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这是王静，在讲第一节课。这是适合于跨学科教育的教室，也是我的“办公室”（反官僚化的学术起居室）。 最必要的创新是“教室”，我说服我的同事们接受这一创新。我告诉他们，大学里常见的教室，尤其是阶梯教室，只适合于官僚化的教育，不适合我们的新型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教学方法是教科书导向的（从而每一问题有确定的答案）而不是问题导向的（从而教师和学生对任一重要问题都不可能有确定的解答），故以往的教学并不当真需要课堂讨论。但我们的教学方法，根本性地依赖于课堂讨论——师生之间与学生之间的直接对话。因为，如前述，我们不承认任何确定的解答，问题越重要就越不能有确定的解答，学生们在未来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始终带着这些重要问题。而且，恰好因为有了这些重要而无确定解答的问题，他们才得以习惯于真正的批判性思考——习惯于为任何观念或理论的适用范围划界，从而他们能够形成对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判断力。             我在浙大和东财的“办公室”，一律由我妻子负责改装为“学术起居室”并由全体教师共用。起居室，源自希腊文，意思是“院落”或“广场”。在我的学术起居室里，通常，沿两面墙摆放几张桌子和十几只椅子——最好是原木的，至少也要符合简约主义原则。室内最大的空间，留给一张白板或黑板。起着隔间作用的，是一个 L 形支架，摆放我们的咖啡器具，和几张高凳。一望而知，这是“讨论”而不是“办公”的场所。             上面这张示意图，我在 iPad 上画的，为了向博士生们解释我们的新教室的格局。这是我的学术起居室改为教室之后的样子，正前方的大黑板上挂着博士生们绘制的心智图——全部 180 课时的教学，学生们必须始终面对这幅图，从而时刻提醒自己每一具体知识模块在全图中的位置和作用。             左侧是白板，主讲教师可以推演公式。中央是一张椭圆形桌子，上面有一台电脑，另一名教师可随时向同学们显示讨论题和实验课主题需要使用的各项数据。我们有七位教师，假设其中一位是这节课的主讲，其余六位可分别与三组学生围坐在三组桌旁。 我们每年招生约 30 名，根据考生经济学和数学笔试及综合面试的成绩，初步将他们分为“经济学组”、“数学组”、和“金融学组”，每一组由相关科目成绩最优秀的和成绩最差的学生构成。每次讲课，我们从各组随机选择一名学生。 这样，白板前面有一名教师和三名学生，先讨论当天发生的问题，然后讲解相关的知识模块。每一名学生，在 180 节课当中，有六次机会到白板前面和教师一起讨论问题。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40% ，这六次讨论各占总成绩的 10% （可根据小组讨论和实验课的进度适当调整）。因为是随机选择，全体同学都要认真参与讨论。随机的另一重大优势在于，心理学研究表明，由随机性导致的竞争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直接竞争那样的负面情感。我们没有预先准备的讨论题清单，因为许多讨论题是即兴的，与当天的股票市场和宏观政策有关，也与学生们在自习和小组讨论中遇到的困惑有关。

儿童教育政治学 在凡人与天才之间 汪丁丁               人皆有潜在天才，这是现代遗传学（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主流的见解（参阅 David Shenk ， 2011 ，《 The Genius in All of Us: When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Genetics, Talent, and IQ is Wrong 》）。传统的“优生学”见解早已被放弃，但只在晚近二十年里，遗传学的事实才逐渐说服我们放弃“天赋 – 教养”（ nature-nurture ）两分法的见解。至今，劳动经济学家仍试图，例如借助“同卵双胞胎”数据，分离人力资本当中的“天赋”贡献和“教养”贡献。根据“天赋 – 教养”两分法的见解，决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首先是遗传因素，聪明的孩子不必投入很多就可毕业。所以，家长在愚钝的孩子身上投资是不完全理性的行为。然后，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之上，后天教养可以有或多或少的贡献。所以，在计量天赋与教养各自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时，我们使用的基本公式是“人力资本 = 遗传因素 + 教养因素”。换句话说，基因在前，环境在后。这是典型的遗传学谬误。修正之后，基本公式是“人力资本 = 遗传因素 x 教养因素”。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乘法关系，可以相互强化也可以相互抵消。这一现代见解，与 1970 年代以来的“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 the coevolution of gene and culture ）学说联合起来，彻底重塑今天的教育理论。根据“基因 – 文化”共生演化学说，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是双重遗传——基因的遗传和文化的遗传。例如，酗酒的母亲对子女未来的不端行为有统计显著的影响。类似地，家庭暴力对子女未来的暴力倾向有统计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孩子因遗传而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也可影响母亲，导致双向的恶性循环，所谓“共生”演化。             受到上述两大学说的重塑性影响，在二十一世纪的教育视角下，人的智力和行为，与环境和文化互动，于是影响人的智力和行为，……。教育，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在细胞水平，这一动力学被描述为“基因 – 环境 – 蛋白体”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构成一个“动力三角形”，由此决定了细胞的性状（在宏观水平上则是有机体的智力和行为）。请注意，人体细胞大约每星期可完全更新一次。“基因 – 环境 – 蛋白体”的交互作用导致的改变如果持续十几天，就可能改变人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一种新的行为，可以在十几天里，从不习惯到习惯。例如，人类的短期记忆，即在几秒至几十秒的时间里可以记住的互不相关事物的数量，平均而言，是“七”，所谓“神秘的七”。所以，我们有能力在几秒内重复刚刚听到的七位数电话号码。两位重要的智力研究家，在匹兹堡大学的一次实验表明，一名记忆力和智商以及其它指标都位于平均值的大学生，经过 35 天的“短期记忆”训练，他的短期记忆力，从神秘的七，迅速增加到不可思议的“八十”。我要问每一位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在几秒至几十秒时间内可以记住八十位数的密码，你惊讶吗？不难想象，绝大多数家长将迅速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天才”。这就是上述实验的力量所在，它要向家长们表明，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能是天才，只要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试着背诵“圆周率”： 3.1415926 ……，为什么大多数人毕生可以记住的圆周率是小数点后面的“神秘的七”？记住，大多数人只要一个月的训练，就可记住小数点后面“不可思议的八十”位数。             脑科学家研究天才儿童发表的一份实证报告表明，数字方面的天才儿童超常规地激活小脑的空间想象力和视觉想象力，他们表现出一种计算的激情，从而小脑和视觉脑区能够高速联接与运算有关的其它脑区。怎样确定儿童在数字方面有天才？出现在这一研究项目里的天才儿童（他不是中国人）可以在几秒时间里心算任何数字的五次根，达到惊人的精确度（例如小数点之后不可思议的几十位）。        训练的时候，脑细胞怎样改变？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提供了一些脑图和照片，显示出脑内细胞水平上的改变，大致而言，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数目迅速减少但保存下来的链接显得非常粗壮（具有很高的鲁棒性或抗干扰性）。这些特征意味着，训练可以形成“直觉”——只根据微妙的信号改变而迅速链接原因与结果。             现在，请注意上面报告中说的“激情”，没有激情，脑区之间的链接速度就很平凡。激情来自兴趣和注意力，与教养密切相关。我批评“狼爸”和“虎妈”的教养，因为这样的父母很难使孩子对任何训练有激情。家长怎样诱导孩子学习，这是一种不很肮脏的家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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