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探秘中国假冒网球鞋工厂

核心提示 : 制造和销售高仿鞋已经不再是莆田的秘密,要找到他们是小菜一碟 原文: Inside the Knockoff-Tennis-Shoe Factory – NYTimes.com 作者: NICHOLAS SCHMIDLE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都市时报》上的“ 同来源译文 ” Andrew Bettles为《纽约时报》拍摄图片(由移民海关执行署提供的高仿鞋) 左真 右仿 【译者注:来练练眼神吧!找出不同,答案在文内】 今年2月初,一名意大利店主在福建莆田的鞋厂订购了3,000双白色耐克Tiempo室内足球鞋。买主急等要货,但无论是这名意大利商人,还是鞋厂主人林 (应采访者要求,文章中仅出现姓氏),都没有生产耐克的授权。他们也应该没有设计图纸或是制作方法。然而林并不发愁,他习惯了从零开始。一周后,林收到了 一双真正的Tiempo。他把鞋子拆开,仔细研究鞋模和针脚,随后画出了设计图纸,克隆出3,000双耐克。一个月后,鞋子抵达意大利。“如果鞋子全部卖 出去,他还会来订货。”林不无自信地说。 林这大半辈子都在生产运动鞋,虽然他做仿鞋的时间仅仅5年。“我们按单生产。”他说,“有人要耐克,我们就生产耐克。”按照一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律师的说 法,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莆田成了高仿鞋的“老巢”,莆田位于东南沿海福建省,与台湾隔海相望。在1980年代,各个行业的跨供公司开始在沿海的福建、广 东和浙江设厂进行外包加工。这些产业群逐渐之中于某些城市或区域。对莆田来说,这就是跑鞋集中地。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种新兴的产业逐渐让它声名远扬 ——专门仿造耐克、阿迪达斯、彪马、锐步等品牌的运动鞋。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令仿冒鞋大行其道,在授权厂工作的工人得到贿赂,将样品鞋或设计图纸偷出 来。按照一名耐克的莆田工厂里的工人的说法,鞋子甚至会从工厂的墙里扔出来。而在真货上市前,假货就摆上了货架的情况也不鲜见。 “现在,有授权的工厂根本进不去了。”林说。因为这些有执照的工厂,安保措施已大为提升:守卫、监控摄像,双层外墙。“现在我们就从商店买双真鞋,拿回来依样画葫芦。”根据销售的对象,仿冒鞋也分很多档次。莆田的仿冒鞋主要是出口的,仿冒的技术非常高端。在制鞋厂和知识产权界,莆田已经成了高仿鞋的代名词,这 里出产的鞋几乎能以假乱真。 在去年的财政年度中,美国海关边防局查获的仿冒品价值超过2.6亿美元。这些仿冒品包括 保暖内衣、DVD、电脑配件、闸垫、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但是连续4年,查获最多的则是仿冒鞋。以去年为例,仿冒鞋竟然占到查封货物的40%,其中耐克又是 被仿冒最多的品牌。仅次于仿冒鞋的是各类仿冒电器,占12%。一位耐克员工估计,每3双耐克中,就有1双是假的。不过耐克的品牌诉讼全球法律顾问彼得·科 勒(Peter Koehler)表示:“坦率地说,要计算出假冒鞋的数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左真 右仿 ■鞋帮:仿款上缘不规则 ■标识:耐克的图案标识更像个钩而不是旋风 ■针脚:鞋帮和鞋底连接处的针脚仿款比正品长,而且不均匀 左真 右仿 ■蚀刻:仿款的字迹粗糙 ■针脚:仿款针脚的尺寸不均匀 ■材料:仿款边缘不齐,看起来比正品更厚 左真 右仿 ■鞋底:仿款的鞋底一侧没有标识 ■标志:仿款的The New Balance 标志缺乏细节,也没有金属光泽 ■鞋面:仿款的面料的网眼比真的耐克小 林所在的工厂是白色的,有5层楼高,前有棕色的金属大门。我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拜访了这里。林32岁,留着一抹小胡子,笑容可掬。他在工厂的外面和我想回,带我穿过了这道门。我们蹬上了两层铝制台阶,进到工作间。在嘈杂的厂房里,有一些工人在做鞋舌,给鞋帮刷上胶水,或者是给几乎完成的鞋子做装饰。印有耐克和阿迪达斯字样的盒子堆放在一个墙角,另一个墙角则堆着爱世克斯的盒子。就在当天,这家工厂正在赶制几百双跑鞋。 工厂门口的墙上还贴着招聘启事:“征召熟练的缝纫工”,这份启事上没有提及本工作是非法的。在莆田,这是心照不宣的。制假鞋让林跻身于总量有几十亿美元之巨跨国企业之列,这些工厂都生产、分销和出售仿制品。但就像玻利维亚的古柯农民和“金三角”的鸦片种植者,林赚不了大钱,获利的是那些操纵运输和分销网络的 幕后人士。就像FBI去年抓获的走私嫌疑人,名下的产业涉及纽约和新泽西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氧可酮、类固醇,还有超过百万片的迷幻药和仿冒鞋。 FBI负责亚洲及非洲罪案调查的负责人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形容仿冒产业是罪犯的“狡猾之举”,利润丰厚,惩罚却很轻。一位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说:“假如查获了一集装箱仿冒鞋,最多是货物被没 收,海关记录在案。假如是3公斤海洛因,量刑是4到6年监禁。这就是为什么走私贩们都会扩大营业范围。” 2007 年9月,纽约市警方从布鲁克林的两处仓库查获291,699双假耐克,中国、纽约和至少六个美国的州同事展开的打击行动,包括了多次清晨的突袭。本次联合行动动用了便衣特警和窃听设备。移民海关执行署、纽约州警署、纽约市警察局、尼亚加拉瀑布警察局都参与了行动。本次“打假”揭开的贩假网络的构成如下:中 国的假冒耐克到达纽约,常常是通过UPS,从纽约再运至布法罗、罗切斯特、匹兹堡、达拉斯、密尔沃基、芝加哥、纽瓦克、波塔基特、罗得岛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名移民海关执行署的官员雷夫·库巴克(Lev J. Kubiak)表示,这批货物的市价超过3100万美元。当我问道这些鞋的来源,他在电邮回复中写道,“想要确认假货来源很困难。报关文件都是假的,但是可能来自莆田附近。” 参观完生产线后,林带我来到顶楼的办公室, 一阵微风吹过工厂后面的一条小河,远处是正在施工的公寓楼,笼罩在脚手架和绿色的防护网中 ,高高的塔吊站立一旁。莆田,作为一座二级城市,有着300万人口,发展速度令人晕眩。从宾馆窗户望去,这些未完工的建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高出一层。 在林的顶层办公室里,桌子上有一个棋盘大小、用来泡茶的奇妙装置。林用一把小刷子把剩茶清理干净,泡上一壶绿茶, 回忆起年初与那个意大利商人达成的交易。翻译和我都灌下几杯茶之后,林下楼取来三只样鞋,包括一只假的耐克Tiempo,这是发给意大利买家确认品质的首 批样品之一。鞋边上用蓝笔写着日期和意大利商人的签名。我注意到鞋舌里面的标签上印着“越南制造”的字样。“这些都是幌子。”林说,“仿冒鞋的档次参差不 齐,质量差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质量好的跟真货没有多少区别。鞋胶的气味是唯一的差别。”他收回鞋,放在鼻子下面使劲吸了一口。 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是美国的反仿冒品总部,坐落在弗吉尼亚阿灵顿矮小的建筑群中,这里汇集了来自移民和海关执法部、海关和边防部、食品药品管理局、 FBI、专利局、美国邮政局、国防犯罪调查部、海军犯罪调查部和一些其它政府机构的代表。留着短发、操一口田纳西口音的斯考特·波曼(J. Scott Ballman)是中心的代理负责人。波曼自80年代初进入海关以来,一直密切参与针对侵犯知识 产权的执法工作(911事件之后,海关一分为二:海关总署和边境保护部负责处理查获违禁物品;移民和海关执法部负责处理调查事务)。他曾经参与海关第一例卧底调查知识产权案件,他的团队经过调查取证,1985年最终在迈阿密逮捕了一个组装仿制手表的团伙。他说:“从那时起,大部分的仿制品的生产就被推到了美国境外。” 1998年,国家安全理事会经过对知识产权犯罪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认为联邦执法缺少协调。随之而来的一项行政命令勾画出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的角色。两年后,一个临时机构开始在华盛顿运作,但是911之后,追击仿冒品不再是重点关注的问题。波曼说:“资源和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变化了。探员们被部署到各地,工作重点从知识产权转移到反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 奥巴马政府让知识产权重新成为工作重心,他在3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 一项伟大的资产就是改革创新、是心灵手巧、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人民。但是,只有当我们的企业有能力让某些人无法盗取我们的创意、无法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复制的时候, 这才真正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为了实施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奥巴马任命了一名知识产权执法负责人,并要求移民和海关执行署负责资助知识产权协调中心。 这样的努力会有成效吗?“仅靠这些措施不会有太大的出路。”国际反仿冒同盟主席鲍勃·巴彻斯(Bob Barchiesi)在今年春季的一天,以无望的口气这样告诉我。他强调,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中国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在上一个财年查获的仿冒品中80%的来源地。巴彻斯有一天观察了一次现场查抄行动,中国执法部门没收仿冒牛仔裤,而工厂、员工和设备都丝毫未动。 巴彻斯说这就是一场“宣传秀”。 要求中国尊重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新鲜事了。1796年,吉尔博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完成了以雅典娜神庙为背景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当然在今天,只花1美元就可以买到其仿制品——之后不久,来自费城的船长约翰·斯沃兹 (John Swords)率队前往中国南方。在今天被称为广东省的地方,斯沃兹订购了100套未被授权的复制品,这些画像都被绘制在玻璃上(之前有两张复制品不知怎么已经被运到中国作为样本)。斯图亚特为斯沃兹的行为而火冒三丈,1801年,他在宾夕法尼亚的法庭上起诉斯沃兹,最终胜诉。但是,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古董》杂志这样报道:“绘制在玻璃上的大量乔治·华盛顿绘画作品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 但是,中国的仿冒现象不仅仅是像莆田这样单纯地复制外国产品,很多中国的运动鞋品牌也被仿冒。马克·柯恩(Mark Cohen)在2004年来到北京,成为美国专利局驻美国使馆的第一任长期知识产权代表(他同时成为商业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美国商会的联合主席并担任至 今)。他说,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其中一个倡议就是“起草鼓励中国人创新的专利法案”。一天早晨,我和他在北京一家高档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柯恩批评了中国政府不作为的态度,他认为这是避重就轻的处事方式。他说:“人们来到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想当然地认为,有这么多仿冒行为一定是因为没有人在执法。但是中国却有众多的执法机构,有足够的知识产权官员,”——他估计至少有数十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 数量当然不等同于效率。贝克·麦肯思(Baker & McKenzie)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乔·西蒙(Joe Simone)说:“这是警方执法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警力,99%的执法行动不过是官僚行为。”他质疑当前执法系统的效率。莆田的仿冒商林先生告诉我,当地执法机构曾经搜查过他的工厂,迫使他在白天停止生产,但是夜间依然正常开工,生产进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北京的知识产权高层官员似乎连仿冒是什么都有不同意见。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居和国家版权局就“山寨”现象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个特殊的词语现在用来形容的是应当为之骄傲的仿冒产品,从山寨iPhone到山寨保时捷都有。 2009 年2月,一名记者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山寨是否是值得推崇的概念?田简要地回答:“我是一名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是违法行为。”他还说,中国文化并不推崇模仿和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以一个月之后,国家版权局的柳斌杰把山寨和仿冒区分为不同的两个概念。柳说:“山寨展示 了普通人民的创意文化,它符合市场需求,人们喜欢山寨产品。我们需要引导、规范山寨文化。”不久之后,临近香港的工业城市深圳市长敦促当地企业,不要理会高层关于仿冒品定义的争论,“别担心那些反对剽窃的争论声,专心做你们的生意。” 与此同时,可能还是由这种矛盾的政策环境激发的是各种各样的企业反应。毫无疑问,就像华盛顿的雅典娜神庙画像一样,今天“大量的”假冒运动鞋正“流行”于中国、美国、意大利和整个世界。但是,我接触过的大型运动鞋公司没有一个能给出仿冒品的估计规模。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避而不谈。彼得·哈弗瑞(Peter Humphrey)是北京一家风险咨询公司“ChinaWhys”的创始人,说原因有两条,一这会“激怒中国当局”,二“担心公开承认仿冒现象有些过于高调”。哈弗瑞说:“如果他们的言论被散布到消费市场中,人们就会担心他们买到的鞋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货是如何改变了合法运作的公司的底线的呢?每双仿冒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网球鞋都是合法公司的损失吗?一位匿名的资深的运动品牌销售人士的回答是:“假货是市场的基本事实,它们断了我们的销路吗?或许不会……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吗?当然。不过我们可以只当这是一种奉承好了。” 这也许还是某种形式的行业培训。莆田的林告诉我他真正的野心何在:“生产仿冒鞋仅是权宜之计,我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品牌,我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品牌。今后,我们想生产自己的品牌,赢得我们自己的声誉。”林的目标似乎与中国实际执行的打击仿冒政策一致:在法律层面禁止,但同时在执行上放任的商业发展政策,这样掌握 的技术最终会形成强大的合法企业。 莆田的仿冒运动鞋厂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莆田耐克”,就会跳出上百个结果,带你进入莆田销售假冒运动鞋网站(莆田的假冒运动鞋业务已经名扬天下,以至于网络交易平台Alibaba.com 专门设置了一个网页,警告买家在与莆田的供应商交易时要谨慎)。McCarter & English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哈雷·洛温(Harley Lewin)说:“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人们已经不再是秘密,过去卖方不愿意暴露身份,但是现在找到他们是小菜一碟。” 莆田市中心的学生街是一条双向车道车道的林荫道,两边林立的商店中全是仿冒运动鞋。我在那儿逛了一个下午,就像其中陈列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一样,铺面的装修也分为不同的档次。有一家商店模仿Urban Outfitters 1 的风格——裸露的砖墙和管道、从假窗户中射进模拟的光线、低沉的电子背景音乐——但是大部分商店似乎更加重视业务,而不是美感。很多铺面的金属卷帘门都抬 起一半,表示他们正在营业。我弯腰走进一家商店,看到两边的墙上全是包在透明热塑薄膜中的运动鞋:Air Jordan、最新款的LeBron James、Vibram的五趾运动鞋等等。就像进入了仿冒品的连锁鞋店Foot Locker 2 。 我从货架上拿起一双Nike Free,翻来覆去地检查,又折鞋底、又扯针脚、又闻胶水味,每个新入行的鞋迷都有自己的一套测试方法(我实在没有闻出“劣质”胶的味道)。这样的鞋子价格大约在12美元左右,质量似乎和我妻子在美国花85美元买的那双没有任何区别。美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的副总监波曼也说:“我也不能立刻区分出真假。”一个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中的人都识别不出来,何况与我呢(波曼曾经说假鞋有一股“浓烈”的胶味)。北京的一个出售仿冒品的人对我说:“这是正品鞋,只不过商标是假的。” 我正看鞋的时候,一个留着刘海的30多岁的女子走过来问:“你要买鞋还是卖鞋?”她丈夫坐在后边,面对一台大尺寸的电脑显示器。他们的小女儿坐在另外一台电脑前,戴着耳机玩电脑游戏。这家店也做批发生意。老板娘称,他们还经营着一家工厂。他们一直在试图把自己的运动鞋推向市场,同时也在找能把产品销到西方的代理人。“如果你订的货数量大,我们可以打折。” 我问她:“生产2000双鞋要多长时间?”她说:“接到鞋模后,只要一个月。”她丈夫过来向我保证“鞋的质量绝对好,我们会使用和正品相同的原料,这些材料在莆田本地就有。”(然而林曾经和我说,使用相同的原料快速提升价格) 我问:“我怎么让2000双仿冒运动鞋通过美国海关?”“货不会从莆田走。”她丈夫说,“至少文件上不会这样写。我们从香港发货,别担心。我们一直这么干。” 一周后,我飞到香港与一名私家侦探泰德·卡沃拉斯(Ted Kavowras)碰面。他开了一家侦查公司Panoramic咨询公司,在中国和香港有30名雇员。(他还是中国和香港驻世界侦探协会的代表。)他的专长是调查仿冒品工厂和分销网络。 一天晚上,我和他在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日本餐馆里吃烤章鱼肉串、喝可乐。他说:“7年前,从中国出口还是很麻烦的事。因为那时互联网还不够普及。那时多数出口的货物都要通过国营的公司,监控起来很容易。但现在几乎完全放开了。” 卡沃拉斯是个48岁、皮肤苍白、鸭梨体形、举止粗鲁的家伙。在日本餐厅分开之后,我们后来在一家高档的牛排餐厅又见过面。(他耸着肩,撅起嘴唇说:“什么? 我来自布鲁克林。”)卡沃拉斯在纽约长大,高中毕业后进入纽约警察局,三年后因残疾退休。后来做过“很多执法方面的工作”,比如保安,但他都认为这些工作没意思。他说:“身体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卡沃拉斯还在《纽约时报》工作过,5年后他辞职,来到亚洲。1994年,美国私家侦探给他提供了一份广州的 工作。他说:“我身怀正确的手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5年后,卡沃拉斯成立了Panoramic。 卡沃拉斯估计他每年接手的案子有800宗,从运动鞋到手表和采矿泵无所不包。2002年,纽百伦雇用他打探一家工厂,厂主是纽百伦的原供应商,一位叫 Horace Chang的台湾人。据媒体报道,Chang多少有些流氓习气。他曾经是纽百伦官方认可的运动鞋制造商和分销商,后来双方关系破裂,纽百伦终止了合同。但 是Chang依然在继续生产纽百伦品牌的运动鞋,在没有被许可的情况下侵蚀公司注册商标。纽百伦请 卡沃拉斯 打入Chang的工厂内部,并汇报情况。我问 卡沃拉斯 ,” 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前警察是如果在中国做卧底的?“他说:“我的调查方法绝妙无比,堪称梦幻。毒贩必须要交易毒品,仿冒商必须要销售货物。我出现在仿冒工 厂里时,打扮得像个出席舞会的美女,也就是说我像是个可以出口他们的货物的大买家。”Chang最终停止了生产纽百伦的仿冒鞋。 如果说仿冒世界里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欺骗。卡沃拉斯安静的办公楼顶层,走廊的尽头有一排文件柜,上面摆的是好莱坞化妆师们曾经设计过的经典形象。卡沃拉斯和他的员工以此来试验自己的各种伪装:帽子、太阳镜、胡须、假牙。卡沃拉斯开玩笑说:“我是唯一一个在周末无需等台表演的演员。”六、七台传真机被编好程 序,可以显示卡沃拉斯和他的员工假装代表的各类海外公司的国家代码和电话号码。每个员工都有一个文件柜,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名片,让他们可以扮演多重身份。 卡沃拉斯说:“谎话编得越大,就有越多人相信。”他甚至在香港租下4间办公室来和“猎物”见面。 卡沃拉斯穿过办公室来到一个架子旁边,上面堆满了隐藏有摄像头的钱包和背包。我问他经济衰退对侦探业务有没有影响。他说:“去年我们的业务的确有所下滑。”公司纷纷削减品牌保护预算,卡沃拉斯的案子少了很多。“但是今年我们忙的要死,去年放任仿冒品自流的公司今年重新开始追查。你永远躲不开这些问题的。有人会说‘噢,这是中国的事,我们在中国没有业务。’但正是因为在中国,问题才大了去了,整个世界的沙滩上都会冲上来中国制造的东西。” 他对仿冒产业的未来看法如何呢? 他说:“这是一场持久战。” 我问:“就像反毒品那样的持久战吗?” 他说:“不太一样。”Kavowras戴上一副假牙,微笑着说:“战斗的性质相同,只是战场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仿冒产业在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虽然那些地方还是有点儿乱糟糟的,但可以变得国际化。当然,中国的问题依然严重。这将变成一个国际问题。” 也就是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密探被派出去,投入越来越多的经费来调查那些连专家也难辨真伪的仿冒鞋。 Nicholas Schmidle是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和该刊的撰文者。他的上一篇文章是关于 绑架换赎金生意 notes 1 译者注:美国户外服饰品牌 2 译者注: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运动用品网络零售商 相关阅读 华尔街日报:外企如何在中国竞争 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中国也许永远不会保护知识产权 博客:中国的社交媒体欺诈:资本主义裂缝 辩论:中国将赶超美国称霸科技领域? 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纽约时报:迎世博,上海整治雷人英语标示 [配图11张] 纽约时报:中国的审查机器在网络上受阻 纽约时报:最高法院废除播放动物虐待视频的禁令 读卖新闻社论:上海世博会“抄袭”,或成为保护外国知识产权的转机? 纽约时报:高盛案困难重重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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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招聘CEO为国企效力

中国宣布全球大搜寻,拟招聘高级人才担任大型国有企业高层职位,其中包括东风汽车公司,该公司在四月份的一次车展上展示了一款概念车(如上图)。 北京——中国政府周一刊登了一则巨大的招聘广告,为一些最大的国有控股企业寻找职业经理人。这一新颖然而并非没有先例的举措,显然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些央企目前业绩表现的不满。 这则刊登在小型大开面双页报纸上的广告,为核电产业、汽车制造业及纺织业广揽20个高级管理职位的求职应聘者。虽然其中有些职位的应聘仅限于中国公民,但许多职位向外籍求职者开放,有的还要求精通英法等外语。 该广告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资委是负责监督中国129家大型中央企业运营的高级政府机构。这些广告刊登在各大主要中文和英文报纸上,其中包括党报人民日报,还发布在大多数主要互联网门户网站上。 这129家央企大部分在采矿业、电力行业及运输业等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是中央政府认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但是有些央企,包括大多数国有汽车制造企业,一直在努力与更加灵活的私企竞争对手相抗衡,国资委最近发布预先通知,计划将其中较弱的企业合并到更为成功的企业中。 根据世界银行今年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在中国的一些垄断行业中,比如烟草、电信和石油生产行业,国有企业的收益非常丰厚。但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差很多。 这则广告拟为东风汽车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和纺织制造商中国中纺集团公司招聘五位总经理。 招聘中的其他初级管理人员则是为采矿、通讯、建筑、核电、船舶公司等填补职位空缺。 这一求贤招聘广告很快就吸引互联网留言板上贴发出数百条评论,有些留言颇有微词。在主要网站Sohu.com上,800条评论留言之上,曾一度有一条匿名留言,认为国企的长期惯例是把工作留给位高权重的党及政府官员的亲戚。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领导人的儿女们现在正开始从海外留学归来,”那人写到。 审查人员迅速删除了这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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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纽约时报:数字设备侵占了大脑所需的“宕机”时间

生理学教授洛伦·弗兰克(Loren Frank)表示,“宕机”时间能让大脑重温经历,“进行强化巩固,然后将它们变成永久性的长期记忆。” 旧金山——周四下午一点,现年40岁的黛安妮·贝茨(Dianne Bates)同时应付着三个屏幕:听着iPod上的歌曲,在iPhone手机上发了一个简短的电子邮件,然后把注意力转到那个高清晰电视屏幕上。 这只是她在健身房的普通一天。 在贝茨女士一心多用的同时,她还在一台椭圆机上在快速档下用脚踩踏踏板。她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健身中心里。像她这样一心多用的人可不在少数。在健身房或其他地方,人们使用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完成一些工作——同时也作为消除无聊的一个可靠方式。 手机在过去几年已发展成配备完整的电脑,并有高速互联网连接,能让人们在锻炼身体、排队买东西、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或者晚饭闲聊的间隙减除乏闷。 科技使最短的瞬间都具有娱乐性,还可能富有生产性。但科学家指出,这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人们让大脑持续地忙于接受数字信息时,他们也就使大脑丧失了宕机时间。而这宕机时间能让他们更好地学习及记忆信息,或思考出新的想法。 比如,研究表明,如果贝茨女士能远离她的那些电子设备,在室外进行跑步的话,就可以令头脑更加清醒。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科学家们发现,当老鼠获得了一个新的经历——比如在某陌生地区探索,它们的大脑就会显示出新的活动模式。但是,只有当老鼠停下探索活动休息片刻的时候,它们才能对这些模式进行加工处理,其处理方式似乎能为此经历创建一个永久性的记忆。 研究人员推测,该研究结果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学习过程。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理学系助理教授洛伦·弗兰克(Loren Frank)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宕机时间使大脑重温一下过去的经历,并强化巩固,使它们成为永久性的长期记忆。”他的专攻方向是学习和记忆,他说他相信,当你让大脑处于不断的刺激之中的时候,“你就阻碍了这种学习过程。” 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中的散步,当人们在大自然中散步之后,其学习效果要好许多。这表明,不断处理信息会使人疲倦。 科学家们说,尽管人们在健身时一心多用,或在等公交车时看一段简短视频打发时间时,会觉得心情愉悦,甚至精神放松,但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大脑造成负担。 “人们认为他们是补充自己,但他们自己疲于奔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马克·伯曼(Marc Berman)说。 不管怎样,移动软件开发行业的所有开发人员都在竞相为满足人们时刻娱乐的需求而提供各种便利。移动应用软件分析公司Flurry发现,移动游戏的娱乐消费时间通常是6.3分钟,但很多游戏是在更短的时间间隔内进行娱乐消费的。某个流行的堆叠模块的游戏平均娱乐消费时间为2.2分钟。 业界巨头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旗下的游戏公司PlayFish共同创始人塞巴斯蒂安·德-哈留克斯(Sebastien de Halleux)说,今天的游戏制造商正试图填补消费者空闲时间的各种短暂间隙。 他说:“我们拥有许多微瞬间,而不再拥有时段较长、可放松休息的时间,比如两小时的午餐时间。”他补充道,艺电等游戏制造商“为适应消费者微瞬间的娱乐需求,已重新营造了游戏体验。” 当然,许多商界人士经常查看他们的手机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这可能对大脑产生损害。旧金山自雇汽车技师、现年26岁的亨利·陈(Henry Chen)对他使用黑莓手机的习惯可谓是爱恨交加。 陈先生说:“每当我停歇下来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查看我的手机。”不久之前,他在一家硬面包圈店排队等候的时候,正和一位朋友互相发送短信。当柜台后的女服务员打断他,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他才停了下来。 最近刚刚开始创业的陈先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潜在的客户。但他说,自从一年前他将手机升级为功能丰富的黑莓手机以来,他可以感觉到,由于承受着想保持持续联系的内部压力,他的神经常常处于紧绷状态之中。 “这已成为一种需求。倒不见得是客户的需求,而是来自我自己大脑的需求,”他说,“我告诉我的女朋友,自从我买了这部手机以来,我更加累了。” 在硬面包圈店外面的停车场里,其他人也正在用手机打发任何停歇的瞬间。当现年59岁的施工检查员埃迪·乌玛德海(Eddie Umadhay)坐在车里等妻子一起去食品杂货店时,他在删除旧的电子邮件,同时在收听电台新闻。在某咖啡馆外的一张长椅上,44岁的行医护师奥西·加布里埃尔(Ossie Gabriel)边等着朋友,边在查看电子邮件“来打发时间。” 大卫·阿尔瓦拉多(David Alvarado)从杂货店过街走向他的汽车时候,把他2岁的女儿挤在一个堆满购物袋填的小推车里,他的手机话筒夹在耳朵上。 他正和一位同事谈工作安排,并提到,他想利用付钱和开车回家之间的时间空档,偷空打这个电话。 “我想利用一下短暂瞬间,”阿尔瓦拉多先生说,现年30岁的他是某社区中心的设施经理。 对许多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在各种短暂间隙使用小数字设备之外,他们每天还要在电脑前花费大部分时间。以在昂贵的巴卡尔娱乐健身中心(Bakar Fitness and Recreation Center) 健身时一心多用的贝茨女士为例,每天醒来,她会先瞄一眼她的iPhone手机再起床。在她的广告工作中,她整天就泡在她的笔记本电脑前。 但是,她说,她万万不能在健身时暂时脱离屏幕,她不可能抛开“许多要做的事情”(其中包括不断的频道冲浪)而在椭圆机上浪费55分钟。 “我不断切换频道,”她说,“我无法忍受广告。我必须不停地调换频道,除非我在收看《天桥骄子》或某些我非常喜欢的节目。”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不让大脑休息无论有什么不利之处,都无法与科技激励人们积极锻炼所带来的好处相比。 《点燃希望:锻炼和大脑的革命性新科学》(Spark: 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一书作者、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临床精神病学副教授约翰·瑞提(John J. Ratey)说:“在我们沉陷于久坐不动的时代,运动需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有助于我们运动的事情都是有益的。” 但是,瑞提先生说,在同等条件下,他宁愿看到人们锻炼时远离他们的这些电子设备:“室外锻炼的效果会更好,对你的情绪和工作记忆都有更多的好处。” 在巴卡尔健身中心大厅上的70台有氧健身器中,有67台附带电视屏幕。大多数器械还配有iPod底座,及显示锻炼情况的显示器,少数几台还有游戏功能,比如一台爬绳机,当你爬绳的时候,会显示一个和你同步爬绳的动画人物。 几个月前,有线电视发生了故障,一些顾客为此非常愤怒。“那简直是一场骚乱。顾客们说:’我们收看有限电视是付了钱的,’”健身经理莉安妮·詹森(Leeane Jensen)说到。 至少有一位健身顾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离大厅两层的楼层上,23岁的彼得·考利(Peter Colley)在一台椭圆机上来回搅动。这里的几十台椭圆机都不带电视,却都沐浴在阳光之下,并面对着窗外的游泳池和棕榈树。 “我欣赏着和风吹拂着棕榈树,看着游泳的人来来往往,”考利先生说,“我通常会到这里来锻炼,让我的头脑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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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深度报道:拥有那么多,但你幸福吗?

来自: dongxi.net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2日,  已有 6 人推荐 塔米 · 斯特罗贝尔和丈夫洛根 · 史密斯,现在住在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间 400 平方英尺 的工作室内。 电影制作人罗科·贝利奇(Roko Belic)把家从旧金山郊区搬到了马里布海滩,现在经常冲浪。他正在拍摄一部名为《幸福》的纪录片。 她 拥有很多东西。 一套两卧室公寓。 2 辆轿车。结婚时用的瓷器足以招待 24 个人。 然而, 塔米·斯特罗贝尔( Tammy Strobel )并不幸福。 在加州戴维斯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她一年大约挣 4 万美元。但正如斯特罗贝尔所说的,她的生活模式极其乏味:挣钱,然后花钱。 终于有一天,她摒弃了这种生活。 在谈论简单生活的书籍和博客的启发下, 斯特罗贝尔和同为 31 岁的丈夫洛根·史密斯( Logan Smith )开始将一些私人物品捐赠给慈善机构。随后几个月,他们先后捐出了毛衣、鞋、书籍、 锅碗瓢盆,甚至电视机(在此前的尝试期内,电视被置放在了一个壁橱里)。最终,他们也处理掉了轿车。在一家鼓励消费者仅仅使用 100 件私人物品生活的网站的刺激下,斯特罗贝尔将她的衣服和化妆用品删选至这个数量。 她的妈妈认为,女儿简直疯了。 今天,在 斯特罗贝尔 和 史密斯 开始精简生活 3 年之后,他们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闲置的工作室中,这间 400 平方英尺 的工作室配有一间大小不错的厨房。史密斯即将修完一个生理学博士学位;斯特罗贝尔快乐地宅在家中,从事网站设计和自由撰稿的工作。她现在拥有 4 个盘子、 3 双鞋和 2 个锅。史密斯再过几个礼拜就将完成学业,斯特罗贝尔一年大约 2.4 万美元的收入足以应对他们的日常开销。夫妻俩依然没有轿车,但有自行车。他们不再拥有的另一样东西是: 3 万美元的债务。 这给斯特罗贝尔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对夫妇不仅有钱旅游,而且还可以给侄子和侄女的教育基金贡献一份力量。由于他们还清了债务,斯特罗贝尔减少了工作的时间,留出时间进行户外锻炼,去从事志愿活动——她每周为一个名为“ 瑜伽式生活( Living Yoga )”的非盈利拓展项目义务工作大约 4 个小时。 “物质财富需要不断增长才能幸福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她说。“我真的认为,获取有形物质并不会带来幸福。” 斯特罗贝尔和丈夫是在经济衰退之前改变其开支习惯的,但众多其他的消费者则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开始重新考虑自身的生活方式,进而促使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正在从炫耀性花费,即‘不假思索地购买’,转为精打细算的花费,”零售研究和咨询机构 NPD 集团分析师马歇尔·科恩( Marshal Cohen )表示。 在就业和房地产市场持续羸弱的背景下,消费者正在增加储蓄,减少开支,一改其数十年的做法。业界人士预期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最新的政府报告显示,今年 6 月份,消费者将其税后收入的 6.4% 存了下来。在衰退前的许多年中,这一比例一直在 1% 到 2% 之间徘徊。 6 月份,消费者支出和个人收入基本上跟 5 月份持平,这种情况表明,依赖于购物者打开钱包的美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复苏景象。 光明的一面是,一系列最新研究显示消费者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最终可能使得他们更幸福。比如,有关消费和幸福的新研究表明,当人们花钱购买体验而不是实物时,当他们享用计划了很久才购买的东西时,当他们停止跟亲朋四邻比阔气时,他们往往更加幸福。 如果消费者最终将新形成的消费习惯坚持下去,零售商和营销者开始在衰退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就可能变成长期的商业战略。比如,提供一些让居家生活更有意思的商品;尝试着让消费者参与独家活动,获得更个性化的服务,进而让其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当前这轮收缩开支或许仅仅是应对经济衰退的一种方式,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消费者在发现真正令其感到幸福或满足的事物之后,或许将据此永久性地调整他们的消费模式。 “ 这其实是直至最近才得到较多研究的一个话题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消费和幸福领域的顶尖学者伊丽莎白· 邓恩 ( Elizabeth W. Dunn )表示。“有大量研究收入和幸福的文献资料。而研究如何花钱的文献却非常之少,这的确令人称奇。” 对炫耀性消费这一话题的好奇心,至少可追溯至 1899 年。当时,经济学家 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在《 有闲阶级论 》(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Class )一书中,对人们花钱以展示其社会地位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世世代代以来,额外的货币总会让生活过得更舒适些,是一项自明之理。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显示,在某种程度上,金钱让人们更快乐,因为金钱让人们满足了基本需要。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最新一轮的研究都是针对情感效率这一话题进行讨论的:如何让金钱带给你最大的幸福感。 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幸福居于何处呢?学者和研究人员还没有确定,相比于 杜嘉班纳( Dolce & Gabbana ), 阿玛尼( Armani ) 是否真的 能让你绽放出更灿烂的笑容。但他们发现,我们购买货物的种类、购买规模和频率,甚至购买的时机都会影响长期的幸福感。 一项重大发现是, 花钱购买一种体验——演唱会门票、法语课、卷寿司课、入住摩纳哥酒店——可以比购买普通货物产生更持久的满足感。 “‘与其买一套新沙发,不如花钱度假’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在理的,” 邓恩教授如是总结两位心理学家同僚 范伯文( Leaf VanBoven )和 托马斯 · 季洛维奇 ( Thomas Gilovich )的研究成果。她在跟哈佛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话题的观点:“如果金钱没有让你幸福,大概是因为你不懂得花钱。” (注:下一期的《消费者心理杂志》将发表这篇论文)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公共事务、人口、健康和经济学副教授托马斯·德雷勒( Thomas DeLeire )在 其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审视了 9 种主要消费类别。他发现,唯一跟幸福正相关的类别是休闲消费:度假、娱乐、体育和诸如高尔夫球杆、钓鱼竿这类设备。 德雷勒教授使用国家老年疾病研究院( NIA )提供的一组研究数据,将源自不同水平花费的幸福感跟婚姻带来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示,婚姻能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 “在休闲方面多花 2 万美元,大致相当于人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幸福感,”他补充说,把钱花在休闲活动上,似乎有助于减少人们的孤独感,增加跟其他人的交流互动。 零售商和分析人士指出,在过去两年中,消费者的开支重心已经从商品转向了体验,他们愿意把额外的钱花在晚上跟家人一起看看电影,玩玩游戏,或者在后院 “ 居家度假( staycation ) ” 上面。许多零售专业人士认为,这并非一时的风潮,而是 “ 全新的常态 ” 。 “我认为,这其中的许多变化都是永久性的,”零售研究机构 Jennifer Black & Associates 公司总裁, 俄勒冈州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詹妮弗·布莱克( Jennifer Black )说。“我认为,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创造记忆。” 她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婴儿潮一代对就业市场及其供养子女上大学能力的持续担忧。尽管他们还是会花费,但在重新设定优先事务之后,他们将减少开支。 虽然大多数消费者不可能像 斯特罗贝尔那样将生活简化到如此程度,但许多人或许已经惊奇地发现,稍许简单化的生活原来可以带来如此多的乐趣。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在 6 月份的一份报告中称,经济衰退引发的焦虑已经引发了一场“ 回归本原 运动”,家和家人的重要性在过去 2 年中越来越重要,而奢侈品和地位这类事物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 “ 这轮衰退真的带给我们跟获得东西相关的情感重生, ” 制造业和零售业营销咨询机构 WSL 战略零售公司首席执行官 温迪 · 利布曼 ( Wendy Liebmann )称。 “ 我们听到人们在谈论他们不愿失去那种联系、那一瞬间、家人及体验。 ” 当前的研究显示, 不同于物质消费的是,花钱购买休闲和服务通常会加强社会联系,这反过来有助于扩大幸福感 (学术界业已达成的一项共识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因此,任何能够推动社会联系的事物都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温馨)。 复杂且精妙的关系,是这个世界的稀罕物件。正如邓恩教授及同事 丹尼尔 · 吉尔伯特( Danie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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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舟曲现场报道,来自《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 译图

Shared by 2020 舟曲泥石流 原文链接: Pictures of the Day: Gansu Province and Elsewhere 译者:@xiaomi2020 说明:《纽约时报》的摄影专栏Lens发布了4张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的图片,另外《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段1’49秒的现场采访视频,视频没有汉化。 Ng Han Guan/美联社 一具从中国西北甘肃省舟曲镇挖掘出来的尸体。 救援者们已经发现了至少127具尸体,正在泥土和废墟中寻找着失踪的近2,000人,他们都是在一次大型的洪水和山体滑坡中失踪的。 法新社-Getty Images 一名在废墟之中的舟曲滑坡幸存者,正等待被救援者解救出来。 Aly Song/路透社 救援者们徒手或使用铁锹、锄头,从废墟中继续搜寻滑坡幸存者。 Aly Song/路透社 舟曲的居民眼中含着泪,等待着在滑坡中失踪的家人们的消息。 发送邮件到xiaomi2020@gmail.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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