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关于国家发展学院致毅夫函 毅夫仁兄如晤,感谢兄昨日来电及坦诚深远之交谈。关于所拟草创之 “国家发展学院”,弟夜半辗转,思量再三,余绪未了,故凌晨即起, 惟恐不能襄助其事,特致此函于兄,略舒胸臆。 纵观天下社会变革,凡称“变革”者,无不困顿于其旧制失效而新制 尚未建成,所谓“制度缺失”。又凡苦于制度缺失之社会,常需两代 人时间,约半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间,徘徊往复,动荡不安,尚可 进入某种“稳态”。故而,变革亦可称为“转型”——社会制度由一 稳态过渡至另一稳态时的种种失序现象。 制度既缺失,社会又不能不发展,故唯一求生存与发展之转型期策略, 便是“因人而设事”。此处“事”字精义,可参阅金岳霖先生《论道》 “绪论”。余观察研究大范围制度变迁多年,深感制度经济学家不可 只以“解释世界”为己任而以“改造世界”为旁骛。社会科学是“西 学”,凡西学,盖源于柏拉图理念世界,研究事物之静止状态——谓 之“逻辑”。惟其如此,西学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超越“国学”。亦因 此,治西学者,不擅长研究事物的非静止状态。中国学者以西学来研 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以莫不困惑,因其偏执静理而生“隔靴搔痒” 之感。所谓“人与事”,必是先有其人,后生其事。道与路,都是人 走出来的,成功的道路,后人追踪而不能成功,究其理由,诚如老子 所言:所追踪者,只是“道”之“迹”,非道也。道,生生不息,变 动不居,本无“逻辑”可寻。道之寻求,如孔子毕生努力所示,乃一 实践过程,乃一动态呈现,亦即毕达哥拉斯所谓“逻各斯”。 制度创新,于是要求因人而设事。稳态制度,要求因事而用人。毅夫 仁兄,此一原理,被许多学者无视,乃至耽误了无数实践者的事功。 兄既决意寻求新制,弟谨以这一原理相赠相勉。 弟与兄共事,此谓“因人而设事”之一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乃一群人,相聚而设事,姑称“制度”,实则“人事”之聚散 离合过程。同理,“国家开发学院”(发展与开发,英文相同),其实 质乃一群相宜之人,相聚而设事。故所拟学院诸系所学科课程,均应 视人才而设立,如无该类人才,宁可不设该类系所学科课程。若非要 设该类系所学科课程,则名与实不相符,名实不符则后患无穷。兄以 “发展经济学家”著称于世,故兄之筹办“国家发展学院”,名与实 相符。此即“可行”。以此一可行之事,兄与相宜之各类人才相聚, 衍生出诸类可行之事,名为诸“系”、诸“所”、诸“学科课程”。 何谓“相宜”?往者牟宗三先生,于香港新亚书院讲授《周易》时有 所阐发。运用于经济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济”。然相济与不相 济,核心人物至关重要,此所谓“政治家”或“企业家”之职能。若 兄之为“发展学院”院长,即履行此类政治家职能,切不可指望这一 职能由任何制度取代。此一原理,弟谓之“不可能性定理”,其要旨 略陈如下:人与人之间的相济,可视为一种“关系”。一项基本的经 验事实是:这一关系不能满足所谓“可传递性”。某甲与某乙相济, 某乙与某丙相济,未必某甲与某丙相济。故而,人之相济,不能具有 自洽性。凡不自洽的,不能简单交由任何一套规章制度,而要交由政 治家(或企业家)去协调。既然如此,群体之内当然要承认政治家(或 企业家)不可取代的职能,惟其如此,才有稳态可言,才有制度之正 常运行。 以上诸原理,兄既筹建新制,便不可不察,凡参与新制筹建者,均不 可不察。否则,新设规章难免要流于形式,官僚作风难免要取代创新 精神。弟祈盼同仁相互警醒,共襄大业,为时未晚矣。 谨问时安。 弟,丁丁,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晨三时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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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里的关键词，足以反映这篇博客文章的要点或脉络。在杭州“湖畔居”与湛庐文化的韩焱和简学品茗时，我们探讨关于书的各种问题。最近两年我推荐给同学们的好书，几乎六成是湛庐文化策划出版的。显然，湛庐主人们偏好的书，也在行为经济学领域里。最应感谢的，是最近收到简学寄来的2013年湛庐译作《如何创造思维》，作者是大名鼎鼎的Ray Kurzweil，谷歌和NASA在2006年联合成立的“The Sigularity University”的思想教父，2005年《奇点来临》的作者。读维基百科英文版的介绍，此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预测未来重大事件的准确率在80%以上。当然，熟悉预测学的读者明白，此处有选择性偏差。因为，他预测的重大事件，是他精心挑选的，从无数可能的未来重大事件的集合当中选择了一些他认为最可能发生而且他相信有重大意义的。不论如何，在他列出的147项预言当中有八成以上猜对了，这就远比目前活着的其他任何未来学家的预测有更高的准确率。 Kurzweil是神童而且至今（65岁）仍保持原创能力，或许可与来自纽约的另一位神童（73岁）Kripke 在65岁以前的原创能力相比。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史称“Geek”—中译有时称为“极客”（取其不按照常理出牌之意），著名的，包括脑科学哲学家Daniel Dennett（71岁）。他们不仅成功，而且他们不依照人生常理出牌。若非如此，不算极客。因为，不依照常理出牌的人，往往失败。而成功的人，统计显著地依照常理出牌。 库兹韦尔回忆说，他的父母都是艺术家，他5岁构想宇宙飞船，早于肯尼迪总统的飞天计划。十几岁时，他的“我有一项秘密”，以电脑程序分析古典音乐的模态并据此合成新的乐曲，获发明大奖并往白宫谒见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在他的许多发明当中，包括台式扫描仪，和最近研发的盲人阅读器。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他再次前往白宫领取国家科技奖。他与谷歌签约的全职工作，关于他工作性质的界定，只有一句话：将“自然语言理解”带给谷歌。浏览1930年代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思想史以及人工智能和神经语音或文字模式识别，不难推测，这一句话的落实，极难。不过，他对未来预测的准确率高达八成，谷歌或NASA当然要相信他的这一预测。 例如，写于1986-1989期间，发表于1990年，库兹韦尔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因为，他相信诸如手机和传真机这样的新技术将迅速剥夺中央权威控制信息流的能力。后来，2005年，戈尔巴乔夫告诉库泽维尔：电子通讯技术的涌现，对于苏联民主化的培育而言，真是一项巨大的因素。 又例如，库兹韦尔预言，2000年之前，人工智能电脑将击败国际象棋大师。这一预言在1997年被证实。他还预言，那时（1985年）全世界只有260万互联网用户而且互联网只有数千个节点，到21世纪的时候，人类将生活在广域网时代。第三项重大预言，1999年发表，他相信目前的生物学人类将被未来的“精神机器”（spiritual machines）取代。精神机器有高级情感和符号能力，故而有原创性。在这部预言书里，他预言到2005年的时候，超级计算能力将可仿真蛋白质折叠（三级以上结构）。这一预言于2010年被实现，一台超级计算机在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完成了原子水平的极小蛋白体的折叠过程仿真，并且折叠和打开的过程，与实验室观测数据密切吻合。虽然，这项技术目前仍未进入应用阶段。 十年前，2002年，他在自己的主页发布预言在2010年以前电脑程序（“Deep-Fritz”）将可以在普通个人电脑上击败任何人类象棋大师。目前，这一软件的各种电脑版本，已可买到（例如Chessmaster9000），普遍相信它是能击败任何人脑的象棋大师。2006年，最杰出的国际象棋大师Vladimir Kramnik 被一台普通的多核个人电脑运行的软件Deep Fritz击败。 根据库兹韦尔自己的评价，在他预言于2009年以前实现的108项事件中，完全实现了的，有89项。另外还有13项，他认为实质上实现了—意味着在2009年前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还有3项预言，他认为部分地正确。最后，还有2项预言，实现的时间超过了预言时间十年以上。所以，绝大多数预言，准确。 关于21世纪的最初十年，他在1990年预言：（1）教室将由电脑主导，全媒体智能教材将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最适合个性发展的教程。（2）每一工业领域只有一小撮极熟练的人主导，为每一位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产品。（3）药物研发将主要由电脑仿真程序完成。（4）盲人可以借助便携式模式识别器阅读文字并借助视像技术熟悉周围的环境。 他预言，在2020年将出现“世界政府”。 在《精神机器》1999年发布的预言中，最可检验的是：2009年，大多数图书将不使用纸媒，大多数文本将由语音识别技术创造出来，智能汽车将在智能道路上无人驾驶，大众将使用可佩戴的电脑，这些随身佩戴的电脑将监督或履行人体功能（听觉、视觉、说话或表情），有线网将被无线网取代，电脑屏幕将由眼镜屏幕取代，将普遍使用三维芯片，……自动纳米机器人将发挥控制功能。 远景预测，2099年以前，最可能发生于2045年（所谓“奇点”），每一个人的脑内都可植入智能和情感的芯片，并且每一个人可以培养其中任何一款芯片成为某一种人格的人，于是，每一个人都可成为“多脑人”，在不同情境调用不同人格的脑。这一图景，相当于在目前人脑三结构之上增加了演化的第四结构。详见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那时，由于人工智能脑可以随时备份全脑和全身信息，人类个体将成为不死的个体：知识与情感都可无限延续和演化。 他还预测300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生物将思考宇宙的命运。 由于我现在关注自己的体重，就从中译本《奇点临近》摘引了这段文字： 大约在奇点之后，基于纳米生物工程技术的医学发展，将使人类预期寿命每年增加一岁，也就是说，人类将战胜时间。具体的环节，根据库兹韦尔的预测，2020年以前，纳米工程将能制作任何物理事物，而且使用最初级的原材料，量身定制，于是工业产能将普遍过剩而且永久报废。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一前景包含了颠覆性的威胁。 新书里有一段文字是批评赛尔的，很合我的意思（我从来不认为赛尔真懂得脑科学）：

这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这篇文稿的时间、地点、思想史背景。下面贴的，是这篇文稿的第二页，结语：

现在流行年终盘点，我浏览了街上出售的各类期刊，年终总结，缺一类，就是餐饮业，尤其是北京的，尤其是八项禁令之后的。这是我的本行，可能由我发表评论更合适。 苍蝇老虎一起打，最初，我的朋友们，天南海北的，都不很相信能持久。所以，2013年，我承担了一项思想工作，就是说服南方和北方的朋友们相信，这一次例外。因为，有例外之人主持哪怕是惯常之事，也必有例外的结果发生。我在这里贴出了一封信，是2007年写给老友毅夫的，那里陈述了我相信的在中国办成任何事情的两大原理，此处不赘。 例外之人主持“苍蝇老虎一起打”运动的特征，在他十几年扮演中国问题的“救火队长”中早已表现出来，用北京话说，就是“死磕”。也可以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达：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最后，我想起杜润生2002年（在他的“九号院”办公室里）听取两位社会学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调查报告之后的感慨：照此发展，我们的改革就将前功尽弃。 我们社会的官僚化，从2003年“宏观调控”开始计算，十年了。而且，如我常说的，这是一场迅速和普遍的官僚化运动，以致创新精神很少幸存。这是多大的罪行？将来总有历史学家要来清算。我常常提醒地方政府的官员，不要继续追随将要被历史清算的领导人的政策而且还继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虽然，死磕未必成功。积重难返，要改革又要不翻车。唯此，政治活动才成为艺术的。 继续谈美食。从杭州开始，餐饮业萧条。北方从来没有真正繁荣的时期，参阅我在广州写的一篇感慨文字（也贴在这里了）。西湖沿岸的私人会所，朋友带着我继续去品尝，就美食而言，我很失望，从最著名的江南会，到保俶山北侧的两家。面向大众的知味观，生意开始兴旺。北京大学校园北侧的顺峰山庄，曾以1000元以上的价格卖我们一份牛河一盘青菜外加三位的茶水，害得我和朋友连餐前小菜都吃得一干二净饿着肚子乘车回家，现在撑不住萧条，改了门面，效果如何，待查。 然后呢，下半年，北京新兴的所谓“轻奢餐”，仍是我和朋友一起，品尝了两家最著名的（容我暗点其名）。印象欠佳，甚至可以说，与价格相比，这两家餐馆提供的菜肴压根谈不上是美食。雕爷的，涉嫌炒作，朝阳大悦城的那一家，还在试运营，已经差得不可接受了，难怪服务员都要黑纱蒙面！雍和宫的，据说在台湾以素食名世，院落的装修真不错，算是苏州园林搬到了北京胡同口。服务尚可，格调与价位相提并论。菜肴，这是核心问题。我评价，50分（我给北京餐饮业的平均分数是35分），十年前，西湖杨公堤的知味观，我给80分（以后则每况愈下），参阅我那时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那时关于我“九上知味观”的报道。 低于35分的餐馆，我的观察，难以为继。我有一例，也是大约十年前，西湖东岸湖滨路口有一家季诺意大利餐厅（与北京的是同一品牌）。那时，当代商城地下一层的季诺，虽然质量非常不稳定，但仍可得到我35分的评价，而西湖边的那一家，我只给15分。果然，两年之后，倒闭。在那里接着开店的，是星巴克，不错，可以延续，但也不景气，于是二楼转给外婆家。杭州的外婆家，最好的，在马腾路，我写过，日常光景之一，就是排队候位。马腾路外婆家，我那时给的分数是65分，因为性价比实在非常高。至今，马腾路外婆家人均35元的菜肴，足值北京餐饮业人均85元的。鼎泰丰在北京算是我最信赖的一家，也是台湾餐饮，与新中关广场里的欣叶（另一家台湾餐馆）相比，管理方面远为成熟，从而菜肴的质量远为稳定。后来，鼎泰丰的朋友们告诉我，欣叶最初与鼎泰丰是同一集团的，不晓得为何分离。当然，海淀区的美食含量与它的知识含量成强烈反比关系，无奈，欣叶也是我常去的一家食堂。我给鼎泰丰的分数是65，我给欣叶的，45分。没有自己的厕所，是这两家台湾餐馆丢分的原因之一，雕爷的那家也因此少了5分，而上述雍和宫的那家，因为有洁净的厕所，多得5分。鼎泰丰人均100元，而雍和宫的人均要500元以上，与美食的水平相比，这一项，雍和宫扣分最多。回家之后，查阅了“京兆尹”的名称，感觉更糟糕，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名称呢？难道老板就是当年为500大洋被袁世凯处决的王治馨的后代？ 要有美食，依照我陈述过的两项基本原理，先要有爱美食之人主其事。这样的人，我在杭州遇见过一位，参阅我那时写的文章“杭州哈里”，里面提到一位那时在杭州国大雷迪森主持餐饮的英国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华纳文”，因烹调而被引荐给英国女皇并为查尔斯王子烹制美食。当然，我在国外遇到的，相当多，与中国的无关（例如我的文章“大厨安吉亚”）。主持美食的人，首要任务是感受关于美食真正重要的问题。华纳文告诉我，而且令我心悦诚服地相信：真正美食的诀窍，就是用你能支付的最好食材用真心做出来的菜肴。 今晨，我告诉一位老友，当我们对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再敏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官僚化了。因为，官僚化的反面就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精神。中国最稀缺的，是创新，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活动（中国大多数企业家不是在从事创新而是在从事寻租或旨在寻租的“创新”）。 关于美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食材，其次是用真心烹饪。主持美食的人，就应当在这两个地方，其一是食材产地，其二是厨房。每当我尝到美食，难免要追问主厨的姓名以及餐馆主人现在何处。厨房出口是否站着一位最资深的师傅或干脆就是餐馆主人？他必须监督从厨房端出来送到餐桌上的每一样菜肴，用最敏锐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当然还有旨在监督和维持品质的制度。不过，我们不应信赖制度，尤其是在转型期社会（参阅我写给毅夫的那封信）。 我们的官僚化是从语言和思想开始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