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OhMyMedia | 南方周末:三十古城上演重建风,“名城”称号骑虎难下: 穿越五千年,拆仿一线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 实习生 周琼媛 发自:北京、山东聊城 “拆旧”和“仿古”的大戏正在中国城市加速上演。一边,部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历史文化街区频频告急;一边,55亿再造凤凰,千亿重塑汴京,仿制古城遍地开花。这一切正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风景。 若非十五年前栽下的两棵梧桐树还立在那,严振已经找不到曾经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家。 2012年10月的一天,他站在山东聊城古城楼南大街的梧桐树下,眼前已不见当年的两层小楼,而是一座青砖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 这只是聊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的一瞥。而今,站在古城的中心——有着“天下第二楼”之称的光岳楼楼顶四顾,这座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水上古城四面的主干道两侧,仿古建筑已然鳞次栉比。 三年前,聊城开启浩大的古城保护与改造帷幕,严振便和生活于此的万余居民一样,渐次离开了这座躺在水上的千年城池。他们的旧屋悉数被夷为平地,让位于那些漆色崭新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 随着这些旧屋及其周边道路的拆除,聊城古城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砾。 “赝品!”对已然立起的古建筑,严振充满了鄙夷。而在当地政府的计划里,这些看似古色古香的“古城”制品,不仅替代了旧城脏乱差的面貌,而且寄予着地方“旅游业发展龙头”的期待。 在这场激荡着中国城市的拆旧与仿古的热潮中,聊城并非孤例,甚至不值一提。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的初步统计显示,中国正有不少于三十个城市已经、正在或谋划加入这一古城重建风潮。 争相上演巨资“穿越” 最新入局的是昆明。2012年10月26日,滇池湖畔的昆明市晋宁县,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破土动工。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 中国的城市不乏值得一说的历史与故事,自从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共有119个城市已荣膺这项桂冠。现在,他们中的部分已不满足于单纯守卫祖上的零星遗产,力求重现千年的恢宏历史。 回到“明代”。2012年底,大同古城墙即将合龙,投资500亿元的古城再造正令这座城市再现明代风华。 回到“宋代”。2012年8月,河南开封爆出千亿打造古城新闻,力争四年内重现北宋汴京繁华。 回到“春秋”。2012年初,山东肥城“春秋古城”项目开工奠基,计划总投资60亿元,占地2200亩。 回到“上古”。2011年9月,江苏金湖尧帝古城开建,项目占地千亩,总投资30亿元。 ……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的记忆中,以往这种复古表现为对个别建筑的整修,如北京琉璃厂、南京夫子庙、承德清代一条街、开封宋街等。而今,复古已变为一区乃至一城。   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主要来源于北大教授吴必虎的统计。项目投资可能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何籽/图) 作为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赵中枢目睹了各地古城重建后悟出一个 规律 (如图示) :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偏远的西部地区少有这种现象,但在中部,经济上有一定潜力仍想大发展的地区,古城重建正扎堆出现。其中,仅河南一省,即有郑州、鹤壁浚县、开封、商丘、洛阳等五地欲重建古城。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张松说,“这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 但在一些人眼中,回到过去轻而易举。“大美滦州已备好美酒佳肴,恭候八方朝拜的下臣进城就座。”2012年9月30日,投资52亿元、占地两千亩的河北滦州古城举行开城大典,辽国的“国王”和“皇后”率领身披铠甲的仪仗队出城迎客,俨然一场“穿越秀”。 “重建未必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地方重视文化的一个反映。”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我们希望是保护遗产,而不是一味恢复历史面貌。”他认为,恢复一座古城既非易事,亦无必要。 周干峙说,在全世界九百多处世界遗产中,中国只有43个。“九百多个里有一半以上在欧洲,就此而言,我们还交代不过去。”但对于怎么保、保什么,仍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不敢撤销的名城称号 严振越过新修的仿古宅院,古城的另一面浮现眼前:原来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已经被悉数铲平。 这是重建的另一面:拆。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这位领衔编制《聊城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的“古城卫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当年规划,应当对古城建筑原样原修,并留存部分居民,“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聊城地方政府却只是采取了该规划的壳,反以大拆大建的方式将古城的历史街区拆除,“就剩了一条假裤子”。 “想完全恢复之前的古城格局和街巷已经很困难了。”一位聊城匿名文保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二十年前,正是凭借这些文物古迹和古城格局,聊城得以跻身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推倒重来的聊城已经成为负面典型。在2012年6月召开的“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为,直接点名聊城,“成片历史街区被拆掉,统一建仿古建筑,一个设计图纸、一个时间建出来的”。 不惟聊城,中国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街区都在成片消失。 所谓历史文化街区,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2011年1月起,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了三十年来首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检查。按照进度,检查于当年7月即宣告结束。但结果未对外公布。 这注定是一份不容乐观的结果。参与检查的赵中枢曾透露,在全国11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13个名城已无历史文化街区,还有18个名城只剩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按照规定,有两个以上历史文化街区的才能申报历史文化名城。 阮仪三则称,没有了历史街区的名城可达二十多个,此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是不合格的。 赵中枢说,历史文化街区消失的原因,有的是在1982年国家划定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尚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但更多是划定之后却人为拆毁。 2009年4月,南京市“危旧房改造计划”将历史街区列入改造范围,安品街、南捕厅等一大批老街区被拆除殆尽。“大同的善化寺和上下华严寺周边,原来是一片历史街区,现在也全部建成仿古建筑了。”阮仪三说。 此外,1949年以后产生的历史街区几成空白。据赵中枢观察,目前中国还能找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人民公社旧址,仅余河南、四川等地的两三处。 事实上,依照检查通知规定,对已不具备条件的名城,由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建议列入濒危名单或者撤销称号。但是,“专家们有个担忧,摘掉一些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他们就索性不要了,要他干什么?很麻烦的。”阮仪三说。 一笔旅游、地产经济账 “古城重建的动机很少是为了文物保护,大部分是为了搞旅游、搞地产开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说。 在2009年聊城古城保护与改造动员大会上,聊城市一位领导公开感慨,原汁原味的“天下第二楼”光岳楼、傅斯年纪念馆知者寥寥。“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旅游业发展不够。”因此,古城的改造开发被寄望成“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 事实上,诸多重建的古城并不隐讳打着“旅游”字样的别名,如尧帝古城又称金湖印象旅游城,银川西夏古城亦称西夏商业文化旅游博览园。 据阮仪三观察,当下这股古城重建的风潮正是肇始于丽江、平遥、乌镇等古城古镇旅游业兴起之后。“人家能够搞好,我们也一样能够搞好,完全能够实现后来居上。”上述聊城市领导如是说。 地方政府已然运筹帷幄。聊城市政府的招商文件显示,恢复建设历史文化景点投资约为1.78亿元,建成后,年客流量约为30万人次,可收入1亿元左右。而大同市更是曾公开期许,未来旅游人数将达到每年300万人,以100元门票算,一年即是3亿元,这还不包括餐饮购物等。 仅仅旅游开发的目的并不足以解释全部。赵中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仅仅为了旅游或保护古城,完全可以通过丽江、平遥那样的新旧分离模式,抑或当下在北京等地推行的旨在避免大拆大建的微循环渐进式的整修,但这样的方案却被聊城等地弃之不理。 “拆了老房建新房,有GDP和房地产收入,修老房子,费钱、又没有收入。”阮仪三如是解释地方政府推倒重来的动力。 两院院士吴良镛曾指出,大拆大建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最经济的做法。“老城中心地价高,拆迁花费的成本高,但是经济回报会更高。”赵中枢说。 聊城市政府的公开效益预测称,古城内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约为16.87亿元,可建民居约48万平方米,预计销售收入约28.8亿元,其利润之丰厚自不待言。 如此,不是在新区大笔一挥,而是在古城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重建古城最划算的选择。 然而,所有的算盘都能尽如人意吗?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古城重建风中,山东枣庄的台儿庄古城是为数不多的已然开门迎客的一个。公开资料显示,自2010年开城以来,该古城共接待了400多万人次游客,从2009-2011年,古城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3.9%。 更多正在加速度前进的古城项目尚未及接受考验。“是假文物没关系,但要考虑业态。业态规划成功,古城会响亮转身;只是物质城墙,可能大量的钱投进去以后收不回来,留给下届政府,最后真正承担的还是老百姓。”并不反对再造的吴必虎说,“政府立项,老百姓埋单,直到一代代把债还清。” 夜幕降临,一平方公里的聊城古城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灯光。而政府的官方话语坚信,“一座古城如凤凰一般徐徐除去老旧的躯体,正向新生阔步前进。”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严振为化名)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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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深港边境 封闭六十年的村庄 活在隔离带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谦 发自:香港、深圳 编者按:冷战时期由英军设立的香港北部边境禁区正在解禁。这段长20公里的神秘带状区域,见证了陆港两地一个甲子的风云际会,也凝固了时光,甚至被遗忘。在陆港民间关系微妙复杂的2012年,对两地来说,这块神秘面纱的揭开,加快融合,更考验智慧。 香港禁区的警察。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边境禁区是冷战产物,也是历史标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它既隐形又真实,既见证离斥,也见证融合。 禁区解禁在释放香港经济和民生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历史与记忆,更开启一段影响深远的陆港融合之旅。 从香港特区最繁华的中环出发,摆脱密集高楼、凶猛人潮和闪烁霓虹,往北穿越九龙和大半个新界,将抵达一个叫“石涌凹”的地方。 恍如穿过一条时光走廊,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荒草漫漫,老屋斑驳,鸡犬相闻,就连历史也在此停滞。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道路封闭,戒备森严。港英时期的警察甚至保留对擅闯入者实行拘捕或开枪的权利。禁区内居民将这里比喻为“被铁丝笼罩”的世界。 随着2012年香港北部边境禁区第一阶段逾7.4平方公里的解禁,这堵鲜为人知的香港版“柏林墙”才渐入公众视野。 香港边境禁区建于1951年,逐步扩大至28平方公里。这片相当于28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当时被英国人称为“香港北部小型万里长城”。即使在回归后,禁区仍未消失,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先例。 随着边境禁区的政治防卫功用已失,香港民间要求缩减甚至取消禁区的声音日隆。实现第一阶段解禁后,特区政府制定规划:将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开放剩余区域。届时,除去最终仍会保留的4平方公里沙头角墟、边界通道与出入境管制站外,香港禁区的历史将彻底落幕。 中英街。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封闭六十年 禁区解禁——从工业文明到农耕文明——被囚了六十年——人为围墙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2012年2月15日零时起,封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香港禁区第一阶段解禁,包含担水坑村在内的沙头角六条村落。“感觉被囚禁了六十年,终于开放了。”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不由感叹。 这个隐形的牢笼诞生于一段大历史。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当天,英军在一夜间建成了边界铁丝网,企图抵挡势如破竹的解放军。 然而,首先冲击这里的不是枪炮,而是内战后的难民潮。1950年5月1日之前,每周大约三万名内地人进入香港境内。一系列边境事件令中英关系变得紧张。随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对华实施禁运。 1951年,港英政府颁布《边界禁区命令》,以保安理由封闭与中国大陆接壤的边界,并正式成立边境禁区。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与此同时,广东省也宣布实行边界管理,沙头角部分地区被列为中方边防禁区。 后来的多次逃港潮中,港英政府发现偷渡者会将整段铁丝网推倒或剪破,便沿禁区界线加建了一重品字形铁丝网,从沙头角延伸至后海湾;又在最北村落的南沿再建第二重铁丝网,名为“边界第二防线”。 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一道人为围墙的序幕,以铁丝网拉开。 被铁丝网阻隔的世界 逃港者从未停息——在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中——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荒诞的交融 自1950年代禁区设立后,禁区居民不得不形成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禁区之外的世界,无论哪边,一律叫外面。外面就是危险的。宵禁是常事,村口最北的大铁闸会在凌晨关闭,车辆则决不能靠近最边界的莲麻坑路。小山丘上,警方七座碉堡依次排开,夜间会以360度射出白光柱。 哪怕铁丝网矗立,逃港者却从未停息。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达56万人次。 边境禁区梧桐山连绵,人迹罕至,是逃港的陆上必经线路。如今重新站在这里的铁丝网边,禁区原居民姚观华仍感到心有余悸。 “那头逃命,这头抓人,有人死后就挂在铁丝网上,看着心寒啊。”他说。 意识形态对抗在1967年达到顶点。这一年,香港左派民众发动“反英暴动”,事件蔓延到边境。7月8日,三百名中国民兵越过边境到禁区,向港方警岗扔石块、玻璃瓶,造成四名警察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自此,两边紧张对峙。英军在禁区屋顶堆满沙包,架设机枪阵,华界驻军也严阵以待。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禁区居民被怀疑有“左派”思想而遭监视。报考警队的原居民发叔,即便考试全部合格,也因为“政治不合格”被拒入警。 而网那边的深圳沙头角也防范有加,一份爱国主义教育材料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要筑起反腐蚀的思想防线。 对峙之外,历史又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形成荒诞的交融。 边境封锁后,一批禁区村民因为遗留田地在深圳,仍可获得深圳公安局发放的耕作证。“家住在香港,生计在深圳”的情况使他们担任了最早的“深港两地大使”。 在曾是其中一员的叶女士印象中,过境时只要向解放军掀开装着午饭的饭盒盖,再读些写在黑板上的毛主席语录,“随时可以过去”。同时,深圳有田地在禁区的农民也可以凭耕作证到香港耕作——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则回到社会主义床铺休息。 港澳流动渔民是另一群特别的“水上公民”。现在五十六岁的陈志明,当年不但是香港居民,还拥有内地户口。“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礼物。”他说。 某种意义上,禁区所见证的逃港浪潮与这些早期的农业融合样本,一同推动了时代的车轮——1978年,内地改革大幕拉开,随后建立深圳特区,史学界普遍认为,“逃港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内地尤其广东对经济发展的愿望。 叶秋平还记得当年禁区居民给逃港者送米、送水的场景。日后,他们守望相助,一同创造了香港奇迹。而他们逃难身后留下的禁区,却仍一成不变。 (何籽/图) 历史反转戏: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以空气为界——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历史荒诞之处——一出反转戏 禁区内的中英街,历来以空气为墙。 这条“中国人居住在英国人管辖的街道”,在漫长冷战时期是分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边界之一。街的两边,店铺分别属于中方和英方。 随着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中英街成为一枚显赫的时代标签。在最热闹的1980年代,它是象征着中产生活的香港梦。内地人,吉澳人(吉澳,香港的离岛之一),香港原居民都赶过来“趁墟”(赶市集)。早上四点多钟,集市便开始人声鼎沸。 然而,后来香港回归,两地跨境贸易的热闹场面反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疯抢物资的水客兵团。 罗嘉豪童年上学必经的这条街,后来让他心生尴尬:一街之隔的世界颠了个,对内地人纯朴的情结开始让位于对凶猛水客的厌恶。 莲麻坑村前村代表叶秋平也有一些复杂的心事。 过去,他偷偷拿面包送到山上接济偷渡客,如今他却不再同情偷渡客,“以前吃不饱全家逃难,现在,是为挣钱一人冒险——性质完全不同了”。 “他们在一个边缘地带,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写在禁区研究的著作里,发现“抗拒又妥协”,是禁区“边民”们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这种“奇特的务实”还使禁区的人们一直被夹在中间,“既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 内地经济迅速起飞,变化也仿佛发生在一夜间。港界的村民还在种地,华界则遍地“种房子”。当深圳沙栏吓村的渔民、农民住上了别墅式小洋楼,隔沟而对的禁区盐寮吓渔村,还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当时,香港《东方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对岸深圳,高楼拔地长了起来,水客集结多了起来。禁区却一直没开放,“九七”后管制反而越来越严。人口流失,集市风光不再。年轻人都外出工作,最终搬走,剩下的都是老人。“家已经没人住了,伤心也没办法。”新楼街杂货铺的四婶说。 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经由文锦渡禁区到马会道,进入香港。随后,作为供港物资的通道,禁区见证陆港进一步融合的同时,自己却继续留守往昔。陆港两地的发展就像一出反转戏,刹那间拉开意味深长的距离。 沙头角墟一处新建的小公园,近处,三个香港园林女工低头锄草,薪资每小时二十八元港币;远处,则是深圳的两幢新大楼,每平米估价两万六千元人民币。大楼上红色条幅写着“贺封顶大吉”。据说,新楼名为:中英街一号。 在香港辉煌与深圳奇迹的映照下,禁区的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禁区隐形的村庄们,被包围在发展声浪中,渐渐显出形来。 2006年,这个曾经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不见身影的禁区,首次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缩小边境禁区范围以发展的讨论。2008年,港府进一步确立禁区的保留范围由8平方公里,缩减为最终的4平方公里。 隐形的村庄,时间停滞了 这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全新的时间刻度 谷歌地球的卫星图上,香港与深圳大片灰白色楼群之间,一道葱茏被挤在中间——这片恍如失踪的区域,便是已经看不出铁丝网的禁区。 屋舍俨然,土地平旷,恍若八十年代的内地农村。时间以一种近乎停滞的速度,在未开放的禁区内流淌。 84岁的香港人叶关保已经数年没有到过中环和铜锣湾了。“感觉离中环跟离北京一样远”。 现在的他,每天村内数着走路一万步,逛街就在离禁区最近的上水,最爱吃的是华界沙头角的北京烤鸭,九十港币一整只。 这并不夸张。更多的原居民保持着和他相似的习惯:坐港铁不出新界,购物止步上水粉岭,到深圳比到港岛更多。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也挺好。 一直以来,这片土地“收容”各色来客:国民党逃兵及家眷,中共游击队员,外国修女,以及内地偷渡客。就连更早以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叶定仕也回到这里避难。偏安一隅,时光凝固,这个“历史的弃儿”成为最好的避风港。 一路沿着禁区边境最北的公路走,抬眼次第可见,深圳楼群鳞次栉比。相形之下,铁丝网的这边,杂草丛生,荒地闲置,偶有松园下村的清末老宅闪现。很难想象,这和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同属一座城市。 除了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再度激发这里老人们的兴致。过去的时间,是他们唯一拥有,也是禁区的唯一阻隔。 “(禁区)这里被藏得很好,历史让它不得不被边缘化。”香港岭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智鹏说。 一片被时代疏离的土地,就这么恰到好处地停在了这里——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香港的城市化扩张版图显然遗忘了它,深圳狂飙突进的财富成长试验也只是经过了它。 “这里的香港人就像隐形人。”禁区原居民阿祥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距离香港近了些,是在年初禁区被开放的时候。几年前,他们外出打工,老板通常一听说是住在禁区内,便不再录用——这里,距离真正的香港,实在太远了。 现在,禁区内凤凰湖的民居正门上还漆着民初五色旗及国民党旗。尚未开放的禁区,许多老一辈原居民继续成为留守的“空巢老人”——记忆是他们拦截时间的一面墙,就立在家门口。 一片杂树灌木掩映之处,是竹园村的旧村废墟。七十余岁的原居民姚明已经把家搬到了新址。2012年11月,他再次走在旧址,还能准确识别那棵被1962年温黛台风刮倒的老树。看到被编记号码的残壁旁,以前老屋里供奉祖先的神龛犹在,他感到“无法挽回的伤感”。 废墟的正前方,已是一片大工地,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是深港政府正在建设中的“香园围/莲塘新口岸”。2018年,新口岸启用时将实现“人车互通”。那时候最后的禁区也会已开放三年,深港融合将带动禁区步入一个全新的时间刻度。 特区中的特区 这条香港发展的脐带——禁区正在死亡,铁丝网却反之——阿灿、港灿与屌丝——再也停不下来了 2012年2月14日晚,香港沙头角张灯结彩,一队舞龙舞狮的人群,雀跃穿过百余桌筵席。五十岁的阿祥和其他乡亲一同举杯庆贺禁区将在午夜开放。不远处,被释放土地已经开始赶工兴建楼盘。 这一场迟到十五年的解禁,将边境禁区拉入公众视野。香港市民纷纷驱车前往,一睹神秘禁区的真面目。这里新成立了香港最大的有机农庄,亦有深圳驴友组队到禁区内徒步探险。 香港历史研究社理事长李泽恩,多次进入禁区考察历史遗迹。他发现禁区开放带来的游人,已经令不少古迹文物受到破坏。 在“香港2030远景”城市规划中,边境禁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港府计划全面开放后的禁区,局部将建新市镇,局部则为货柜中转区和物流中心,甚至因应跨界活动增加而发展为大规模娱乐中心,建立酒店和商场。 一开始,争议聚焦在发展与保育之争。无论是逐渐消失的历史文化,宗族传统与遗迹,还是稀有蝴蝶、蝙蝠,生态环境的自然保育,作为“香港最后村庄”的禁区开放都仍将面临未解的题。“不能因为大兴土木,影响禁区生态。”环保人士吴希文说。 2012年6月,时为候任特首的梁振英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边境禁区可做“特区中的特区”,内地人和外国人均可免签证进入。在他的构想中,这片昔日的处女地,将来甚至会变成除了中环等核心区外,另一片可让香港经济腾飞的土地。 从最封闭的边缘地带,到最开放的“特区中的特区”,禁区经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华丽转身。 然而,陆港民间关系越发微妙的2012年,禁区的开放与发展,更与两地日渐焦灼的现实交锋捆绑在一起。 香港学者陈文鸿撰文提议:“区内可采取免税区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开放区内让内地人尽可能畅通无阻地进出。”这与港府新界东北区发展的规划一脉相承,是为了“打破过境阻碍,促进融合,避免边缘化”。 立刻有人反驳:禁区开放后,过度融合会影响香港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 尽管禁区之意识形态对抗与政治防卫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走私客却成为港人眼中最新的边境威胁。今年一连数次港人反对走私水客的“光复上水”行动,已经发出焦虑的信号。 这道无形的“铁丝网”困扰香港已久,实业的外迁,地产垄断和经济肌体的僵化困扰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和失望转化为无处安放的愤怒,成为2012年多起陆港矛盾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讨论仍在继续,禁区的生活也如常。即便禁区行将消失,沙头角墟已被确定最终也不会开放。2012年11月的一个午后,这片“永久性禁区”里,《最炫民族风》在小店内响起,茶餐厅里喝下午茶的原居民大叔,和内地朋友调侃,语出惊人:我说你阿灿,你就说我港灿,有什么意义?还不都是屌丝!(阿灿,香港人对内地新移民的俗称,带有歧视意味;港灿则为内地人对此歧视的反击性称呼) 如今,已开放的部分,休闲农庄兴起,游客前来,建屋加快;未开放的部分,则悲喜交加。发叔站在盐寮吓村码头,想起曾经捕鱼为生的日子,“盐田水有拇指深,只要一直晒着,水变得很咸,就可以结晶”。 这都成为他记忆的部分:日头一出风一吹,盐亮晶晶的,好像钻石般闪耀——禁区以及禁区中的那种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特别感谢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对本文的贡献。)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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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老路?邪路?还有什么路?

作者: 信力建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讲到“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只有在搞清这世上究竟有多少路后,才谈得上走不走与走不走得通的问题。 不用说,所谓“老路”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带我们走过的一段路。这是怎样一条路呢?1982年11月10日,勃涅日列夫病逝,终年76岁。其时,正值信息科技革命兴起,知识经济时代开始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的撞击下,世界更加开放、依存性不断加深。发达国家高科技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苏联却置身这一潮流之外。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弊端更加突显,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止步不前。“求稳”政治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僵化。官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出现“老人政治”局面。1980年,14名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1岁。老人政治使苏联社会暮气沉沉,缺乏应有活力。7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进入80年代,经济继续滑坡,1982年,工业总产值仅增2.8%,低于70年代后期的增长水平。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1982年为1%,低于1976-1980年的1.9%,农业人均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伴随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热火朝天地进行,经济改革实际已陷于停滞。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2.4%,1990年比上年又降4%而出现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经济严重滑坡的先例。消费品市场的供应由长期失衡发展到全面短缺,财政赤字,货币币发行失控。1989年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增加56%,1990年又比上年增加70%,外债达70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广大群众怨声载道。1991年12月7-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秘密会晤,并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称“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苏联第8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把核武器控制权亲手交给了叶利钦。同时,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白、红、蓝三色俄罗斯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社会主义老路除了朝鲜、古巴这样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大行其封建世袭制的碎片国家还在乐此不倦外,其他国家都已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了。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路好走呢? 第一条当然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建国不到三百年的国家,从“五月花”上的契约,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再到黑人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每一步都在实现自己——也是世界——的梦想。建国200多年以来,美国曾经历过南北战争(1861-1865年)和大萧条(1930年代)两次严酷考验,仍坚守自由民主制政治制度,成为宪法民主和公民自由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庞大的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影响力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并经历数十年的冷战后,终于拖垮苏联,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今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实力、科技创新、军事技术力量等众多领域的庞大影响力都是无他国能比拟的。纵观美国经济史,是一个从成功的殖民地经济于20世纪过渡到世界最大的工业国的历程。这个国家最让人振奋的当然是它的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系,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四万美元,居世界前列,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开支的总和却占GDP的36%(注:此话意思是:美国政府虽然在国内经济中角色较为次要,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还是高达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其他在科技与教育方面也成就显赫,执世界发展至牛耳。 跟美国通过保障个人自由来达到经济繁荣不一样的是,北欧许多国家更注重的是社会福利和公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也。这条道路主张在民主体制里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份子支持多样型经济发展,并要求国家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以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士或团体一般都要比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左倾。民主主义不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平等和公正同样具有人类的最高价值,没有平等和公正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为名,否定平等和公正,本质是在宣扬弱肉强食的反人道观念。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把平等和公正放在与自由同等价值位置上的。它认为,人不只是抽象的,还是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让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的人进行自由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要求社会先要给予社会中每一个人以尽可能平等的地位和机会,然后再展开社会竞争。 我们不妨就其典型瑞典来看看民主社会主义的特色: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数中排名第一,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其要点在于: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私有制+全民的福利政策。他们通过国家的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提供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创建“福利国家”的“人间天堂”。 目前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是属于私人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利润为政府提供了滚滚而来的财源。可以将瑞典的经济模式概括出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这一公式意味着,生产由你,分配由我。如果执行马克思的教导,消灭私有制,后果会如何?各国公有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普遍的贫穷!包括西方有些国家,也曾实施过扩大国家所有与经营范围,结果效率低下,经营亏损,只会给政府背上财政包袱。如果要使社会陷于普遍贫穷,那么只要实行公有制即可;如果要使社会达到普遍富裕,那么应当保护私有制。保护私有制,就是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就是保障人权。保护资产者就是保护核心生产力。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前,还有说法认为瑞典高税收、高福利的做法将难以为继。但1990年代末以来,瑞典经济各项指标明显好转,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高福利和经济增长并非势不两立。” 2005年瑞典的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1980年为4.9倍。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瑞典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较小的国家。 如果说苏联走的是左派独裁道路的话,那曾经让世界瞩目的亚洲四小龙走的就是右派独裁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从20年前开始,当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崭露头角,以超高的成长率自开发中国家立刻蜕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以台湾为首的这四条小龙,香港根本由英国的殖民政府统治,台湾与南韩尚处于高度威权统治的状态,而新加坡则看似具备了一切民主国家的特征,但其人民行动党自立国以来即稳稳地掌控政权,反对党只是聊备一格,与另外三条小龙亦属异曲同工;因而求取四者的最大公约数,似乎威权而非民主乃是这四个经济奇迹创造者共同的特色,甚至被归纳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从道理上讲,人民即使获得相当程度的选择自由,也并不保证他们会竭尽所能去提升生产力。因为每一个辛苦的耕耘,都必着眼于甜美的收获,如果耕耘的果实尽入他人掌握,又有谁要徒费辛劳?于是法治就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件。法治有多重任务,但与经济发展最关紧要的,就是财产权的维护。所谓财产权,即指每个人对其辛勤所得之果实的充分支配权利;他可以自己尽情享用、可以长期保留,更可以自由与他人交换有价值的财产。因此,最有效能的政府最宜于管好自己的手脚,千万不要逾越分寸,尽可能只做不得不做的事,如国防、治安、基础设施,而尽力为人民保留最大的选择自由与财产权。退而求其次,才是能以最好的人才,尽心为人民做最多、最好的事情,而能保持官箴清明、纪律森严的政府。就后者而言,两蒋时代的台湾,略可企及。但全球最佳的例证,则非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莫属。不过新加坡虽然被公认其政府施政最有效能,而且正如前述,其政治体制表面上具备了民主政治的一切重要特征,但在台湾从李前“总统”以降,每提到新加坡,即对其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这里面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奥妙之处──当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太有效能又太过于大有为,这个国家反而实质上成了一个极不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新加坡为其极致,两蒋时代的台湾则是个半吊子的典型。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国家,其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毕竟,经济上的自由必将导致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嬗变,就预示了这种趋势。 事实上,无论老路也罢,新路也罢;邪路也罢,正路也罢……走什么样的路都需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就中国现实而言,我们应当看到:构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石将最终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学家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和劳动者对工资的追求,那么整个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成功地运转。”他的结论是:“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在今天,大多数西方学者仍然坚持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近代欧州经济学家伊萨克森、汉米尔顿和吉尔法松在合著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中更是说的明白:“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主久没有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产权的独立意味着独立交换主体和独立市场的必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 鲁迅说得好:这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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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 任建宇回忆劳教经历:唱红歌可以减刑

昨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转发微博、发帖被劳教而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宣判,认为任建宇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裁定驳回其起诉。宣判前一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任建宇已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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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当代美国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1)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十章 当代美国文学:千帆竞发,万木争荣(1)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国家之一,人口约3亿。这充满活力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方言难以计数。每年大约有100万新移民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以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居多。 当今美国文学也是多彩多姿、令人眩目,呈现出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景象。许多社区新人辈出,他们挑战旧理念,促使文学传统适应大众生活的新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使得过去缺乏代言人的群体有机会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技术革新则催生了一个瞬息万变的公共论坛。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书博览会、文学节以及“赛诗会”(青年诗人即兴朗诵会)等活动吸引了大批热情的读者。有时无名作家会由于一本书被一个读书会推荐而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在任何一个星期日,只消浏览一下《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单即可领略当代美国文坛百花争艳的盛况。例如,2006年1月,平装畅销书单就包括“通俗”小说——如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的情色小说 、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新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侦探小说——还包括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科普作品、《纽约客》杂志作者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流行社会学专著、以及有关吸毒者康复和犯罪的作品。最后这一类中有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创新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的再版,这部最初发表于1965年的“非虚构小说”模糊了严肃文学与新闻报道之间的界线,并于最近被拍成电影。 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作家以及描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在该畅销书单上也占居显要位置。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长篇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以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为背景,叙述了被迫分离的童年朋友的故事。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的回忆录《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eran)以犀利的文笔叙述了在伊朗向女青年讲授西方文学的往事。第三部作品则是阿瑟•戈尔登(Arthur Golden)已被拍成电影的《艺妓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该书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日本女人的生活。 畅销书单还表明,宗教也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题材。据《出版商周刊》统计,2001年基督教主题的作品第一次同时在小说和非小说类畅销书中名列榜首。在2006年同一个星期日的精装本畅销书单上,我们看到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Vinci Code)以及安妮•赖斯(Anne Rice)的小说《我主基督:出埃及记》(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 除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以外,连锁书店还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主要宗教开设了专门的书架,有时也包括印度教。 在书店女性文学的专架上,能看到“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的作品。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是二、三十岁出头的美国年轻女性,她们成长于一个普遍接受男女平等的时代,充满自信,追求妇女选择的个性化。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她们常常被视作倡导回归传统、生儿育女、化妆美容等“女性化”角色。这些青年作家重新启用“姑娘”(girl)这一称谓——其中一些人拒绝以女权主义者自居。通常所说的“小妞文学”(chick lit)便是其中一个很兴旺的分支。英国作家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的《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以及康戴丝•布什内尔(Candace Bushnell)的《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描绘了都市单身女子寻求爱情刺激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年轻女性中催生了一个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 非虚构类作家还对后女权主义进行了考察。苏珊•道格拉斯( Susan Douglas)和梅雷迪思•迈克尔斯(Meredith Michaels)合著的《妈咪神话》(The Mommy Myth, 2004)分析了新闻媒体在“妈咪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珍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合著的《宣言:青年女性、女权主义与未来》(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2000)则探讨了女性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活动。杂志作者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自称“反女权主义者”,剖析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陷入的矛盾。她2004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农奴制拯救妇女运动的过程》一文揭示了职业女性聘用下层社会的移民妇女当保姆的情况,引起轩然大波。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美国文学无疑已呈现民主多元性。地域派阵容得到壮大,外来作家(或称“全球化”作家)通过异国视角再现美国文化。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发掘丰富的题材,随着族裔文学趋于成熟,它们也在形成各自的传统。回忆录和传记迎来一个繁荣时期。短篇小说绽放异彩,“短小说”已经站稳脚跟。新一代剧作家继续发扬通过舞台探索当代社会问题的美国传统。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充分展现当今美国文学流光溢彩的多元性,而只能考察总体趋势和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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