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周末，北京，晴空万里，秋风飒爽。 　　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周末，佛山南海，似乎也是同样的晴空万里。 　　或许这样的周末，最适合来一个温馨的家庭聚会，以延续这个东方民族古老的传统。这个东方古国曾经是个礼仪之邦，惹来四海臣服。而今的现代国家似乎不再需要这层古朴的外衣，如若让我为他取个名号，我已不屑为之。并非我不爱这个民族，并非我痛恨这个国家，强国梦想将我们的视野变窄，当我们将一切目光都汇聚到政治与经济，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去追崇那些个看得大伙儿眼睛发红的数据之时，这个社会除了名利，还有什么值得推崇? 　　10月13日下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发生了一件“人神共愤”的惨案，一个两岁女孩儿悦悦被两辆车先后碾过，瘫睡于血泊中的她曾经还有过手脚挣扎，然而十多个路人从其身旁经过，却竟然见死不救! 　　这个平凡的家庭，或许只想过上平凡的日子，却在这一天变得怎么都不“平凡”。我很难用言语去描绘我此刻的心情，只是于此刻，我很无奈却很坚定地觉得这个社会是有多么的扯淡!有多少理论曾经告诉我们，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中产阶级力量雄厚，公民社会更加成熟?有多少官员和文件向我们传达广东在公民社会建设上领先于全国?这样的质疑无意于一种地域的比较与批判，更多的是我不得不质疑这些迂腐的观念。我们的理论者深陷于理论的建构，官员深陷于政绩的争夺，商人深陷于金钱的掳掠……请问，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为什么一个以文明自居的人类群族会在今日如此之没有血性? 　　开宝马的“贵人”下车只会拳脚，胡乱使向老人与妇人;骑车的老人摔于马路中间，无人搀扶，唯两个孩子将他扶起……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似乎在今天已成家常便饭，甚而都慢慢上不了新闻了，从孩子到老人，再从老人到孩子，这一轮又一轮的“冷血事件”却让这个社会迟迟没有作为。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没错，选举网关注政治国家，但选举网同样关注市民社会，关注社会良心，我们有责任成为领航人，唤醒社会良心，担起社会责任，我们需要读者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一起用声音的力量打碎这些“冷酷的沉默”，因为，你我都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     新闻文稿来自凤凰网， 视频来自优酷 。　 　　小悦悦走在路上 　　第一辆车辗过 　　第二辆车辗过 　　捡垃圾阿姨抱起小悦悦 　　妈妈抱着孩子奔向医院 羊城晚报记者姚思东翻拍 　　事发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 女童伤情严重被转至广州军区总医院，现已接近脑死亡 　　人情冷暖，何至于此?! 10月13 日下午5 时30 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现在小悦悦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近脑死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5 日晚， 记者看到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当日下午5 时26 分，小悦悦在五金城内一条小巷玩耍，一个人走在路上。这时，前方一辆白色面包车缓缓驶来，像没有看到女童一样，开始加速，并将小悦悦卷到了右侧车轮下，从小悦悦的胯部碾过。面包车停了一下，又加大油门，后轮再次碾过小悦悦的身体。十几秒后，3 个路人经过此地，其中一男子从女童身边绕过，看也没看;另外两人看了女童一眼并绕过，没有放慢脚步。紧跟着，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像没有看到一般，右侧前后轮两次碾过小悦悦的双腿。此后几分钟内，又有4 辆电动车、三轮车和3 位路人经过(其中一位女士领着一个约五六岁的女孩)，但都只是看了一下，没有伸出援手，也没有打电话求助。而路边的店铺也没有人走出来看一眼。 　　下午5 时33 分， 一位捡垃圾的阿姨经过小悦悦身旁，试图扶起她，但小悦悦一下子就瘫倒在地。阿姨把小悦悦抱到了路边，似乎在向旁边的店铺喊话询问(视频没有声音)，但没有人出来。之后这位阿姨向巷子里走去，几秒钟后，一位年轻的女士出现，抱起了小悦悦，匆忙离去。记者了解到，这位女士是小悦悦的妈妈，她立马把女儿送往医院救治。 　　13 日，小悦悦在佛山一家医院接受手术，切除了后脑盖骨，并于当日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目前没有度过危险期。广州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文强告诉记者： 　　“伤者病情很严重， 送来时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现已接近脑死亡。 　　对话当事人 　　只要我女儿能好起来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悦悦的爸爸妈妈早已哭干了眼泪，当记者查看监控视频时，悦悦爸爸王先生看见女儿被撞倒的一幕幕，默默地走到了一边暗自落泪。王先生哽咽着对记者说，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想， “只要我女儿能好起来”。 　　王先生告诉，小悦悦今年才刚上幼儿园几个月，她还有一个快7 岁的哥哥。事发当天5 时半左右，小悦悦放学回家，与哥哥一起玩耍。“儿子出去玩了，妈妈刚刚上楼收衣服，哪想到小悦悦就偷偷跑了出去”。王先生说，小悦悦的同龄玩伴都住在附近，她平时也经常独自在事发路段独自来往。结果，在距离家门才100 多米的地方发生意外。 　　记者了解到，第二个肇事逃逸司机已被警方抓获，但第一个肇事司机仍然在逃。由于监控视频中第一辆肇事车的车牌严重反光无法看清，仅能从画面中判断，司机应该是一位中年男人。王先生希望目击者能提供线索。 　　第一个人：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似乎看不到小悦悦，然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 　　第三个人：浅色长袖衣服男，走进监控范围后一直盯着小悦悦，却走得离孩子越来越远 　　第四个人： 开着蓝色后尾箱三轮车男，从店铺门口两次横向经过， 对2米外的小悦悦视若无睹。之后该红衣男子再次开车路过，看着小悦悦，却没有停步 　　第五个人： 踩着三轮车的蓝衣男子? 　　第七个人：黑衣男子开摩托车经过，不断回望小悦悦 　　第八个人：一名中年女子带着黄衣小女孩经过，看了几眼没有停步 　　看看这些冷漠的人 　　第一个人：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似乎看不到小悦悦，然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 　　第二个人：摩托车男，小悦悦躺在其正前方，他往下看了一眼，一拐弯绕过伤者。 　　第三个人：浅色长袖衣服男，走进监控范围后一直盯着小悦悦，却走得离孩子越来越远 　　第四个人： 开着蓝色后尾箱三轮车男，从店铺门口两次横向经过， 对2米外的小悦悦视若无睹。之后该红衣男子再次开车路过，看着小悦悦，却没有停步 　　第五个人： 踩着三轮车的蓝衣男子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回首历史长河的涛起涛落，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追赶民主自由之梦的辛亥之子弹，为何命中的却是独裁奴役的靶子？结局竟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场让理想主义者泪满裳襟的悲剧。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幕巨大的悲剧？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 ——献给那个沾满血泪的梦   文/令霸贤 （北京邮电大学）     又到了秋风萧瑟的时节，北京的空气变得干爽怡人。漫步在后海边，看着已经飞舞的黄叶飘落到寂静的湖面，也别有一番情调。一直处在城市喧嚣的蚕食之下，这里却还幸存着《故都的秋》中描绘的意境，尽管距郁达夫先生作此文已经七十七年了。赏后海的秋色，横跨后海咽喉处的银锭桥是绝佳的位置。那年，也就是一百零一年前，汪精卫就是在这座桥下安放炸弹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结果事发被捕。而那时的大清帝国，早已处在了深秋的黄昏中。汪精卫被捕一年多后，在革命枪炮奏响的四面楚歌中，清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距今整整一百年矣。 站在银锭桥上仰望秋日湛蓝的天空，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仿佛能看见汪兆铭坚毅的眼神，仿佛能听见载沣辞官归家时的哀叹，也仿佛能闻到百年的硝烟与血腥。     一个梦血交融的时代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行刺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悲壮的诗句。而在此数月前，汪兆铭还身在日本，身为革命派的他与梁启超等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笔战。最终因梁启超的一句“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汪精卫毅然决心回国起事，想要以殉国的方式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这是何等的大义与悲壮，又何尝不是当时心怀救国理想的仁人志士们的缩影呢？ 在汪兆铭之前有高呼“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之后有书下“吾充否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林觉民。革命者可谓是前仆后继，为的就是一个梦，一个“天下为公”的民主自由梦。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这梦就没有倒下过，而清廷的保守与固执，最终迫使这民主自由之梦不得不通过枪声和鲜血以走向现实。1909年，大臣张之洞病危，摄政王载沣探望，张之洞告诫他“舆情不属，必生激变”，载沣却信心满满——“有兵在”，张之洞大惊“此乃亡国之音也”。而在更早的时候，慈禧太后面对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却下诏“五不议”，改良之路从此堵死。1908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以宪政之名，做强化皇权之实，让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都大骂这是“吐饰耳目，敷衍门面”。而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几个月前，清廷构建的“皇族内阁”更是让朝野皆为寒心。最终武昌枪响，清廷众叛亲离，不旋踵便轰然倒地。 一百年前的这场革命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梦，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皇族也无能为力。当民主自由之梦在敲门，要么开门优雅地迎接它进来，要么等着它带着枪炮破门而入。很不幸，刚愎自用的清廷选择了后者。 数千年的帝制在革命的战火中灰飞烟灭，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然而民主自由却依旧是一个梦，而且历史的车轮仿佛是在倒转。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虽军阀混战，但国会依旧是制约行政者的一股重要力量。袁世凯、曹锟这样的政治强人参选总统，都要毕恭毕敬地在国会下功夫。而且那时候国会系法统之所在，段祺瑞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便成了孙文发起护法运动的一大理由，而南下至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们组成的“非常国会”，也使得孙中山的护法变得名正言顺。而且也正是那时候，报业和出版业正处于最欣欣向荣的时代，宽松的言论、学术和出版环境使得不同的思想都可以得以表达，又在多样化的思想碰撞中涌现出一大批迄今无法被逾越大师，直接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护法与北伐皆大功告成之后，国会却变得形同虚设，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完全不被寡头政客们放在眼里了。异议人士开始成为监狱与被暗杀的常客，报纸的审查越来越多，报馆被查封得也越来越多。专制的死灰复燃最终导致历史的轮回，六十二年前，就像清廷覆灭时的那样，在一片众叛亲离之声中，中华民国政权败退孤岛。然而专制再度让历史大倒车，中华民族陷入的更黑暗的慢慢长夜之中。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回首历史长河的涛起涛落，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追赶民主自由之梦的辛亥之子弹，为何命中的却是独裁奴役的靶子？结局竟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场让理想主义者泪满裳襟的悲剧。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幕巨大的悲剧？ 也许，我们能从一个细节中找到答案，那便是从1930年沿用至今的《中华民国国歌》。   一首阴森耳熟的国歌 也许读者们会很奇怪，《中华民国国歌》曲调和平、有力，又给人一种宗教般的圣洁感，于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为什么笔者却觉得它很阴森？自大陆沦陷之后，《中华民国国歌》在中国大陆就被严禁传唱，自小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笔者又为什么会觉得耳熟呢？看看《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便知。 《中华民国国歌》的头两句便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既有“主义”又有“党”，身在政治渗透进每一个毛孔的中国大陆，笔者怎么会对此不感到耳熟而阴森呢？把这两句翻译成红色中国特色的语句便是“必须坚持三民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或者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话翻译成这样便是“马列主义，吾党所宗”，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一首国歌中既有“主义”又有“党”，则带着浓厚的专制含义，既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垄断与对言论、信仰自由的压制，又包含了对一党专政推崇。这与纳粹法西斯推崇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又有多少区别呢？这首歌原本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歌词原本为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又称“总理训词”，北伐成功后加以谱曲，于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的党歌。1930年，中华民国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前，以此党歌以代替国歌。七年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党歌作为国歌。从此中国进入党政不分的一党专政时代，整个国家背离承载着无数人血与梦的民主自由越来越远。 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第三十条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开创了中国一党专政的先河。这部约法制定仓促，对人权保障极弱，但对国民党完全统治政权，对党国这种形态提供了法理基础。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这些弊病对中国影响及其深远。看到这里，试问哪一个中国大陆人不会对这首《中华民国国歌》，不会对产生这首国歌的政治体制感到阴森而又熟悉呢？ 这首阴森耳熟的国歌终结了一个梦血交融的时代，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这首《中华民国国歌》仿佛就是划破天际的闪电，也划破了无数中国人的梦。尽管后来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岛，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这首国歌中的阴森与恐怖却一直笼罩了大陆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其政纲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辛亥革命前就发动了大量的反清起义，其成员为民主自由之理想而慷慨赴死者不计其数。我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政党，在辛亥革命后竟成为倒行逆施之罪魁，推翻了家天下，却建立了自己的“党天下”，是为何故？   一种极权主义的梦魇 1914年，第一次倒袁失败后，革命者纷纷逃亡，孙中山也流亡到了日本。他在东京将改组国民党为民间会党形式的“中华革命党”，之后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从此，曾是民主自由坚定追求者的国民党开始由甲式政党变为乙式政党。甲式政党与乙式政党是大师胡适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提出的概念，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而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清除。胡适认为，英国、美国和西欧式的政党为甲式政党，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等为乙式政党。 正是这样的乙式政党给二十世纪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第一次倒袁失败后，孙中山深感革命党人为一盘散沙，遂改组国民党为组织严密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员按手印，立誓约，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这是在将一个政党改造成黑社会般秘密结社，而效忠则更是完全违背了自由平等原则，完全是专制政治遗物，一个为推翻专制而抗争的革命党开始向领袖宣誓效忠，真乃辜鸿铭所说的“看不见的辫子”。孙文的老战友，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均因此拒绝参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孙中山到了广东之后，在依靠苏联的力量的同时，还根据苏共的模式进一步改造国民党，从此国民党彻底踏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再难回头。 后来孙中山在广东的时候，陈炯明因为与其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国民党便动用喉舌媒体大肆攻击陈炯明。胡适对此非常不满，他说：“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的这些言论发表后，立刻捅了马蜂窝，国民党的喉舌媒体纷纷把枪口转向了他，胡适对此这么分析：“我们的主张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们不曾完全了解孙派用秘密结社来办政党的历史……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后来，国共两党在宣传上都一直使用“陈炯明叛变”的提法，很好地证明了这两个党在极权主义上实为一丘之貉。     极权主义有四个特征： 一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孙中山统治广东之后，便开始了“党化”，而且竟将“党化”渗入到国民教育之中，这与辛亥革命后广东一直推行的教育自由化完全背道而驰。陈炯明在后来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中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欧美先进国家，受宗教之感化，进于文明境地，犹以政教分离，解放思想之束缚。中国向无宗教之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二是信息封锁和宣传垄断。孙中山击败陈炯明后，广州市开始判若两样，记者被抓和报馆被查封时有发生。极权主义向来喜欢通过其垄断的宣传来神化领袖。孙文逝世后国民党尊其为“国父”，又因其生前奉行联俄容共，共产党也尊其为国父，然而孙中山被称为“国父”实为不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还远在美国筹款，因经济窘境而不得不在丹佛的餐馆打工，其归国已经是数月之后的事了。而且武昌起义也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无任何瓜葛，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共同策划的，孙文自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国父”二字倒非常适用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是袁世凯的功劳，而且当时的革命武装完全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相匹敌，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袁世凯说他这是“虚位以待”，若非袁世凯，何来中华民国？孙文实乃国民党的“党父”，国民党将孙文尊为“国父”，这是极权主义对领袖的神化罢了。孙中山在世之时，已经被宣传机器装扮为“偶像”，“三民主义”也被宗教式的宣传，这种做法模仿自苏俄，得自列宁的启示。 三是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护法运动之初，被“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发表过政治宣言，承诺如果北洋元老徐世昌和他的北洋政府下台解散，他亦将下野。而当徐世昌被曹锟和吴佩孚逼迫辞职后，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诺言下野。而孙中山却食言，并决定再开战端，这也是陈炯明与其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逻辑，何尝不是后来国民党彻底腐化堕落的一大根源呢？ 四是消灭异己。孙中山执掌广东后，“附逆”便成了镇压异己的万用罪名，颇与古代的“大逆”之罪有异曲同工之效。后来国民党又提出了一个叫做“反革命”的罪名，支持与反对乃信仰、言论之自由，乃天赋人权，因此获罪，与古代帝王何异？孙中山主政广东后，开始将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换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员，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后来虽容共，但不久国共便决裂相残，双方消灭异己的极权主义本性暴露无遗。 孙中山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革命而将国民党由甲式政党改造成乙式政党，也确实提高了革命的效率，北伐的成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也打开了极权主义的潘多拉魔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革命也就此死亡。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就像是一只蝴蝶在日本扇动翅膀，却在中华民国的大地上掀起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这是何等的可悲可叹？   再见了，国父 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是可敬的革命先驱，他为革命，为了他的三民主义理想操劳一生，但结局却是如此的残酷，如此让人惋惜。其原因何在？ 梁启超在孙文逝世之后说的一段话可做解答：“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拘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无数理想主义革命者理想坠地之境遇，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原因不都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么？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让法兰西成为血腥屠戮场，从“路易必须死”到“罗伯斯比尔必须死”，革命者为了“祖国必须生”这个目的完全不择手段，以至于谁都可以变成“必须死”的对象，但法兰西并没有生，反而继续在帝制与革命的战火中轮回百余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们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建立一个乌托邦而不择手段，制造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但乌托邦反而越来越远。 革命原本是急需变革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但这个手段一旦失去了底线，“革命”却成了目的，而原本变革的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经常革命过后，历史反而是在开倒车。孙中山为了革命成功而仿效苏联，他说：“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也就是说，他已经将革命当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为了“革命”这个已经变得虚无缥缈的概念，孙中山可以仿效在选举失利后用武力强行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孙中山原本的密友陈炯明极力反对，陈炯明对此的评价是：“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将国民党改造成充满极权主义的乙式政党，这是孙中山为了革命不择手段的一个结果而已。对于他而言，为了革命，将党员改造成工具算得了什么呢？将“三民主义”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来宣传又算得了什么呢？打压异议和异己又算得了什么呢？不遵守护法运动之初下野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呢？向日本与苏联做出侵害国家利益的协定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正是因为这样，革命变成了目的而非手段，而距革命原本的目的更为遥远了。孙中山先生仙逝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但他不择手段的努力反而让“革命”离“成功”更为遥远。并非“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而是“革命万岁，革命死了”。1921年，陈炯明在向孙中山请辞陆军、内政两部长的电文中有这么一句：“民国前途之忧，不在腐败官僚，而在维新人物。”回首历史，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不确定性非常大，实为饮鸩止渴之策。而在和平环境下，以较为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变革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自由化就是成功的典范，孙中山先生用枪炮没有完成的事业却在非暴力的抗争运动下得以完成，告别革命的中华民国也就此成为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灯塔。而对于依旧处在暗夜中的中国大陆，“同志还需努力”去抗争以迎接黎明，而迎接黎明也许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但历史告诉我们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 再见了，国父！再见了，革命！ 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又有几片黄叶飘落到了后海那倒映历史水面上。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我不禁想问脚下的银锭桥，下一个百年你又能为我们见证些什么呢？     （采编：安镜轩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生命与革命 本期主题：百年变局的历史风云 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

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我们都能看到治外法权一项。所谓治外法权，在当时亦称领事裁判权，是指若一个甲国公民当在乙国时享受治外法权，那么这个人在涉嫌犯罪时，乙国的法院不能进行审判。这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成了一项耻辱——中国人居然不能审判红毛鬼子，岂不是任由红毛鬼子烧杀奸掠，为非作歹。 西方列强提出治外法权，有个背景故事。美国考虑犯罪动机时，比较重视个人主观愿望，故意杀人是谋杀，意外和没有预谋的杀人则会受到较轻的处罚。1821 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他不慎从甲板上扔下一只瓶子，砸死了一名中国妇女。美国商人把水手交给了清政府，自然是不管动机按律当斩，很快被绞死。美国和西方人自然无法接受，中国法律太落后，自己的公民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任由落后的法律来凌迟绞杀。于是，“治外法权”成了后来签订条约的必列条目。直到1943年完全废除相关条约时，治外法权一直存在，包括对人身和财产的裁判权。 这一点在历史上被故意民族主义化，没有把一种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巨大差异考虑进去。费正清对此的评价是，它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同时也避免了许多敌意。清朝政府也在外国获得过这种特权，1882年，清廷与朝鲜签订章程规定，中国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 在今天，治外法权同样存在，但有了变化。它在维基百科被解释为：治外法权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权的情形，通常是外交谈判的结果。治外法权通常是互相给与的，主要包括：外交豁免权、国家元首的官式访问、停靠在本国港口的外国的公共船只、停在本国机场的外国飞机。一些国际机构的总部如北约、联合国、欧洲原子能研究组织等都享有治外法权。 至于国家元首的正式访问，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年老江被小布什邀请去白宫吃饭时，被珐X功示威者以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成功，闹得很大。 近读费正清《观察中国》有感。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陈光诚：一个盲人律师的双重黑暗 (2) 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 (3) 纪念辛亥百年之各报社论集锦 (2) 我们怎样被洗脑？ (3)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