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共内斗秀

 2012年 3月 20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共内斗秀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资料照片) 在国际媒体看来,中共有内斗不是新闻,至少不能算是正经的大新闻。中共的内斗通过可信的内部文件泄露出来才算正经的大新闻。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突访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试图寻求庇护,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薄熙来在3月14日被免职,这一系列事件所显示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高层内斗近日又出现新剧情。互联网上流传、并得到多家国际媒体分别证实的中共内部文件,首次透露了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到美国总领事馆请求庇护的来龙去脉。 *奥妙无穷、内涵丰富* 星期一和星期二,负责报导中国事务的世界媒体记者忙碌异常,各显神通,八方打听,证实 设在美国的中国新闻网站博讯 在周末发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及王立军跟其上司薄熙来的纠葛的通报是可信的。 根据网上录像录音整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让国际媒体驻中国的记者们感到最有趣、最刺激的,显然是以下三段奥妙无穷、内涵丰富的文字。这三段文字所讲述的事情跟优秀的文学叙述一样,将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位中共省级干部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讲得令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在情理之中: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 “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7日晚,经中央派出同志当面做王的工作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 《纽约时报》的解读 * 王立军为什么要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去寻求庇护?此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大致不差的谣传。如今,人们终于知道了个中确切的消息。不过,这确切消息当中也夹杂的谜语,如“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王立军所谈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合作事项呢? 对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迈克尔·瓦恩斯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来说,这样的问题显然也是有趣的问题。但在星期二发表的报导中,两位记者将重点放在了别处。他们介绍了该报对上述中共中央文件的独立证实,并对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解读: “中共中央委员会星期五向中共党政官员传达了‘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星期四,中国刚刚宣布薄熙来被免职。该通报的内容分别得到一个部级研究院研究人员和一位重庆官员的证实。该官员获得在政府会议上听取该报告的同事的通报。 “跟近几天来中国当局的行动结合起来看,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展示薄熙来的问题,显示当局在进行一场让他名声扫地的行动。薄熙来是一位广受欢迎但争议众多的政治家,他的父亲是中国革命时代的领导人之一。早先他公开地寻求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共领导层权力交接的时候晋升最高领导层。 “如此展示薄熙来的问题也令人想到一种前景,这就是薄熙来可能面临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所罕见的刑事罪指控。北京和上海的中共市委书记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被解职,后来被监禁,罪名是贪污腐败。那两位被解职的直辖市中共市委书记跟薄熙来一样,也都是有25个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跟薄熙来一样,当初那两个人被解职也被认为主要是因为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但一些政治分析家如今表示,他们认为薄熙来这次被解职可能情况更严重,因为这不仅仅是牵涉控制权之争的问题。” 《纽约时报》两位记者在报导中也提出了一些令人不能不好奇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王立军究竟跟美国领事馆官员所商谈的“合作交流事项”是什么?再一个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就是这份泄露出来的中共中央文件没有解释,为什么作为薄熙来的下属,王立军要调查自己的上司的贪污腐败问题? *美联社的解读* 跟《纽约时报》的两位驻北京记者一样, 美联社 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波丁也将中共中央办公厅通报解读的重点放在了王立军跟薄熙来围绕薄的家人问题发生的纠葛上。波丁星期二发表的报导,显示了中国高层政治的诡异: “一份泄漏出来的文件显示,中国一位最喜欢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在他上个星期被解职之前试图干预涉及他的一个家庭成员的调查。有关文件已经给原本是中国多年来最大的一项丑闻火上浇油。” “有关薄熙来利用权力包庇家人的指控是不同寻常的,部分原因是,如此滥用权力被认为是广泛得到中国官员的容忍。现在不清楚薄熙来遭到惩罚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还是他的下属的过错,或者是他自高自大,自我拔高的做法让那些死板沉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生气了。” “据认为,大多数中国官员或其家人都有贪污腐败或渎职的事情。假如王立军没有去美国总领馆,薄熙来不大可能仅仅因为干预对他家人的调查就受到惩罚。” *重庆和北京“去红”* 薄熙来究竟为什么会遭遇如此这般大动干戈的解职?美联社记者波丁的猜测之一是,或许“他自高自大,自我拔高的做法让那些死板沉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生气了。” 无独有偶,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他星期二发表的有关中共泄漏文件的报导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薄熙来在中国是唯一试图通过媒体来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基础的政治家。他谴责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也获得许多人的响应。他这种脱离中共传统行事方式的做法,这种不尊重既定规矩的做法,是他倒台的部分原因。” 在报导和解读有关王立军/薄熙来的中共文件之余,德拉格朗日还注意到重庆和北京正在发生的诡异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去红”运动(une campagne de  “derougisation”),即在薄熙来倒台之后,重庆和北京当局开始禁止、至少是严格限制薄熙来所提倡和推动的所谓的“唱红歌”: “时光流转,一场‘去红’运动正在重庆展开。在北京故宫北面的景山公园,由退休的人每天进行的唱‘红歌’的聚会如今也被取消。” *在权力斗争中败北* 说到诡异, 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 星期二发表驻北京记者工藤哲和成泽健一联合撰写的报导,报告了围绕薄熙来的诡异的中国政治新动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力图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在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之后,清除薄熙来影响的动态在加速。薄熙来的政治手法受到那些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的保守派的强烈支持。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当局对同情薄熙来的议论高涨、支持改革的议论停滞感到担心。自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以来,薄熙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再次露面。他被当局羁押的消息满天飞。” 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 《产经新闻》 星期二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导,报告了自中国人大年会结束以来就不见踪影的薄熙来及其家人的坏消息: “来自中共内部的多个消息来说,先前被解职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62岁)3月19日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拘留,其妻子也因贪污受贿问题正在受到调查。薄熙来先前被认为可能在今秋中共党代会上进入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他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家主席)的一派因政治路线不同而对立,如今他在权力斗争中败北,已经完全倒台。今后他也有可能被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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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 罗姆尼的选风与政风

人们都知道,能选举的未必能治理。老布什就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明明知道怎么治国,讲不过克林顿这种能说会道的后生,凭什么非要和他辩论?结果,他辩论时不耐烦,居然当着电视观众看手表。政治评论人立即指出:你对着选民看表,那就说明你的时辰不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选举过程艰苦残酷,多少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人格和政风。金里奇自我膨胀,总把自己的虚荣放在本党利益之上,选民们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奥巴马特别淡定,这在选举的起伏跌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体现在他的为政风格上。罗姆尼如何?现在大家已经有了结论:这位自称“命中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精于算计,左右逢源,枯燥乏味,缺乏感召力。这也成为激情型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仍然拒绝支持他的重大原因。 精于算计、缺乏感召力,确实就是罗姆尼的风格。问题是,美国在面临如此大的危机之时,是否需要这么一个缺乏个人魅力的领袖? 最近一年,从《纽约时报》,到英国的《金融时报》,不时都有些对罗姆尼过去的深描,颇为传神。一言以蔽之,罗姆尼本质上是个生意人。另外,在好大喜功的风气横行之时,他又是个从小处着眼的生意人,也怪不得会缺乏高瞻远瞩的感召力了。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在他领导 Bain Capital 时,禁止办公室使用硬木家具。结果,这一顶尖的金融巨头,居然全买一色的便宜家具,意在压缩成本。他经营私募股权基金、收购改造企业,则不过是这一廉价原则的延伸:消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1999 年,他辞去 Bain Capital 的职位,临危受命,去拯救濒临破产的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他一上任,就取消了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免费饮料和饼干,接着把组委会高管的免费工作午餐也取消。他把 5 美元的比萨饼切成八块,让高管们用一美元买一块。也就是说,这午餐他不白送,还要赚 3 美元出来。因为罗姆尼的投资而崛起的办公用品连锁店的创建人 Tom Stemberg 说:“我当时正好在那里。我实在看得目瞪口呆。不过,罗姆尼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有一个亿的财政亏空,每一分钱都很重要!”结果呢,盐湖城冬奥会不仅成功,而且大发其财,成为奥运的典范。 这套斤斤计较的风格,也被带进选战中来。曾在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总统手下效力的四朝元老 David Gergen 指出,罗姆尼的竞选效法的是当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橄榄球对教练 Hayes 所开创的“俄州橄榄球”。在此教练的指导下,俄亥俄州立大学队赢得五次全美冠军,成为不折不扣的霸主。他的打法和战术中,没有惊心动魄的长传,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长驱直入,缺乏激情,缺乏观赏性,但有效率,一切都守着最为枯燥无味的规矩:每次前进三英尺,扬起一片尘埃。橄榄球迷都知道:进攻一方有四次机会,只要把球推进十英尺,就获得继续进攻的机会。所以,每次只要前进三英尺,三四一十二,就锁定了持球权,对手不可能有机会。这就是“数学”。罗姆尼的“数学”也如出一辙。他总是赢了必须赢的地方:佛罗里达、密西根、俄亥俄 …. 而且经常是险胜,在关键时刻“不丢球”。另外,他常常让对手出彩、创造新闻头条,自己则占据实地。比如最近两次预选: 3 月 10 日桑托勒姆赢得堪萨斯,成为各媒体的头条新闻。但在同一天,罗姆尼赢得了关岛等三个太平洋岛屿的预选。媒体中几乎没有报道。美国人一般也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名字。但是,把那天双方获得的选举团票算一下,罗姆尼仅以 32 比 33 输了一张。 3 月 13 日媒体都在谈论桑托勒姆横扫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两州,罗姆尼则拿下夏威夷和萨摩亚群岛,实际上以 42 比 36 的选举团票战胜对手。在目前已经决出来的预选中,他赢得了 53% 的选举团票。在接下来的预选中,他只要赢得 48% 的选举团票就可以锁定提名。 桑托勒姆和金里奇不断会以罗姆尼不受保守主义拥戴为由来对抗。罗姆尼无法在作为保守主义大本营的南方圣经带获得胜利,自然也给对手和媒体提供了口实。但是,他不是以新闻头条驱动的,而是以数字决定自己的战略。事实上,南方只是在媒体上重要。他完全可以不赢南方一个州而锁定提名,而这些最保守的州在大选中在他和奥巴马之间除了投他的票也别无选择。随着他越来越向 1144 的门槛靠近,他会越来越多地对共和党人说:“谁代表保守主义要凭什么说了算?难道不是选票吗?”他相信生意的原则:“数学”最终要压倒情绪。 美国当今的危机,一大原因就是好高骛远的风气弥漫于整个社会,国民一个个也都志大才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最终欠下一屁股债。在这种氛围中,说大话的政治家容易得势。相比之下,精打细算的罗姆尼实在太烦人了。但是,这么一个国家,此时此刻难道不正缺点这种枯燥乏味的执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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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从王立军事件看中国的政治流言

 2012年 3月 20日 从王立军事件看中国的政治流言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左)和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右)(资料照) 自从重庆前公安局长、人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被调整职位、后又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起,海外媒体和中国微博上传言满天飞,有些消息后来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何解读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后极权主义”时期的中共政治信息传播,分析者各有解说。 香港《苹果日报》3月20号爆出这样一条消息:薄熙来被双规。这是海外媒体传出的最新猛料之一,而消息来源则是中国大陆的微博消息。 *薄熙来被双规?无法核实* 这则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或独立消息来源的核实。 另一则相关消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那就是周末过后一些媒体刊登的有关中共上层在重庆一定范围内传达王立军事件初步调查结果的消息。 *纽时:有关王立军调查进展报道经独立核实* 纽约时报19日的一篇报道说,这则有关王立军如何因要求薄熙来处理牵涉其家人的重要案件,导致薄不满后被削职,以及王的确曾在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的消息,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王立军事件后流言满天飞* 王立军事件将那种因中国政治不透明、缺乏新闻自由而导致的传言漫天飞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传闻随后在官方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得以证实,也有不少传言则被证实是虚假消息。 刘达文是香港政治分析人士,也是《前哨》杂志的总编。他对美国之音谈到中共政治信息传播怪象时说,“传言漫天飞”这样的现象本身由来已久,因而见怪不怪。他说,以往每逢中共换届前夕,都会有大量政治传言经由海外媒介传出。 *刘达文:各派系放风图影响人事安排* 刘达文说,这是因为中共高层各派系希望借此方式影响人事安排。 他说:“因为各个派系都会想把对他们有利的消息传出去,来干扰人士安排。所以十八大前,各个派系都会向海外放风。因为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影响舆论就主要依靠海外渠道,出口转内销。所以经常都有真真假假的消息。” 而这次的政治流言“爆发”程度,显然超过了历届中共换届前夕的流言规模。这使北京政治学者陈子明想起了30多年前曾出现过的一次政治传闻大爆发。 *陈子明:此次流言现象类似文革尾声* 陈子明说,上次出现无法证实的消息满天飞是在1976年。他说,当时一方面上层有拥护邓小平的人有意地放出有关江青问题的传言;而另一方面,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时,处于惶恐情绪之中的民众也乐于了解和传播各种信息。 陈子明说,目前出现的传言满天飞的现象与1976年的时候很相似;上述两方面因素也都存在。 他说:“上层一旦要开展路线斗争的时候,他们是要借用民意的。那么就是说,小道消息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另外,民众也都知道邓小平说过镇压(89民运)以后可以保持20年,这20年也已经过去了。那么大家对前途都有一些不明确的认识。” *政治流言大爆发预示中共政治大变革?* 这位曾因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国当局关押多年的政治学者说,这种现象隔了30多年再现,“必然会结出一定的果实。” 不过,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说,从时隔30多年流言再度满天飞这一现象本身,还难以判断中共政权的命运。 金钟说,中共如若倒台、崩溃,其过程有多长是见仁见智的事。他认为,中共当前掌握的国家机器仍然严厉、庞大、有效,尤其是其军队、武警、公安和国安这套“专政”工具还是“无孔不入”,因此流言满天飞并不见得表明中共已经濒临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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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书屋2011年9期) 这篇去年发表于书屋的旧文因主要内容与已发博客的《药案之后冷思考》有所交叉和重叠,没有打算再单独放上来。近日那件中外皆知的事变中,再次响起的“宽容”呼吁跟药案上的宽容呼吁多少有些相似。贴出这篇旧文,参加讨论。——作者   4月以来,一个命案引发争论,宽容、宽恕以少见的频度出现于网络媒体和纸媒体。然而,并非可以等同的宽容与宽恕被混为一谈。观念混乱的呼吁,不仅收获不到想要的,而且误导公众。 一.宽容什么 命案发生,有人出来要求宽容,是相当怪异的一件事。据房龙引《大英百科全书》词条,“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和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宽容的对象和适用领域在这里界定得很明确。如果简略回顾一下人类确立宽容原则的历程,就更清楚。 历史上很多战争因宗教信仰而起;因信仰不同而杀人,把不同观点、立场的人划为异端,关进黑狱、送上绞架,也曾经是历史常态。但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尊严基本表现之一。在信仰成为战争和杀人理由的年代,一定有争取信仰自由的斗争。但基于教派立场的斗争,一旦从受压地位实现掌权,在不容异见、以信仰杀人上,相互间并无本质区别。真正为不同信仰的权利,即为宽容而战的,是精神上独立于任何教派的思想者。最早公开向不宽容宣战的,是16世纪流亡瑞士的穷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加尔文以异端罪名烧死科学家塞拉维特,他以一人之力挑战加尔文政权,在《为宗教宽容宣言》中怒斥以异端罪名杀人,伸张思想、信仰自由。这场斗争力量悬殊,结果可以想见。这位孤独战士或许因为早逝才免于被烧死厄运。但宽容主题不会因一个思想战士的失败而被湮灭,它必将在不宽容的时代一再重现。17世纪,洛克《论宗教宽容》是这场思想接力的重要一环。到18世纪,伏尔泰发起一场影响整个欧洲的斗争。伏尔泰为宽容而战,历史背景是路易十四废除了使法国宗教战争得以平息的南特敕令,宗教仇恨之火在法国复燃,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宗教迫害借助司法制造冤案。这场斗争的直接原因,是伏尔泰时代几桩由宗教迫害酿成的冤案。他一次次投入平反冤狱的斗争,在平反被车裂而死的新教徒卡拉的冤狱时,写了《因卡拉之死论宽容》,提出宽容是“理性的特权”,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人类精神从盲从苏醒。文章还为结束宗教战争、各教派和平相处大声疾呼…… 跟思想者的斗争平行或交互作用的,是部分政治人物在自己的国家颁布宽容法令、实践宗教信仰宽容。法国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宽容法令。之前,新教徒长期遭受迫害。1572年8月24日对新教徒实施的大屠杀,新教徒贵族除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一个亲王侥幸逃脱,全部被杀,这场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大屠杀使已经折磨法国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进一步把国家推向深渊。1589年登上王位的亨利四世平定内乱后采取的治疗国家战争创伤的最重要措施,是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新教徒获公民权和宗教宽容,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灾难性的宗教迫害和战争,法国作为欧洲第一个证明宗教差异与民族统一并不相悖的国家而迅速复兴。在北美,1682年,威廉·宾在其管辖的一块荒野之地颁布《信仰自由法令》,当宗教狂热和战争使欧洲各国遍体鳞伤时,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却在和平安宁中走向繁荣。伏尔泰为宽容而战时,一再用北美这段历史跟欧洲对照。18世纪后期,深受伏尔泰影响的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腓特烈王先后颁布了宗教宽容法令,1781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颁布了信仰自由法令…… 历史上的宽容法令,确认的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国与国之间“力行容忍,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原则。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国家和个人须得对各种思想、信仰和言论履行宽容义务。 然而,二战后的几十年尽管整个世界处在人类史上少有的大体和平时期,世界也日益进入多元时代,但不同宗教信仰仍在一些地区不断引发纷争和流血冲突。 部分国家,仍然以政权力量统一信仰,仍然以思想和言论定罪、迫害公民 。在多元时代推动宽容,使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加强沟通和理解,保护个人信仰、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和表达言论,成为迫切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下,1995年被定为国际宽容年,每年的11月16日被设立为国际宽容日。宽容年和宽容日的构想,都是要提醒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尊重、包容、平等共存。宽容,作为国家、民族、个人都应承担的义务,1995年5月新德里“宽容”问题亚太地区会议的呼吁表达得极为清晰:尊重别人的政治、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人们对传统习俗作适当改革的权利;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 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对国家,是政治义务;对个人,是道德义务。 概览人类确立宽容的历程,可以知道,宽容,是要维护人类族群、文化的多样化,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丰富性。它的对立面是专横,是试图以整齐划一去剥夺人类世界本来具有的丰富性。但罪案不在宽容精神和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任何已发生的罪案,现代世界有共同尊重的原则:罪刑法定、罪与刑相适应。一个保护多元、包容性强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刑罚严格的社会,欧美国家公务员贪污、渎职,面临的刑责之重,就绝非我国能比。 好的社会,需要包容各种各样的族群、文化,包容各种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但罪行不在包容之列。发生罪案,高调喊宽容,不仅是误用和错位,而且在消解法律。 二.谁来宽恕 宽恕,是人面对罪责和伤害的一种态度或选择,而且应主要是罪责和伤害的相对人的一种态度或选择。 一个人对异质思想、信仰及包括言论、行为方式在内的表达是否宽容,可以反映精神素养,大概正因为如此,房龙把宽容精神视为一种奢侈。宽恕,面对的是并非有权在多元世界占一席之地的异质思想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而是罪责、是伤害,选择宽恕固然值得尊敬,但旁人对当事人选择宽恕与不宽恕作道德比较,并不妥当。 药家鑫案一审后,突然冒出的宽恕派几乎斩钉截铁对宽恕与否下文明层次高低、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判断。有人指“报复”不仅文明层次低于以“宽恕”为特征的新约精神,而且是与文明不符的自然本能①。还有人指“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甚至对被扎八刀,死得极其悲惨的死者和痛失亲人的家人用上刻薄如“在一具尸体上寻求公正”的语言,将一句冷得瘆人、裹夹着“嗜血”定性的反问抛给死者及家人——“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究竟又得到了什么?”② 作为这个表示决不宽恕罪犯而被指满足大众“嗜血正义”家庭的对照,这位作者还翻出11年前德国人普方南京遇害案。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来为四个入室盗窃、行迹败露而杀人的失业青年求情,事后,在南京居住的德国人建立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状况,以期在解决诱发四青年犯罪的贫困根源上努力。 这个故事充满人性之美。然而,第一,罪案发生,宽恕或者不宽恕,作选择的主体是承受罪案伤害的人。受害者普方的母亲有权做的选择,旁人既无权迈过受害家庭越俎代庖,也无权要求其他受害者亲人做同样选择,因为,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更无权强加于受害人。讲宽容,须懂得勿强加于人的道理。第二,不宽恕,未必就野蛮或文明程度逊色。离开历史、文化背景、离开受伤害程度及施害者的状况、施害原因、意图等多种须考虑因素,在道德或在价值层面认定宽恕就一定高于不宽恕,这种思维过于简单化。穷而入室盗窃、或如赵承熙因心理问题而杀人并自杀③,与撞伤人对伤者连扎八刀,杀人灭口,这中间存在主观犯意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即使英美这样基督教传统深厚、社会机制扬善抑恶的国家,宽恕也不会是多数受害者家人的选择;而且,此案选择宽恕,对彼案未必。好莱坞一些影片表现侠客对逃脱法律制裁的恶徒进行惩罚,其实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相当部分人抱有惩恶扬善的传统正义观,这种正义观与宽恕都有权存在,可以不赞成它、批判它,但不能污名化为嗜血,更不能选择性失明。例如,有人反复声讨不宽容时称“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无所不在的戾气与不宽容。它们随时可能暴雨成灾。”②我们的社会的确戾气弥漫,也缺乏宽容。但是,无处不在的戾气和不宽容源自何处?不断发生有公权背景的暴力拆迁、动辄对公民当街开打,都在告诉人们:谁在向全社会展示和传布暴力、戾气!而敏感词层出不穷、媒体动辄得咎的处境、思想学术领域禁区、对艺术活动的一色化、不伦不类禁低俗等等遏制和消除精神世界丰富色彩的做法,则在告诉人们不宽容的源头在哪里。如果声讨“随时可能暴雨成灾”的戾气和不宽容,却避开基本的社会现实而针对着跟自己观念相异的意见表达,那么,既不诚实,本身也很缺宽容的精神素养。 关于宽恕,有一种声音需要倾听。例如《宽恕》④一书几十位宗教界、政界、哲学界、文学界人士的看法。该书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和妻子共有89名亲人死于纳粹之手。战后,他加入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随之又与昔日难友共同创立犹太文献中心,该中心成功地将1100名纳粹战犯移交审判。《宽恕》一书前部分记叙了他自己在集中营期间跟一位名叫卡尔的党卫军青年的接触。濒临死亡的21岁纳粹青年卡尔从小就是父母、邻里眼中的好孩子,加入纳粹后犯下可怕罪行,是执行上峰命令对犹太人实施屠杀的凶手之一。重伤的卡尔在等待死亡中向囚徒西蒙讲出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想在死前求得宽恕。西蒙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一言不发离开了。但走开了,问题没有走开,它一直折磨着西蒙。该不该宽恕?该不该让卡尔在生命最后一刻卸下罪孽包袱?他发信给许多人,问:如果你处在他的位置会怎么做?他相信宽恕“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所以在征集回应时提出:每个回应者须得设想自己是集中营面对纳粹罪行的一个囚徒,并考虑自己的决定将产生的后果。西蒙陆续收到44位宗教、政界、思想界名人的回应,《宽恕》一书后一部分就是这些回信。44人看法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旁人无权代替或代表受害者宽恕加害者。聊举几例: 作家汉斯·哈珀发问“我们应该宽恕别人、宽恕还活着的凶手吗?”这其实是每个呼吁宽恕的人都需要设身处地、反躬自问的。 天主教大屠杀研究中心执委哈里·詹姆斯·卡拉斯的回应很直接:“假如上帝选择宽恕卡尔,那是上帝的事。西蒙-威森塔尔不能去宽恕,我也不能。” 著名神学家、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根据犹太教传说决然表示: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宽恕针对他而犯下的罪行,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 文学家辛提亚·奥奇克则提出:通常认为“报仇残暴,宽恕高尚”,“但反面可能同样真实,拉比说:‘悲怜残暴的人会以对无辜者的冷漠而告终。’宽恕可能是残暴的。……它以对受害者的无情为代价培育了对凶手的同情。” 宗教家约瑟夫·特鲁什金表示:“我很乐观的认识到各种各样世界宗教愿意教育他们的信徒从小学会辨别道德善恶,教育他们宽恕几乎永远是一种美德,但也教育他们,残暴是一种罪恶,而残杀无辜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回信的还有80年代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赫百特·马尔库塞,他简短回复:如果一个死刑执行者请求受害者宽恕,在我看来,这种事总是缺乏人性的,是对正义的嘲弄。 这些看法各有道理,而我更认同第斯·普兰的看法。这位曾在红色高棉劳改营有过4年恐怖经历纽约时报新闻图片记者,不顾危险不懈报道柬埔寨人民悲惨处境,致力于将红色高棉领导人送上国际法庭。但这位决不宽恕红色高棉领导人而愿意宽恕执行命令者的记者认为:“ 宽恕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 所以他对西蒙一言不发离开濒死士兵的做法不做道德评价。 在他们发出的声音中,包含了思考宽恕的多种角度,却没有一种认为有权要求受害人宽恕、有权在这个名目下进行道德绑架。 讲宽容,须厘清对象;讲宽恕,要弄清主体。宽容的实质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承认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去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同时也承认自己认识的有限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思想言论领域,伏尔泰致他一位反对者的信中名言堪称宽容精神经典表达:“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意味着,承认与己相异的思想信仰和表达的存在权利;但承认不等于认同,不等于不问是非;在思想信仰及表达上犯错误也是包括自己在内每个人的权利;解决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平等对话和争论而不是施暴。而宽恕,正如第斯·普兰所说,是“非常个人化的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京报5-21 ②《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③赵承熙校园枪击案之后,不少美国人为被赵承熙杀害的人祈祷时也为赵承熙祈祷,这也是部分呼吁宽恕的人喜欢举的例子,举例者却忽略一个事实:美国人祈祷时面对的不是活着的凶手,他们是在为已经饮弹自杀的赵承熙的灵魂祈祷。更没有像这里有人写《药家鑫赞》(该帖子曾在多个传播力强、影响力大的论坛流传,如凯迪、天涯)一样,写《赵承熙赞》。 ④(美)西蒙-威森塔尔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德中译。此书英文书名《向日葵》 2011-6-29载《书屋》201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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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共内斗秀

在国际媒体看来,中共有内斗不是新闻,至少不能算是正经的大新闻。中共的内斗通过可信的内部文件泄露出来才算正经的大新闻。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突访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试图寻求庇护,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薄熙来在3月14日被免职,这一系列事件所显示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高层内斗近日又出现新剧情。互联网上流传、并得到多家国际媒体分别证实的中共内部文件,首次透露了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到美国总领事馆请求庇护的来龙去脉。 奥妙无穷、内涵丰富 星期一和星期二,负责报导中国事务的世界媒体记者忙碌异常,各显神通,八方打听,证实设在美国的中国新闻网站博讯在周末发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及王立军跟其上司薄熙来的纠葛的通报是可信的。 根据网上录像录音整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让国际媒体驻中国的记者们感到最有趣、最刺激的,显然是以下三段奥妙无穷、内涵丰富的文字。这三段文字所讲述的事情跟优秀的文学叙述一样,将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位中共省级干部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讲得令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在情理之中: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 “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7日晚,经中央派出同志当面做王的工作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纽约时报》的解读 王立军为什么要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去寻求庇护?此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大致不差的谣传。如今,人们终于知道了个中确切的消息。不过,这确切消息当中也夹杂的谜语,如“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王立军所谈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合作事项呢? 对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迈克尔·瓦恩斯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来说,这样的问题显然也是有趣的问题。但在星期二发表的报导中,两位记者将重点放在了别处。他们介绍了该报对上述中共中央文件的独立证实,并对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解读: “中共中央委员会星期五向中共党政官员传达了‘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星期四,中国刚刚宣布薄熙来被免职。该通报的内容分别得到一个部级研究院研究人员和一位重庆官员的证实。该官员获得在政府会议上听取该报告的同事的通报。 “跟近几天来中国当局的行动结合起来看,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展示薄熙来的问题,显示当局在进行一场让他名声扫地的行动。薄熙来是一位广受欢迎但争议众多的政治家,他的父亲是中国革命时代的领导人之一。早先他公开地寻求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共领导层权力交接的时候晋升最高领导层。 “如此展示薄熙来的问题也令人想到一种前景,这就是薄熙来可能面临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所罕见的刑事罪指控。北京和上海的中共市委书记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被解职,后来被监禁,罪名是贪污腐败。那两位被解职的直辖市中共市委书记跟薄熙来一样,也都是有25个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跟薄熙来一样,当初那两个人被解职也被认为主要是因为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但一些政治分析家如今表示,他们认为薄熙来这次被解职可能情况更严重,因为这不仅仅是牵涉控制权之争的问题。” 《纽约时报》两位记者在报导中也提出了一些令人不能不好奇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王立军究竟跟美国领事馆官员所商谈的“合作交流事项”是什么?再一个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就是这份泄露出来的中共中央文件没有解释,为什么作为薄熙来的下属,王立军要调查自己的上司的贪污腐败问题? 美联社的解读 跟《纽约时报》的两位驻北京记者一样,美联社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波丁也将中共中央办公厅通报解读的重点放在了王立军跟薄熙来围绕薄的家人问题发生的纠葛上。波丁星期二发表的报导,显示了中国高层政治的诡异: “一份泄漏出来的文件显示,中国一位最喜欢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在他上个星期被解职之前试图干预涉及他的一个家庭成员的调查。有关文件已经给原本是中国多年来最大的一项丑闻火上浇油。” “有关薄熙来利用权力包庇家人的指控是不同寻常的,部分原因是,如此滥用权力被认为是广泛得到中国官员的容忍。现在不清楚薄熙来遭到惩罚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还是他的下属的过错,或者是他自高自大,自我拔高的做法让那些死板沉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生气了。” “据认为,大多数中国官员或其家人都有贪污腐败或渎职的事情。假如王立军没有去美国总领馆,薄熙来不大可能仅仅因为干预对他家人的调查就受到惩罚。” 重庆和北京“去红” 薄熙来究竟为什么会遭遇如此这般大动干戈的解职?美联社记者波丁的猜测之一是,或许“他自高自大,自我拔高的做法让那些死板沉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生气了。” 无独有偶,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他星期二发表的有关中共泄漏文件的报导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薄熙来在中国是唯一试图通过媒体来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基础的政治家。他谴责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也获得许多人的响应。他这种脱离中共传统行事方式的做法,这种不尊重既定规矩的做法,是他倒台的部分原因。” 在报导和解读有关王立军/薄熙来的中共文件之余,德拉格朗日还注意到重庆和北京正在发生的诡异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去红”运动(une campagne de  “derougisation”),即在薄熙来倒台之后,重庆和北京当局开始禁止、至少是严格限制薄熙来所提倡和推动的所谓的“唱红歌”: “时光流转,一场‘去红’运动正在重庆展开。在北京故宫北面的景山公园,由退休的人每天进行的唱‘红歌’的聚会如今也被取消。” 在权力斗争中败北 说到诡异,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星期二发表驻北京记者工藤哲和成泽健一联合撰写的报导,报告了围绕薄熙来的诡异的中国政治新动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力图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在被解除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之后,清除薄熙来影响的动态在加速。薄熙来的政治手法受到那些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的保守派的强烈支持。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当局对同情薄熙来的议论高涨、支持改革的议论停滞感到担心。自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以来,薄熙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再次露面。他被当局羁押的消息满天飞。” 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产经新闻》星期二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导,报告了自中国人大年会结束以来就不见踪影的薄熙来及其家人的坏消息: “来自中共内部的多个消息来说,先前被解职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62岁)3月19日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拘留,其妻子也因贪污受贿问题正在受到调查。薄熙来先前被认为可能在今秋中共党代会上进入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他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家主席)的一派因政治路线不同而对立,如今他在权力斗争中败北,已经完全倒台。今后他也有可能被刑事起诉。” 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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