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笑蜀发起公民社会联署，声援许志永。 中国知名媒体人笑蜀因支持被当局刑事拘留的许志永及其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失踪后，据消息人士透露，原身在北京的他已经被强行“送回”广州。 据维权律师浦志强在微博上透露，8月2日22点25分，他与抵达广州的笑蜀通上话，对方向他透露以下情况： “1、北京国保骗他，说喝茶却控制他，赶他回广州；2、北京把他交给广州，他目前仍被控制，但控制得很人道；3、控制他没合法手续，刑拘行拘传唤都不是，性质是国家绑架；4、扼杀这轮新公民运动的凶手，就是刚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 在此之前，曾于上月与笑蜀发表联署声明呼吁释放“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的王功权在微信中说：“今天下午约两点，著名媒体人笑蜀先生在北京一个餐厅被国保带走。” “国保威胁要他离开北京，否则让他消失。笑蜀表示在救援好友许志永，拒绝离开，结果被失踪！强烈要求国保放人。” 香港《南华早报》说，带走笑蜀是当局试图阻止他发起的声援释放许志永活动。 BBC中文网连续拨打笑蜀的两部手机号码，结果都未接通。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BBC中文网说，笑蜀已被有关方面“护送”离京。 7月16日，维权人士、法学博士许志永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笑蜀当时在对BBC中文网的撰稿中说，“原因并非这么简单，此前警方已经抓走了许志永的15名支持者，大多是‘新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许志永，则被公认为“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 笑蜀随后与中国著名投资人王功权发起声援释放许志永的活动，其后又以发起人的身份，与茅于轼、王功权、杨子立、何三畏联署发表《公民社会呼吁书》，联署人数过千。 笑蜀此前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公民运动是争取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会对公权力造成压力和制衡，这种压力和制衡是当局不愿看到的。” 他随后在本网撰文《中国的中间社会站出来》，指出中国“中间社会出现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可以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 笑蜀，真实姓名陈敏，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撰稿/责编：路西）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笑蜀 7月17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六次会议揭幕。持续三天的会议就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增加残疾人就业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残疾人的福利问题再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 中国早在2007年左右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但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简直到处都是残疾人，公车上，地铁上，商场里，饭店中，剧院中，乃至运动场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几乎跟常人一样畅行无阻，而且不要人照顾，都是独立行动。以至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发达国家的残疾人规模，比咱们中国可是大太多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残疾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在地铁等场所，也往往都坐在轮椅里，做昏昏欲睡状，靠推轮椅的亲友全程陪护。我们的残疾人静悄悄，当下中国虽以喧哗而著称于世，但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异常的沉寂而荒凉。 评估残疾人福利的状况，这是一个直观却最真实最重要的指标。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显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仿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生活于跟我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是关心、爱心所遗忘的角落，有如大气层之外的辽阔太空，那里怎样的冷，都不难想像。但人毕竟不是来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会的人，没了社会的关心、爱心，就像没了阳光和空气，纵然侥幸活着，也只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社会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活着。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人类抛弃。 我们的大街都光鲜亮丽，我们的公共场所都赏心悦目，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秩序井然，这个社会很正常，简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为这种太正常是用8296万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为代价换来的，为了维持那样的正常，让那么巨大的一个人群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那种正常毋宁说是一种残忍。 这残忍其实不限于残疾人。常常有人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不存在西方贫民窟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我们并不是没有贫民，只不过他们中幸运的少数被分散到城市的边缘，不幸运的绝大多数则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无人得见而已。某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会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华地带跟富人杂居，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了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平等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资源。而我们贫民的高度分散和边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跟被遗忘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一样，只能生活于冰冷的异度空间，享受不到人类的温暖。 我们人为刻意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了让正常人满意、让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悦而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异类，把我们所认为的哪怕是一丁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用铁腕从我们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隔离，只不过，它往往是无形的，是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而往往不需要制度化的隔离。而这恰恰最可怕，比制度隔离可怕一万倍。因为制度隔离往往容易沦为靶子，沦为公平和正义不断冲击的目标，最后在持续冲击中不得不轰然倒塌。但非制度化的，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基础上的隔离则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觉察，更不易成为问题，往往都根本不会被人想到，偶尔被想到也往往出于思维定势而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非制度化的隔离才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最难撼动的。 而无疑，这是最残忍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是整个社会的原罪。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临界点，就一定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就都要付出代价。那时不会有幸免者，因为，你可以逃脱报复，但是你逃不掉恐惧，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当此关头，重温和兑现《残疾人权利公约》何其重要。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