　　 　　　　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工作没有生活 　　 　　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工作没有生活，他们生活的一面被极度简化。 　　 　　比如深圳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有1030多万，也就是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而深圳的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其余大多数是农民工。我们平常去深圳旅游是看不到他们的，深圳街道非常干净整洁，可是一到关外（备注：深圳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二线关”以内，“二线关”即深圳经济特区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片工业生产景象。 　　 　　工人在工厂中，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宿舍其实不算生活空间，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是生产线的延伸，是为了更快把工人组织到生产中。工人不可能在这里维持一个完全的社会交往，更不要说什么家庭，更是天方夜谭，有一位学者潘毅称之为宿舍劳动体制。这种宿舍劳动体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让农民工进入工厂但不进城的制度安排。宿舍劳动体制下的农民工是扭曲、蜷缩的，人的情感需求、文化娱乐需求、社会交往需求，根本不可能说在这个空间展开。 　　 　　在北京没有多么多工厂，因为城市功能很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摆小摊、保洁、环卫工人等。这些人大多住在城中村，城中村为外来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寄生的空间，当地农民有出租房子的需求，农民工是需要低成本的生活、居所。 　　 　　后来这些城中村由于卫生、治安条件不行，还有各种各样犯罪问题，于是政府对其进行整治。在进行城建规划时，只需要和当地农民谈好价格，而不用管数量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外来人口需求，因此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农民工迁徙。三环内的城中村慢慢消失了，他们就到四环，四环城中村消失了又到五环，今天大量的农民工都是在五环之外，城乡结合部。 　　 　　原来的生活空间被消除，房租也开始上涨。在这样的地方农民工是有一点生活，我叫做高度简化和压缩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生存，也是阶段性、动荡的。夫妻可能成家生孩子，孩子抚养费用不够就带回老家，再大一点会有上学问题。这就是有工作没有生活。 　　 　　 　　 　　　　群体事件成新生代农民工愤怒情绪的出口 　　 　　农民工问题已经存在30年，如果再不改变会出大问题。这和一个新群体的出现联系一起，我们称之为新生代的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都是农民工，一样遭受伤害，可是由于他们相比于老一代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再忍受这种伤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80、90后，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的年代成长起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高一些的文化教养。 　　 　　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而在于他们和土地、农村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没有所谓乡土情结。他们在成长在一个消费社会，在农村时通过电视等传媒城市生活早就向他们敞开大门，展现出了美好蓝图。他们把生活目标放在城市。 　　 　　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对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辈那样想过再回家，所以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离开家乡，农村的大门对他就是关闭的了，回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短暂休憩的地方。 　　 　　他们在饮食起居、穿衣戴帽、交友观念，甚至文化消费等方面，都不遗余力朝向城市生活方式，可是摆在他们眼前的是巨大的现实反差，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到城市的排斥。很多农民工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十年，城市就在眼前，可是他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和城市之间的巨大鸿沟。有几座无法翻越的“大山”，由于缺乏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性支持，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大量农民工的收入是微薄的，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上述保障。 　　 　　因此，这些农民工越努力追求城市生活，越会发现目标遥不可及，通过打工这一手段越来越没有办法接近目标，这样一来打工的意义立刻就坍塌了。和父辈不一样，父辈很苦、很累，可打工只是一个手段，是通向美好乡村生活的道路，他们能接受回家盖房子，农村是退路，城市的苦和累只是眼前的过渡性阶段。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目标是在城市，可又找不到通向目标的道路，又不愿回到农村，打工成为漂在城市的工具。 　　 　　关于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我们不能只从个体角度去解释，背后也有结构性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看不到希望，农村不愿回，城市又进不来，进退两难，最终成这个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将近1亿人左右，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目标。有人会指责他们没有付出努力，其实这并不公平。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办法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漂泊的生存状态使得“我是谁”成了一个深层问题。很多农民工不一定有这种意愿或能力表达，但这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情绪，我是农民还是工人？自己到底是什么？这是关涉身份认同的大问题，身份认同困扰并影响着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 　　 　　长期看不到前途，不知道路怎么走，什么人可以忍受这样一种巨大的屈辱？一位老板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让员工反映制度方面的意见，这位老板告诉我一个新生代农民工满篇写的就两个字“不爽”。对于这些年轻农民工来说，不爽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情绪。 　　 　　这并不是说他们平时都是愁眉苦脸，出去逛逛街，喝瓶饮料的时候是快乐的，去冰场溜冰的时候是快乐的，上网打游戏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可这种快感就像夏夜萤火虫，一闪一闪，没办法刺破黑暗，很快又会被黑暗吞噬，看不到前景，最终回到焦虑中。 　　 　　在年轻农民工中经常会发展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愤怒的对象是谁？对资本、对老板，还是对谁？有时不是那么明确，但愤怒是一定的，在体内滋生、膨胀。 　　 　　愤怒的出口是什么？2011年广东增城新塘镇发生群体事件，一名怀有身孕的四川人在外摆摊，被当地市场管理员推倒在地。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外地人被欺负也就忍了，可是这次众多人员聚集起来，谣言还说孕妇被打死了，政府虽然把孕妇在医院的镜头全城转播，但已根本无法阻止人群的聚集，规模非常大，有人说高达几万人，甚至近十万人，政府出动大量军警。 　　 　　事件虽然很偶然，但前景是很危险的，可谓是一场城市“内战”。所有类似群体事件背后大多数都能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积累的屈辱、不满，以及慢慢滋生和膨胀的愤怒情绪。 　　 　　能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整体发展。当然，这个问题不会自动解决，甚至可以说还有很强的力量仍在维持这种体制。 　　 　　也许，这个问题今天广东新塘镇可以解决，某一个局部地方可以解决，但它会不断存在，最后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后果。 　　 　　 　　 　　 　　 　　 —白衬衫 　　 　　

　　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违背决议进行火箭发射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三个决议（《第2087号决议》），中国对此决议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责成朝鲜不得再采取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并宣布对于朝鲜进一步违背决议的活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到20天，朝鲜进行了已经公开宣布的第三次核试爆，此举使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上限，也给检验20年来中国的朝鲜和半岛政策提供了立即的机会。 　　 　　中国在2003年发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主导和参与重大地区及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说是作为大国崛起的第一个亮相。无论从历史和文化联系、地缘战略，还是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害而言，朝核问题都是中国外交必须关注的事务，可以说，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朝核问题采取重大外交主动，不失为一招及时和巧妙的好棋。然而，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却是大败亏输，丢尽脸面，一无所获，何以至此？除了美日俄等外部因素之外，中国自身战略思维和政策的失误，以及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与领导错误，乃是导致政策总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策失败首要的内因是20余年来甚嚣尘上、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在中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对欧美世界开放30年后，当局出于对内巩固政权的需求，逐步在国内树立和推广红色中国的虚假观念，在这一观念下，红色朝鲜成了臆想中的同志和兄弟。这种虚假的自我意识和定位不仅阉割了正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完全无视二战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史：无论当初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还是后来的中越关系、中朝关系及中苏关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不能弥合和取消国家利益的分别和冲突。事实上，相比战后欧美日体系内基于市场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难以协调，虽然打着貌似相同的旗号，但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斗争却从未消缓，兵戎相见是常见的事情。 　　 　　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外交指导又与不合时宜和一厢情愿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结合，并由此得到论证和增强，具体言之，即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国。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中美日的体系性、结构性全面军事对抗，而朝鲜是中国掣肘美日的棋子。这种思维扭曲了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现实，有意掩盖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基本利益思维：在加入全球贸易体系30多年后，中美日关系尽管有局部的利益摩擦和安全猜忌，但从来都不是美苏关系的翻版，也不可能回到零和博弈的状态下，而且，在新军事革命形态的战争环境下，朝鲜根本不具备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缓冲作用。未来可能的对华军事威胁毋须先攻占地势艰难、幅员狭小的半岛北部作为兵力和活力基地。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奉行大国外交，这种外交战略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乃是基本内容，为何在这种背景下会使中国的朝核政策走上自我损害的意识形态文革路线？从外部而言，这与911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恶意有关，在应对颜色革命恐慌和美国对华冷和平阴影下中国当局寻求对应筹码；而从内部来说，则是中国坚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的执政党权力合法性危机有关，在这种内部背景之下，职业外交的思维和全球战略的考量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质言之，党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以及对朝决策地位。这是中国在朝核乃至半岛问题上丧失好局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核爆对于中国也许是坏事中的好事，党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双轨外交局面也许会为之一变，因为，残酷的现实表明，在21世纪奉行意识形态挂帅的红色党外交必定会损人不利己，而执政党也不可能在国家利益之外另觅自身利益的基础。 　　 　　2009年，朝鲜在几乎完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第二次试爆，直到近年来的火箭发射活动，这些都对中国发起的以六方会谈为主要平台的解决半岛问题框架提出了直接挑战，而中国以虚假的意识形态战略和陈旧的地缘战略思维，完全不能应对，同时，由于逐步承担了朝鲜第一大援助国的角色，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支付道义和形象代价的同时，步步为朝鲜牵着鼻子走。实际上，2009年的核爆已经宣布六方会谈死亡，但中国出于保全面子和掩饰失策的需要，更是为了拒绝内部的政策责任检讨，依然一厢情愿地坐视半岛核局势失控，直到此次最后失败。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周边核态势。检讨朝鲜的国际行为模式以及对华关系历史，朝鲜当局奉行的主体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反华的反事大主义路线前提之下的，朝鲜为获得世袭政权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的生存利益，对中国除了利用不会有真诚的关系基础。在全球大国中，坐视自己如此邻近的小国走上核武装之路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远程精确打击作战样态下的今天，作为全球军力发展最迅猛的大国，中国把未来安全建立在与纵深浅近而负担沉重的邻居小国的合作之上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中国已是深深卷入全球事务的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无论其内部社会与政治情势如何演变，中国已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另立门户，建立与主流国际社会相对甚至隔离的国际体系。因此，此次朝鲜核爆对中国朝野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认识朝核乃至半岛和亚太问题，确定中国在半岛与朝鲜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也为重新在新的国际政策理念下规划有关政策提供了一个不能再延误的机会。 　　 　　 　　本文来源《华尔街日报》作者：赵楚 　　 　　 　　 　　 —-白衬衫 　　 　　 　　

　　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谈话纪要 　　 　　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不表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表现为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权威主义，包括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也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主义，中国社会是发展不到今天的。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当这种权威主义继续发展，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的时候，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权利意识和保障意识加强的情况下，大众权利如何保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基本权利的追求与传统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看，直接体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客观上让一部分能力强的、科学知识水平高的或人脉关系广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为正义的富和非正义的富，即便是正义的富也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感，而非正义的富实际上是通过寻租方式，或者说通过权力来获了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势必引发人们的不满和仇恨，这就导致产生了贫富矛盾。如果不正当致富的人，再凭借自身优势继续扩大财富分配差距，就会导致贫富矛盾不断激化。 　　 　　二、 关于社会信仰与法治 　　 　　我们到底确定什么样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几十年，我们强调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真的说不清。一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时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我们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很多人认为没有普世价值，也许完全普世的做法确实没有，但普世价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会强调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东方社会强调的和谐、中庸等，东西方文化中都承认的大爱、博爱，就应该是“普世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共同价值”。 　　 　　关于法治问题，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关于领导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规矩，然后依法治理，就不会出现动辄把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产变为个人所有的情况。如果美国总统总占着白宫不走，也许，华盛顿就出现好多个“白宫”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拥戴，否则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执政的成果，但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与演变，现在至少从表象上看，有几大问题难以克服。 　　 　　一是以党为核心的体制，让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说大多数没有幸福感。中央电视台正在找一个话题：你是否幸福？连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觉到幸福。当了官的，包括当了很大官的人，感觉不幸福，没当官的人，更感觉不幸福；发了财的人感觉不幸福，没有发财的人更感觉不幸福；有知识的人不幸福，没有知识的人，也感觉不幸福。我们设计了一种制度，让多数人不幸福，岂不是一种异化吗？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产生。薄熙来之流是被揪出来了，党内是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薄熙来”？如果这个人的野心成功了，成为了很高很高的领导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那怎么办？原来还有个中顾委，现在连中顾委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可以这么说，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体制，这么容易产生这么多野心家、阴谋家。三是不能让最优秀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奥巴马式的人物在中国现在没法诞生，在中国现在，当大官、当大学者和大企业家后面没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我们的领导人也难以自律，比如说住房问题，过去中纪委有明文规定，哪一级干部该住多大的房子，但带头改变或者说破坏这些规定的，又是领导人，连高级干部也怨声载道，这成何体统？我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剥夺“剥夺者”，而让自己成为“剥夺者”吗？难怪被人们称为“可恨的利益集团”。 　　 　　对以上现象，如果做一个政治学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权力既缺少优越性、又缺少监督性，更缺少竞争性。让三性做到三位一体，就更难了。 　　 　　权力本来是有优越性，它是让人向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让许多有识之士去争取的。可是在当下，由于我们理论上的说不清，比如我们老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公仆”的钱比“主人”还多呢？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我们的官员正式的、按规则获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问过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他的工资也就3000左右，一个县委书记每月拿3000多的工资，如果他一点不腐败，能有尊严吗？连吃饭的钱都缺少了，但是哪个县委书记少了吃饭的钱呢，缺的部分从哪里来，只能通过各种渠道。理论上讲，收一包茶叶和收100万元性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按规则官员们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没有按规则，都是在按潜规则行事，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要么规则是虚假的，要么不承认规则是虚假的，那规则下的官员都是坏人，因为官员们很少没有收过茶叶、收过烟。规则不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 　　 　　权力失去优越性的状态下，权力的监督性如何能体现？是按规则监督，还是按潜规则监督？如果按规则监督，都是坏人，按潜规则监督就没标准了，坏人监督坏人，或者小坏人监督大坏人，更有可能是大坏人监督小坏人。 　　 　　当然，也谈不上权力竞争性。权力的竞争性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或者说是党内竞争和党外竞争，党外竞争让社会大众来选择权力的代表者。当然，在中国一下子搞普选太难，先要实现党内的有序竞争，而权力优越性、监督性不能保障，也难以有党内权力竞争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劳、多高水平、多强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准，变得很苍白了，主要是靠利益关系和裙带关系来选择当权者，这就很难防止野心家的出现了。也就当然无法防止腐败了，反腐仅仅成了攫取权力的手段了。 　　 　　一种制度腐败并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没辙了。因为它已经无生命体征了。我们这个制度现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争取安乐死；第二、要争取新生。怎么新生法？我觉得要防止两点，第一是防止过早地推动多党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过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对党进行改造的保守主义，不想进行党内改革，就是不想党活；要想实现党活，必须党改。我期待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新时期帮党、帮体制找到活路，促进体制走向再生的推动者，再无能也至少要做一个安乐死的医生。绝不能让暴死成为现实，那样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怎么实行党改，不妨学习国民党的经验，现在的国民党很像六十年前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国民党，但现在国民党改出成绩，国共这两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过错误，也许他们是未来中国两岸统一、社会进步的主导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共识 　　 　　在当前，中国的各种改革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执政党的改革，而执政党改革的核心是分权与监督的问题。 　　 　　分权要求执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非常清晰，从少数人控制的传统权威性权力机构变为科学合理的现代权力结构。现代权力机构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权力的决策层，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二是权力的执行层，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三是权力的监督层，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者应为平行机构，决策层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层是最高执行机构，监督层是最高监督机构。但目前是执行机构代行决策职能，导致决策机构虚化，监督机构又置于执行机构的领导之下，导致监督职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对内是执政党内部权力结构的改变，对外是执政党职能的调整，执政党只管好大政方针，管好军队就可以了，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应权力，成为真正的权威。人大、政协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大都是党员，只要管住党员，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目前，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几点基本共识：一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二是改革非进行不可，不改等死，改还有活路，但乱改等于找死；三是改革必须分步骤进行，切忌民粹主义泛滥，不要让所谓推倒重来的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再发生，等等。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讲过：不用担心中国学习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学习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国推行的体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可照搬他们的体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社会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现在真要冒出三四个党，西方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别支持某一党派，可能天下就会大乱，中国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现在中国乱不起、伤不起。 　　 　　二三十年以后，中国能否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目前无法预料，也不能拒绝，但当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国不应该搞多党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现在执政党的权威性。当然，这个党是否改名，不叫“共产党”，叫“共享党”呢，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说，我们对“共产”的理解应该有新的认识，以前人们觉得“共产”就是“共同拥有财产”，我们现在更应该理解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在当下，中国大陆可以借鉴97年以前的香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四、关于经济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社会对产权的保护，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共产党权威主义执行的结果。怎么把中国社会尽快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这是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政治体制出了大问题，即出现了暴死的状态。苏联体制暴死后，还可以休克疗法，中国现有体制暴死，连休克疗法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出现长期的分裂动荡，吃苦受难的最后还是广大民众。所以中国的经济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十八大后，如果我们能够把发展重心移到几亿农民身上，也许就会出现生机。例如真正把农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待，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内需市场就会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时间改变了韩国农村问题，未来十年能否学习朴正熙，较彻底地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达到什么的状态呢？到台湾去看看，那里就有点像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了，那里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到那个时候，发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础，你看他们成天吵吵闹闹的，但谁也不想造反，杀人放火，因为谁都是有产者，不热衷于革命。 　　 　　对于经济的研究，我认为既要有宏观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又要有中观的行业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现在我们初步与国际接轨了，行业经济研究还做的不够，但已经刚刚起步，宏观战略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说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那说明我们的战略研究不是现在不够，当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够。50年后怎么办？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实现“大突围”， 　　 　　有一点值得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注意。无论如何中国的市场都是一块肥肉，它一定会不断发达，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的市场没有启动，中国的需求肯定会不断扩大。欧美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不管一些经济学家怎么说，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到境外，特别是到西方去寻找、去获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发能力和一流的市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欧美在放弃一些技术、市场和品牌方面反而好办，但中国现在的接纳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们的国企死守着经营得一塌糊涂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确定一个框架安排，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70%的银行存量资产）进行安全性保守化经营，因为这些存量资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贸然冒险。拿出30%的商业银行，来做资本创新性业务，保证五到十年内，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境外收购兼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要获得品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时间等着我们去发展品牌了，而获得先进技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现在社会又如此浮躁，确实很难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沉下心来，搞研究，人家做一个螺丝钉的实验需要三五年，我们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么可能形成先进的技术数据呢。只有该引进的引进，能收购的收购，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这些观点我与我的挚友唐万新先生讨论过多次，他的许多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他比我更懂经济。 　　 　　五、关于国企改革 　　 　　这些年，人们都在说“国进民退”，实际上，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企。一些不应该、不需要或者没有充分发育的竞争领域，简单地拿到市场上火拼，是绝对不行的。比如造币公司只能是国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国企，因为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问题是这些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资源全都控制了。国企与民企在几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资源开发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是想说，国企一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接受，比如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再比如，因为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成为掌权阶层的子弟向往之地，还可以做官，成为他们既升官又发财的好地方。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掉。但问题是，全球经济走下坡路时，所有问题就集中爆发了，可能比别的国家的情况还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当多领导，既没有企业家的视野胸怀，也没有企业家的素质，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无法创新技术，又无法形成先进的管理。这怎么得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与别人竞争呢。用厨师来当医生，怎么可能有先进的医疗技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捞够了，却在国际上没有办法参与竞争，这样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再从深层次理解，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把计划经济坏的东西和市场经济坏的东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国企领导利用和控制这么一个结合平台谋取私利，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要知道，也许官员有清官、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沾沾官气，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出一个企业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业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企业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挣钱未必是优秀的企业家，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国企必须改革，应该还资源于民，还利益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不能藏富于民，国家控制的财力无限扩大，这是说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么多财产，又说不清楚，国际上对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时候，国富民穷，皇帝随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政权没有几天就亡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GDP不如美苏，但通过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样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六、 关于富人怎么做富人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希望先富带动没有富或后富的共同致富。但据统计中国有27%的亿万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我不反对移民。一方面，选择居住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更优越的教育质量，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稳定的社会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发达国家确实比中国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的财富得到了积累，有了移民的条件，对于移民现象，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政府也允许人们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说，这是在“用脚投票”，也有人说这是在“买保险”。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继续分享市场成果，这里面有正义的富起来的，也有非正义富起来的，特别是非正义的富起来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过了几代，洗干净再回来也是可以的，而且也应该会回来，毕竟根在这里。但现在不能让这样的“裸商”继续攫取多数人的血汗。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对得起小平同志，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对得起父老乡亲。但我强调必须是自觉的承担，是富人的资本精神的体现。 　　 　　（这是卢德之与某要员谈话记录） 　　 　　 　　百度上关于卢德之的介绍，特录于下： 　　卢德之，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 　　　　 　　196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碑矶村。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基层行政职务，后就职于湖南省民政厅、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和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区服务的探索及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国有企业领导并参与国企改制工作。20世纪末，投身民营经济大潮，为民营企业发展和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光荣先生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卢德之是华民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亲任理事长。 　　　　 　　现除担任企业职务外，还担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外企业诚信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曾发展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论文数十篇，著有《交易伦理论》。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