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其他

　　本文摘自《华夏时报》，作者：雷志华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许，上海火车站，随着三声枪响，怀揣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的宋教仁倒在血泊中，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弥留之际的宋教仁，仍不忘致电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在4月13日宋教仁的追悼会上，孙中山送上了“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挽联。历史留给后人的答案是，宋教仁的去世，成了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社会精英推动的宪政民主运动的挽歌。 　　 　　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晚清政治版图中两大主要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以较小的代价，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送进历史，离不开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天然带有民主内核，因为它体现的不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是立场上的唇枪舌剑。 　　 　　从某种程度上说，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互动的能量都来自于宪政，不管是被形势所迫，还是刻意追求。因为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最终的目标都是结束君主专制，还权与民，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 　　 　　但宋教仁的遇刺身亡，给民国建立后的政争注入了血腥基因。从此后袁世凯挣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束扩张总统权力，最终撇开国会称帝，到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武装讨袁，都表明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抛弃了辛亥革命过程中“谈”的原则，将围绕宪政的政争从议会转移到了战场。 　　 　　革命阵营的宪政信徒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其政治光谱可以说是色彩斑斓，有屡败屡战、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不眷念权势、功成身退的侠义之士，当然也有立场飘忽不定、以革命之名谋个人私利的投机者。但如宋教仁这样既站在缔造共和第一线，又具备民主宪政才能的实践者并不多。 　　 　　1904年2月，立志“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之新国家”的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成立反清组织华兴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宋教仁参与策划在湖南举行起义，后因计划泄露遭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滞留日本的6年的时间里，宋教仁除了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外，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西方民主宪政理论上。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是革命阵营中关注政权建设的先行者。 　　 　　宋教仁通过研究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宪政历史后认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也有可能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要立即着手宪政建设，推行民主。在当时清廷亦步亦趋推行新政，立宪派与革命派激烈论战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精英阶层，尤其是革命阵营，还没有人显示出像宋教仁这样的政治远见。 　　 　　宋教仁的政治远见决不停留在坐而论道上。在他1910年从日本回国时，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正处于大革命爆发前夜。一年后，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宋教仁在得知消息后，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赶赴武昌，他也开始扮演民国宪政设计师的角色。武昌起义后一个月，由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诞生，该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带有民主共和性质的法律文件，体现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原则，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南北议和”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宋教仁也跟着历史的节拍稳步推进自己的宪政设想。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宋教仁被孙中山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不但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主持拟定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为民国宪政勾勒出大致框架，被赞为“中国的杰斐逊”。 　　 　　对于中华民国的政治蓝图，宋教仁有着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在宋教仁看来，这种制度设计能有效遏制专制独裁，正如他所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1912年2月，根据“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孙中山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为了能使初创的民国宪政制度走上正轨，同盟会领导层开始整合革命势力。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以及共和宪进会等五个革命团体合并，组建前期的国民党。这次政党改组的实际推动者，正是宋教仁。这也是他宪政设想中不可或缺的另一环，即政党政治。这次改组，为国民党在1912年底1913年初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宪政这艘刚刚起航的巨轮，似乎在朝着宋教仁设定的航线航行。 　　 　　民国宪政道路的迷失 　　 　　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让宋教仁登上了早期民国政坛的巅峰。虽然他当时只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但理事长孙中山根据与袁世凯达成的协议，淡出政务、转向实业，不负责具体党务。宋教仁才是国民党的真正核心领导，所以才会有国会选举后总统袁世凯邀他北上组阁。袁世凯的急电，成了这位民国初期杰出政治家的催命符。 　　 　　宋教仁遇刺身亡给民国宪政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国民党失去了治世能臣，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对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关系造成沉重打击，双方的政争开始由议会体制走向武装对抗。 　　 　　国民党方面在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第二天即颁布《临时约法》，意图以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牵制袁世凯。作为手握重兵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当然不会坐视自己被国会架空，不会甘当“虚君”。所以，他就任总统不久后即向国会提出“修法”，要求扩大总统职权。袁世凯的政治动作，验证了某些国民党人士认为其走向专制独裁的政治预判。 　　 　　袁世凯上台后的总统与国会的纷争，本质上说是在国家权力架构初定的背景下，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不过，虽然这些纷争没有脱离宪政轨道，但各派势力显然已经少了“南北议和”期间妥协和退让的政治勇气，对权力的争夺盖过了对宪政精神的坚持。宋教仁遇刺，则成为主要政治势力抛弃妥协转为对抗的催化剂。 　　 　　对于如何回应宋教仁遭谋杀案，国民党内部存在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之争，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武力讨袁”。1913年7月，孙中山借助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势力发动“二次革命”。无论此后袁世凯在专制独裁道路上走了多远，但从政治道义上说，首先迈出放弃宪政框架步伐的并不是他，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 　　 　　“二次革命”无异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摊牌，议会政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取缔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资格，彻底将其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直至1916年称帝，这段时间民国的政治发展完全背离了宪政。虽然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曾出现过如段祺瑞“再造共和”等宪政尝试，但民国的宪政列车一路跌跌撞撞，始终无法重回正常轨道。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也没有再回到议会政治，无论是“护国”战争还是“护法”战争，实际上采取的都是当初同盟会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手法。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以图“再举革命”。在政党发展方向上，这无疑与宋教仁当初将国民党打造成现代政党的努力存在明显区别。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让孙中山看到了以一党之力武装夺取政权的希望，这促使他的政治理念开始转向“以俄为师”。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在1923年1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三阶段构想，即军政、训政、宪政，推行“以党治国”。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这次转身，给后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政治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songjiaoren/detail_2012_06/13/15267456_0.shtml

　　 　　本周日，柏林展开纪念1953年东德人民起义的活动。59年前的6月17日，数十万名东德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独裁统治，抗议政治迫害和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俄军联合东德执政党的武力镇压曾导致至少55人丧生，超过13000人被捕。柏林市长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以及联邦教育部长沙范（Annette Schavan）于17日当天向柏林的受害者纪念碑献上花圈。

　　 ——纪念恩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2012）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2012年6月12日，印第安纳南部小城布卢明顿，一位78岁的老人驾鹤西去。她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卓越的老师，一个大写的人。她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尽管得知Lin——这是我们对埃莉诺的昵称——罹患胰腺癌有些时日，但她仙逝的噩耗传来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我还和她通过邮件，她回信还是那么及时，语气还是那么乐观，怎么会走得如此突然？就在去年八月中旬，我前去看望她和先生文森特（Vincent Ostrom）时，她依然凌晨开始写作，依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怎么会如此快地离开我们？ 　　 　　虽然我知道埃莉诺身患绝症，但我从未直接询问过她的病情，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不想让别人表达同情和怜悯，更不想让疾病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她亲近的同仁和继任者麦金尼斯教授几个星期前告诉我，她正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自己的绝症并竭力与病魔作斗争，希望我不和她讨论病情，只交流学术研究。熟悉埃莉诺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她不想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学术志业，包括这个可怕的不治之症。 　　在患病期间，她一如既往地上课、写作、开会、指导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交流，甚至还长途旅行到英国、印度等地。就在她首次化疗之后的第二天，她还坚持参加了一个全天候的讨论会。几天之后，她准时出现在了课堂上，尽管她课堂的后半段与化疗时间存在冲突，她仍然引导学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若无其事地赶赴医院，剩下的上课时间由两名学生引导讨论，学生们大受鼓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一个视学术为生命、对弟子和同仁关爱备至的学者，离我们远去了。在她仙逝之后的第一时间，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洛比说：“印第安纳大学失去了一座无可替代的宏伟宝藏。”“终其一生，埃莉诺通过其开创性的研究，给这所大学带来了荣耀……。埃莉诺对其学生的关爱以及对同仁提供的不懈支持，将留下一笔远远超出印大的永久遗产。他们（夫妇）对印第安纳大学的慷慨贡献异乎寻常，包括埃莉诺的诺奖奖金在内，捐助达数百万美元。” 　　 　　与埃莉诺分享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这样评价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与同仁，一位造诣深厚的社会科学家。……我很荣幸与她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将永志不忘她的为人为学。” 　　 　　埃莉诺1933年出生于洛杉矶，大萧条的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她幼时帮助家人种些吃的。她中学毕业后希望读大学，但家人和社会并不支持，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不受欢迎。但她坚持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课余时间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毕业时手里只有八美元。她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读研，遇到的仍然是冷嘲热讽，但她是一个执着坚毅的女性，于1965年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那个时代，女性找工作遇到歧视是常态，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先是获得了一份临时教职，而后获得了正式职位。正是在这里，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的传奇人物，出了名地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埃莉诺从一位受到歧视的女性，成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从不服输，她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使她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等知名学术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密歇根大学、洪堡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她又以第一位女性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了一个学者几乎可以梦想的所有荣誉。 　　 　　但她从不自大，从不打算停止手中的工作，从不打算停止与学生切磋和交流。她撰写了一稿又一稿，批改了一篇又一篇论文，从不厌烦，甚至自得其乐。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们交流，并帮助他们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成长，她和丈夫于1973年创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 Policy Analysis）——前不久印第安纳大学为了表达感激冠上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组织，它的名称和成立宗旨意味着，在这里，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同作坊中的师徒，老师手把手地向弟子传授技艺，并且，师徒之间完全平等地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合作。 　　 　　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学术组织，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主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运作和治理中去。不象很多院系一样，这里没有官僚习气，没有拖拉作风，甚至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或者“管理”。它宛如一个平等自治的大家庭，奥斯特罗姆夫妇是这个家庭的祖父母。并且，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学生和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有同一个梦想：学习并践行自治。 　　 　　我有幸跟随他们夫妇读书，在工作坊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刚到布卢明顿，我就被工作坊的平等原则和自治精神所震撼。尽管他们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总是认真聆听每个年轻人的发言，还不时地记笔记，甚至鼓励我等初出茅庐的后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相信，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理。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象征等级的座次安排，只有蕴含着平等精神的圆桌会议。那里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总是自发地组织各种讨论小组，自己确定阅读材料，自己确定讨论规则。 　　 　　工作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实际上，打破学科壁垒自始就是设立它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夫妇从来都反对严格的学科界限，反对画地为牢，反对单一和封闭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为了管理的便利，而问题是不分专业的，为了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至关重要。跨学科的交流和切磋，经常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让每一个工作坊成员都受益匪浅。 　　 　　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使得埃莉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朵奇葩。其实，早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就认识到学科壁垒的弊害。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里，她批评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离”倾向，意味深长地说：“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很少考虑个人通过建立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策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心企业家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私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政治学家经常将政府机构视为理所当然，几乎不考察建立新的公共组织的问题。”在这篇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论文里，埃莉诺借用了熊彼特等人的企业家理论，提出了“公共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的概念，并用来分析人们对地下水的治理问题。 　　 　　那些在埃莉诺获得诺奖之后颇有微词的人士，大多是学科壁垒造就的狭隘门徒，不了解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价值，不了解经济学的鼻祖们开创的实为“政治经济学”，是包括多个学科的学问。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在多个领域都有著述。实际上，那个时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和（或）道德哲学家。今天，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依然在坚守着这种跨学科传统，奥地利学派巨擘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自由秩序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对财税宪章和寻租行为的考察，制度经济学派大家科斯和诺斯对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的分析，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扬。毋庸置疑，埃莉诺的研究理路属于这一传统。 　　 　　埃莉诺一生致力于研究自治，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她为何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其实，当埃莉诺早年在加州大学学习时，文森特曾经是她的老师，后来，两人从师徒关系变成了夫妻兼同事关系，一起从事研究长达近半个世纪。文森特对埃莉诺影响甚巨，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为了探索民主的意涵，文森特早年研读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并对托氏的洞察力和民主观大为赞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核心是自治，美国民主的根基是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托氏认为，没有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只能产生“温顺的臣民”，不会产生“活跃的公民”。 　　 　　受文森特的影响，埃莉诺将自治思想作为自己实证研究的核心理念，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民众自治如何可能。埃莉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美国国父们撰写的《联邦主义文集》（国内亦译作《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联邦论》），同样是通过其丈夫的研究和影响。文森特长期致力于研究联邦主义理论，对麦迪逊等人的复合共和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博拉尼（Michael Polanyi）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建立一个自治社会的基础是构造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即在一个社会里由多个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中心进行决策，形成一种众多个人和共同体依据契约关系平等共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个人之间、共同体之间不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一种自治和共治的关系。这种理论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讲，埃莉诺从事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着这种自治和多中心思想展开的，或者说，是对这种思想的检验和扩展。埃莉诺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人们自治的可能性，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自愿合作与集体行动。为了找寻答案，她把研究的场域确定在了共有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上，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者当属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见上海三联2000年版）。毋庸置疑，早年研究过的地下水治理问题依然吸引着她（文森特参与过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中的自然资源条款）。共有资源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消费具有竞争性或者替代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排除他人消费的成本很高）。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有资源的治理类似于公共事务，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令早期的共有资源研究者得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他通过共有草场的例子指出，每一个牧羊人都想放牧更多的牲畜，结果一定是过度放牧和草场毁灭，因而必然是个悲剧。致力于研究集体行动的理论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理性人和搭便车的理论分析中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除非人数非常少，或者，除非有强制或者选择性激励，理性或者自利的个人不会参与集体行动，即所谓“集体行动难题”。在这些研究和理论的影响下，不少人主张，若想避免共有资源的悲剧，要么是由国家来管理，要么是完全私有化。 　　 　　埃莉诺的研究挑战了这种理论学说和解决方案。传统的理论假定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她看来，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受到认知能力、信息不完全、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她通过对地下水、灌溉、森林等共有资源的实证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世界各地的牧场、渔业等治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从阿尔卑斯山村民自治共有草地长达五个世纪的故事，到尼泊尔村民自治共有灌溉设施的经历，再到加州民众自治地下水的努力。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是这些成功的实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除了制度因素以外，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既然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自主治理共有资源，那么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方案就不足取。在埃莉诺看来，拥有暴力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有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固有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如地下水、海洋渔场等）很难被私有化。因之，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埃莉诺获得诺奖后，一些报道说她既反对国家，也反对市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至少不应笼而统之地这么说。如果说她反对国家的话，也许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其众多写作中，随处可见她对国家的警惕和批评，但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说她反对市场，则是大错特错的判断。尽管奥斯特罗姆几次使用“既非国家也非市场”或者“超越市场和国家”这样的标题（包括她2009年12月8日的获奖演讲），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市场的反对者。她仅仅想要表达的是，市场——准确地说“私有化”——并不适合解决共有资源这种非私人物品的治理难题。但是对于私人物品的提供和生产，毫无疑问，她是赞成市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派。这恐怕是几乎所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的共同点。 　　 　　其实，哪怕对于许多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夫妇都不主张完全由国家控制和垄断。早在1961年，文森特就和他人提出了将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的重要想法，即国家负责提供某种公共物品，而其生产则完全可以交由私人企业，从而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讲，奥斯特罗姆夫妇赞成联邦主义和多中心制度安排的原因之一，同样是考虑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市场竞争特性。 　　 　　实际上，以提供私人物品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同样是一种自治的秩序，与共有资源的自治秩序没有根本区别。两者都是个人自愿或者自发行动的结果，恰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除非发生一方侵犯另一方基本权利的冲突，都不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干预或者暴力。或者，换句话说，市场和共有资源的治理都可以由民众自主完成，不需要甚至不能由国家越俎代庖，否则将会损害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扭曲市场、破坏共有资源。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正的司法等公共物品，而其他的事务则由民众根据事务的特性自主治理。 　　 　　当然，埃莉诺的共有资源自治思路完全可以适用于社会中一般公共事务的治理，比如乡村、社区的治理，甚至更大共同体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看来，一个民主的社会不是由“国家”、“政府”、“政党”或者“官员”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由民众自治的社会。这正是麦迪逊等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们在十八世纪的梦想，他们努力缔造的就是这样一个自治的复合共和国，一个多中心的自由社会。 　　 　　既然如此，努力参与到一个自治社会的构建之中，无疑是对埃莉诺最好的纪念。 　　 　　奥斯特罗姆（E. Ostrom）去世，她的诺奖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f8ii.html 以及作品一览 http://t.cn/hcWnh 其名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至少影响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印第安纳大学官方消息 http://newsinfo.iu.edu/news/page/normal/22577.html

　　鲁 迅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MO2LD00011OJ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