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 次 更新时间： 2012-04-11 11:05:11 张静：社会建设：传统经验面临挑战 进入专题 ： 社会建设    ● 张静       一          在经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政府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口号，虽非及时，但的确点到了目前众多社会问题的关键。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重建基层管理秩序，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是为了对抗社会溃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整合失败的原因，这关乎到社会建设的方向。那么，在紧迫的现实情景下，如何辨别社会建设的原则和理由？不妨先来看看人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经验——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基于什么纽带形成，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再去反思这些经验带来的启示。          二          社会学对社会整合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一领域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成员因何达成内聚（或称团结），并可顺利协调相互的行为。政治社会学研究指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社会秩序构成，它们是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社会规范、权力和权威、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网络。     在促成社会整合方面，上述因素各自的作用是：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认同分歧，减少协调成本，增进社会共识；社会规范对行为设置限制，人们通过社会化实践，学习这些规范，了解社会中他人的要求，从而主动调整自我行为来满足社会期待，以期得到正面的肯定和接纳；权力和权威产生承认与一致的效果，并在分歧加剧、冲突激烈的时期，通过威慑和强制以促进社会服从；社会组织能够增强互动和互赖，使社会成员形成分工性依赖，“需要他人并被他人需要”，通过合作而彼此联接；社会互动网络提供信任、安全、合作等社会资本，结果是促进了广泛的团结和内聚。1     这五个因素的提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存在着性质类别不同的价值体系、规范、权威、社会组织和网络，它们不仅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正面、负面的都有，而且伴随社会变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解答具体社会的整合问题，需要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          三          社会学者观察到，从不同社会中存在的“共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聚的天然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的整合。为了寻找不同的秩序粘合剂，早期社会学者的普遍做法，是把传统的群体形式与“现代社会”进行对比，探索它们在社会连接上的差别，于是就有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基于血缘和基于分工、排斥性群体和包容性群体、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规则等知识性概念。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定义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是对比研究的范例。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对比几乎都包含着一种暗示：怀疑传统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能够解决现代大社会的整合问题。个中理由，不仅在于社会的规模扩展了，更关键的是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异质性、依赖性及流动性——这些特质变化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与传统共同体有别。     今天我们关心的整合问题，自然不是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的凝结一体。可是，这方面的观点一直处于严重分歧中。一些学者坚称，传统群体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依附于个人化的支配关系，将阻滞劳动力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集约化生产的发展2；结果导致非亲属和非地缘的“次级团体”缺乏，这一结构无法使中国人在更大的目标、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内聚，把个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3另一些学者认为，传统道德和社会群体结构的毁坏使社会陷入失范4；个体化发展对整体生存伦理的破坏，是大量冲突产生的根源。而人们最为熟知的宗族、家族和村社，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团体为中心的关系体系。它以共同生存和安全为中心原则，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并通过互惠交换的方式来实现，人们交换财富以帮助需要者，造就了一种均等化并互相依赖的集体，也带来了社会安全和安定。5     这些分歧实际上隐藏着目标排序的差别。发展优先者，视共同体生活为妨碍性组织，主张建设现代秩序。他们相信，以理性为指导的、自身利益牵引下的行动准则，将导致市场社会的分工、互赖与合作秩序。6生活方式优先者，视发展为破坏性力量，主张传统伦理和关系回归，他们力求恢复历史经验中的整合资源。比如有关中国的传统伦理，可以找到家庭主义原则7，非正式社会联系中的社会资本8，基层传统权威（老人协会）9，等等。上述两种目标，实际上追求的是不同的社会秩序，而且建设其一，则伤害其二。为何它们互相伤害？原因在于，作为两种秩序根基的组织和行为原则不同。          四          坦率地说，上述两种设想，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下都面临着棘手问题：对于前者，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分工与合作，但却未同时自动地促进社会整合，分歧和冲突在加剧，社会对立日益吞噬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冲突甚至激起反对发展的声音；对于后者，传统组织往往是在现代组织失灵的领域，或者较局部且同质性的范围中发挥作用，面对一个不同质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性质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发扬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级群体的团结纽带，难以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公共社会中也成为团结纽带，情况往往相反，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基于强烈的边界差异和认同归属感，在更大的“社会”中相处时，他们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比如基于血缘、文化和地域特征的家族、宗族、种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所谓“次级群体”的社会整合组织——比如俱乐部、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是现实的，更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是否能够将人类早期的经验——初级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更大的社会整合？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以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这些问题不回答，社会建设的理由和方向就不明。     如何让社会保持竞争的活力，但又不至让分裂和冲突毁掉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探求共处和共生之道。这正是现代社会整合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公共理性”，当代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公共选择”、“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当代社会学理论讨论的“复杂社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          五          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先看传统中国的经验。学者发现，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治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于基层社会而言，国家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另一个中心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行使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基础层次上存在的地方秩序——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小心避免触及对方领地。这一惯例，实际上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隔层。因此可以说，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即具体的管治，则事实上是在地方层次上完成的。10甚至在治理的规则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管治标准，而是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国家抽象原则下的“因地制宜”，一向是正当合法的，国家总是通过、而不是企图取代地方权威治理基层社会。而在地方范围里，尤其在它的基础结构层，地方权威替代了国家所不能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11     这些局部的社会整合，以绅士长老为权威形式，以宗族、家族或地域关系网络为基本结构，显示出强关系、文化认同、族长权威和高密度来往等特点12，基于与生俱来的纽带——血缘、亲族、邻里、地缘和种族连接，内聚效果较强。但是这一传统，不仅在过往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而且它的行为原则、边界责任和信用体系的特殊主义，无法克服局部性、纵向分离性和横向隔绝性的缺点，因而难以在结成更大的社会连接方面发挥纽带作用。13     再看现代中国的经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是1949年以来，经由政治变动和经济建设进程完成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再组织化。随着单位制的形成，社会成员被划分在生产性社区或者行政村中统一管理，他们被组织进整体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纵向依赖关系，社会停止了自我组织化。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一致性强，内聚的纽带是集体化的生产和资源（包含福利）较均等的再分配。今天，居住区的自主选择，劳动力和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场分配机制的发展，日益瓦解着统一的、经由单位的社会管理系统，上述纽带的作用日渐式微，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在被动依赖的结构中停滞生长，结果使社会分散度加剧。这一点在遭遇生存困境的时刻，比如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时，表现得尤为清楚。     综上，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社会纽带，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纽带。前者有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系的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施展作用，而后者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经由社会成员的选择而建立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所以，社会学者对它们抱有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这些经验较为熟悉且易于使用，另一方面，指望它们承担起当今社会整合的复杂任务，颇有困难。          六          那么，别国的经验有何启示？在世界范围内，基层领域的社会建设主要曾在以下意义上使用：     （一）作为社会资本的重建方案     它的中心点是提倡公民德行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权利膨胀带来的社会解体问题，所以行动目标放在恢复人际信任和社会联系上。社群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少，社会资本正在消失，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在弱化。而社群建设可以增进社会资本——它由社会成员共享，通过协调和行动来加强社会连接，并可能间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14。在这个意义上，社群重建意在恢复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对抗社会解体或分裂——一些团体日益边缘化、被动化，基层民众难以像从前那样，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建立认同、归属和忠诚，分享公共道德、责任和价值15。因此，再建基层的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成为在美国社会从事“社区发展”的主题16，它鼓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相信，完全可能通过公民自治、自约和自我监督，解决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共利益共享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社区自我管理的效果并不亚于市场或政府。17     （二）作为政治竞争的反贫困方案     反贫困方案并非鼓励依赖性，而是培养当事人的主动性，通过启动志愿服务、社会自助、民主参与社区发展决策，依靠公民力量展开社会救助，因而行动主角是居民，社区机构的性质是服务性的。比如，英国的社区建设和党派活动关系密切，社区发展的具体计划一直受到不同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分歧的局面。对于政治右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确定国家行为的边界，保障个体自由不受干涉；而对于政治左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帮助贫困群体增强自身力量，保证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18。在英国各地，相当多的地方市政局制定了反贫困计划，力图通过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遏制地方贫困的增长。     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建设具有巩固基层秩序的作用，它们的生命力来自受益者——居民本身。社会建设意味着社会进步运动。对照中国经验，它们促成社会内聚的纽带是什么呢？既非血缘地缘、同宗同族等原初特征，也不是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而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比如平等、自助、自主和共担。这些价值被人们认同的原因是，它们同时也符合居民的个体利益，和他人共享的利益使则使个人与公共社会联系起来。参与、沟通有利于寻求共享利益，形成共享价值，巩固社会团结。当个人利益和共享利益切合，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切合，人们就会认同共享利益和价值，因为这么做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和价值。为此，人们愿意主动调节相互间的分歧，甚至作出妥协和退让，维护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这自然有利于达致社会整合。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具体内容有别，但是社会建设能否成功的逻辑无异。它实际上取决于个体利益和共享利益的切合程度。由于个体需要有差异，现代社会的整合无法绕开个体利益的选择和协调问题。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公共制度建设，使之发挥协调公共利益和多元个体利益的功能，对于社会整合甚为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合“事”虽在基层行动领域，“理”却在宏观结构领域，它看起来是寻求社会管理之道，实质上却是探寻社会共享利益和价值的建立与协调机制。共享利益和价值依赖于人们的选择性认同，而不是研究者的设计。传统经验提供的社会连接纽带，难以给今天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现成模式。这是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注释：     1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 Christine Horne, Theories of Social Order: A Rea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局，1997年，55页。     3许踉光：《家元：日本的真髓》，于嘉云译，台湾南天书局，民国89年，206、231页。     4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7盛洪：“论家庭主义”，天则经济研究所《内部文稿》，2007年第2期，13页。     8蔡晓莉：《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9Mette Halskov Hansen, Organising the Old: Senior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 Rural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 42:1057-1078.     10Viv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张静：《基层政权》，修订版第一章“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2彭玉生：《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2005年11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演稿。     13张静：《公共性与家庭主义：社会建设原则辨析》，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会议文稿，2011年3月。     14Putnam的研究这样解释社会资本概念：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指的是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工具和培训）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参见Putnam RD,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35-42.     15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in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 卡托研究所认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茅于轼也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实践者。 对于获奖，茅于轼向《经济学人》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1993年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及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创立于2002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颁发，经过全球公开的提名程序，经九人委员会评比产生，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茅于轼简历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邀请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所理事长。 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2年“两会”召开在即。作为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开会，又将有一些法律草案得到审议。2011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似乎并未感觉到法律完备带来更多的自由，反倒是对权利的缺乏保障、财产的不安全、各种制约的增多，有了更多的不满。例如，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通过后，强拆与强行侵占土地仍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引爆点；近年来密集出台的“限购”、“限行”等举措，被批评为限制公民交易自由与生活空间；石油、铁道等部门的内部规定，则被认为代表了社会不公，突显出垄断的危害。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与中国目前的“部门立法”习惯大有关系。2月1日，在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于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探讨了此类做法的危害及可能的解决出路。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将“部门立法”界定为由行政部门主导甚至操控的立法。他认为，从一般原理上看，要确保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的公正性，正当的立法程序有两种：一是法官立法，即法官的裁判先例最终形成法律原则，因法官为超越政治与商业的群体，故能保证公正性；二是“公共选择”，其现实选择是，只要立法程序符合多数原则，由此产生的法律便是好的。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许多法律由部门主导产生，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超然性和中立性，其意愿不一定符合公众意愿，由此产生的法律难以保证公平。 盛洪表示，部门立法的形式之一是，如果人大通过的法律不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的意愿，便出台“实施细则”，扩张行政部门权力。例如，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最后，加上一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盛洪认为，这构成了今天强拆的一个重要依据。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当前的问题还不止是部门立法，因为许多部门的利益可以通过比法律更低层级的“规范”、“文件”等来实现。这就产生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结果，像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中规定的很多权利，经常得不到落实，而很多可能根本连法律都算不上的文件，由于行政部门拥有直接的执行力，在现实中就直接被“落实”了。例如，盛洪讽刺地说，北京市的汽车尾号限行规定并未经过北京市人大批准，但由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直接罚款手段，它在实际上就被执行了。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认为，中国目前形成的“部门立法”情况有客观必然性，但弊害非常突出，尤其是很多部门立法的实质都是“管理法”，体现了行政权对市场的控制，“政府之手”越来越强。有的立法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确认，只规定管理权力而不规定义务，有的立法，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部门立法，则有偏袒公立医院、学校的倾向，造成不公平竞争。部门立法还造成许多该立的法不能立，该废的不能废。 针对部门立法的危害，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找到“强化人大立法职能”这条出路，强调人大作为专职立法机关的作用，并主张让更多法律专家参与立法。但学者秋风也则认为，目前立法机构也是封闭运作，与行政部门没有大的区别，人大中的立法官员也是以行政官僚的身份自居，人大中的一些委员会，则没有负起提出法案等立法职责，故也不能过多指望人大立法就能好多少。他建议对于重要的法律，成立专门的法律起草或修改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可以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其来源可以多样化。

国际形势的分析，像刚才说的刘源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区。国际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跟国际主流相一致。至于国内的分析，我觉得伟东的这几条都很过硬，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大变动，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反正都得变，这是非出现不可的。反正这一年不出事就行，然后下一届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不这么变就那么变，不那么变就这么变，不变好的就变坏的，不变坏的就变好的。不管怎么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