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其他

　　作者:章诗依 　　 　　　　9月17日，戴煌得知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立即往胡家打电话，胡绩伟的二女婿向他确认了事实，并告诉戴煌，临终前，胡绩伟在遗言中叮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不搞任何纪念追思活动。此话打消了这位84岁的老人、著名记者准备去参加追悼会的念头。 　　 　　　　胡绩伟，著名报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河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一书，是胡绩伟回忆自己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时期办报经历的一手记录。该书的作者简历这样介绍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省威远县，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36至1939年在成都，先后担任《大声周刊》、《星芒周报》编辑，《星芒报》三日刊、《蜀话报》三日刊、《通俗文艺》十日刊的主编，兼任星芒通讯社、《四川日报》编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到延安。1940年起至1949年在延安，任《边区群众报》主编，1946年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至1966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人民日报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总编辑、社长等职。1984年，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人大代表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被撤销。 　　 　　　　这是一份纯粹的新闻人的简历。终胡绩伟一生，没有从事过一份与新闻无关的职业。他的光荣与磨难，都紧系于此。在《青春岁月》一书的结尾，胡绩伟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生涯：“我在成都办报3年，初上笔阵，猛冲猛打，意气风发，这是我办报的幼年时期。陕西办报12年，在报纸业务上走向比较成熟，但在政治上相当幼稚，这是办报的青年时期。即将开始的北京办报30多年，在报纸业务上相当熟练，但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老练，从盲目到自觉，摇摇摆摆，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时而混沌，时而清晰，到老时才算真正觉悟。我曾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老时醒，醒时老”一语，曾让许多人倍觉神伤。它其实也是一代革命者中一个群落的精神写照。李锐、何方、杜润生、李普、戴煌等人，都是这一群落的代表。戴煌说，他当年之所以参加新四军，就是受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理想的感召。这几乎是那一代优秀中国青年奋袂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心路。在生命的暮年，他们发现，多少人用血泪浇灌的理想之花，并没有绽放，于是再度奋起，慷慨呼号，“暮年诗赋动江关”，成就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青春岁月》是胡绩伟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于1997年，尽管起讫于少年到1949年前这一历史时段，但对于了解胡绩伟的精神历程、延安时期的新闻生态，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际，阅读他的书，看他走过的路，应该更符合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贡献了一生心力的这位新闻人的心愿。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信徒 　　 　　　　“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在《青春岁月》的序言中，胡绩伟这样勾勒自己一生的命运曲线。后来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出生的日子联系起来，因为他出生的阴历八月十八，是每年钱塘江大潮的日子。他把这看做一种征兆，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动荡起伏的一生，从胡绩伟的少年时代就已肇始。本来胡家靠经营茶馆，是镇上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胡绩伟本人聪明伶俐，对数学颇为痴迷。这样的出身与天赋，按照当时的风尚，人生道路应该指向上大学、出国留洋，然后回来做教授。然而父亲的早逝，使年轻守寡的母亲与胡绩伟成为家族中的弱势家庭。二叔父把持家族经济命脉，独霸了因大伯父献身保路运动省政府给予的不菲的抚恤金，并且行事吝啬、偏心，使聪明好学的胡绩伟的求学路充满坎坷。“富裕人家里的穷户”这一事实，在胡绩伟心中埋下了人生不公的种子。后来他与大伯父家的二姐一道，起而反抗，二叔父让步，求学之路才顺遂了许多。 　　 　　　　胡绩伟的叔祖父胡素民是同盟会会员，曾与梁漱溟等人一道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后回川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议员。大伯父胡驭垓也是同盟会会员，在保路运动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胡驭垓破口大骂叛徒，从夜半骂至天明，叛徒将其杀死，割下双耳，送给清廷，随后又被割下头颅，悬于城门。家族中的这两位国民党元老，特别是大伯父的悲壮命运，对胡绩伟影响深远。他们信奉的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为胡绩伟打下了最初的精神底色。 　　 　　　　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对胡绩伟一生的思想品格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根据西方学来的教育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行演讲会与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这样的话题，都可以自由辩论。 　　 　　　　1936年，目睹了太多贫穷落后社会现象的胡绩伟，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转而投考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此前，张澜主持四川大学，他公开宣布借鉴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延聘学者名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鼓励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变革，追求真理，在川大形成了民主办学的学风。胡绩伟入校时，校长是任鸿隽，曾任鸿隽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与教育家。留学美国时曾组织中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中华科学社，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是社员。任鸿隽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高度一致。 　　 　　　　叔祖父、大伯父的爱国思想、三民主义，与主持川大诸先贤秉持的民主自由主义，一道构筑了胡绩伟的精神摇篮。三民主义也是胡绩伟走上革命、服膺共产党领导的纽带。他在书中写道，当年共产党高举的新民主义旗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新三民主义。而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指引着像胡绩伟本人一样的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道路。文革时，极左分子曾经批评胡绩伟等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民主主义者。当时的他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显然，晚年胡绩伟自称的“老时醒”，其实是向早年这些精神价值的回归。 　　 　　　　10年延安编报生涯 　　 　　　　在川大就读才一年，抗日烽火燎原，救亡图存的浪潮将胡绩伟推离书桌，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沿。他投身报业，三年间，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先后创办11份报纸，又先后被11次查封掉。回顾三年成都办报经验，胡绩伟写道，在他所编辑的报刊上，宣传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而屡奋屡仆的办报经历，让胡绩伟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认识，让他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他殷切希望在延安这个民主圣地“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1939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就参与了《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管吃、管穿、管住，尽管粗茶淡饭，但有保证，这使胡绩伟得以后顾无忧地投入办报事业，他忘我工作，赢得“小毛驴儿”的绰号，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报》主编。 　　 　　　　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10年的编报生涯。”有如此感受，不仅是因为《边区群众报》是党的机关报，更是因为，彼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具备强大的精神魅力与理想感召力，并且有践行理想的实际行动，这给怀抱理想的青年新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来延安前，胡绩伟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是孙中山与邹韬奋，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心目中的地位也要比毛泽东、朱德崇高。来到延安不久，他就被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所感召，很快他就认为，毛泽东确是孙中山之后的伟大人物。 　　 　　　　到延安一个多月后，胡绩伟参加“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是他第一次远远地看到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宣读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其中第三点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曰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演讲中，毛泽东不时有力地挥动手臂，语言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整个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胡绩伟看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他与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 　　 　　　　在胡绩伟看来，民主在延安也被真实地实践着，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许诺。《边区群众报》经常刊登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读者来信，刊登批评稿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书中写道，1942年，边区增加了公粮，导致群众不满。有一次下大雷雨，有人说：雷为什么不打毛主席呢？毛泽东听到此话后，不但没把说话者打成反革命，反而称赞批评者的勇气，并且发动了大生产运动，通过增加生产来减轻群众的负担。 　　 　　　　民主的另一种实践是选举。《青春岁月》第十章“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详细介绍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延安推行选举的盛况。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不到一个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即发出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0月15日到12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共产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取，意在为全国民主宪政做一个榜样。 　　 　　　　《边区群众报》对选举做了详尽的报道。对于选举，胡绩伟在那时就有一个认识，即选举的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这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选举时，候选人要与群众见面，介绍自己，解答考问，使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比较了解。1988年，胡绩伟曾出版《民主论》（与常大林合著）一书，对于延安当时的选举即能做到候选人与群众见面这一实践，颇致感慨。 　　 　　　　投票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达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胡绩伟写道，这些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是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文盲多，文化程度低，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经过实践，顾虑打消了。 　　 　　　　对于民主宪政，胡绩伟并不抱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实行民主宪政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正因为有了领袖的理想感召与延安的民主实践，所以尽管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种种左倾的做法，延安岁月在胡绩伟的心目中，仍然保有不衰的精神魅力。 　　 　　　　由衷钦佩习仲勋 　　 　　　　胡绩伟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的优劣。”他崇拜孙中山、大伯父，后来欣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显现出来的豁达大度的政治气量，这些都使得他更加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延安之后，胡绩伟最钦佩的中共高级领导是习仲勋。自述中，对习仲勋表达钦佩之意的笔墨不时出现，贯穿全书后半部。 　　 　　　　在胡绩伟笔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唯上、具有包容精神、信任下属的高级领导，特别善于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那些成长发展的问题，并且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对《边区群众报》的领导，胡绩伟认为，不仅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他甚至这样比喻：“回想当年，我们好像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驭手的驾驭下，使我们在边区这个民主模范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习仲勋的领导方法，首先表现在充分信任干部，放手让胡绩伟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工作。当时有领导提出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但西北局并没有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和执行。因为当时已经有事实证明：党委对党报管得越紧，报社事事请示，稿子件件送审，其结果是报纸办得一派官气，群众不爱看，而且使报社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失去自主自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于这一事实，西北局对中央要求的由宣传部部长看报纸的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做了变通，改由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来看。对于需要看的社论，习仲勋只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让胡绩伟自己去修改。对一些不通顺、不明确、不恰当的字句，他只用铅笔画一个记号，引起胡绩伟的注意，习仲勋并不动笔去改，改后也不必再送他看，就由胡绩伟定稿。这反倒使胡绩伟感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其次，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他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才让后来的胡绩伟感到，在西北局领导下，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是一致的、协调的，没有发生突出的分歧和矛盾。而在建国后的40多年，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竟至那样严重，这让胡绩伟深为感叹。 　　 　　　　《青春岁月》写于15年前，内容截至建国初期。序言中胡绩伟表示，对于建国后几十年的办报历史，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据闻，这部分经历及其思考，他业已完成并已在海外出版。笔者无由得观，但是，《青春岁月》中流淌出的历史风烟已经足以让人心胸洞开，低徊不已，而其虽百劫而不悔地思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精神，尤为令人高山仰止。 　　 　　　　山海苍苍，云水茫茫，青春作伴好还乡！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2768481.html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今年的6月28日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诞辰300周年。300年来，这个孤独散步者对世界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产生巨大影响，至今还有无数人追随或追缴他的思想。让我们一起重新打量这颗敏锐的心灵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曾说，“一名思想家不是一道谜题；他永远不会被彻底‘解开’。”有趣的是，有时思想家本身就是解谜人。比如卢梭，晚年他连写3部带有自传性的书——《忏悔录》、《漫步遐想录》、《卢梭审判让-雅克》，反复向世人解释，为自己的一生辩护，可惜依然知音难觅。 　　 　　　　两百多年来，卢梭的著作和学说激发了迥然各异的回响。有人说他是启蒙时代的化身；有人说他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拥护者；有人说他是“集体暴君”的发明人。他的拥护者阵营和反对者阵营一样矛盾、分裂。他最难缠的对手英国人柏克就说，“若卢梭尚在人世，在他神志清醒的间隙，也会被其弟子们的疯狂实践惊呆……” 　　 　　　　卢梭的政治思想，为个人主义者、集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所共享。然而，卢梭却说，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显而易见的“一大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人原是善的，而社会使他变恶，但也只有经过改革的社会才能拯救他。改革不但可取，而且可能。在卢梭看来，社会的大恶是不平等，社会的大善是自由。这些思想在其书中一以贯之。 　　 　　孤独漫步者 　　 　　　　在卢梭那里，政治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断言：想把政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一无所知。问题是他本人的道德水准十分可疑。 　　 　　　　卢梭1712年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是部长千金，长他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后不知下落。母亲生他时死于难产，因而他把自己的出生视为一大不幸。他10岁那年，父亲离开了日内瓦，他被托付给姨妈照管。他开始偷窃所欲求的东西。将来他会宣称：欲望会导致奴役，人苦难的源泉是自身。 　　 　　　　16岁那年卢梭离开日内瓦。作此决定纯属偶然。他回家太晚，被关在城门外，便索性一走了之。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我一出现，宇宙就会因为我所关注的事情而忙碌起来。”事实上，他成名前出演的角色不过是仆从、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秘书等，有时还兼任小偷。 　　 　　　　二十岁上下，他开始成为华伦夫人的情人，后者在他的情人谱系中被昵称为“妈妈”。两人租住乡间别墅时，卢梭自学了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此后他又“认识”了几位漂亮女士，其中一位已经育有10个孩子。之后他去巴黎闯荡，结识“姨妈”瑟瑞斯。他们先后生了5个孩子，都被卢梭遗弃在育婴堂。这点尤其令推崇其论教育名著《爱弥儿》者齿冷。相识24年后，两人才终于结婚。 　　 　　　　卢梭曾两次参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大赛。第一次他以《论科学与艺术》论证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不利于道德的净化，声名鹊起。第二次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对自然人与社会人作比较，认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人的所谓进化”。也许是因为早年一直挣扎着出头，对不平等问题，卢梭一生探讨不尽。 　　 　　　　45岁后，卢梭进入丰收期，先后完成《朱丽或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忏悔录》、《卢梭审判让-雅克》、《漫步遐想录》。《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遭禁毁，他被流放了7年之久。 　　 　　　　卢梭的晚年颇不快意，偏执多疑使他把狄德罗等老友一个个化作仇敌。离群索居的他便朝夕与“新欢”植物学相伴。1778年去世时，他身边只有瑟瑞斯。16年后他的遗骸被迁往巴黎先贤祠。同年雅各宾派专政终结，党魁罗伯斯庇尔遭斩首。 　　 　　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 　　 　　　　作为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洛克、卢梭3人以各自的社会契约论并称于世。不过卢梭与前二者却非常不同。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百年间，社会契约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卢梭虽是社会契约思想家，却不再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以社会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起源。在他看来，任何现实的人类社会当初没有一个以多数成员同意其正当性的方式构成。而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大多不具正当性却相当稳固，可见社会自有它的生命力，即使违背了最基本的正义规则也照样存活。 　　 　　　　卢梭的这一见解，对此后两百年的政治理论产生莫大影响，因为它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具有稳定性某种意义上正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历来反对革命者的核心论点是霍布斯式的。在霍布斯这类保守思想家眼中，社会和政治秩序复杂而又脆弱，各个部分彼此关联，轻率改革会导致混乱失序，险象环生。因此他们对革命避之唯恐不及。政府无论多么失职民众都应该忍受，因为不忍受可能重新回到充满恐怖的原始丛林状态。洛克有心限制政府的权限，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可能比霍布斯主张的合作一些，不过人们还是更愿意有个政府。 　　 　　　　在卢梭看来，当时的社会已经分裂，对战却依然屹立。何以能够如此，他没有提出真正的解释，只是视为一个既成事实。既然社会其实不易分崩离析，革命就变成可行之事，对革命派而言，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如果坏社会本质上是坚强的，那就非用同等坚强的力量来重塑不可。 　　 　　　　那么对卢梭而言，社会契约论还有什么用？它可以解释公民社会正当性的来源。过去没有哪个社会根据契约建立，但未来社会可以由此创生。政治理论要解答的问题，不是“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之存在”，而是“人类社会以后如何变得更好”——这和马克思那句名言相仿。 　　 　　　　《社会契约论》就是卢梭给出的答案。他尝试设计一种共同体，或者说一种人类组合的形式，使生活于其间的人重享媲美自然状态的自由。卢梭承认，人类天生自利，所以新社会必须使人同时实现自利和追求正义两个目标。 　　 　　　　根据卢梭的设想，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把所有权利让渡给团体，各个成员保持着双重关系，“既是与个体对应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又是与领导集团对应的国家中的一员”。因为权利平等，做决定无须自利。如果以计票决定，少数人有异议，多数永远是对的。卢梭不说少数派在政治中历来受强制，而是说这种强制是为了使他们真正自由。有时他所界定的自由类似“平等”：人人由普遍意志一视同仁地给予权利和义务，则无论实际获得多少都是自由的。 　　 　　　　卢梭追求的可能是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是一种自我强制，要人遵循他选择的原则所规定的行为，以自我之实现为自由之实现。积极自由在团体中比一个人时更加容易实现，因为别人会帮助你走你选定的路。积极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做你如果好好想过就会做的事。 　　 　　　　卢梭承认，我们作为人有应该享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全体的权利、财务及自由“只限于对全体重要的部分”，但他又说，“什么叫作重要，主权者是唯一的判断者。” 　　 　　　　另一问题是普遍意志要授权政府作为行政执法的代表。而什么样的政府才能成为这种代表，卢梭语焉不详。事实上他的理论可能被统治精英用来操控“公众意见”，使公众同意他们所要做的任何事。普遍意志如被操纵，无事不能假其名义而行，因为按卢梭所说普遍意志不可能出错。 　　 　　　　卢梭是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却不是民主政府的理论家。 　　 　　法国大革命“理论之父”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常被相提并论，然而尽管只相隔了十余年，美国革命往往被归为前近代革命，而法国革命被认为开启了近代革命。 　　 　　　　美国争取独立时，已经有一个统率的阶层，社会革命已经发生，政治革命只对此加以追认。美国的革命者绝没有以革命重塑社会的意思。一旦政治革命出现扩及社会革命的迹象，统率阶层甚至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明确地维护现有的财产关系。 　　 　　　　美国革命发生时，卢梭还余下3年的时光。他于1778年7月去世时，法国已经正式承认美利坚。美国颁布前述的新宪法是在1789年，同年法国发生大革命。卢梭，则被认为是这场发生在他身后的革命的理论导师。与美国革命不同，法国革命进入激进的雅各宾时期之后，为重建社会秩序，不惜以国家权力行恐怖统治。 　　 　　　　政治家罗兰夫人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留下一句为后人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大革命中的非理性暴民和制度化恐怖是否应该归咎于卢梭？为他辩护的人说，假如卢梭看到雅各宾党人假他之名而行之事，恐怕也会大为震惊。英国政治理论家柏克则在《法国革命论》中认定卢梭是罪魁祸首无疑。 　　 　　　　研究卢梭思想者，无论赞成他或反对他，往往都同意他的思想有危险之处。这种危险，或许不在其具体的政治理论，而在理论背后对人和社会的认识。 　　 　　　　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沉醉于“人学”，总想透过社会表象看到背后的人性原则。他们的方法有点像几何学，由几条公理演绎出一个体系，而不是从真实的社会经验事实来归纳。在他们想象的世界中，制度是人类以理性设计，而后又对理性的人类发挥作用。人与制度的关系有史以来首次颠倒过来。 　　 　　　　卢梭的思想就有这一特点。他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以一己的价值系统看世界，觉得大有缺憾，便希望以自己的价值推导重造世界。在柏克看来，卢梭的著作成了革命政客的理想读物。他们没什么政治学养，只好去学卢梭那样思考，根据少数几条抽象的人性原则来看一切事物。卢梭的罪过，是使这些人以为只要读了他的著作，认识普遍人性，就可以建构出一套政治、社会、宗教制度来施行统治。 　　 　　　　法国大革命被认定为开启了近代革命，正因为它是以一个意识形态——人与公民的权利为名而推行的。意识形态是始自于18世纪的现代信仰体系，常以最简单的答案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很容易进一步简化为口号标语，卢梭以一句“人曾经生而自由，如今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就试图道尽人类历史。说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灵感来自卢梭，可能不会有大问题吧。 　　 　　　　（除了卢梭的著作外，本文还参考了列奥·施特劳斯编的《政治思想史》、约翰·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萨利·肖尔茨的《卢梭》以及卡西勒的《卢梭问题》） 　　 　　 　　相关链接 　　 　　　　●卢梭的私人生活亦成为性研究的对象。他在《忏悔录》里曾提及，8岁时受到女教师兰贝尔斯的鞭罚，带来“肉欲的快感”，“正是这种惩罚注定了我终生的趣味、欲望和感情”。年长后，他钟情少女，一心渴望着她们的鞭打。他曾躲在黑暗街头，向陌生女子露出臀部，他说深知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每次做时总会带来无比的性满足。 　　 　　　　●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巴黎东北面的阿蒙农维拉去世，死时穷困潦倒，死前被马车撞翻，又被狗扑伤践踏。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受人膜拜。他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32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