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大家早上好，很抱歉我要看一下稿子，最近领导批评开会念稿子，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领导批评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我是自己写的稿子，应该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启改革的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 30 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可以摸，现在又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信号。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趋势已经存在了可能性。十八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了，接下去要讨论是如何推进改革？改革刚才吴教授讲了，是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改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所以，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有必要。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还在于改革的难度，和 1978 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的多，因为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是当年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都没有碰到的问题。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共识缺乏， 1978 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 1978 年困难很多，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的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要打压，不要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设计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 1990 年代中期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它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个国家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就时间表而言，恐怕只能是有头无尾，也就是宣布具体某项改革开始的大致时间，而不限定完成的日期。因为从改革过去的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要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为了强化，我的观点还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重要性在于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就是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展开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使得民众能力积极的参与改革。除此之外，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我们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我们设想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区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 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因为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在这里展开，法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风险也比较高，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利，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我只是讲一下，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你要说路线图，我想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了，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你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 GDP 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 GDP 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这是第一。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谢谢大家！     （许小年教授12月19日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十八大以后,北京吹来阵阵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新启动改革的希望，虽然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人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能摸，现在又都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有了可能性。 　　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在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改革将一事无成。 　　路线图的重要性还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社会与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阻力可想而知。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缺乏共识。1978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在社会大乱和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人心思变，改革成为党内外的一致共识。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改革的难度越大，越是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提高政府改革政策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事先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事件所表明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如果不打压、不禁止就已经很好了。除了涉及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和外汇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靠基层的试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 　　权衡考虑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创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在市场上有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新制度产生和它的演进过程事先都很难预料。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给出方向和目标，以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关于时间表,或许只能是“有头无尾”，比如宣布某项具体改革大概的开始时间，但不限定结束的日期。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用计划思维搞改革，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也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新的改革委。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党中央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一个教训就是改革依赖部门制定案，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范围，增加部门掌握的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法律、政治和经济三个子委员会，分别负责这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的方向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权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这些课题留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下面主要讲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粗略的设想，尽管这些改革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构成了腐败的源头。因此，政府退出经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政府退出经济，就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只增不减。减税的同时要大幅地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和冗员的工资支出。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为此必须提高财政的透明度。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每年收了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纳税人几乎完全不知情。在人大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可适当和逐步增加地方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不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化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一说监管，又变成政府管市场、管企业了。Regulation是“规范化”的意思，企业、个人、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要符合规范，根本没有管理的含义，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英文词翻译得不准，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变成了监管。约定俗成，仍叫监管吧，监管改革的原则是，凡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要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为了减少监管，需要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地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促进城镇化，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领导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改革需要实干，但我想修改下半段，把“实干兴邦”改成“实干兴民”。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强国兴邦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地发展。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 2013 年 2 月 18 日）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40 万亿，相当于 2012 年 GDP 的 80% ；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 – 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 3 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 8% 的速度至少再增长 20 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 30 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 1978 年的 18% 上升到 2012 年的 53% 。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 35% 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 1980 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1.  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2.  社会分工效应。早在 200 多年前，亚当 – 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3.  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4.  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5.  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 1 ）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 2 ）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 3 ）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1.  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2.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 18 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3.  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 1990 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4.  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  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作为保障房方案的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6.  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7.  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来源：经济观察报）

把城镇化当作救命稻草，其实它不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经济政策，你可以把城镇化当成一个经济政策来拉动内需、来刺激投资，完全理解错误。城镇化是经济逐渐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 　　你想像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是到不到20%啊，大概也就是20%左右，去年官方数字城镇化已经突破50%了，3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的增加，你回忆一下政府出台过什么政策吗？没有，有规划吗？没有，有配套政策吗？没有，有学者讨论吗？甚至都没有。为什么城镇化从20就上到50了呢？ 　　实际上城镇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政府不可能用城镇化当灵丹妙药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提高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农村改革，第二种，民营经济的发展，两件事提高了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结果，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出现的。 　　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僵硬的计划体制下给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以后，劳动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开始自由流动，所以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计划体制下城镇化是提高不了的，因为农民被这个计划体制死死的拴在土地上，死死的拴在他的家乡，他动不了，不允许他到城里去，他在城里没法谋生。一个农村改革，农民开始自由选择行业了、选择工作了。不会被拴在土地上了，而且因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计划体制下这些资源都被固定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发挥他最大的效用，把他打破了以后这些资源开始自由流动，自己去配对，资源的流动，寻找更高效率的地方，城镇化就这么起来了。 大城市病根源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 　　资源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这一次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那就要取消户籍制度，现在农民进城以后很多的社会服务他没办法享受，现在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农民，土地也要自由流动，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国进民退，民营经济发展不了，国有企业能再吸收一两亿农民工吗？行吗？你自己算算，我们民营企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是50%，但是他就业的比重75%以上，75%以上你要明白。 　　所以农民进了城以后，你要想让他住下来，我们现在讲首先第一步解决现有农民工变成居民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更多的农民进城，他的工作在什么地方？你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你要，让他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就要求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而更高的效率来自于市场上的这种重新的组合，更加自由的流动。所以不光是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土地也要自由流动。 　　取消户籍制度有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说取消户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想像的，北京这个城市砰一下就要膨胀多少，但是你问一问，为什么北京会变得这么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你得问问这个问题，因为北京不公正的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大家全往北、上、广跑，特别是往北京跑。 　　有人担心超大城市的出现，如果大家全自由的话，他们不去研究一下超大城市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家首都经常成为巨大的贫民窟，为什么？因为首都享有特权，发达国家的首都都是小城市，发达国家不是往华盛顿跑的，他往纽约跑，纽约不是首都，你老用户口把人挡在外边，你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人家打破脑袋也要进来。这个问题如果要从根源上找的话，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第二，跟着的就是担心向城市集中之后公共服务跟不上，地方财政没有这个财力。地方政府的财力完全是够的，问题是现在他们没有用在正道上，地方财政的支出现在大头两个，一个叫投资，一个叫养人，你看他养了多少人，他永远钱不够用。你要不大规模的去裁减冗员，地方财政、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永远钱不够，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做投资主体呢？不应该做投资主体啊，你建那么多大桥、你建那么多机场。这是因为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正确的去界定，所以财政老觉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不够，钱不够，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钱为什么不够啊？因为在那方面花钱他没积极性，他花钱的积极性在大投资项目上。 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像吸毒不戒毒无解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地方财政的收入这一端，刚才我讲的是支出这一端。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困难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你把土地财产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过不下去，财政改革迫在眉睫，你不改革财政什么城镇化，你改革财政就是为了创造资源更加自由流动的条件和环境，城镇化才能起来。只要资源一开始流动以后，他往哪流、流多少你不用管，市场全给你解决了。 　　我强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改革都是很关键的改革。（这两个改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改变目前的利益格局，是要动政府的奶酪，所以非常困难，你要想动政府的奶酪你试试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是从市场化的改革，你不是看我们国家城镇化怎么发展过来的，而是抱着过去几年间这种政府操办的思路去做，会产生什么结果？会第一，使城镇化举步维艰，城镇化做不到。为什么？基础设施的投资我问问你钱从哪来？ 　　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中央财政还有一些余力，地方财政非常紧张，地方财政如果不紧张的话，他不会死死地捏住土地财政的，而城镇化又要动土地财政，你不是自相矛盾嘛。地方财政如果没有钱的话，他只能够去吃银行。 　　4万亿政府花钱是不讲效率的，到最后我们中央政府监管当局都感到这个东西这么弄下去有问题，所以禁止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禁了一阵又禁不了，为什么啊？一禁来以后GDP就掉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形成对鸦片的依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戒毒，不戒毒这个局没解。 　　保障房将来有很大的问题，保障房的地段稍好一点的就变成了寻租工具，而保障房那个地段不好的将来是空城，没有人去，资金怎么回收？你如果是用银行贷款做的资金怎么回收？政府去建的保障房，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劳动力是怎么流动的、是怎么分布的，哪些地方建的房子可能有人，哪些地方建的是没有人住的，这都是在市场上经过不断的试错，有多少地产开发商去做市场调研等等，最后他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楼盘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要赚钱啊，政府不管，必须保障房多少套盖起来，我找个地方盖起来，完成任务再说，将来有没有效益不管的，你看保障房将来全是问题，你还想更大规模的搞这种东西，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你再怎么投。 （新浪财经采访）

         经济转型需要傻一点的政府。政府太聪明后，天天算计企业。企业被搞得痛不欲生。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都是比较傻的，政府比较聪明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      我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点疑问都没有。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或者是企业里面做管理的。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是最丰富的，世界上罕见的。      在广州、广东可以找到粤商，福建可以找到闽商、往上有浙商、苏商、徽商。企业家的资源丰富，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看，只要我们放手，让企业家创造，他们可以适应市场上多么严峻的挑战，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政府，担心的是特别聪明的政府，政府不要说给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现在干预之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在改善，是在恶化。恶化在什么地方，跟我们讲创新和转型是非常有关系的。　　     第一个是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只是产权保护的一种，我说的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你要让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下去，不要让它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要用法律的形式做出可信的承诺，要让企业感觉到。我的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他才能够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要重庆事件重演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发生，哪个企业家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不能安心地经营下去，转什么型，根本不考虑长远，就考虑今天可以赚两个钱就可以了，明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明天来一个打黑或者是黑打，财产没收，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去，怎么可能有长期的打算，从而经营自己的资产，会是另类的转型。      我现在已经看到另类的转型越来越普遍，另类的转型是什么，就是移民，这也是属于转型。企业家跑了，不好玩了，为什么，因为规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了，感觉到不安全了，不仅仅是企业家移民，高薪白领都在移民，政府要考虑产权保护到底是怎么样去做。      第二个转型是不健康的转型，但是我不责备企业家，我责备政府。纷纷放弃实业，转向投资，不做实业了，没有办法做了，太辛苦了，工商税务、计划生育、环保、街道，一天到晚来骚扰，我实在是无法应付，算了吧，我做投资，这样轻松一点，让别人处理这些头痛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税收要完成有困难，于是各地的税务主管部门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查祖宗三代，欠税补交，这还说得过去，还要借税。这么折腾的话，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有安全感，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里经营下去，所以我说产权保护是当务之急。      产权保护中涉及到创新的，有知识产权保护，就说到司法机构，我们的司法机构现在怎样的情况，民谣中说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了被告。”政法不分，司法不独立。不独立的司法，你让大家到哪里去找公正，到哪里找正义？司法体系能够维系正义，一定是独立的，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现在企业打官司，打的结果是什么，政府在后面，政府在法官后面，法官判决不是根据市场来的，而是根据政府领导的意思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司法不能保护产权，不能够保护知识产权的话，谁去创新，谁都去偷，偷了吃官司没有关系，可以找政府摆平，结果大家都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大家都去偷，偷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做原创，你的创新就没有了。      （此为2013年3月31日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的演讲，来源于财新网）