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

邓小平去世刚刚半年有余，在一九九七年秋天召开的十五大,所有在世的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均被邀请列席大会。其中一些人本来就对邓朴方名列大会主席团成员很有意见,再看到他在中委预选过程虽然受到强烈抵制,却仍被临时塞进候补中委的正式选举名单,自然更加气愤。但是,列席代表按规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这批党内元老们也只能在小组讨论时发发牢骚。邓小平全家福十五大闭幕不久,有十数位前中顾委委员(其中两位是前中顾委常委)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但也有人透露说,这十几位前中顾委委员,都是看了一份周北方的上诉材料之后才不谋而合地认为周北方罪案被草草处理,背后疑点太多。这才有了上书江泽民的事件发生。当然,向江泽民和中纪委上书的这些前中顾委委员,并不是要替周北方本人求情,而是认为周北方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很有隐瞒“案中案”的可能。根据这些中顾委委员私下了解到的情况,当初北京市国安局副局长李敏交待出周北方向他和陈健等人一次行贿一百二十万港币,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无锡集资案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旬。一个月,中纪委召集有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北京市纪委参加的第一次协调会。接下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于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飞赴北京,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说:“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问题是,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十二月七日,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北京市纪委三家共抽调近百名干部,由刘丽英带队开赴南京。自此,曹克明为首的江苏省纪委和省检察机关,便只能继续审理无锡非法集资案的直接涉案人员,凡是象周北方行贿这类“案中案”的审理工作,一律由中央调查组经手。与此同时,尉健行奉江泽民指示,要求中央调查组把大本营设在江苏南京,“避开北京”。但是,当时的陈希同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纪委和中央调查组的保密工作做得再好,身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李敏“失踪”,无论如何也瞒不过李陈希同。而陈希同、王宝森过去与邓家子女的关系之密切,在北京政坛人所尽知。这样一来,李敏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没过几天,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次年一月,江泽民通过曾庆红和王瑞林,委婉地警告邓榕“在外国人面前讲话要注意把握分寸”,邓榕不但置若罔闻,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无论是法国报纸还是美国电视,甚至澳大利亚的记者采访,均来者不拒。二月初,邓榕又先去了法国、美国,在为自己自己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广告的同时,更是在西方媒体面前频频出镜。在法国,邓榕接受《费加洛报》记者采访时,邓榕一时兴起,说江泽民的国家主席职位“纯系形式上的”,而他虽是党总书记和军队最高领导人,“但是今天,在党和军队方面,是要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如此这番内容通过“内参”形式传到江泽民的耳朵里,反映可想而知。结果,就在邓榕结束访法转赴美国的当天,刘丽英为首的中央调查组接到了立刻拘捕周北方的“中央决定”,七名政治局常委均在这张“决定”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周北方入狱不久,海外即有邓质方也被调查的消息传出。接着,又有卓琳自杀未遂的报道出来。但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关于邓小平一家,特别是邓小平本人身体状况的“内部消息”层出一穷,令人真假难辩。所以,外界对邓质方被传讯二十四小时的消息基本是采将信将疑的态度,而卓琳自杀的消息则很少有人相信。但事实上,在突击审理周北方案件的过程中,邓质方不但曾经被传讯,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考虑到给邓家留面子,出面与邓质方谈话的不是穿制服的警察,而是中央调查组的负责干部。刘丽英本人便同邓质方谈过两次话。事后,曾有宣传刘丽英的大陆官方报道说她“不畏权贵,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给江泽民上书的那批前中顾委委员,抓住这句话质问说:既然刘丽英“不畏权贵”,这里的“权贵”,到底指的是什么人?如果说在公开宣传中不好说出来,对党内,尤其是对外们这些老同志,总该有个明确的交待吧?原北京副市长王宝森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王宝森畏罪自杀。外界有报道说他是在得知自己的秘书供出他经济犯罪事实之才出此下策。但事实上王宝森在得知自己的秘书被捕,先是与陈希同共谋营救措施,直到陈希同把邓质方也被中央调查组审查的消息告诉王宝森以后,王宝森才感觉“江泽民开始玩儿真的了”。至于卓琳自杀的消息,严格地说是“半真半假”。事情的原委是邓质方第二次被刘丽英等人召至中纪委谈话,从上午一直拖到吃晚饭的时间。王瑞林表示可以打电话到中纪委去询问,卓琳却要求王瑞林直接把电话打给江泽民,告诉江泽民卓琳立刻要去见他。十几分钟,卓琳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总书记办公室见到江泽民,劈头一句“你们把我儿子弄到哪里去了?”江泽民只好陪着笑脸表示自己对周北方案调查的进展情况不是很清楚,同时也请卓琳回去转告小平同志:“邓质方同志不会有什么麻烦”。卓琳回家,邓质方也已经被中纪委的专车送回。第二天,江泽民和中共中央诸常委便接到了邓办的紧急通知:卓琳同志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正在三零一医院急救。如此说来,卓琳自杀的消息当然是有根有据。但据三零一医院参与抢救的人士透露,卓琳本人一直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已经有十四多年的服安眠药历史。这次因服药过量送三零一医院之后,虽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掉,但事后的化验结果证明,她服用的安眠药仅仅是“过量”而已,意思是如果事没有及时送医急救,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总之,卓琳因服用安眠药过量曾被送院急救确有其事,但她当时多吃了几片安眠药的目的,到底是想“一死了之”,还是要做个样子吓吓江泽民等人?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吓吓江泽民等人的话,卓琳的目的显然达到了。从那以,中央调查组再不敢派人找邓质方谈话。正因为如此,前中顾委委员们的上书, 直接要求中央至少应该有一份内容详实的内部文件,把周北方与邓质方之间的经济关系说清楚。如果邓质方有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邓质方在经济上清清白白,至少也应该在党内,或者党的高级干部范围内,消除周北方案对邓小平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党内老干部的这份上书虽然没有得到直接回应，但邓质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高新转发此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