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这十位学者是：展江、于建嵘、雷颐、黄纪苏、吴稼祥、张鸣、林贤治、谢泳、吴祚来、笑蜀。 06年宋美龄年轮. 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作为杂志最高目标，努力践行“不党、不派、不私、不卖、不盲”的新闻立场，期望杂志的每一页文字，都能向社会和民众传达我们 …

“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要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要放弃或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8/25/c_12482103.htm   其中“自我完善”这个表达，非常有意思和值得重视。在原本的无产阶级理论中，是没有“自我”这个词的，而是有着一个宏伟的视野——解放全人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最后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若干年的政治实践中，“自我”正是一个是要铲除、要消灭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意味着“自我中心”，意味着“置他人于不顾”，意味着一种“内卷化”——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整个世界便是自己的世界，它如同自我的世界一样大小。如果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些部分不是自己的，要么为我所用，变成“自我”的一部分，要么它们的存在则毫无意义。   上个世纪纳粹灾难结束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自我”概念做了许多反省，提倡一种开放的自我而不是封闭的自我；一种与世界及他人同在的自我，而不是将他人及世界视为地狱的自我。   假如一个政治制度变成“内卷化”的，假如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内卷化”的，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制度，即本质上希望一切朝向自身内部，一切集中在自身内部，一切归纳为自身内部。一切为我所取，一切为我所用。这将会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完全不打算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不打算回应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拆迁中的推土机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种内卷的、自身满足的权力，看上去像个密封的铁桶，一旦走出来却摇身变为推土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可以像推土机一样伸出钢铁手臂，将人民群众的家园、利益、愿望，人们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前景，毁得干干净净。   庞大者如同地球，在它“自转”的过程中，同时有一个“公转”，即与其他的星球相并行，与其他的运动系统相平行。其自身的节奏与规律，与周围世界有一个匹配和关照。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生命才可能出现，人类才有可能生活在这个星球之上。相反，内卷化的权力，只有“自转”而没有“公转”。只有它的“自身”而没有其他人的“自身”。其他人不要说“自身完善”，连生存的权利与开口说话的权利都会受到威胁。缺乏“公转”的星球，实际上失掉了周围世界方方面面的制约，它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任意而专断，朝向一个连它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急速滑去。它本身看不到未来，所有被它绑架的人们都不拥有未来。   这个“自我中心”的权力，不仅对于社会与公众是封闭的，在它自身内部同样如此：看上去这个系统无所不为，但是在其中的个人却很少有所作为；看上去系统非常强大，但是其中的个人（声音）仍然非常弱小；看上去系统非常霸道，但是其中的个人却不得不唯唯诺诺、如履薄冰；看上去系统所向披靡，但是其中的个人仍然缺乏自主性，屡受挫折。如果想要干点事情，说点真话，不同等级制度上的人们，只是遭受不同挫折而已。换句话说，这个体制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笑蜀先生语）。有周密的、紊丝不乱的语法，但是形不成个人的句子，个人的表达。       限制权力是最重要的   将“内卷化的权力”当做一个前提，我们来看待问题也许会清晰一些。所有那些能够做相反方向的运动，即从“深深庭院”中走出来，转身面向社会，转身面向公众，转身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来的做法，都值得欢迎。温家宝先生在深圳的讲话，以及他此前此后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面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立场，是愿意将这个立场拿到社会当中去，让人民群众听到，让全社会看到。其中释放的信息很明显，是愿意接受社会的检验和考验，愿意让社会来规范自身，而不是让自身去规范社会，在脱离社会的封闭条件下，从事某种“自身完善”。   我指的不是他所说的一些豪言壮语，比如他这回说的“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尽管这样的措辞，表达了一种坚决的信念，令人想起了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时在深圳所说过的“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也不包括这样表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些说法，也还不能回答胡锦涛先生所提醒的：“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除非这个讲话具体释放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以及如何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能够看见的具体表述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起点。   这回温先生深圳讲话中清楚地表明，“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个说法一针见血地挑明了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切中了中国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本质。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就是权力的胡作非为，尤其是权力当肆无忌惮地凌驾在法律之上。有法不依，则是将整个社会陷推入危险和危机之中。遭到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实际上包括社会所有的人。最近报纸上热烈讨论的新一轮精英移民就是一个说明。在一个缺少法制的地方，任何人没有安全感，甚至包括统治者本身。他不能将他的宝座永远粘在他的屁股底下，带到坟墓中去。权力无所不在的笼罩，给大学和知识分子蒙上了深重的阴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民族精神创造的空间和能力，这个损害和影响则是更为久远的。   从“制度上”来“限制权力”的说法，不仅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之处，而且它拥有相当的幅宽。这是一个规范的、符合宪政民主的说法，是社会各界不同背景的人们都有可能接受的一个表述。恩格斯晚年在纠正庸俗唯物主义时，用了一个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所强调的也是社会不同利益、背景、思想、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协商和整合，而不是其中某一种力量一定要压倒其他力量。   同样，温家宝先生在讲话中再次提到“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其中“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看作“普世价值”的换一种说法。《北京晚报》在2007年3月16日刊登过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站在“普世价值”一边，这在温家宝先生是前后一贯的。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人们更为熟悉了，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公开的思想争论。但是也许一眼看过去就能明白，它并非仅仅是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冲突，实际上背后的火药味十分地浓。暂且抛开理论上的辨析，很有可能，那些强调所谓中国特色的人们，都有自己利益上（位置上）的“特色”需要维护，令一般读者无法判断他们的真诚。   温家宝先生的深圳讲话中，直接用了“民主权利”而不每回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包括温先生此前所用“尊严”的表述，关于“仰望星空”的表述，大大超出了从前的革命意识形态，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也有人会觉得温家宝先生所说的这些并无特别新意，是人们在各种场合下所听到和见到过的。的确，而这恰恰说明了温家宝先生能够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能够传递社会已经达成的政治共识，愿意分享社会的共同语言，也是愿意与社会一道来发展和达成共同地带，与全社会同舟共进。   《光明日报》在温家宝深圳讲话之后的9月4日发表文章，强调政治改革要首先拎清“由谁统治”的问题，其中说道“如果有人在没有认清‘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之前就去讨论具体政治问题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错漏百出。”说实话，这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估计在别的报纸上就难以发表。因为“由谁统治”的问题，放在全社会面前，放在整个公众面前，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它只是极少数人掌权者感到紧张和焦虑的个别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不管由谁统治，关键是落实和保障由宪法所规定的每个人的各项权利。   在今天如此大型的现代社会里，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弄出这种伪问题来的人们，是试图将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封建王朝的翻版，这才是真正把共产党往泥沼里推。说实话，共产党的事业也不仅仅是这样一些人急于想要继承的遗产。这些人没有别的本事，不能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没有想象力不能开拓新的地平线，就只等着霸占遗产。   说到底，“限制权力”与“由谁领导”的说法并不矛盾。谁都明白，“限制”而非“取消”。任何人任何党派，如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使得权力得到有力约束，能够将绝对的权力变成相对的权力，将不受限制的权力变成受到制约的权力，并且从制度上得到长远的切实保证，那么现代政治转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受到严厉约束的权力，不管掌握在谁的手里，都对天下百姓有好处；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管他姓甚名谁，由谁上台或什么时候上台的，都将天下百姓推入火坑。如果共产党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她同样也能够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其他问题都是类似的。首先要有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和目标——限制权力，其次再来讨论如何限制权力，这是一个二级问题。任何做法，比如说三权分立，多党制、选举制，舆论监督，都是保证这个大目标的一些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能够拿出更好的办法来限制权力，当然不必照搬西方那一套。如果拿不出来，而且实际上根本不想去限制权力，就不要弄出许多幌子，替实际上赤裸裸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辩护。民主就是民主，所谓“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只是玩弄概念而已，是“内卷式的权力”下延伸出来的“内卷式的思维”，无法说服整个社会。   而实际上，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回到社会、与社会共在的问题。即使是表达不同意见，也不要走到唯我独尊、与社会完全背离的方向上去。                         选择当民主派还是专制派     经验足够告诉我们，在中国，“说”从来不单纯是字面上的。有许多人的确因为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家破人亡、人头落地。从他们所遭遇的巨大牺牲来看，他们的确不仅仅是在说，而是在行动。   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说话便是行动。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暴力是不需要语言的，暴力痛恨语言，痛恨诸如说理、辨析、理据所有这些东西。暴力是无声的，它所造成的是没有对手的统治，即恐怖。讲究正当的言辞，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主张，用讲道理来劝说他人，这造就了民主政治，并在民主政治中发展壮大起来。   就政治家而言，通过表达提供有力的政治框架和脉络，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框架，没有方向，怎么会有恰当的和有效的行动？政治言说始终是政治活动重要的一部分。   而同时，学会去倾听，学会辨析不同表述的不同内涵，同样也是民主经验之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政治家要倾听人民，他只有听到人民说什么，他才能贴近人民，表达人民的意愿。他越是接近人民，他的词汇越是有内涵有意义。几个人聚在一起开个小会，就将他们的主张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是密谋和对于人民的起义。   所谓“秀”的问题也是一样。比较起密室政治，“show”（秀）同样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想让社会公众看到他，想让人民听到自己的声音，其中表达了对于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期待，也是除去对于权力的迷魅。即使被看成是赢得民心，也不违背民主政治的方向。比较起来，那些从来不曾想过如何赢得民心的人，那些觉得自己不需要考虑自己如何在社会公众面前说话的人，即公众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人，能放心选他当自己的统治者么？前面引述的那句“盲人摸象，漏洞百出”，怎么看都不像是政治语言。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待民主，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民主不是共产主义，不是那种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而是“比较起来最不坏”而已。那种像对待共产主义理想来对待民主，与民主的精神恰恰是格格不入的。我所翻译的那位波兰人亚当·米奇尼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民主是灰色的》，其中称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不断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倡导平等而不是倡导特权的平台上，民主比专制的“清一色”，更加能够吸纳和体现更多人不同的利益及要求。   我们每个人也不是生来就民主的，天生就是一贯正确的“民主派”。很有可能，民主不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更多是独断论的和排他性的。民主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育出来的，对于个人来说，是在社会环境中后天习得的。任何人都是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中，才能成为一个民主派。   尤其是在缺少民主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带有这样那样不民主的因素，即使是在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们身上，甚至是那些正在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们身上，专制的因素不一定更少。如果他不是同时做一些别的方面的修炼，如果他不是时时意识到自身可能存在的人性黑暗。人们不会因为反对专制，而自动习得民主的经验，或可以免修民主的课程，以及获得道德豁免权。 从学习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派”是一个不饱和的词汇，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提法都包含期许和自我期许在内。而同时，“不饱和”有一种生长性，是趋向饱和，趋向饱满。   当然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一些基本的出发点。有了一些基本起点，就有了一个生长的空间，否则便不可能。民主派的对立面是专制派，这两者的最主要的区别是如何对待他人。任何蔑视他人、抹杀他人的做法，都倾向于专制派。任何尊重他人、承认他人的做法，从中都能够生长出民主来。尤其是如何对待不同意见，这是衡量如何对待他人的试金石。我们每个人可以从现在开始，来选择自己从此做一个民主派，还是继续做一个专制派，并借此来衡量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是通往民主，还是通往专制。   选择做“民主派”还是“专制派”，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此前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比如说“左派”与“右派”之争。在我看来，左派中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右派中也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再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同样，体制内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体制外同样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   还有“民族主义”和所谓“毛左派”。我认为在这两者当中，同样也有民主派和专制派，其比例与在其他地方差不多。再有比如“改革派”与“保守派”，这是一个八十年代党内的区分，在今天时候可以考虑与社会的说法衔接起来，干脆用“民主派”与“专制派”的区分，这样整个社会都能够听得懂。包括“海内外”，不要动不动就说“敌对势力”，若干年来的事实表明，其中许多人的确是爱这片土地爱得更加深沉。   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在“民主派”的旗帜下，找到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语言，找到共同的思想框架以及工作框架。做一个民主派光荣，做一个专制派可耻，是不是？                        2010-9-10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谈一个人，陈光诚。他是山东的一个盲人，但他心中充满光明。靠着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艰险，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范围，等于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南方周末：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做到那种境界了。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这有几个层面的信仰。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首先是人，然后我在这个社会努力成为公民，然后我可以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无论记者还是别的任何职业，其职业规范都必须从属于人类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的普世价值。  南方周末：中国新闻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标准，你理解的职业标准是你自己制定的。你的职业标准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价值体系？或者打个比方吧，实际上几乎你的每篇报道，都是首先要救出那个落水的受害者。  王克勤：是的，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做的。  南方周末：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物》。同年9月，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做《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假定遇难者是他的父亲母亲，他会把标题做成《我爹昨夜上演高空飞物》、《我娘昨天骑车中头彩：惨死》吗？  但这样的案例不止出现在地方媒体上。2004年9月6号，某电视台在播报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然要中国观众竞猜，结局将会枪杀多少孩子，猜中的人发短信可以得奖。请问，如果在屠刀下挣扎的是你的孩子，你还会让观众竞猜你的孩子会不会被杀死，猜中的人有奖？这不是一个畜牲化的问题，“虎毒不食子”，这是彻底的人性异化。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  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发生在2007年，在四川东部出现疑似猪流感之后，香港一家电视台到事发地采访，这可称之为“尽职尽责”吧。但接下来他们做的事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们居然鼓励当地农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具有传染性的瘟猪挖出来拍摄。这片子在香港的收视率很高，会给这些记者带来很大收益。但它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背离了新闻的终极价值，其行为本身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生命可能的伤害。什么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所有的形态，均应该从属于人，这个人并不是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公众，就是每个个体生命，无论是在大厦里办公的白领丽人，在街上流浪的乞讨者，都是人。那么，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让每个个体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价值，所有新闻的终极出发点。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猪挖出来，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和威胁，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行为充斥着歧视。我们许多记者包括香港记者，都有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歧视，而是潜意识里就有歧视的念头。记者对普通人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歧视无处不在。我在一家很大的媒体上读到过如此文字，一个农民工被高压电打死，它怎么描述呢？像只烤鸭一样。农民工等于烤鸭，它就在这个描述中把歧视传播给了更多读者，很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无意识中被歧视所同化。 其三，香港这位记者的行为违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人为造成传染源二次传染传播的将追究刑责。遗憾的是，我们整个的法制进程还在逐步完善之中，很多官员法制观念淡漠。如果我是当地官员，我将依法追究这两个记者的刑责，把他们送上法庭。紧接着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面临没有法律保障的尴尬；另一方面，中国记者又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跟很多人一样处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境地，这就是法制的悖论，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包括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虽然在传播新闻信息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重大进步，但依然存在着很多反人道、反人性的现象。某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废墟里发现了一个老大娘和一个老大爷，施工人员快速救助，不巧把摄像机挡了，记者说你先让一让行不行？我先拍。这时有个预制板马上就会掉下来，危及废墟中的大爷大娘的生命。救援人员说我们救人要紧，但记者说，你别搬掉那个预制板，给我5分钟，我拍完就行。但也许只要1秒钟，那两个灾民就彻底没了。  南方周末：对生命价值的轻慢，这不只是新闻界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新闻仅仅是我的一个职业选择，我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去做律师，做检察官，做法官。但无论我选择什么职业，都必须首先从属于人的基本常识。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这就是我这些年跟其他记者不太相同的一点。  我的这种行为是我的基本价值观注定的。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如果你没有，说明你的人性已经没有了。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红卫兵当年在打走资派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基地的黑寡父在袭击无辜者的时候是有成就感的。这些人的血管里流的不再是流血，甚至不再是动物的血，它们已经沦为机器。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这可以称作新闻之道，比新闻之术更重要。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新闻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新闻之道，最核心的是三句话：  第一：把人当人。我接触来自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只愿政府把我们当人看。听了我真难受。如果整个社会体系不把人当人看，崇尚的只是权力，就很难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本社会。  第二：将心比心。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爷求助你这个记者，那么我希望记者对我是怎样的态度，能不能平等对待。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和警惕，但同时能不能在态度上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两个立场并不矛盾。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家都懂，就不展开了。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再讨论刚开始的问题，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并且我们也看到，你的很多努力并没有引起重大变化，可以说往往让人失望，但你仍然在坚持。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努力永远不会改变，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南方周末：努力了就有改变的可能，这理论上好懂，但事实呢？  王克勤：就拿我这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二十郎当就做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爆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整治。十年后的兰州股市黑幕报道，也引爆了全国性的股市整治，兰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后是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报道，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促成了一系列维权活动。  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性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固然到现在为止，对明显的违法问题，并没有司法追究，甚至也没有相关的行政问责，很多人说这是新闻的悲哀。但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不能追求一米一米的跳跃式的进步，我们就努力实现一厘米一厘米的进步，能进步一点是一点。以疫苗报道为例，它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对公权力保持警惕，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报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直接的，马上就有结果。另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目的不能达到，没关系，毕竟它可以改变人心，这个作用是一个更大的作用，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容易沮丧，容易有挫折感，可能他们缺乏像你说的这种长远的、中长期的眼光，只想直接、马上改变。  王克勤：但这往往不现实。  南方周末：这是记者对自己能力的过度想象，对媒体力量过度的想象。更多地不能怪现实太无奈，只能怪自己没读懂中国和中国的媒体。  王克勤：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力确实还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对整个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当时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诸如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辞退的老师，直接起到一个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  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就能起到让公众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完成对公众的启蒙。这个作用是一个渐渐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南方周末：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体制问题，但说白了还是人心的问题。最需要改变的是人心，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报道还是评论，都要着眼这个更长远的目标。而这就第一需要耐心，坚韧。第二，这种耐心和坚韧需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的源泉。这种源泉只能来自于信仰。这是从事任何职业所需要的第一元素。我2007年写过一个评论，叫做《重申权利，更须重建信仰》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样的基本信仰托底，权利对于你来说也用不好，也守不住。  王克勤：我觉得很多同仁过得很痛苦，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我个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个人性格上并没有出现异常，平和做人，但经常会做出一些比较锐利的、有力度的调查作品。  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这是我长期总结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东西。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要有激情。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我们是人。  南方周末：是人就会有痛感，会愤怒，会焦灼。  王克勤：对。好多人问你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让自己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是记者。从职业层面讲，你就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它们对你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感，让你坐不住，停不下来。所以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南方周末：这里有一个问题。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可能是个双刃剑，自己报道的那些内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本身，可能对记者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心态，也会构成细微然而是持续的伤害。  王克勤：我曾经也这样，但时间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来。  南方周末：自我疗伤？  王克勤：对，自我疗伤法，自我调整。我面对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的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然而种种原因你不能报道，爱莫能助。  南方周末：能报道是偶然的，不能报道是必然的。  王克勤：是。这真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收到很多来信骂我冷酷无情，我们这么悲惨的事情怎么就毫不关心？还有人骂我嫌贫爱富，你丫只找重大题材，咱家低保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做？  南方周末：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如前面讲到的，对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我们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只要自己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也不能对自己求全责备。  王克勤：是的。我们经常面对是跟被监督方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反应更快，看谁功夫下得更扎实。只要你反应足够快，功夫足够扎实，被监督方再怎么严防死守，也不是完全找不到突破机会。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来抚慰自己。 ——始发《南方周末》，方便时有大量删节

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事件以菲警方强攻无效，绑匪最后开枪扫射，十名香港同胞死于非命而落幕，让人倍感悲凉。 这种悲凉，主要就来自菲警方的漫不经心。第一，按国际惯例，让步应该是重要选项，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让步空间。有个细节可证明这一点，先期释放的人质中，有个妈妈很有爱心也很机灵，劫匪问她谁是她的孩子，好让她们母子一起走。她除了自己的两个小孩外，把另一个小孩也一并拉走了，多救了一条人命，这说明歹徒还没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还是可以谈判可以交易的。更何况，劫匪胃口其实也不高，不过要求复职而已。总之在情在理，菲警方都不该断然拒绝妥协，更不该尚在对恃之中，即将拒绝劫匪复职的公文送达劫匪手中，刺激劫匪情绪，升高紧张气氛。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菲警方愚蠢之极的强硬，将整个事件的解决路径，逼进了强攻的死胡同。 第二，强硬也罢，你要真硬啊。可菲警方根本就硬不起来。看了视频就知道，菲警方的强攻草率之极，看不出有任何预案，看不出有任何训练，也看不出有任何准备，完全就是小屁孩过家家。不断砸窗，却不用专业的消防斧，竟然用普通的平头铁锤，效率极低。意外打开旅游巴士车后的安全门，却因为安全门距离地面过高，一时找不到办法迅速攀入车内。试图用警车拉脱旅游巴士的自动门，但搞笑到绳子的质量不过关，拉的过程中绳子竟被拉断。其间特警队畏首畏尾，拖拖拉拉，更是不一而足。山寨强攻持续达一个多小时，除了不断地激怒劫匪，加大劫匪撕票的危险，真是百无一用。 人质事件的极端严重性不言而喻，这样严重的事件，无疑应该从最坏的准备出发，做最周密的部署，务求万无一失。固然不可能有百分百的把握，可以失败，但只应失败于不可抗力，而决不允许失败于失误。任何失误导致的失败，其后果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偏偏，有了这失误导致的不可承受之重，令人欲哭无泪。这欲哭无泪，不仅是出于对生命沉沦的哀恸，也是出于对同胞命运无从寄托的悲凉。轻率地拒绝谈判和妥协，强攻之山寨到了可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印证菲警方处置之极不严肃。跟 6 年之前，为营救被伊斯克恐怖分子绑架的菲律宾卡车司机格鲁兹，菲当局不惜得罪美国政府，而满足恐怖分子要求从伊拉克撤军那种全力以赴相比，其对中国普通国民生命之轻慢，无可讳言。 这种轻慢，是对中国普通国民情感的另一重创伤。固然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之中，固然中国国力是在不断增强之中，固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是在不断提升之中，但是，不仅中国普通国民因两极分化在国内分享到的发展红利有限，在国外体验到的国际尊重也确实有限。是的，我们络绎不绝地赴异国观光了，他们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了。但他们看重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腰包，而不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生命本身。鼓鼓的腰包并不能自动地给我们带来尊严。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因为政治文明的严厉约束，没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歧视乃至排挤我们，那么在很多文明程度并不那么高的国家，针对中国普通国民隐性甚至公开的歧视、排挤乃至有组织的迫害，却并非鲜见，无视这一点，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普通国民的海外安全，就这样构成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严峻的问题，政府也有认识及系列应对。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就属于这种应对，今年即有数次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 6 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 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而外，危及中国普通国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比如在非洲尤其是南非，在东南亚部分国家，在俄罗斯，中国普通国民很容易遭遇打劫、绑架等恐怖袭击，而当事国未必能够善尽保护之责。此次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不过是其中最极端因而最轰动的事件罢了，而绝非首开先河，当然也绝非最后一次。 遇到类似情况，发达国家都有预案，不仅会有极其强硬的反应，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甚至出动特种部队径直前往营救都不乏其例。当然，这些应对未必都有效，但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受害国政府那种极其强硬的态度，起码也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普通国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国民在海外安全感。限于国情，这样的模式我们不可能照搬，但其丰富的借鉴价值却是不容否认的。 一定程度上说，香港政府就参照了这种模式。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之后，曾荫权借助一切可能的渠道，给予菲当局以最大限度的压力。香港媒体进行了地毯轰炸式的报道，香港市民也纷纷赴菲律宾驻港领馆抗议，这都反映了香港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所以事件纵以惨剧收场，但并没有人据以抨击香港政府。 将发达国家和香港政府的经验，具体运用到类似危机之中，中国政府可以有的选项包括，中国外交机构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反恐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中国媒体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普通国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 总之，如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国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国民予以最大臂助，这也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惯例。这一点可以考虑程序化，法制化，譬如，由全国人大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国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因着经济飞速增长而不断增强的国力，如果朝着这样的方向去使用，无疑最具价值，最是以人为本，因而最能彰显国家形象。毕竟，每一个国民的安全和尊严，才是国家之真正形象所系。有此才能得到国民的真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衷心尊重。 ——原载本周《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