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我们每个人都是负有责任的，吴英案是整合企业家，法律人以及普通公众很好的案例，大家不妨从这个案例开始来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 2012-02-01 10:39:29 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进入专题 ： 戈尔巴乔夫    ● 宋鲁郑       戈尔巴乔夫，苏联末代总统、苏共末代总书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末代领导人，其下场大都颇为凄惨。俄罗斯最后一个沙皇被满门抄斩。中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 帝先斩杀自己的女儿，然后在仅有一个太监的陪同下上吊自杀。但环顾人类历史，成为末代领导人但却倍享尊荣的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德国人感激他，波罗地海及 东欧各国感激他，整个西方更是感激他。当然除了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之外。     德国人感激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各国感激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自此得到了自由，西方感激他，更可以理解，因为他令西方打赢了冷 战。俄罗斯人民是例外，也可以理解。毕竟能够把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在短短几年内，在没有战争和饥荒的和平时代—-就能够将之解体，把俄罗斯带入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另两大时刻是蒙古占领、希特勒入侵），俄罗斯人民自然对之无法接受。所以1996年，不甘心政治生命结束的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选举， 结果仅仅获得羞辱性的1%的选票—-尽管他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全球的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过中国人也是例外，就有些难以理解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投降。应该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 意识形态派，都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只不过一个是社会主义理念至上，一个是民主理念至上，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其实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我们 实在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他，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巨大成就。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对中国有三大贡献。一是满足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三大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三个条件的 难度和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苏联对西方的让步。中国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胁都得到解除。没有了苏联背后的支持，蒙古和越南这一北一南两个邻国，都不 得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     二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走出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即先政治后经济。而当时这两条道路谁正确并无定论。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 未有的瓶颈，而恰在此时访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国的困难所误导，更加坚定了他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然而，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不得不选择 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则反过来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渐进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 时候，苏联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六倍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欧各国也大都是激进转型，其表现都好于俄罗斯。但不要忘记，东欧都是小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匈牙利就把所有的国有工业和银行都买给了西方，中国行吗？     戈尔巴乔夫模式的失败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确实非比寻常。记得1989年时，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声称再不搞政治改革，中国 的改革不但无法前行，就是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丧失。十年过后的1999年，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又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 了”。又差不多过了十年，2008年，所谓的宪章派在西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居然又提出同样的论调。当然迄今为止的事实都令他们成为历史嘲笑的对象。就如同 2000年的章家敦先生，预言2011年中国就要崩溃，结果2011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却陷入了全面而且愈演愈烈、不知何时才是尽 头的危机中。当然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花岗岩脑袋的人，章家敦先生不但不认错，反而又预言中国2012年会崩溃，就如同今天仍然有不少李慎之、宪章派的追求 者一样。借用台湾著名政论散文家龙英台的一句话：请用文明说服我。我要说的是：请用事实说服我。毕竟今天，是西方在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在向中国求 助—-而不是相反。中国怎么还要反过来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改？难道自由派们希望中国也来一场主权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吗？     第三，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一是来自东边的日本，一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无疑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苏联解体，中国在冷战期间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也成了西方的遏制对象。这固然不错，但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只有利而无弊，关键是只要利 大于弊即可。西方的软遏制比的上苏联直接的军事威胁吗？更何况苏联解体之时，中国已经成功进入西方主导的社会，西方已经不可能重新对中国进行封锁。后来的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成员，但全面拥抱西方的俄罗斯，直到2011年才入世。     苏联的解体和随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混乱和衰落，也为中国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带来了有利时机。俄罗斯沙皇时代利用清朝的衰落而侵占了上百万的中国领 土。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它并不合法，但国际社会都是承认事实的，实际上很难改变。比如美国就曾侵占其邻国墨西哥55%的领土—-比这以前美国全部土地 的半数还多，增加了全美面积的60%。历史上号称 “这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抢夺行为”（不过美国史学家贾斯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中宣称：“它不是为了征服而进行的战争”），墨西哥也并非不想收回，只 是实力不济罢了。一战时，德国就曾致密信墨西哥，承诺它如果参战，将帮助它索回美国强占的土地。只不过德国战败，历史没有给予墨西哥机会。所以当强大的苏 联存在时，苏方根本不理睬中国的诉求。但当机会出现时，中国通过谈判从俄罗斯手里重新收回了3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从塔吉克斯坦收回1100多平方公里 的领土、从吉尔吉斯坦收回8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当然，这只是中国历史上丢失的领土很小的一部分，但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连这些土地也无法收回。这确实 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可以对比日本。本来苏联解体也是日本与俄罗斯洽谈二战被苏联强占北方四岛的机会。但由于日本缺乏远见，拒绝俄罗斯归还两岛的 建议，非要俄罗斯全部归还，致使谈判破裂，等到俄罗斯缓过劲来，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日本其实不明白，先收回两岛比一无所有要强，其它两岛则完全可以等到 另一个历史机遇来到时再收回。历史上看，俄罗斯多次起伏，等到下一次国力衰退时，甚至再有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出现时，再索回两岛也不迟。当然话说回来，假设 中国国力衰退，再次出现一个“中华民国”，今天要回的领土也很难讲不会再丢失，哪个时候中国丢掉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外蒙古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中国其实还有三个感谢戈尔巴乔夫的理由。一是它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进行民主转型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类历史早已证 明，任何有传统有历史的国家进行民主转型时，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内战、政变、复辟、国家分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拉美、亚洲各国都是如此。 但毕竟这都是比较久远的历史，而且许多国家远在中国的视野之外。但唯独苏联这个邻国，这个我们曾经的学习榜样，就近在咫尺的、眼睁睁的崩溃了，解体了。要 知道追求国家统一和强大，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人口总量下 降的罕见现象。就是直到今天，俄罗斯的腐败程度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不仅俄罗斯如此，就是苏联时代最发达的乌克兰—-经济总量曾相当 于意大利，生活水平远高于俄罗斯，在独立时曾欢欣鼓舞，认为终于摆脱落后地区的包袱，再加上民主制度，就可以迅速向西方看齐了。结果仅仅两年之后，生活水 平竟然落到被休克疗法大伤元气的俄罗斯之后。1993年，通货膨胀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世界之最。94、95和96年经济都以两位数下滑，直 到2000年，乌克兰才实现经济增长。     当然有自由派学者如金雁女士就认为，苏联的解体和民主无关，而是和苏联的联邦宪法有关：它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可是何以同样的宪法，在苏 联时期就不会解体，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却解体了呢？其实中国的自由派群体对民主和多民族国家解体的问题一直持回避或否定的驼鸟策略。但问题不会因回避或 否定就不存在，今天的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张选票、也不仅仅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同时还包括着民族自决权。面对这个事关国家存亡的严峻客 观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正视它：当民主和国家统一不可兼得，我们要什么。或者当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静的接受国家分裂之时（条件之一），中国才有可能走 向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化。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当然另一个思考的结果就是：放弃这种转型成本高昂甚至都会把国家毁掉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 民主和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制度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更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应该也能够创造出全面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新模式。     二是处于困境的俄罗斯全面拥抱西方之后，世人本以为西方会对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善意以待，施以援手。不料，西方却借机落井下石、火中取栗。不仅借俄罗斯危 机之际大肆掠夺其财富，更在国际上竭力打压俄罗斯、挤压其生存空间：不仅收编了原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在波兰设立战略反导弹系统，还直接把手伸进俄罗斯的 后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联体，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格鲁吉亚等大搞颜色革命，扶植反俄势力。除此之外，还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公开羞辱 俄罗斯。最令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当它反对车臣分离主义之际，西方却对俄罗斯大加指责，法国甚至公开接见了所谓车臣独立政府的总理。     中国的自由派一向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非常孤立（事实上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和形象要远远大于、好于美国），只有实行民主化，才会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局 面。以俄罗斯为例，这显然是自由派群体的一厢情愿。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和西方根本不是制度的冲突，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实行什么制度都会被西方视为 威胁。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和中国最好像今天的欧洲，国家富裕但又规模适中。富裕就不会给它添麻烦（难民、动乱），规模不大，则不具备挑战的能力。这就是为 什么俄罗斯走向民主之后，西方仍然支持车臣分裂势力，仍然全力打压俄罗斯。俄罗斯就意外地成为了中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苏联的历史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全面和深刻认识今天美国的契机。苏联在其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有几个理论：一是反对东欧国家的国情论。任何国家如果主张 国情论而想走自己的道路，就会被指责为“蔑视苏联”，是“反苏立场”，“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二是有限主权论。认为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和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 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 “有限主权论”不仅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一个国家具有独立主权的原则，更是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三是输出革命有理论。于是苏联不仅在全球输出革 命，发动代理人战争，更后来直接干脆派兵入侵阿富汗。     苏联的所谓三论当然在全球的反对之下归于失败，也难怪波兰民族英雄兰普有如下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然而令人出奇的是，冷战后的美国居然全盘拾起苏联的旧钵，重蹈其覆辙。     美国把它的模式包装成“普世价值”，哪个国家如果提出国情论，就会被指责反“普世价值”。奇怪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都支持东欧国家以国情论为由反对苏联模式，却反对中国以国情论走自己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美国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制造了自己特色的“有限主权论”。但其实质仍然和苏联一样，成为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和苏联一样，美国也热衷于全球 推销民主革命，同样在全球上演刺刀下建立民主的戏码。而且其结局也一样：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仅自己陷入战争泥潭而不得不在失败中抽身，并造成了自身的 大危机，而且也没有在上述国家建立稳定和有效的民主，相反却成了一个连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失败国家。     事实求是的讲，今天的美国不过是昔日苏联的翻版，丝毫没有接受苏联解体的教训。不过其结局如何，是否会在人类历史上再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倒是俄罗斯 的预言家对此做了确认。当然美国的预言家也是还以颜色，乔治。弗里德曼在其颇有影响的《未来一百年大预言》中，就认为俄罗斯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再度解体。 不过以本人之见，俄罗斯解体的可能性绝对要小于美国。这不仅仅是由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几乎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了，也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接受苏联崩溃的教训， 更重要的是，美国做为一个移民国家，一个缺乏民族凝聚力的多元文化国家，一旦无法提供“美国梦”，其国民必然会四分离散。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幕：上 世纪三十世代的大危机，美国第一次移出人口超过移入人口。假设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不出来，这一幕就会重新上演。而到了哪个时候，墨西哥自然会收复国土。没 有了人民的国家还算的上国家吗？没有国家做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也就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随风而去吗？     美国感谢戈尔巴乔夫，只是感谢他让美国赢得了一次短暂的胜利，却没能让美国避免重蹈覆辙。而中国感谢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的教训和代价某种程度拯救了中国。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也感谢美国的某位末代总统。         进入专题： 戈尔巴乔夫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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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香港地铁发生大陆游客与香港市民的争执已经半个多月，被冠之为“香港地铁骂战”。由于事件发生在一个敏感时刻，事件持续发酵。先是“骂战”视频上传网上，引发陆港两地网民的强烈反应，引发第一个争论高潮。北大教授孔庆东火上浇油，在视频节目中指责一部分港人是“走狗”，继而否认说过这句话，并说是“南方系”报纸的栽赃污蔑，各方哗然，引发第二个高潮。2月1日，香港一个社团组织集资在《苹果日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大陆“双非”孕妇到港生子，并采用了隐喻和揭短的手法，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暗喻为蝗虫(该组织后来否认，辩解说广告上的飞虫是绿色的“草蜢”)，并揭了大陆不少“丑事”，引发第三轮争论和又一个高潮。根据作者收集的资料，本文对各方就骂战的反应作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网民的反应与主要观点 　　“香港地铁骂战”发酵于网络，网民的反应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根据我的观察，大概有这么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和观点。 　　(一)批评大陆游客的做法和孔庆东的不当言论，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香港网民对大陆游客到港后的违规行为批评很多，认为地铁骂战的起因是大陆游客不遵守香港法令，让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吃零食，港人指出其错误是正确的，不能颠倒因果黑白。对孔庆东的“走狗”言论，香港网民的反应十分激烈，对孔庆东进行激烈指责，有网民要求北大校方对其进行处分，更有网民制作音乐视频，将孔庆东的图像制作成狗。大陆部分网民批评大陆游客在香港不能入乡随俗，把大陆的不良习惯带到香港，引发了纠纷，损害了大陆形象。也有网民(特别是发表分析文章的博客作者)对纠纷的性质和原因作了分析。笔者注意到，凤凰网论坛上对大陆游客的批评指责较多，有网友认为香港地铁骂战本质上是香港移植于西方的先进“商业文明”与大陆转型时期的“痞子文化”的冲突，将香港地铁的冲突责任归咎于大陆以违反规则为荣的“痞子文化”，(笔者不赞成此说，有专文分析和反驳，参阅《地域冲突还是文明冲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42)，也有评论认为是大陆的不文明与香港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批评大陆游客行为举止不文明，暴发户心态严重，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游客产生反感。大陆大部分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其有损教授的人格和形象。一些网友结合大陆实际，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认为是香港市民指出地铁饮食违法，是公民责任的体现，并联系大陆的情况，批评大部分大陆人还是“臣民意识”，需要反思和学习。 　　(二)批评“地铁骂战”中香港市民的言行，支持“地铁骂战”中的大陆游客。部分网友认为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地铁上吃东西不对，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大陆游客不了解香港地铁的规定，没有必要按下紧紧按钮，并协助地铁方面将大陆游客特别是小孩子赶下地铁。大陆网友对视频中一个香港市民的一句话“他们大陆人都是这样的”，表示极大的反感，认为是地域歧视。一些网友还找出了纽约、伦敦、巴黎地铁上的类似情况，说明这些国家地铁上吃东西并没有什么问题，香港地铁的规定可能有问题。一些网友认为是小孩子吃零食，对小孩子的行为应当包容一些，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一些大陆网民号召6000人同时到香港地铁吃东西，以示抗议，引发香港方面的关注。此外，也有一些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表示支持，认为孔庆东只是骂部分有殖民意识、看不起内地游客的香港人是“走狗”，并没有骂错，也有网友找出英国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报道中称香港人是“笼狗”(cage dogs)，批评香港人对英国人的言论不批评，反而批评孔庆东，是殖民意识在作祟。(需要说明的是，该报道是英国每日邮报记者Damien Gayle采写的题为Cage dogs of Hong Kong的报道，内容是关于香港房屋问题，报道中说香港有些人居住的地方就像狗笼，而不是侮辱香港人是“笼狗”，该报道见http://www.gzstuff.com/profiles/blogs/cage-dogs-of-hong-kong) 　　此外，也有网友特别是海外网友，从关爱孩子的角度，对地铁骂战的参与方(大陆游客、香港市民和香港地铁工作人员)都提出批评，认为成年人之间的纷争罔顾孩子的感受和身心健康，也与文明国家对此类事件处理的手法相悖。 　　(三)对《苹果日报》的广告评价分化。由于事情敏感，大陆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和门户网站)对香港网民在《苹果日报》的整版广告很少报道，但微博上热闹非凡。大陆网民对广告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比作蝗虫极为反感，不少跟帖充满火药味，称集资做广告的香港网民和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脑残”。有网民将广告上纲上线，将其上升到反华、乱港层面。中华网的一个帖子写道：西方邪恶势力控制的香港《苹果日报》为代表的香港反动媒体，将“双非”孕妇香港生产议题竭力放大成为香港社会反华大骚动，“蝗虫广告”与《蝗虫歌》已经成为煽动港人反华、辱华、乱港、乱国的西方标志性“反华公关”!(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6/88/03/8_1.html)但也有网民对广告所反应的港人情绪表示理解，个别门户网站也制作专题，对香港的做法进行辩解，等于是间接支持了广告所反映的要求。一篇文章称，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有六成网友对部分香港市民的“反对”态度表示“理解”;有二成多的网友感觉“不理解”，认为“香港部分民众缺乏包容性”;部分网友认为此事“不好说”(http://news.sina.com.cn/s/2012-02-03/125523877239.shtml)。一个网友在跟帖中写道：“HK的话也有道理，内地也需要正视现实问题，改善生育政策。”对于香港岭南大学有部分学生在校内游行，烧毁《苹果日报》广告的行为，大陆网友表示欢迎和支持。一个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写道：“幸喜香港也有明白人。看见香港大学生游行并烧毁‘蝗虫广告’反对歧视内地人，我感觉松了口气。我们要提倡换位思考，和谐相处，不要做激化矛盾的事情，把一件文明礼仪的冲突鼓噪成什么文化冲突，更引发地域冲突，对大陆，对香港，都不是好事，要记住，大家都是中国人。” 　　二、官方、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回应 　　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陆港网民间的纷争，具有民间性、草根性，情绪的爆发和表达具有民粹性。正因为其民间性、草根性和民粹性，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引起了各方的回应和反思。由于直接关系到香港，加上香港媒体和言论空间的自由度，香港方面的回应显得积极主动，而大陆官方和精英人士的回应，则显得较为被动。 　　(一)香港方面 　　今年是香港特首的选举之年，特首候选人不可避免地要对这场争论进行回应。特首参选人唐英年、粱振英、何俊仁批评了孔庆东的“走狗论”。对《苹果日报》的广告，香港《文汇报》报道，唐英年对香港部分人的言论表示失望，强调香港本来就是移民社会：“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对于这场纷争，特首参选人将其上升到层面，参选人粱振英对唐英年所主导的香港人口政策提出批评，何俊仁则要求所有参选人就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辩论。香港旅游业议会负责人也发表谈话，呼吁大陆游客在香港旅游要入乡随俗，不要在地铁吃零食和随地大小便，此话一出，立即受到大陆网友的批评。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对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检讨，一些党派和团体要求反思和修改“自由行”政策。作为回应，香港执法部门开始全面清查“月子公寓”等，收紧相关政策。 　　特区政府对这场纷争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特首办公室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放在特首曾荫权facebook专页。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旭辉以《熔炉与香港核心价值》为题，撰写了800字的短文，内容是从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争议。沈旭辉在文中提出，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自豪，例如重视法治、人权、自由等，但核心价值的重要性，是维系一个地方人心的根本，就像一个大熔炉，足以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对根据政策接纳了的新移民，我们则应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尽力将他们融合在这个大熔炉内，这是香港人应该持有的信念，否则香港何以有今天?在这个“两部曲”内，有根本方圆，不应有互相仇恨的空间，否则“hate crime”会变成常态，这是内地人、香港人都必须明白的。 　　对于这次纷争中涉及的香港人口政策问题，沈旭辉还专门撰写了《致煲呔书——我们需要符合核心价值的本土人口政策》(特首曾荫权绰号“煲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沈旭辉的这篇文章内容很重要，观点在香港知识界具有代表性，此处作较为具体的转介。 　　沈旭辉在文中提醒特区政府，“假如政府只把问题定性为文化融和，这却是真正的问题，因为相关争议同时暴露了香港面对的四大潜在危机”。四大危机是：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对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沈旭辉除提出技术性的建议外(如制定理想的人口指标蓝图)，特别提出“政府应有具体的、‘熔炉政策’，确保无论是新生命、还是新移民进入香港时，以认同香港核心价值为本”。对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沈旭辉提出，政府处理人口问题的责任，应该在议题变成社会焦点前防微杜渐，先发制人，制定相关政策，因为人口议题有一条金科玉律﹕既绝不能闭门造车违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党、民意带领。对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沈旭辉警告说：国际社会对近来风波愈来愈关注，但它们的切入点多是中港的“双向歧视”;一旦港人容易把对政策的不满和对人的不满合二为一，这对香港的国际形象，会有很负面的影响。对孔庆东的言论，沈旭辉认为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显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孔庆东是不满内地对香港有政策倾斜，无论多激烈向内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这是政策;但孔庆东通过刺激香港人、制造矛盾，却是伤害人。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沈旭辉认为，这场纷争中过于看重实际利益的争议，而对香港核心价值这些“虚”的东西重视不够。沈旭辉指出：“在一些国家，理论上，国民爱国，先是因为认同一系列价值，然后相信那个国家代表这些价值，才去爱。这说法容或虚伪，但毕竟能彰显核心价值的重要性。相反单凭‘大局’、‘国家利益’维系的爱国情怀，却容易滋生仇恨。”沈旭辉要求，香港无论推广公民教育也好、国民教育也好，自称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应将核心价值内化为身分认同的根本，以此来规范新移民，也以此来规范自己。沈旭辉最后警告曾荫权，假如曾荫权在余下的半年任内不处理相关问题，让它延续到下届政府，恐怕历史将记载“中港融合危机于荫权七年全面爆发”。 　　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2月2日在《明报》发表文章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要求网民停止攻击。蔡子强写道： 　　“我曾经认为香港是世上对不同族群最为包容的一个地方，但近日事态的发展，却不容我不忧心忡忡。 　　因为双非婴儿和自由行政策所造成，对香港社会容纳能力所造成的冲击，因着D&G禁拍风波、港铁进食骂战、北大教授孔庆东骂港人是狗等风波，而火上加油，引来一次大爆发。据报道，上个礼拜，有本地人组成‘唱蝗团’，在广东道名店和旺角行人专用区‘快闪演出’，一边唱歌，一边高叫口号，沿途‘唱衰’内地孕妇抢床位、抢奶粉，以及旅客随地大小二便等行为，惹来内地游客不满。 　　至于网络上的骂战，更是无日无之。据报道，有网民甚至不单止把内地孕妇描绘成蝗虫，还设计出大肚蝗虫图案，极尽丑化的能事，甚至声称要以此制作海报，并贴在游客区，向内地旅客抗议。结果，这些消息和图案又在内地讨论区及微博疯传，造成两地的进一步撕裂。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叫停这些行为。” 　　蔡子强恳请香港市民： 　　“或许，有时我们真的会被一个人的言论，或者某些人的行为，而弄得怒火中烧，但我诚恳的希望大家，能够停一停，想一想，究竟自己正在做的，是在治愈伤口，还是在撕裂伤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文明的，还是一个横蛮的公共讨论?” 　　香港浸会大学余伟锦副教授认为，应“理解刊登广告者的心情，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但对广告中出现的隐喻非常不能赞同。大家都是同胞，同一个国家的人，用蝗虫来形容完全不对。中国文化中有严重的地域歧视观念，不同地方的人相互歧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地同胞来港生孩子，而是我们的人口政策出了问题”。(《港媒刊登反内地孕妇广告，市民称非普通港人看法》，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1月31日，香港林天悟先生发表文章，题为《慎防中港矛盾大爆發》，文中除对香港人展露的情绪表示理解外，对陆港两地间的纷争忧心忡忡。林天悟先生写道：“近日facebook及网上讨论区广范流传一篇由中学生撰写的网志，题为：《自由行：八年盘点，八年得失》，一位平凡的香港少年平实地写出其成长期的八年来，看着自由行如何改香港的面貌，得与失之间，最痛恨是失却了选择权。这篇真挚的文章引起许多港人共鸣，特首高官或西环大老爷，能从中听炸弹的药引正在燃烧的微响吗?”(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96) 　　香港媒体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有呼吁大陆和香港融合，停止攻击的，也有煽风点火的，如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 　　(二)大陆方面 　　大陆官方对这个事件还没有直接评论。只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在一个酒会的致辞中说，对个别大陆学者的不正确言论表示遗憾。 　　个别大陆学者通过记者采访对此发表看法，对《苹果日报》的广告提出了批评，呼吁两地停止骂战。厦门大学周宁教授认为：“刊登整版广告批孕妇赴港生子是不冷静的行为。事件本身不是很重要，里面掺杂着双方的怨气，不需要无限放大。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事件表明，谩骂和情绪化的表达不能解决问题，内地和香港都应该反思。”(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个别大陆纸质媒体也通过发表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表明看法。《新京报》发表大陆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秋风的评论文章《公共表达伦理何以如此匮乏》。秋风在文章中指出，孔庆东事件及香港媒体反内地孕妇广告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根本无助于辨析任何问题，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相反，哪怕双方都在表达真理，这样的语言只会扩大分歧，制造怨恨、仇恨，撕裂本来存在的共同体。最终，公共空间所剩下的惟有一地鸡毛。秋风呼吁，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自觉，需要重温圣贤的教诲，思考如何做个好人，做个好公民;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尤当深刻地反省，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自己怎样做，对于公序良俗之形成和维护，才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55) 　　有网络媒体发表文章，对香港人的愤怒表示质疑。经济观察网发发表署名杨婷婷的文章《港人的愤怒从何而来?》，文章认为，香港人的愤怒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其优越感受损，利益受损引起，但由此而来的愤怒没有理由，文章列举了香港居民和大陆民众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香港人在大陆受到的税收、教育、出行等各方面的便利和特权，反驳香港人愤怒的理由。文中写道：“他们愤怒的理由很多，但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内地人给香港人造成的困扰完全是身不由己，而且，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迄今为止，内地游客在香港停留最长时间也只有7天，如果要再呆上7天，对不起，你的港澳通行证必须拥有两次赴港有效签注，一般人的做法是从深圳罗湖出境再入境，这样你才能不被驱逐出境，算下来，普通游客在香港最多也只能呆两周。” 结论是：“比较下来，谁更有理由愤怒呢?”(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63) 　　网络媒体在简要报道事件的同时，也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立场。网易制作了一个名为《香港人发的不是无名火》的专题，从内地游客规则意识差、大陆人赴港生子是占便宜、香港靠内地施舍不符合实际、不同政治体间绝对的迁徙权不存在、尊重国情和感情不能有双重标准等，说明香港市民的诉求是正当的，批评一些大陆人的错误思维：“口水战因是非而起就需明辨是非对错。内地游客在香港不尊重公共秩序理应被批，不纳税只想谋福利反而怪港人小气，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香港有今天全靠祖国施舍’这种错误逻辑，更是压根谈不上就事论事，纯属意淫。” 　　腾讯旗下的大粤网则推出专题《香港这一面》，刊载“那些一直在默默传递爱的朴实港人”帮助大陆民众的高尚事迹，如筹款救助湖南白血病女孩、为广州五胞胎捐进口奶粉、香港大学生为农民工维权、香港义工玉树地震救人牺牲、香港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等，意在呼吁正面看待香港同胞。 　　三、香港的忧郁，中国的忧郁 　　盘点这次陆港间的纷争，起因是一件大陆人觉得司空见惯的小纠纷，但因为互联网的放大效果、名牌大学教授的口不择言，以及香港人积压已久的愤懑情绪，让纷争出现了扩大化、持久化的趋势。其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各种信息，是研究香港社情民意、研究陆港关系的绝好材料。这里借用强世功教授《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中一个章节的标题《中国的忧郁》，并略作改动，作为结尾标题。 　　这场还在继续发酵，后续情况如何，还要持续观察。但对半个多月的观察，我得出以下思考。 　　(一)网络的民粹性表露无遗，破坏力很大。网络上的各种指责、谩骂，上纲上线的评论非常多，香港网友和大陆网友都不能幸免。特别是大陆网友，动辄以反华、乱港、西方的工具、殖民思想等口号指责对方，不能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和事件，延续并扩张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作风，民粹主义情绪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疏导，对陆港间关系的破坏会很大。对香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民粹与民意有时难以区别，另一方面是个别政党带有比较强的民粹色彩，政党和民选议员需要争取选票，政府需要聆听民意、需要民意支持，这些都限制了对网络民粹言论的疏导。 　　(二)香港官方、知识界反应及时，表现理性。无论是特首办公室在第一时间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刊登在特首facebook专页，还是学者们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无不从陆港融合、香港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这场纷争中暴露除的问题的忧心、忧虑之情表露无遗，同时，没有对网民的言论横加指责，体现了香港理性协商的社会氛围。当然，香港知识界由于其深处的地域，不可避免地要对香港市民纷争中表现出的情绪体现理解之情。 　　(三)大陆知识界反应、回应不够。兹事体大，大陆官方的沉默可以理解，这是大陆官方面对突发事件一贯的“冷处理”手法。但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共话题，知识界、媒体不能缺场，否则会任由无论民粹主义情绪蔓延，对陆港社会造成不利影响。遗憾的是，大陆知识界的反应较为缓慢，回应也很少，即使有回应，也不是直接切入问题，而是附带涉及，或是春秋笔法，把这场纷争的分析和问题包裹在抽象的学理分析和空泛的呼吁上，如秋风的文章。网易、大粤等网站的专题，总感觉还是流于情绪表达，没有切中纷争的核心，说到点子上，特别是网易制作的专题，可能还有反效果出现。笔者认为，大陆知识界反应不够，一是可能大陆知识界对香港问题确实关注很少，研究不多，想说也说不上话;二是话题敏感，在现有的舆论空间中不敢说、不好说;三是春节期间方舟子、韩寒之争太过猛烈，相当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卷入，分散了精力，或转移了注意力。期待大陆知识界能够尽快跟上，对这场纷争发表见解。 　　(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正视和化解。我对这次陆港间网友纷争的基本判断是，直接的导火线是香港市民对大陆游客的观感问题(大陆游客不知道或不受当地的规矩)，利益冲突是背后的原因，但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以及部分大陆人)将问题深入到了价值观层次。这次纷争中体现的利益冲突，已经表露得较为充分，如香港的房屋价格由于大陆富豪涌入价格飙升、“双非”孕妇导致医疗资源紧张、大陆人子女到港上学导致学位紧张、大陆人遍及香港各个角落导致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大陆人到香港购买物品导致香港商品价格上升或短缺(如抢购婴儿奶粉)，等等，都被展现了出来。应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政策层面得到解决，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提出的价值观问题，倒确实是陆港间交往、融合的一个很难解开的“结”。如前所述，沈旭辉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香港核心价值来同化大陆移民的问题，林天悟先生则大篇幅转述了一个普通香港中学生撰写的、影响很大的《自由行: 八年盤點，八年得失》，这里摘录其中两段尖锐的表述： 　　“这些人(指大陆人——引者)样貌看起来也许跟我们差不多，但骨子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讲究规矩，他们讲求人情。我们或多或少会顾及自己面子，他们不会，遑论其他人的。有次我在尖东目睹一陆客与一西方人争执，为什么争执我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我仍历历在目:那内地人的嘴脸，和那西方人走时那句‘Bastard, I swear I will never come here again’。” 　　“大陆人的人，听着：当我们承受并接受他们的一套时，我们自己的价值便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自己的词汇，用上一些奇怪的词语如‘打造’、‘素质’，然后便会是繁体字、礼貌、法治……我们只会变成大陆般。融合，应是各取所长，不是跟大路攞个Mean。” 　　这种论调、这种情绪是大陆所担心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陆将这种情绪和思想界定为香港部分精英仍然有“殖民地思想”，缺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而香港的部分知识精英将这种思想界定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的特色和长处(不同于大陆)所在，香港最担心的就是朝大陆化迈进。麻烦的是，双方还搭建不起理性沟通的平台。从这场争论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蔓延到民间，不排除会获得民间基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是中国的忧郁，也是香港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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