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这是一个三年前写的文章，写完后就忘记了。当时还没有《盗梦空间》，不过读过《哈扎尔辞典》的人一定会为作者设计的梦境系统感到吃惊，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怀疑《盗梦空间》受到过《哈》的影响。不过更有可能是它们都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都借助了那个体系中对于梦境的痴迷。 由于篇幅原因，文章中谈论梦境这一块的内容很少。不过，我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对《哈》一书最好的解读，至少国内是这样。 一、《哈扎尔辞典》在中国的影响 《哈扎尔辞典》（以下简称《哈》）是南斯拉夫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的一部辞典体的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爆发过著名的《马桥词典》事件，著名作家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被认为有和《哈》结构雷同的嫌疑，从而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我看来韩的小说从结构上的确有和《哈》相似的地方，至于说是受《哈》的影响则未必。如果要追究辞典体传统，从广义的文学中似乎可以把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包括进来，甚至可以把百科全书的传统也算进来。此后，狭义的文学中，二十世纪下半叶也有《米沃什词典》出现。可以说，辞典体本身就不属于《哈》的专利，自然也无从说韩的书一定是受《哈》的影响。 即便退一步，这种相似是否影响到了韩少功小说的价值，我认为也没有。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必须借鉴于前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在为后来的小说作示范，引导着后来小说的方向。当作家们在《尤利西斯》的艰涩文体中遨游的时候，绝非仅仅看重小说的情节，或者对于主人公布鲁姆有某种超越一般的好奇心，作家们是想从《尤利西斯》的结构和技巧上学到某种东西，或者得到一定的启示。我认为，试验性的小说本来就不是面对大众的，而是想告诉人们写作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二十世纪是小说的结构和技巧的“爆炸时代”，《哈》也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启示着后人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不管韩少功是否借鉴过《哈》的结构，只要他能够写出自己的精彩，就足以在文坛拥有他自己的地位。 借着这场争论，《哈》的翻译版本正式登陆中国。在前言里，中译者又提到了某俄罗斯评论家的看法，认为《哈》足以让作者成为继埃科等人之后的又一位现代派大师。国内的言论也基本上是照抄这个评论。但相信真正能够看懂这本书的人始终是少数（我看到的最深入的是艾晓明的《寻梦者的疆土：哈扎尔辞典》一文，但也并没有深入到其结构的内部，带着雾里看花的痕迹，且由于他对于历史的茫然，导致他不知道哈扎尔辩论是确有其事，以至于解读起来充满了困难），以至于在争论过后的没有多久，人们就把这本不容易懂的书放在了一边，逐渐把它忘记了。 当然，我下面的解读也会受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影响，一定会有谬误之处，只能寄希望于更加专业的读者指出。 二、哈扎尔人的历史 哈扎尔（ Kharzars ）又译作喀扎尔，从汤普孙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摘录一段关于该民族的描述： ……（喀扎尔人）原来住于德尔蓬上面的大草原上，并一般被称为是同突厥族有血缘关系。早在第八世纪，君士坦丁五世曾娶喀扎尔族的一位公主，就是著名的皇后爱里尼。那时，喀扎尔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部族；他们经营鱼类、毛皮、奴隶、羊毛、蜂蜜、蜡、脂肪等相当数量的贸易。他们的首都，是在伊铁尔（阿斯特拉罕），但是“他们王国的领土范围是从高加索起向北到伏尔加河并远抵该河的下游；它包括顿河盆地，西至第聂伯河两岸，达属叨立克族的刻索人的地区。” 喀扎尔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一个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鞑靼部落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觉奇怪。但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利亚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间，它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办法规避它们；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特拉罕市场来，以便特别促进喀扎尔人的商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库尔达达巴在第九世纪告诉我们说：甚至西班牙犹太商人也经常来到阿斯特拉罕；当然，他们途径萨罗尼加和君士坦丁堡时，一定会停留的。 再根据其他资料补充哈扎尔人的历史：哈扎尔人的时代恰处于中国唐朝，在唐朝的典籍中，哈扎尔人被称为可萨人。当伊斯兰教崛起之后，拜占庭帝国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受到了阻滞，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人为了得到中国的货物，不得不接受横亘于道中的穆斯林的盘剥。为此，曾经作为拜占庭盟友的哈扎尔人由于位居于北方，躲开了伊斯兰教的控制，经过哈扎尔地域的一条北道被开通了，中国的货物从此之后经过哈扎尔地域，直接到达君士坦丁堡。原本游牧的突厥人变成了商人，有了固定的首都，也成为了突厥种人中最先进的一支。在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前，哈扎尔人曾经遣使到过长安，大约一方面是为了商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伊斯兰教的压迫，有寻找靠山的意思。 哈扎尔的原始宗教属于萨满教，后来改信了犹太教。在《哈》中，提到的大辩论也是存在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使者被邀请到哈扎尔的首都，展开了辩论，犹太教最后胜出，于是哈扎尔改信了犹太教。基督教方的代表就是圣徒西里尔。 另外，还有零星的史料写道哈扎尔有过信奉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王。 也就是说，《哈》上的历史并非是虚构的，作者利用了已知的哈扎尔史料，把它编入了故事之中，使得故事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作者方才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开始创造新的故事。如果对于这些史料背景如果没有了解，小说就显得难以理解了。 哈扎尔人的衰落是在公元十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时期。它败于基辅罗斯人的手中。后来，在十一世纪初又败于拜占庭和罗斯人的联军，从此之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不存在了。 三、《哈扎尔辞典》的内容 该书的难读在于其专业背景、欧洲历史、故意设计的结构等。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导致了对于书中的讲述感到不知所云。 我不敢承认完全理解，由于抱着学习结构的目的去阅读，推敲的时间也有限。这里只是试着解读一下，并且只是叙述小说的筋骨，至于它丰满的血肉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看了。 作者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历史上有一场哈扎尔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目的是选择宗教。哈扎尔的国王要皈依某一种宗教（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选择），于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都汇集到了哈扎尔的首都，举行了一次大辩论。对于辩论的结果，各有各的说法。由于哈扎尔人自己写的历史已经淹没无闻，只能通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文献来佐证这次大辩论的结果。但是三个宗教记载的结果相互矛盾，都认为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 于是，在十七世纪末（也就是几百年之后），有一本哈扎尔辞典面世，包括了三大教关于辩论的记载，这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是红书、绿书、黄书，记载了三大教派各自的说法。 但十七世纪的这本书也早已经佚亡了，因此很难看出这部书的原貌。况且，难道这部书仅仅是为了记录这次大辩论？ 在这表面的结构之下，作者巧妙地加入了另一条隐藏的线索：哈扎尔人在改宗之前的宗教。如果说前面的部分都依赖于史实，则后面的部分更要靠作者超群的想象力了。 哈扎尔原始宗教，在作者笔下，是捕梦者的宗教。这个宗教信奉的教条包括：关于语言的教条，如元音的地位高于辅音、动词的地位高于名词等，这是欧洲神秘主义宗教一股很大的信仰暗流，故中国读者很难理解。关于捕梦的教条，如，梦中的人可以在不同做梦的人的梦中跳跃（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梦境自成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也有人活着），捕梦者就是采集人的梦，从而整理出关于阿丹·鲁阿尼的知识。阿丹·鲁阿尼是一个天神，有人认为是亚当，他的神性低于上帝，人们可以通过获得阿丹的知识、并借助阿丹无限接近于神。但阿丹·鲁阿尼的神性时大时小，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在阿丹·鲁阿尼的神性最大时接近它。 十七世纪红、绿、黄三书的作者（他们又是从哈扎尔大辩论时期的人托生而来的），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宗教影响下，通过捕梦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逐渐拼凑出哈扎尔宗教的情况，以及哈扎尔的历史，具备了接近阿丹·鲁阿尼的条件。可他们却在见面的时候死去了。 同时，还有三个魔鬼作为破坏者存在，他们要防止人类得到关于阿丹·鲁阿尼的知识。十七世纪末，这个危险不大，因为阿丹·鲁阿尼正处于神性较弱的时期。 但到了一九八二年，正是阿丹神性的高峰，而此时从三个十七世纪作者转生而来的三个学者又开始集聚这神秘教理的知识，并有可能再次获得这个知识，于是三个魔鬼（害怕人类接近阿丹·鲁阿尼）组成的“圣家族”杀死了两位学者，使另一人坐了牢，使这个知识再次成为了片断。这些片断汇集成了第二版，也就是读者手中的哈扎尔辞典。 大致的情节就是这些，但作者却依照古老的神秘传统把故事分在了无数的碎片之中让读者去发现，从这方面说，这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主义又有了一定的渊源，只是碎片间网络编制得更加精致罢了。 四、《哈扎尔辞典》的结构和技巧 这部书之所以奇特，在于其结构的创新。在欧美对于“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着迷的不仅仅是帕维奇一家，更加著名的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当然还有上文提到的埃科。对于埃科而言，文体和结构显得更加成熟，其知识量之大也令人惊叹，编故事的能力也很强。 大约这样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包括两个主要的要素：第一，结构和技巧的创新；第二，找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知识点。埃科对于历史的执著，帕维奇对于哈扎尔人的研究都是在知识点上找到切入点（俄罗斯人对小说感兴趣，大概也在于哈扎尔人生活的地域恰好在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之内）。只有在找到了知识点之后，才能再考虑小说的结构和技巧。 《哈》的结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辞典体的运用，而且是复杂的迷宫式辞典体。 首先，一部小说就是一部辞典，小说的内容隐含在一条条的条目之中，作者宣称可以有无数种读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即：读者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条目开始读，并且随意地跳转到其他条目。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阅读哈扎尔人这个条目时，其中可能提到了阿捷赫公主这个人，而阿捷赫本身也是一个条目，在红书、绿书、黄书中都有介绍，于是读者又可能跳转着去读阿捷赫的条目。 埃科曾经提到，以后的书籍很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那么，《哈》就是一部这样的书籍。非但如此，《哈》非常适合于在网络上浏览，那一次次的跳转就是一个个的超链接，这也可以说是作者的预见性吧（《哈》出版时超链接似乎还没有出现）。 除了结构上有许多条目和无数的跳转，把阅读最大的自由放给了读者之外。其结构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设谜。作者绝不想让读者一下子就看透本书，而是把内容梗概隐藏在重重的迷雾之中。比如，如果作者关注于哈扎尔大辩论的结果，就会发现红、绿、黄三书各有各的说法，似乎根本没有真相可言。加上书中处处都是真真假假的故事，有的是可信的，有的是虚幻而神秘的，以至于读者要分清楚事情的真假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于阿丹·鲁阿尼的故事就隐藏在好几个地方，在其中一个地方讲述了阿丹神性的忽大忽小。而在另一个不起眼的条目上交待为什么十七世纪不是一个好时候，因为阿丹的神性最小，要等上几百年，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神性才最大。读者若非慧眼，发现其中关节曲尺的确是不容易的。从这一点上说，作者继承了乔伊斯的传统。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倾向就是小圈子化，不想让读者一下子读懂，这在本书中也有反映。 但是，如何判断一部不容易懂的书的好坏呢？这里只谈一个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标准：看这部书是否符合逻辑性。不管是乔伊斯，还是卡夫卡、略萨，他们的书即使看上去再纷乱复杂，也是严格符合逻辑的。略萨被称为结构主义大师，他的书并不好懂，如《绿房子》中，他把自己的方法叫做连通器法，即，把几个独立的故事分成了许多个碎片交叉着讲，但最后，这几个故事连通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编织故事的方法。《哈》则是另一种，在我看来更为成功的编织故事的方法，看上去更为自然流畅。国内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品了不少所谓先锋文学，但很多人实际上是不知所云的，结果写来写去就成了胡说八道了，没有任何的逻辑性。把它们当成是宗教狂的呓语要比当成是文学更合适。因此，不妨认为，再先锋的作品也是逻辑可解的，这被我当成了一条标准来看待。 正是由于其严格的逻辑性、结构的创新性、知识的新奇性，联合让《哈》成为了一部优秀的实验文学。 最后，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之上，不妨再稍微引申一下。在读书的时候，始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萦绕于心，即人类对于知识的焦虑感。当我们人类社会走到现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还原早期的历史吗？到底有多少历史已经迷失在重重的迷雾当中了？不管是哈扎尔人的历史，还是辞典第一版的命运，都已经变成了镜花水月再不可得其真相。历史的迷失有的是时间使然，有的缺是人为造成的，有的甚至被篡改和伪造，对于历史和知识的焦虑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而作为中国的文学家，又应当为还原真实的历史和知识作点儿什么呢？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凤凰周刊》9月15日 总第375期 刚刚在 2010 年上半年经历了两次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人口仅 500 多万的中亚小国。但这个不为多数中国人熟悉的邻居，却是一个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特殊渊源、在今天有着特殊攸关利益的国家。 历史上，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疆域，曾在汉、唐两个时代被纳入中国版图。而汉、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在与周边大国的竞争角逐中，具有盛衰转折性的重大事件，恰好都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其南部的重镇奥什，即汉武帝时代的贰师。为建立一支足以深入大漠与匈奴在马上交锋的骑兵，汉武帝不惜血本，派小舅子李广利两度征伐中亚古国大宛，以索要汗血宝马。因贰师是传说中大宛宝马的产地，故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 其北部的塔拉斯城，即唐玄宗时代的怛罗斯城。公元 751 年，唐将高仙芝率师 3 万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会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此战令唐廷不仅失去中亚，亦逐渐丧失今新疆的领土，而阿拉伯帝国经此一战，开启了中亚伊斯兰化的历史。 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更与中国别有渊源。当地人都知道并且引以为豪的是，此地即唐代的碎叶城，是中国大诗人李白的故乡。 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虽国小民贫，但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关乎和牵动着中国的核心利益。 从经济上而言，它是中国商品经西部陆路出口的最大通道和物流集散中心，中国商品由此可辐射中亚、西亚、东欧地区。近年来，它扮演的这一角色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2008 年，吉尔吉斯斯坦已在中国的邻国中，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商品输出国。 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和矿产资源的新战略来源而言，吉尔吉斯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吉尔吉斯斯坦盛产多种稀有金属，近邻中国的地区新近发现了中国急缺的铁矿，为亚洲单一矿带最大铁矿。 尤为重要者，它是中国向西获取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通道。而中国已批准的 中 – 吉 – 乌铁路项目一旦落成，将强化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陆上通道把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纳入中国经济圈的作用。 从地缘政治而言，中亚地区是中国与伊斯兰、俄罗斯、北约的战略缓冲地带，而吉尔吉斯斯坦则是其最重要的节点。在这里，美俄军事基地比邻而峙，大国影响力绵密交织。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与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的地理屏障：吉尔吉斯斯坦东南，是因宗教和部族矛盾陷入战乱的塔吉克斯坦，其南方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则是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各种分离组织活动的大本营以及“金新月”毒品走私的通道。 吉尔吉斯斯坦的稳定，不但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往来，而且关乎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素有“中亚火药库”之称。这里深刻的民族矛盾一旦变成大规模民族战争，将导致整个中亚的战乱。由于中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民族跨境而居和民族间的互动，中国届时将无法置身事外。 如果中国必须关注自己的邻居，就不能不关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联多个大国的小国、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邻国，其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逊于国人习惯性认为最重要的邻国朝鲜。           吉尔吉斯火药桶 提要：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造，并在制度上向西方全盘看齐。但传统部落社会中的南北矛盾和深刻的民族矛盾，使吉国不但因频繁革命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而且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极易成为引发中亚政治地震的火药桶。 文 黄章晋 　　8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鲁斯兰?卡扎克巴耶夫抵达北京。 　　外界认为，今年4月发生动乱后，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作为其新外长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显示出中国对吉国的特殊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中国经贸力量在吉国能起到安慰剂作用也表明，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依然未稳。 　　应吉临时政府要求，最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意派驻52名警察协助维稳，但此举立即在首都比什凯克、南部城市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引发了示威抗议。吉前国防部长伊萨科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会像科索沃一样逐步走向分裂。” 　　吉尔吉斯人在短短5年中，通过革命赶跑了两任总统，为防止再出现政治强人独裁贪腐，痛定思痛，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成为中亚第一个议会制国家。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远未明朗。 6月在南部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极有可能成为中亚地区引燃民族矛盾冲突的火药桶。 　　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广泛存在民族跨境居住，而主体民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矛盾复杂的困境并非吉尔吉斯斯坦专有，而是在中亚五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一旦一国之内的民族流血冲突诱发国家之间的战争，整个中亚将会陷入战乱，甚至可能让极端宗教势力形成燎原之势，民族冲突扩散至邻国。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再次革命的可能依然存在。 　　 习惯了革命的国家 　　如果将6月发生的种族仇杀看作是巴基耶夫对临时政府的某种“革命”，则从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算起，吉尔吉斯斯坦迄今已发生了三次革命，5年时间经历了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三任总统。 　　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的阿卡耶夫今天仍对自己的执政成绩坚信不疑：“阿卡耶夫时期将被看作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段闪亮的日子。” 　　然而，阿卡耶夫下台前一年，他的顾问波盖特列夫曾承认，1990年，吉人均GDP为1220美元，到了2004年，吉人均GDP仅有约186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虽穷，日子还算凑合能过，独立几年之后，却沦落为世界最穷国家之列。 　　但阿卡耶夫的自信并非全无理由，今天当地人一致认为，刚刚被赶下台的巴基耶夫，即使没有涉嫌策划操纵6月种族仇杀的罪恶，整体表现也比阿卡耶夫要糟糕得多。阿卡耶夫曾在下台后称，颜色革命发生时，他向内务部长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 　　阿卡耶夫从声望骤跌到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转折点是2005年2月，当地一位美国人办的一家报纸，将阿卡耶夫的别墅与贫民住宅的大幅照片放在封面上对比。吉政府对此的惩罚，仅仅是切断了印刷厂的电源。但美国共和党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直接打给吉国外长一通电话，就摆平了停电问题。 　　“郁金香革命”后，自认为任上无过错，且否认其家族卷入腐败的阿卡耶夫，总结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是：一、平时忽视了权力体系的组织建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机构；二、在社会上出现不稳定苗头的关键时刻，没有坚决果断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任上长达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是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官僚，他曾在大选中创造出95%的得票率纪录。对阿卡耶夫的腐败指控主要指向其强悍的妻子，其妻子家族有众多兄弟，均被认为有严重的权钱交易。 　　阿卡耶夫的腐败是“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坚决信奉市场的阿卡耶夫曾有一句名言：“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资产多半“化”到了北方人的手里，被认为是北方人利益代言者的阿卡耶夫，自然被视为最大的腐败者——说到底，导致阿卡耶夫下台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吉社会传统的南北权力之争，只不过它恰好搭上“颜色革命”的末班车，看起来是它连锁反应的结果罢了。 　　继任者巴基耶夫的腐败路径与阿卡耶夫正好相反，来自南方Kipchak部落的巴基耶夫上台后，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纠正阿卡耶夫的错误路线，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不过，巴基耶夫也并未让南方力量满意，因为受惠者只是总统家族。 　　巴基耶夫不但有7、8个兄弟，而且孩子也多得数不清，最受器重的是生于1977年的小儿子马克西姆，他被任命为发展、投资和革新部部长，其权力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一肩挑，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有了向朝鲜看齐的迹象。 　　对这个不幸国家的国民来说，如果“私有化”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化”则会意味着垄断产品的价格大幅提升。2009年底，巴基耶夫家族控制的国有企业，将水、电和供暖等价格上涨2到4倍，手机费、香烟之类价格也全面上调，老百姓终于受够了。 　　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战壕、在“郁金香革命”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临时政府总统奥通巴耶娃，以及在阿卡耶夫时代曾任总理的库洛夫，都是南方力量的代表，而巴基耶夫的所作所为实在让同志们寒心，于是他们再次革命。 　　巴基耶夫有过苏联时代长期基层党政干部的历练，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自家兄弟，所以，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代价来得远比“郁金香革命”惨重，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少被狙击手冷枪击毙。但安全部队见大势已去，便立即倒戈，局势遂不可收拾，巴基耶夫等人于4月7日逃离比什凯克。 　　10天后的4月17日，巴基耶夫的故乡——吉尔吉斯南部贾拉拉巴德州政府办公大楼被500名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占领，州长一度被抓住成为人质。这个小规模“对革命的革命”没能成气候。经过迄今尚无法悉知详情的谈判，巴基耶夫踏上哈萨克斯坦派来的飞机，留下一纸“辞职信”，“临时政府”变成“合法政府”。 　　不到两个月，吉尔吉斯南部的乌兹别克人聚集区又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在不明武装分子攻击下，40万乌兹别克人逃亡，数千人伤亡。当地人一开始就怀疑，这是巴基耶夫干的。当地传说，为搞垮临时政府，马克西姆花费了1千万美元雇佣暴徒攻击杀害乌兹别克人。6月16日，巴基耶夫重要幕僚拉赫马诺夫被捕后承认参与策划了此次大规模血腥事件。 　　而临时政府由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统，可视作南北势力的一次完美妥协：奥通巴耶娃生长于南方，但其部落是北方部落，故得双方认同。据估计，深孚人望的前总理库洛夫很可能会成为议会制后的首任议长。 　　但吉政府显然只是在脆弱的稳定中，“革命”可能随时不期而至。 　　8月5日，临时政府开枪驱散了来自东北部城市巴雷克奇的大约2000名反政府示威者。国安局长伊舍巴耶夫称，这些示威者要求临时政府必须安排他们支持的人，在前往首都时他们携有武器，一旦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可能会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任何革命，都会有很多老百姓支持。”6月中旬因动乱回到中国的一位商人称：“吉尔吉斯太穷，很多人习惯了在革命时趁火打劫改善生活。”这位在比什凯克亲历了今年两次骚乱的商人称，据他所知，4月初赶跑巴基耶夫的革命中，趁火打劫的第一拨人里，许多是脱下警服的警察。“警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个SOM（吉尔吉斯斯坦货币），一公斤羊肉是180SOM，一袋50公斤的面粉要780到820SOM，警察一个月工资就够买10来公斤羊肉或两袋半面粉。” 　　吉政府的数据称，2009年吉国人均月收入是136美元，1/3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普通吉国人的生活有了上顿没下顿。 　　而长期关注中亚的学者伊力哈木认为，贫穷和腐败只是革命的诱因，革命能屡屡成功，也因为它是中亚国家里政制最自由最开放的。“在一个老百姓知道只要你敢上街它就敢开枪的国家，不满并不会导致政权频繁更迭；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游行示威的手续甚至可以事后补办。” 　 　天上掉下来的国家 　　吉尔吉斯人在苏联时代，没闹过独立，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吉尔吉斯人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独立之时，无论是国民还是官僚，都未做好独立建国的准备。 　　占据了政府要津的吉尔吉斯族官僚，多为典型苏维埃制度下颟颔腐败无能的标准件。他们可胜任中央命令计划经济的岗位，但对如何管理一个现代独立国家，则毫无经验。吉尔吉斯城市公共管理处于半原始状态，街道上不但没有斑马线之类的标识，甚至近乎无交通规则。 　　全苏中央计划经济下吉国的定位和分工，对其独立后吉的经济自立极为不利。吉国当时除了黄金和锑等贵重金属资源外，其任务主要是向苏联提供肉类、皮革以及棉纺织品之类的农牧产品，因其境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吉还向周边提供电力，而其他日用品和工业产品，则由苏联其他部分提供。 　　而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极不利于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吉尔吉斯全境在南北各有两段很短的铁路。在北方，是首都比什凯克通过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在南方，是第二大城市奥什通过铁路与乌兹别克相连，而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只有一段路况极差的公路相连。 　　吉尔吉斯人刚刚当家作主时，前苏联留下来的“傻大黑粗”的机器设备，被当作工业原料大批卖到中国，换回各式各样紧缺而从未见过的日用消费品。但这些东西卖完之后，人们发现：既往那些并无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已不复存在，而立国安民的经济体系尚未建起。譬如在奥什，曾拥有前苏联第二大的棉纺厂，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在当地中国人看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悲剧，可以概括为“天上掉馅饼”的陷阱：吃光卖光到手的家产后，一无所有。 　　尽管苏联帝国解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有着纸面上不算太难看的数据，但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封闭于世界的苏联价格体系之内的。加入世界分工之后，吉尔吉斯除了提供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看上去也没有别的机会了——苏联时代的工业系统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其大批机器设备大部分除了作为废钢材卖给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出路。 　　更大的问题是，大批牧民下山成为市民，改变了不少城市的居民民族结构。 　　独立前的吉尔吉斯，城市主要居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占人口多数的吉尔吉斯人，主要是山上放牧的游牧人。作为主体民族，独立之后，吉尔吉斯人才开始真正的“进城”。苏联时代奉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吉尔吉斯普通牧民进城需经审批。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人离开，不但留下了大把空缺的岗位，还留下了大量空着的房子，结果大批吉尔吉斯牧民下山自发圈占无主房产，一夜之间成为市民。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私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于定居民族，其将暴力运用于产权领域的自然法则，颇为接近列宁主义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本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等定居民族的财富和生活就容易引起贫穷牧民的不平衡感，而苏联解体导致大批财产一夜之间变成无主之物，特殊时期的混乱保护并鼓励了这种“拿来主义”。 　　或许在吉政府看来，在这个主体民族为吉尔吉斯人的新生民族国家，城里的市民大多并非吉尔吉斯人，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上述行为被默许，圈占行为在事后大多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背书。它的后遗症就是，在这次革命中，仍有少数牧民乘机强行接受俄罗斯族人的房产，并报官试图得到认可。 　　对那些一夜之间变成市民的吉尔吉斯人来说，其生活习惯和意识远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相对其他定居民族而言，吉尔吉斯人普遍未养成积蓄意识，生活工作缺少计划性、条理性和持续性。延续游牧生活粗放、随意习性的他们，被当地中国人描述为：10个吉尔吉斯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只需要1个中国人就足够。 　　很快，他们发现城市里并没有他们的工作机会。惊人的失业率和贫困，使吉尔吉斯社会酝酿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哪怕有最好的制度 　　最要命的是，在前苏联体制下被压制的各种内部矛盾，在吉国独立后不仅被充分释放出来，还因为形势变化而被激化，吉国人却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因其自然风光被称为“亚洲的瑞士”，独立之初，阿卡耶夫也自豪地宣称，要将吉尔吉斯建设成瑞士一样的国家。以他为首的小批精英坚信，只要在制度上完全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就一定有光明的未来。但作为一个人造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着诸多成为现代国家不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尽管吉国人指责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独裁，但他们其实离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有相当距离，他们的权力基础很大部分受制于传统部落政治的影响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旗上有一轮放射出四十道火焰的金色太阳，四十道火焰象征着吉尔吉斯的四十个部落，而“吉尔吉斯”的意思之一即“四十个部落”。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极大的一个不同是，游牧民族的部落意识强烈，而定居民族地域意识强烈。定居民族更容易形成一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游牧民族则不然。尽管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开始定居，但部落意识却完整保留下来，它成为吉尔吉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吉尔吉斯被天山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与南方的诸部落原本就亲疏有别，再加上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南北方文化及宗教习俗有相当差异。 　　北方受俄罗斯化影响较深，世俗化极高，甚至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接近俄罗斯人；而南方则受乌兹别克人等虔诚穆斯林民族影响，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中的穆斯林印记更深。由于各自的核心部落都是吉尔吉斯历史上的重要部落，南北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 　　在苏联时代，南北方势力的平衡，靠中央安排轮流执政来平衡。而独立之后，一开始靠总统与总理的分权来实现。但正如阿卡耶夫在其《难忘的十年》中的观点，吉既非总统制，又非议会制，总统权力受限，要摆平这个新生国家的种种问题，必须赋予总统足够权力——但强化总统的权力，会自动打破南北在总统总理上的权力分配机制。如此一来，借由“定期革命”来实现轮流坐庄，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迥异于定居民族的强烈的部落意识，使得吉尔吉斯社会中，部落议事会“额勒凯额什”(elkingish)有着极高的地位。部落长老的协商机制，成为平行于政府的另外一套权力系统。而部落议事制度，虽也有选举，但更依赖传统有名望的家族，其形成机制迥异于真正的民主制。 　　这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仿照西方建立起来的制度，多少只是浮于表面、依托城市的系统。在这个国家未完成必要的城市化进程、整个民族未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现阶段，这个令吉国人自豪的“前苏联国家中最好的制度”，其效能是极为可疑的。 　　除了吉尔吉斯族内部的南北部落矛盾，吉更严重的矛盾来自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与定居民族乌兹别克人的冲突和矛盾。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明显的相貌差异（吉尔吉斯人是东亚长相，乌兹别克人有明显高加索印记），使两个民族有很深的民族隔膜。 　　无论苏联时代还是独立之后，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经济上均占据明显优势，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吉国独立时，在南部中心城市奥什，乌兹别克人是吉尔吉斯人的2倍，但从苏联时代起，因为民族政策，这里的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吉尔吉斯人手中。譬如1990年，奥什州各部门和委员会主任一级的高官中，吉尔吉斯族18人，俄罗斯人2人，乌兹别克1人；苏维埃权力机关中，吉尔吉斯族占66.6%，俄罗斯占13.7%，乌兹别克占5.8%。 　　因此，在苏联时代，南方的乌兹别克人就有取得自治地位的呼声。不但因为在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国家，乌兹别克人的政治权力不平等，还因为这些地方传统上也被认为是乌兹别克人的居住区，有人甚至认为应当把奥什州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解体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的不公平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尤其当乌兹别克人敢于公开说，这里原本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地方，最好把乌兹别克人连同他们的土地一起划归乌兹别克人的祖国，吉尔吉斯人对他们的疑惧无疑加剧了。 　　吉尔吉斯斯查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亚的“民主孤岛”，但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首先无法摆脱自身民族内部的部落政治影响，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乌兹别克人权力平等的要求。 　　虽然，吉尔吉斯有纸面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民主制度的协调机制并未起到看得见的作用，倒是古老的长老制度在最危急的民族冲突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亚火药桶 　　2010年6月10日夜，由南部城市奥什开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当地媒体称，起因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某娱乐场所发生群殴，但随即变成带有明显策划组织痕迹的针对乌兹别克人的杀戮。大批行凶者手持斧头、铁棒等凶器沿街挨家挨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仇杀迅速蔓延到南部的各个城市。逃亡的乌兹别克人称，吉尔吉斯军人随后开着坦克装甲车辆也参与到暴行中来。据国际中立机构组织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千，抢劫、强奸不计其数。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再次爆发大规模种族仇杀，唤醒了人们对“中亚火药桶”费尔干纳盆地的血腥记忆，也为这个只有2万2千平方公里，却有100个民族、1000万人口的“火药桶”是否会被点燃而担心。 　　20年前的1990年6月4日，同样在奥什和另一个地区乌兹根，因土地争议，市内发生了两个民族青年群体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但在乡村却因谣传而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许多人并无明确理由，就在“杀掉那些萨尔特人”的鼓动下，投入到杀戮乌兹别克人的狂潮中，相伴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抢劫和强奸。 　　民族矛盾，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火药桶每次爆炸的引线。“萨尔特人”一词，透露了这一地区民族矛盾最重要的根源——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深刻隔膜和长期敌视。 　　中亚地区曾有一首以“萨尔克，萨尔克，萨尔克，数数字”开头的歌谣，为各突厥语民族熟悉，它表达了突厥语世界中，游牧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对定居民族爱算计爱忙活的鄙视和愤怒。“萨尔克”原意指维吾尔商人，最后演变成游牧人对当地定居民族的侮辱性指称（在吉尔吉斯斯坦，即指乌兹别克人和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人）。在传统游牧人的观念中，萨尔克人狡猾爱算计，正常交易总会吃亏，所幸骑马的游牧人素有武力优势，定期以武力抢劫的方式找回平衡被认为理所当然。 　　曾有人认为，当初苏联划分国界时，把费尔干纳盆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可以让各民族之间形成矛盾和仇恨，让它们互相牵制（吉国奥什州有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四块小飞地和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苏联强行社会改造的必然结果——定居民族的农地被强行重划，牧民强制定居，牲畜全部重新分割，所有民族的一切财产归属和生活方式都被重新改造，革命的刀子不但切到了所有人，也让所有人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在传统生活方式下，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在地域上相对隔离和对土地的交叉利用——譬如同一块土地冬季时定居民族休耕而游牧人下山放牧，使这种矛盾并不容易演变成大规模族际冲突。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人就曾经与乌兹别克人长期杂处。但进入现代社会，游牧人开始定居后，其与定居者的矛盾开始加剧。苏联自1970年代起，规模不等的民族冲突连续多年爆发。 　　不过，比较20年前后的两次大仇杀，不难发现时代和环境已发生变化：苏联时代动用了大批军队镇压，而今天的吉尔吉斯因缺少军力，迟迟无法恢复秩序；但苏联时代，民间组织的协商机制为当时的制度所不容，民间自我调整功能完全失效，而在今天，民间的长老谈判机制迅速启动，在仇杀蔓延的过程中，阻止仇杀和修复信任的工作也同步展开。 　　尽管吉南部的种族仇杀已经平息，但因吉军力严重不足（平时甚至请俄军代为看守部分边界），始终未能真正控制局势。当地制造暴行的武装分子依然逍遥法外，而在反抗袭击过程中，乌兹别克人也组建了各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吉南部除了没有继续发生仇杀，与正常秩序和政府号令的恢复相距甚远。 　　这次冲突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南部乌兹别克人的离心力，也在边境另外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民间激起巨大仇恨，各种乌兹别克人被残酷凌虐的视频广泛流传。民族仇杀的情绪震荡，迅速蔓延到了周边相邻的所有国家。因为传统上，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更近，而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和土库曼人更近，不同人群对冲突的私下感受并不相同。 　　跨境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严重考验。 　　中亚五国中，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大都由苏联时代就担任高官的“伟大领袖”长期统治至今，有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度排名甚至与朝鲜不相上下。对其最大的挑战，并非“颜色革命”，而是不断蔓延的极端宗教势力和各种民族分离主义。 　　中亚脆弱的政治稳定一旦崩塌的后果，从塔吉克斯坦的悲剧即可见一斑。受邻近的阿富汗以及民族、宗教原因的影响，塔吉克斯坦于独立之初的1992年3月爆发内战，至1997年6月方在大国介入下结束内战。官方统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约1%的人口死亡，10%的人无家可归。在各方妥协下，塔吉克斯坦成为前苏联国家中惟一一个允许建立宗教性质政党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暂时摆脱了战乱，种子却输出到了邻国：各种极端力量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乌兹别克斯坦，2004、2005年，在布哈拉、安集延甚至首都塔什干等城市，发生过多起暴乱，组织和参与者中不少是跨境人员。 　　对中国来说，新疆境内的极端分子在境外有两个重要的实战和培训的去处，一个是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控制区，另一个便是费尔干纳盆地。 　　夹缝中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除了自然景物之外，只有与大国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像瑞士。在这个国家，一个堪称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观，仿佛是为这个政策作的注脚：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与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都驻在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相距仅仅37公里。 　　“9.11”后，美军为便于攻打阿富汗，租下了吉尔吉斯惟一的国际机场。美军插足中亚令中国不安，更令俄罗斯不安。2003年10月，俄军建成启用了毗邻美军玛纳斯基地的坎特空军基地。为赶走美军，俄不断加大对吉援助，同时向吉施压。2009年初，吉政府一度声称将关闭美军基地，但最后却是两头收钱，让美俄基地在首都门口对峙。 　　吉国选择与大国等距外交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不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最重要的财源主要来自金矿收入。而临近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是陷入极端宗教势力的动荡战乱国家，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极端势力活动中心和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 　　财力的匮乏和安全威胁，使吉尔吉斯斯坦完全没有资格模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搞一套吉尔吉斯斯坦独特国情论，全面向西方看齐或许是其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超级国家，吉国始终无法摆脱既离不开又恐惧被控制的双重矛盾。所以，对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吉尔吉斯斯坦即使不为财政困难考虑，也会接纳其进来，让三个大国的力量彼此平衡抵消。 　　吉国对俄罗斯的感情最复杂。该国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为俄语，尤其北方地区已高度俄罗斯化——吃饭是一块列巴（黑面包）就酸黄瓜，喝一碗红菜汤，不分男女老幼，全民酗酒。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连续革命、种族仇恨，甚至让不少吉国人议论，吉国还不如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传统的经贸关系以及多年来仰仗俄罗斯财政支援，使得吉国与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藕断丝连的依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长期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当中最亲俄的一个。 　　但历史上俄罗斯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血海深仇，也是两国之间难以真正亲近的最大因素。2006年7月，时逢中亚民族大起义（当年中亚各民族反抗入侵者沙俄的起义，吉尔吉斯人因镇压和逃亡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90周年。吉官方将大批当年死难者重新下葬，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更让俄罗斯不快的是，吉尔吉斯人不但让美国人的基地进驻比什凯克，2008年4月，俄坎特基地的军官与吉尔吉斯军警发生冲突，俄多名军官被重创，有吉尔吉斯人借此公开鼓动，干脆把驻扎在基地的俄罗斯人赶出去。 　　注重务实外交的中国，以其经济影响力，今天已成为对吉国百姓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国家。但中国依然难脱吉国人对其爱憎交织的情结。 　　近些年来，中国在吉最大的不利因素在于“国家利益出卖论”。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熟悉了官方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蝗虫一样多的中国人整天想着要抢占我们的领土。而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国境确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出卖论”自始至终与之伴随，1999年签订的《中吉边界补充协定》在完成勘界后，2002年3月获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但是，贾拉拉巴德州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指责阿卡耶夫政府出卖了国家利益，让中国割去了大片领土。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并造成相当规模的伤亡，它最后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时任总理的巴基耶夫被迫辞职。 　　而巴基耶夫接替阿卡耶夫上台后，民间对其“亲华”指控更升一级。当地有传言称，巴基耶夫访华时，曾说自己身上有东干人血统（东干人系中亚对清末迁徙到中亚的回族人的称呼）。还有传言称，巴基耶夫不但对东干人有特别照顾，而且还每年从中国引进一批东干青年男性。英国《金融时报》亦称，随着中国人大规模修路开矿，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变成“中国的海外省”。 　　除“国家利益出卖论”外，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批评吉尔吉斯对华政策，意见主要集中在中国商品几乎占领了吉国全部市场，以及中国移民越来越多。据中亚当地研究者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今年动乱前，在吉尔吉斯的汉族中国商人，约为3万，而各种因素从中国移民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则接近10万之多。 　　中亚当地研究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真正的老大是中国，中国通过温和而不显露痕迹的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使之配合中国自身的反恐和反分裂需求。 　　一直关注吉尔吉斯对华态度的伊力哈木认为，无论是谁执政，吉政府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都不会变，而其对华亲善的态度亦是其不变的基本支柱，因为中国对其内政并无威胁，而吉在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援助。尤其是其定位为中亚的陆上自由港，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制造国商品西输的中转通道，它不可能把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搞僵。 　　但他也认为，虽然对吉国最直接的影响力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吉国社会多年来的相对开放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年轻一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价值观上，他们更倾向于欧洲和美国。如果需要在文化传统中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他们会更倾向于土耳其。 　　少有人看好吉尔吉斯的未来，无论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亲西方，其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种族仇杀的南方，乌兹别克人有了更多要求自治权力的理由，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一个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的要求一旦实现，将变成可怕的先例： 　　在中亚地区，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矛盾错综复杂的格局决定了，一旦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开了这个头，几乎所有中亚地区的民族聚集区都将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种声音同样已存在很多年。对远未实行民主的中亚国家来说，这无异于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地震。 　　在冲突中已经形成被部分自卫武装组织起来的乌兹别克人地区，事实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南部因动乱和失序，让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由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扩展到全境，这个时候，与中国有近1100公里漫长国境的吉尔吉斯斯坦，就会由中国商品输出的通道，变成一个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势力大规模输入新疆的通道。

  　　前些时候到新疆，意外发现新疆羊肉居然比北京还贵，当时认为，也许北京便宜的羊来自临近的内蒙，内蒙拥有无边草原，羊肉价格便宜是理所当然。 　　然而回北京仔细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北京消费的低价羊肉，很大部分来自山东，山东的羊肉较之内蒙还要便宜。 　　山东的羊肉便宜，原因有二： 　　一、集约化饲养；二、品种优秀。 　　当然，来自西北的穆斯林餐厅或内蒙肥羊涮肉店的老板们，会认为只有他们家乡草原上的羊才好吃，山东的羊不好吃。 　　山东、河南出产的羊肉，几乎全部是来自有国宝之称的“小尾寒羊”，它是目前中国本土肉裘兼用型品种里最好的一个。首先是长肉速度快、体型巨大，而内蒙的蒙古羊，成年体重只相当于其三分之一，改良过的最好品种，也只达其体重的一半，至于著名的宁夏滩羊，情形与蒙古羊类似；其次，是繁殖率高，小尾寒羊大都两年三产，部分一年两产，每胎 2 只以上的情形极为常见，多的甚至达到每胎 6 只，而传统品种羊只有一年一产，通常每胎一只。 　　所以，现在小尾寒羊被用于各种肉裘兼用型土著羊的品种改良。 　　如此好的品种，是游牧人培养出来的么？当然不是，是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的汉人在饲养蒙古羊时精心选育出来的品种。所以，千万别相信什么土产的血统最纯的品种，比如藏獒，西藏产的藏獒是一定不如内地狗贩子和藏獒繁育基地培养出的藏獒，要说纯种，后者才是最纯的。就像蒙古羊，并不像腾格尔的歌里唱的那样是雪白的，通常头面或四肢是有黑色或褐色斑块的，倒是小尾寒羊因为经过不断筛选，才会是白色的。 　　顺带说一句，传统牧业地区对中国肉产品的供应，即使去掉猪、禽类、水产品类，它的贡献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下为 2009 年官方统计数据： 　　牛肉排序：河南 84 万吨、山东 69 万吨、河北 55 万吨、内蒙 47 万吨、吉林 42 万吨 　　羊肉排序：内蒙 88 万吨、新疆 43 万吨、山东 33 万吨、河北 28 万吨、河南 26 万吨   　 牛羊肉总产量前三位排序：内蒙 135 万吨、河南 110 万吨、山东 102 万吨 　　若是算肉类总产量，则完全没有内蒙、新疆、西藏、青海这些传统牧业地区什么事了。 　　怎么会从羊肉价格扯到了宋朝的灭亡上去呢？不急。 　　宋是个倒霉的朝代，先是被辽国压着打，接着被金国人洗劫一道，最后被蒙古人横扫，即使对小小的“大夏国”，也是军事上连吃败仗，只能在送东西买和平时，私下里以“西夏”呼之，如此，它似乎就变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宋人从首次讨伐北虏即告失败再到崖山跳海，几乎对外没打过胜仗，完完全全是亡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宋人军事上的失败，除了诸多体制上的原因外，一个被认为最重要的先天性因素就是，宋比之前代，有个军事上巨大的不足，即缺少马匹。要知道，论起财力，宋人比起汉唐，那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汉、唐两代亦曾面临北方强大游牧政权的军事威胁，但汉、唐能在全盛之时大举反击，乃是因为有大批的马匹可用。而宋则一直难于搜集到足够的马匹用于边事。而宋之无法像汉唐那样繁育大批马匹，是因其立国之初，就比汉唐全盛时期少了几块可供牧马的北方草原。所以，宋代用于“马政”的投入远大于汉唐两代，但依然难于筹集到足够马匹。 　　历史类论坛上，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为灭亡了八百年的大宋朝支招，多半是关于马的，譬如该怎样怎样继续增大养马的投入、如何制定各项严厉法规加强马匹繁育监督，总之，一切都围绕着靠国家投入来建立起一个可不受制于敌的“民族养马产业”。 　　问题是，有宋一代，朝廷上下为了解决“国家马匹安全问题”，其殚精竭虑程度实在比我朝今天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甚。那些替古人担忧的爱国青年，想出的招，没有一个超出宋人。有些狠招，恐怕不等敌人打来，大宋自己就会先垮台。 　　在我看来，在养马的国有化上穷尽国力、民力和想象力，恰是宋帝国马匹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查汉、唐、宋，乃至元、明，一旦重视起国家的“马匹安全问题”，郑重其事地搞起“马政”，无一列外都是国有化思路，即大规模建官办马场的路子。这很好理解，因为国家一旦觉得马匹是战略稀缺物资，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朱棣同志说的很明白：“古之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是马于国为重。” 　　但汉、唐两代，养马问题上，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允许多种产权制度并存的市场经济，既有硬的一手，也有尊重市场规律的一手，所以，一旦急需，民间还可以征上一些马来。 　　大抵而言，汉代大规模投入官营养马事业，对民营养马经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采取免税方式鼓励，所以，在政府带动刺激下，民间养马爱马之风大盛，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此时，对马匹的需求不仅是国家战略需求，也有了旺盛的民间需求，故全社会不但马匹数量空前增加，马匹的品种改良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仅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征伐，征用马匹总数就过百万。而民间马匹存栏数目亦相当可观，因为驻边骑兵也多用自家的马。所以即使边境战争每次动辄造成数万数十万的马匹损失，它也能消耗得起，国营马场的马消耗得差不多了，但社会总量还能很快恢复得过来，所以，东汉时代虽然国有“马经”衰落，但民间还能征得上马。 　　到了唐代，就因为看重马，开始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社会的养马之风不复汉代旧观，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的马种早退化到了与蒙古劣等马相当的水准，但好歹国有的草原面积广大，马匹的国家拥有量也达到了 70 万匹的历史顶峰。 　　到了宋代，立国之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到灭亡为止，从来就没喘息的机会，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匹完全国有化，用搞“两弹一星”的热情养马。问题是，虽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巨额的财政投入，却总是产不出好马来。办法想尽了。譬如，土地有限，得把一些马分散养育，于是，就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民营，即国家的马作为任务分散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因为这些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所以既有优惠政策，譬如可免除相应劳役税负之类，同时又有各种任务和苛刻处罚措施。这种国有民营强行摊派下去，导致一些领到这个光荣任务的老百姓，只能弃家逃跑。当然，为新政辩护的人喜欢举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报名愿意主动认领官马的，这不奇怪，今天还有人能把家产交了党费。 　　宋代适合放牧的地方少，但还不是窘迫到没有，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马监共有 14 个，但搞到最后马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 1/10 的人配有马，就不全是战争消耗的缘故，要说战争损耗，汉、唐的损耗要惊人得多，宋代马政的失败，彻底的国有化是最重要因素。 　　大宋朝比之前朝，少的只是官营的养马牧场，而前代尤其是汉朝，民间养马可并不是在北方草原地区，而是分散在各农耕地区，毕竟民间小规模养马，完全不需要大面积的草原。事实上，真正的好马根本不可能产自草原，只会产自定居的农耕社会，而大草原上只能出产劣等马，这个容后细说。 　　有研究马政的历史学者认为，宋代马政不如唐代，是因为宋人较之唐人，虽制度更完善且投入更大，但毁于政策多变故，所以，宋在真宗时期国有马的数量达到 20 万匹的顶峰，其后改革派失势，马匹存栏数直线下降，接下来的“马政”，就无非是做作样子而已。问题是，马政搞不下去，是因为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 500 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 25 贯，国有的马资产越多，财政压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细究起来，汉唐的马政其实越到后期越搞不下去，实在容易理解，马这个东西不像盐铁专卖，是由老百姓直接买单，光靠政府财政买单，总有一天维持不下去。马被视为必须被国家垄断的战略物资程度越高，民间就越没有养马的热情也无法培育出对马的需求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项产业，只有政府才有需求，而且只能由政府经营时，它能办好的先例。而且，政府的垄断专营通常都会使某种东西变得稀缺。 　　没有适合放牧传统的牧场，宋人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办法拥有巨大的马匹储备？ 　　按国家专营的思路，毫无疑问，宋缺少前代的大面积牧场，自然不可能拥有大批的马，但你若相信市场的伟力，马根本不是问题。 　　回到我们前面羊的问题上，如果政府将羊视为战略物资，只允许政府官营，你能想象得出，居然品种最优的羊，居然不是游牧民族培育的，而是农耕的汉人培育的，而且，在山东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牛羊肉的产量居然可以和内蒙不相上下么？ 　　而且，一点不用怀疑，如果政府为了扩大羊的社会存量，以免除部分劳役税负做优惠条件，把高价买来的蒙古羊一头一头分下去，要求每年上交一头繁殖出来的健康小羊，否则重罚。你放心，大部分根本没养过羊的家庭，很快会因此破产，而且这些农户养出来有幸能存活的羊，比之政府交给他们的蒙古羊，肯定是品种退化了，绝不可能被培养出体重比蒙古羊大三倍的小尾寒羊来。 　　我原本以为，世界上不太可能还有将蒙古马战战兢兢地繁殖成比蒙古马更糟糕的马，但大宋朝以高昂的成本证明，国有化的确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奇迹。蒙古马到了中原后，退化得非常厉害，大部分不堪军用骑乘。 　　然而，没有政府将之视为战略物资，没有政府的巨额投入，没有政府集中全社会之力去搞品种改善，但蒙古羊却变成了小尾寒羊。 　　其实，小尾寒羊太正常了，要知道，几乎我们今天使用的一切生物资源，其品种的优化改良工作，都是定居民族因市场需求而自发完成的。就定居民族更善于改良畜牧业的品种而言，其实，马是一个比羊更好的典型。 　　中国人知道的最早的好马是大宛良马或汗血宝马，这种好马不产自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产自山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即今天费尔干纳盆地附近）的定居民族，而且，今天我们知道的一切好马，一切因骑、乘、挽、食用等等不同需要而选育出的马种，无一例外都是定居民族培养的（阿拉伯马并非阿拉伯的游牧人选育的结果，实际源头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汗血宝马），而在亚欧大草原上以最粗放自然方式的游牧民族，蒙古马承担了一切用途，从未加以有意识地品种选育。——游牧社会的高度分散和不重积累，决定了游牧人优化改良品种的能力和意识远远不如农耕民族。而游牧的粗放自然的畜牧业经营方式，也决定了单位土地可承载供养的牲畜远不如定居民族的产业化经营。 　　宋人的时代其实就应当看到，并不需要大草原就可以有马。北宋在与西夏、辽国统统关系搞僵，真的出现“马匹安全问题”时，转而又向西南诸番购买西南山地马。 　　若论养马的环境，西南山地比之中原，似远不如，他们的生物品种选育技术和意识更是远逊于中原，但它倒成了纾解宋廷“国家马匹安全”的援手。如果云南等地的小藩国也像中原一样搞国有化的马政，那西南地区的马恐怕得绝种。 　　拥有大数量的马，而且是高品质的马，大面积的草原绝非先决条件。小小的英国，即使今天，依然拥有 100 余万匹马，并且是世界最大的良种马输出国，要知道，英国这个岛国以前可是不产马的。它的养马产业，也是从军事需求开始的。但分封制而不是大一统，使得欧洲各国都没有一个有条件搞大规模的国营养马场，而大小封建贵族的财力，足够他们去不断精心选育出品种更好的马来。毕竟马块头比羊大得多，小小老百姓是无法完成品种改良的。 　　你可能会说，英国人现在依然能养这么多马，与它整个社会的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而且，它不需要考虑粮食问题。但新疆的例子或许有一定说服力，新疆的天山以北，有大片适合游牧的丰美草原，而在南疆，则是隔壁沙漠中以农耕为主的小块绿洲，后者虽然人口密度大得多，土地的生物承载能力也低得多，但当地农村的家庭牧业，牛羊肉的总产量依然大于北疆的牧区。 　　可以想象，很多热爱国有化爱到骨头里的人，看到这里依然会坚持，除非你举一个例子，是人家拥有大片草原，因为国有化，马变得越来越少。我才相信，宋人无马而败于北虏，是国有化的原因。 　　 OK ，现在我们让灭掉了宋人的蒙古人登场说话。 　　话说，大蒙古国消灭了撮尔南蛮宋国，发现宋人除了花花世界，还是有不少东西是越看越有道理的，马匹的国有化经营就是一个。 　　第一个被汉人认可是“咱的皇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登基后，在汉人的撺掇下，开始了蒙古版的“国进民退”，先是仿照汉唐宋旧制，建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先后有过群牧所、尚牧监等等名目和机构，总之，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个相当于“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的正部级机构就成，而无比辽阔的伟大祖国的 14 个国营官马道，就是由这套系统管理的。 　　如你所知，大蒙古国的干部多行军打仗的大老粗出身，其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草率到它的国有牧场的马匹牲畜数据没几个人能搞得清楚，但它至少有一点比宋代强，就是它证明了南方也是可以大规模养马的。因为庐州、饶州、恩州、冠州这些地方也成功地证明是适合马儿大规模放养的。 　　就马匹的生产经营来说，如果说宋朝的搞法像是苏联人纯正的计划经济，而大元朝则像我朝今天的搞法。你可以想象，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人能像伟大的大蒙古国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搞国营牧马场，它的得天独厚这里值得一说： 　　第一、无与伦比的辽阔土地，这个恐怕人人都知道，但还是请想象一下，蒙古国的国营牧场差不多和大宋国面积相当； 　　第二、无偿的资本，这个资本既有各地抢夺来的牲畜，还有周边农业地区必须免费提供饲料和设备； 　　第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大蒙古国拥有无穷无尽的战俘、奴隶之类的人力资源，当然，大部分农民工是汉族人； 　　第四、最严厉的管理制度，除了有马匹保护法之类对杀、盗牲畜行为严厉惩戒外，还有及其苛刻的各种赔偿措施，以保护国有资产，此外，必须给牲畜盖暖棚之类也有细则规定； 　　总而言之，秦晖先生说的中国今天“低人权竞争优势”的一切要素，大蒙古国都是只多不少，惟一的区别是，大蒙古国的这些优势都只用在国有企业上，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则极为恶劣。问题是，这个唯一的区别是很要命的。 　　一般情况下，蒙古国官营和民营井水不犯河水，但国家需要时，“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就会对民企搞搞“和买马”。所谓“和买马”，就是用国家的计划指导价格收购马匹的意思，忽必烈时代，主要是在汉人地区“和买马”，往后，蒙古草原地区开始成为重点对象。 　　一点不难想象，由于大蒙古国的国有牧场马匹无可避免地产量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偶尔的战事所需，所以，仅仅对民营经济体搞“和买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的财政狠吃紧，而且，大家已经吃不消“和买马”了，于是，“刷马”的次数就越来越多，所谓“刷马”，也就是你的财产，以 Free 的方式“被国有”的意思。 　　最初，它是蒙古国打江山时的战时经济所迫，所以蒙古草原的百姓们对“被刷马”支前是很踊跃的，因为接下来，江山是咱们自己的，只“刷”汉人，不“刷”蒙古老区人民，再后来，汉人被刷完了，自然蒙古人也跑不掉。 　　如你所知，忽必烈一上台就“国进民退”，可咱们好歹还搞了三十年放水养鱼，民可退可刷的空间不小，而大蒙古国不然，所以各族百姓的私马几下就给“刷”没了，虽然蒙古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汉人几户人家才许共用一把菜刀，但还是很快就“刷”出来红巾军，“刷”出个朱元璋。 　　大蒙古国巨大的国有企业迅速资产流失，经营管理不善是一个原因，改制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不断有新的领导同志作出卓越贡献需要奖励， 14 个国营大牧场的 4 个就是这个原因消失的。 　　从忽必烈上台开始，蒙古国的畜牧业水平就由盛而衰，公允地说，气候变坏的原因是重要因素（甚至它是驱动蒙古人四处征伐的原动力，详见本人《谁在挥动上帝之鞭》一文），但学习汉人搞国有化的“马政”，肯定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征服南方时，他们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骑兵，等到南来的汉人造反时，他们早已凑不齐一支纯粹的骑兵了。 　　好了，我们不用再重复举明朝重复宋人的例子了，若宋因无马而败于北虏，则亡宋者，国有制也，你是否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