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黑伯勒在《标准报》（1月26日）专访中认为，藏族地区存在很大不满，一方面达赖喇嘛长期不可能重返西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推行负面宣传，所以引起藏人不满和抗议，然后又被暴力镇压，”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 他认为，”单独给西藏更多的自治会带来新问题，因为中国其它54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同样也会要求自治权利，他们比藏人覆盖更多的民众。这就会在整体上提出新的国家结构问题，所以扩大自治也就不仅是单纯的藏人问题。可是，国家结构的改变在当前不可想象。” 黑伯勒对北京加强对寺院监控提出婉转批评：”‘僧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不合适。中国当局以其手段证明，迄今的解决问题能力还不高。” 他认为，达赖喇嘛去世后，会出现类似于班禅喇嘛去世后两个转世被认可的局面，也会存在两个达赖，中国方面已经宣布在中国境内转世，达赖喇嘛则宣布可能在外国。西藏运动也会分裂，当然北京也希望如此。 “北京缺乏敏感” 他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大力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是，少数民族满意与否不仅与GDP增长或提高投资有关，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文化和宗教自决以及社会平等。问题是，中国当局迄今对这种问题不太敏感，任何争取文化自主的运动都被理解为企图脱离中国，因为缺乏理解和冲突管理不够，很难找到解决办法。” 黑伯勒断言：”对西方世界来说，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非西藏独立问题。这个问题也常被现实政治左右。对国际社会而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不会支持独立运动。从国际法角度看，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的前身国联就没有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未来也不会对此有所改变。” “不再对当局的改革能力抱有希望” 《世界报》1月26日以流亡美国的余杰为例报道说，”余杰出国受到中国许多维权人士关注，他们和余杰一样不再对当局的改革能力抱有希望。当局的如意算盘似乎得逞。著名异议人士处在受迫害的压力下，不得发表文章，感到自己不受法律保护，考虑步余杰的后尘。 “网上任何有关讨论都被删除，但是余杰的基督教同仁在微博客公开抱怨，在中国这个以镇压为基础的国家，容不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独立思考的爱国者只剩下’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看法，就是一个悲剧。” 文章认为，”余杰案掀起波澜，因为他与先前被驱逐的异议人士情况不同。容许余杰流亡是当局镇压规范的例外，对于异议人士，当局通常是无情迫害。在春节前，唯命是从的法官还判处一系列异议人士监禁。 “最高层在策划10月份党的18大上的全盘更新，不愿在交班前的’关键阶段’听到干扰的呼声，更不愿听到政权反对者的声音。”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中国需要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科研攻关项目，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政府机构的人员中，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

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 张维为       邓小平讲过一句名言：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军人就是不一样。我觉得，与此类似，一个地方实地看过，还是没有看过，也是不一样的。这次到重庆的实地参观考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对重庆经验也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也促使我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我想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先讲一下自己对重庆“硬件”发展的印象。我这次是从欧洲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重庆，一路走来的，所以可以进行非常鲜明的印象比较。重庆比肩接踵的高楼大厦，繁华时尚的商业氛围, 看上去已经不逊于任何国际大都市了。昨天我们又到了最基层，参观了虎峰山村党支部的服务平台，这个服务平台的硬件条件，已经不亚于欧洲国家最基层的镇政府的办公条件。服务平台发布即时就业信息的那种大型电子屏幕，欧洲国家基层政府还没有。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也很先进，欧洲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这两天看到的重庆市区居民的住房水平，我看总体上超过了香港市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尽管香港的人均GDP为24000美金，重庆是4000美金。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东西。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虽然人均GDP不是很高，但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要大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观点得到了印证。以我的观察，上海和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也好，重庆也好，百姓的居住条件总体上已经好于香港和日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经得起国际比较。     从“软件”的角度看，我也感触很深。首先可以明显地感到重庆的人心比较顺。我在这里先后坐了6次计程车，每次都和司机聊重庆，他们感觉都比较好，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这些年的工作评价很高，我在国内无论到哪里都喜欢和计程车司机聊聊天，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对本地党政领导人评价这么高的的确不多。这说明重庆近年工作的成绩是深得民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重庆经验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到重庆看一看，了解一下实情和民情，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过去人们总认为，谈民生，是“蛋糕”做大了以后的事，但从这次考察的情况来看，重庆可以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把“蛋糕”做大。换言之，分“蛋糕”和做“蛋糕”可以齐头并进。     分好“蛋糕”能促进做大“蛋糕”，这是一个很有启发的实践。公租房也好，户口落地政策也好，严格地讲都属于分“蛋糕”。重庆市为公租房建设投入了1000亿元。300亿来自政府，700亿银行贷款。政府的钱不用还，银行的钱通过房租还。这一方面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许多企业的后顾之忧，户口落地政策使重庆吸引到了更多的农民工和青年才俊，这些都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到重庆来投资，投资多也意味着把“蛋糕”做大了。做“蛋糕”和分“蛋糕”相辅相成，令人鼓舞，这个创新实在是很有意义。     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容易，两者关系微妙。处理得好，可以保持两者的相对平衡，相互促进。效率提高了，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也就是说把“蛋糕”做大了以后，就可以更容易地分好“蛋糕”。反过来看，分好“蛋糕”又可以增强人民的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但如果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过度追求任何一方，都会事与愿违，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重庆今天做到了两者互相促进，值得充分肯定。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发展要放在整个世界的背景下来看。我多次说过，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还说过，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上海在许多“硬件”上（地铁、机场、公路、码头、高铁等）和“软件”上（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超过纽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两天在重庆考察后，我觉得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板块”也可以这样做，并可能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不少方面（如住房、社会治安、居民幸福指数等）后来居上。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探索也具有国际意义。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探索的是“选拔” 加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我过去比较关注这个模式在上层构架的实践，但这次在重庆，我们看到基层党组织的一些实践，实际上也是这个思路，通过组织功能性党小组，党员干部帮助农民，提供具体服务，如科技入户等。这样做既锻炼了党员干部，又使百姓知道投票该投给谁，这是很有创意的做法，也有利于从政治层面推动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我看中国探索的“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政治模式站得住脚，从基层到最高层，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其总体效果明显好于西方光是靠“选举”的模式，因为西方模式几乎没有了人才观念，这也是西方现在总体走下坡路的关键原因。     我们探索新的社会制度，不走西方那种社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而是探索社会和政府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重庆的干部“大下访”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通过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驻点指导等多种方式，主动地了解和掌握百姓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难题，解决了过去积压的大量信访问题，力求把各种矛盾化解于未然。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伟大目标，背后是社会和谐与公正的理念，重庆“大下访”的做法体现了这种理念，也为中国探索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作出了贡献。重庆还用健康的文化来凝聚人心，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增强了重庆发展的精神动力，这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试验。     在经济领域内，我们探索的是混合经济制度，重庆的“八大投”，带动了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实现了“国民共进”，这值得称道。重庆实践证明，不只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是现代经济，中国混合型经济也是现代经济。混合经济制度可以实现“国民共进”，创造出比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更高的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     总之，我看重庆探索的东西内容非常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做法，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是政治家在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有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力，所以使重庆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希望重庆再接再厉，在探索中国道路方面取得新的成绩，也希望重庆进一步推进话语创新，把重庆故事说得更好，从而使“重庆经验”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43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红旗文稿，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        

　　明年可能是近20年来形势最不稳定的一年。一场政治危机可能吞噬多个面临转型的主要国家。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如今正肆虐在欧洲，明年可能将一些相对稳定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拖下水。 　　金砖四国明年将经受严峻的考验，其中有些国家可能会经历一场老式的货币危机。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放松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迄今，热钱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增长，但不幸的是，这类所谓的增长不过是老式的信贷泡沫。 　　三种力量正在摧毁金砖四国的热钱泡沫。首先，美元汇率正在上升。美国的政治僵局限制了美国财政扩张，导致美元升值。其次，扩张过度的欧洲银行将紧缩了数万亿欧元的规模，令流动性大量丧失。欧洲央行还有待于泵入足够的流动性以填补缺口。第三，中國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而此前，这支持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 　　如果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尽快推出实质性的量化宽松政策，金砖四国的热钱泡沫可能会恢复。但是，我怀疑这一政策不会及时推出，且数额远远不够。明年金砖四国的泡沫可能最终破裂。因为“金砖四国”这一个词，上千个对冲基金诞生，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钱泡沫。只有10年前的网络股热潮，才能与之媲美。 　　巴西和印度可能出现货币大幅贬值。如果处理不当，比如，妄想用其有限的外汇储备支撑本国货币，那么，一旦其外汇储备枯竭，就可能爆发货币危机。尽管拥有有利的贸易条件，巴西和印度的经常账户仍有大量赤字。然而，由于热钱的流入，他们也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印度每个月的贸易赤字约为1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8%.贸易赤字缺口由三个渠道填补：出口到西方的服务、印度劳动力在海外的收入以及热钱流入。然而这三个来源都在枯竭：西方国家购买印度的服务的能力在削弱；印度的劳动力收入受到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热钱的流向也已逆转。印度的外汇储备约为3000亿美元，而该国的热钱大约是其两倍，随着热钱流出，这一储备将很快被耗尽。一旦卢比开始贬值，印度的外汇储备将在几天内消耗殆尽。 　　印度最好的防御就是让货币自由浮动，不加以干预，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做的那样。印度的外汇储备相对GDP的比例，正好约等于1997年金融危机前印尼的这一数字。 　　在俄罗斯，尽管国内一些行业状况不佳，但能源出口将经济撑了起来。普京时代的繁荣由全球能源热潮造就。一旦热潮终结，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其生活在广阔腹地的人民的忠诚。在所有的大宗商品中，能源的基本面最好，俄罗斯很可能再次走运。然而，全球经济衰退将打压能源价格，哪怕只是暂时的。而俄罗斯并没有维持社会和平的缓冲机制。 　　中國的外汇储备是印度的10倍，且其资本账户不开放。因此，热钱流出不太可能压垮人民币。但大陆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该泡沫夸大了经济增长并严重扭曲了资金分配。而正常化过程将是长期的，可能持续到2014年，这一再平衡可能会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减低一半。此外，泡沫支持着大量灰色收入，可能占到GDP的10%.当泡沫破裂时，实际经济不可能支撑起这一负担。按照历史经验，中國将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作为正常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减轻经济的这一块负担。 　　明年，西方国家将不断经历政治危机。面对新兴经济体，西方国家丧失了竞争力，加上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债务泡沫已经将这一困境推迟了十年。即使美国和欧洲目前就能稳定金融系统，政治家们仍需面对生活水平降低的现实——这是个棘手的政治问题。 　　在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会和1968年一样混乱。民主黨很可能将公平作为竞选要点，而共和黨会要求更小规模的政府。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立场基本不可调和。美国经济目前似乎呈上升趋势，但政治斗争引起的信心危机很可能促使经济再度倒退。 　　欧洲的精英们似乎正在德国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希望通过紧缩政策拯救欧元。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政策可能不太容易。很难想象，这样大幅度生活标准下降能够不引起社会剧变。 　　自2008年以来，大部分经济发展只是海市蜃楼，建基于西方国家不可持续的政府支持和新兴经济体的泡沫。明年，这两种支持因素都会消失，海市蜃楼将会破灭。如果你认为2008年的情况已经很坏，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系好安全带吧。世界可能不会毁灭，但你的钱包将会缩水。 　　（ 谢国忠 为玫瑰石公司董事，獨立经济学家。本文英文版首先发表在《南华早报》。财新实习记者孙甜 译） 　　作者: 谢国忠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2-3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２０１２将是怎样的一年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黑色旋涡－－论大博弈之中国对策 (0) 鹰派多一点还是鸽派多一点？ (5) 风云变幻的２０１１ (0) 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5) 道德缺失的中国 (7) 谁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 (12) 谁来挽救中国形象？ (3) 行天道，走人道，兴正道 (1) 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1) 理想化的“中国之梦” (0) 梦遗中，我大喊“中国不高兴！” (1) 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1) 是什么在拖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 (1)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 (0) 旧中国特指皇帝失势的时代 (5) 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0) 打了个冷颤 (0) 我们如何为“中国加油” (5) 影响中国形象的三大要素 (1) 对中国未来局势之剖析 (6) 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1)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2) 在祖国如何坐牢 (0) 在海外听说中国不高兴 (6) 国旗不过是种标志，应允许拿它宣泄 (1) 国共用人的不同 (2) 回到中国去 (0)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6) 双赢结局？船员成功获救，海盗成功获金！ (1) 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3) 关于中国基本国策需要调整的十条建议 (0) 像国歌那样——呐喊与呼唤 (3) 伟大的祖国母亲岂止六十岁 (1) 今日中国之我见 (0) 今天中国是否理解罗斯托 (0) 也谈“中国不高兴” (1) 中國报道周刊整站文章下载 (0) 中国需要更多的鹰派人物 (2) 中国还要不要尊严 (2) 中国还像中国吗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